法国在金钱大离散那个年代选择最小的抵制路线，而英国则选择了最大的抵制路线，法国的经验比较好，虽然不能证明是高超的智慧。如我们所知，法国具有超越一切不幸的倾向。英国严重依赖对外贸易，是一个难于管理的国家。因此，英国的经济政策要比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好些，常被视为拙劣的英国表演，实际上反映了英国的任务是何等艰难。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这10年中，英国人经过大量思索和探讨之后，却做出了越来越糟的事情。
在英国，如同别处一样，价格在1920年和1921年下降，因为战时物资短缺得以克服，预算又得以控制，繁荣结束了。失业率在以前微乎其微，1921年上升为劳动力的12.6%，翌年平均为10%，此后继续下降，价格稳定或上升，如工资一样。一切似乎都在恢复正常，或按照哈丁总统文理不通的说法，恢复到美国人当时称为的正常状态。(1974年，尼克松总统辞职后，一位词典编纂人谈到了恢复正常。)1925年做出了恢复金本位的决议。
这项决议由于随后受到许多评议而更加引人注目。在英国最伟大的日子里，英国货币和黄金不能兑换，其实谁也不比谁差。不论在经济还是在其他方面，一个国家要想继续保持昔日的辉煌，重建国威乃是自然之举。谁都没有像当时的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charchil)一样，更易于接受关于这些昔日辉煌的思想，对他来说，昔日是生命本身的一部分，是家庭声誉和个人收入的一个丰富的源泉。1925年4月28日，他在对议会的演讲中，宣布恢复金本位是一个丘吉尔时机。他观察到自治领地已经开始或正在开始重建金本位，因此在整个大不列颠帝国都将采取“完全一致的行动”。这一举措的成功在于有美国的支持——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提供2亿美元，j.p.摩根提供1亿美元。结果将是国际贸易和帝国内贸的大复苏。此后用金本位统一起来的国家“将一起变化，像港口里舷门联在一起的船，与波浪一起上下起伏”。黄金的一个小缺陷在于它只能用于出口，因此再不会有金币了。《纽约时报》翌日报道说：“根据在投票厅所表达的意见”，财政部长的演讲是“在高手林立中最好的演讲之一”，“真不愧为议会著名的演说家”。该报用醒目的标题说明，丘吉尔的建议使“议会和国家达到热情的高峰”。16年后他将扮演重要角色，谁也无法令狮子如此怒吼。1925年，他和他的演说无疑成了一种不幸。
他们所捍卫的一个错误在于，把1英镑恢复到123.27优质黄金谷的战前含金量，其旧汇率为4.87美元。1920年，英镑降低到建立在黄金基础上的3.40美元。虽然英镑自那以来有了升值，并且仍在升值，但战前黄金含量和美元汇率实在太高。这是因为对这些汇率来说，英国价格实在太高了。由于英国的物价高，任何有美元或黄金的人都可以将其换成英国对手之一的货币，在那里购物会从中获得较多的好处。英国人按优惠的丘吉尔汇率把英镑换成美元、黄金或其他货币，在海外购物也同样可获得较多的好处。1925年，这样做所获的价格便宜约10%。出口如同所有时期一样，对英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其他同等的情况下，英国的煤、纺织品和其他成批生产的产品按新汇率只会变得竞争力强，如果其价格下降近乎10%。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过程。
煤的情况特别令人不快，矿井仍属于私有，设备简陋，往往被心不在焉地管理和操作着，管理者和操作者是受虐待的、愤怒的、智慧非凡的劳动力。较低的煤价只需支付较低的工资。丘吉尔也认为煤炭工业会出问题，他将其归于煤炭工业的贫困状况。他大胆地用隐喻来取代思想，断言汇率与煤的麻烦如同与海湾溪流一样没有关系。凯恩斯立即把这个断言形容为“低智能”的断言。
虽然其他人有疑虑——包括英国中部银行总裁、前任财政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reginaldmckenna)费了好大劲儿才在董事会上提出了黄金政策——反对丘吉尔的说明是由凯恩斯领导的，这是一个简单的说明。英国承认，按过去一样的比值恢复金本位，必须得忍痛削减价格和工资，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停滞和失业上升，所有这一切就是社会不安的一个重要缘由。但是，凯恩斯带着怜悯之心做他的说明。他急于想弄明白，为什么丘吉尔这样声名显赫的人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件蠢事”。他按照一种惯例为他开脱了罪责。凯恩斯解释说，丘吉尔“没有直觉判断力来避免犯错误”。“由于缺乏这种直觉判断力，由于传统财政学的鼎沸的声音震耳欲聋；尤其是……他受到了他的专家的误导。”怜悯的性质有时会受到一点儿扭曲的。
凯恩斯实际上并没有因为怜悯而受到原谅，后来的事件甚至使他更无法推卸责任，因为有声望的人们自然会知道，有一个对他们自己的显要地位构成真正威胁的人。在随后的4年中，英国价格一直受到压制，失业率高——占劳动力的7%~10%之多。这是一个英国商标。在这些年中，辛克莱·刘易斯公司已退休的汽车巨头塞缪尔·多兹沃思(samueldodsworth)，来到伦敦，除了想看看西敏大寺之外，还想看看处于被救济状态的兰卡郡纺织工人。
半个世纪以后，难以想象可以马上通告有组织的工人降低工资的一个时代。这在1926年，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当矿工被告知他们的工资将按货币政策减少时，可想而知，他们会罢工的。矿主预先有准备，他们用关闭矿场的办法来对付罢工。为了支持矿工而发生了大罢工，大罢工持续时间不长，从许多英国人的不幸来看，确实有许多英国人幸灾乐祸。在主张采取有益态度拥护法律、秩序、宪制政府并反对暴君专制的人当中，就有温斯顿·丘吉尔。这仍然是海湾溪流的原因所在。但是，矿工罢工持续了整个1926年，才最终被破解。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出口停滞不前，英国国家银行的黄金地位面临危难，需要向美国寻求进一步的支持。
凯恩斯由于在《凡尔赛和约》所犯的错误而仍在遭人白眼，虽然现在人们也承认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有许多优点。由于他的深谋远虑，现在需要他踌躇满志地领导一个保险公司，写作，发展人文科学，随心所欲地教书，他可以代表自己和剑桥大学皇家学院悉心探索，他成了该学院的财务主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才变得如此严重，以致允许他重新进入政府部门。而丘吉尔则活得心宽体胖，关于货币的错误判断只是一个有趣的陋习，甚至在众人皆醒他独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所有人都一致认为他犯了一个错误，这对他的生涯未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这与他早期支持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所选择的更可靠的立场形成了鲜明对照。
到1929年，失业在下降，产量在增长，虽然两者的速率都不大。英国央行的黄金地位依然岌岌可危。随之就出现了美国的萧条和暴跌。至少部分是由于1925年决议后出现的不幸，英国现在有了一个劳工政府。该政府对正统的财政学的喧叫的免疫力也不比前任强多少。1931年8月23日，拉姆齐·麦克唐纳得悉，从一个美国银行财团得到一笔贷款将大有希望，如果所提议的预算削减——包括对失业救济的削减——得到内阁和民众的支持的话。内阁少数成员随后提出抗议，因此麦克唐纳辞职，由自由党和托利党构成了联合内阁。1931年9月，按《金本位法案》应支付黄金的合约被中断。
从某种意义上看，丘吉尔获胜了。由于社会主义者在这样的问题上有自卑感，在他1925年的行动消除了来自左派的全部威胁，使其在15年内不得抬头。1925年恢复金本位，也许是当代有关货币的最具决定性破坏作用的行动。
美国战后的繁荣蒸蒸日上，从1919年顺利跨入1920年。随之发生了严重的萧条。联邦储备系统的作用在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而实际上却至少对两者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价格在上涨，对商品和土地的投机在继续，但联邦储备使利率保持了较低的势头。商业银行可以自由向联邦储备银行借贷，以满足客户投机的或其他的需求。仍不得不出售债券的美国财政部却支持这种软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肯定是由于担心谨慎的人会戳穿这种骗局。随后，他们本人由于崩溃而受到指责。最好是听其自然，任其发展，如此而已。
1920年初，随着军事需求的完结，战时短缺被克服，海外订货再也不需要美国贷款来维持，因而物价平稳并开始下降。这个转机一出现，联邦储备就恢复了往日的勇气。再贴现率达到6%的空前水平。储备银行为其他银行提供的贷款由一直增加的状况转为逐渐减少，随后又猛然下降，1921年的贷款水平还不到1920年的1/2。从1920年中开始，美国被许多人认为是在历史上到那时为止的最严重的萧条。联邦储备面对这第一个重大考验，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普遍认为是它促进了繁荣，使萧条进一步恶化。这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毛病。
1920~1921年的萧条不久便结束了。但在其短暂的时期里，显示出一个含有严重的不祥之兆的价格行为模式。美国经济再不以相同的方式对通货收缩和萧条做出反应了。农产品价格表现出的趋势在于远比工业产品价格下降快、落差大。1921年，非农产品的批发价格平均为1914年水平的158%，农产品价格仅为这一水平的124%。显然，不同的势力在对这些价格发挥着作用，一种明显的差别在于农产品的价格是在许多买卖者不受控制的市场上定的，工业产品价格是在销售者寥寥的市场上定的，因而非常牢固地被私人控制着。这种差别和这种控制最终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
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长达10年的农业上令人不满的局面。另一个是价值守恒定律的成立。农业领导很快就看出，重要的并不在于农业价格水平，而在于这种水平与其他价格的关系。由此可以认为，战前农民支付和接受的相当优惠的价格关系，是农业政策的自然而正当的目标。战前农产品价格随着自那时以来农民支付价格的增长而增长，可以说是等价的。最后一个次要的后果在于怀疑联邦储备可能引起农民的不满——对中央银行可能会给农民带来不幸的长期恐惧又稍有恢复。
1920~1921年的萧条，第一次用非调控的银行业的混乱状况、由此而产生的失败以及联邦储备系统的应付能力，来考验整个民族的厌烦情绪。这种考验也遭到失败。1921年，505家银行倒闭，比上年增加3倍多。倒闭的数目持续上升——仅在跨过1929年的2年间，数目比1921年少。大多数倒闭来自小的非会员州立银行。旧的妥协依然存在，允许农业地区发行不定期借贷，增加储蓄和货币，农业地区认为这符合他们的需要，结果也是如此。但是，数目相当多的且正在增长的倒闭来自联邦储备系统的成员。它们规模大，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占倒闭银行储蓄总额的比例为1/3，在其中某些年中，该比例达到一半。
尽管期望很高，但是美国仍没有一个机构来监督银行工作，承担有太多人来取硬币时的援救工作。实际上在这些年中，联邦储备似乎并不认为银行倒闭属自己的管辖范畴。“每年董事会都报告令人忧郁的数据……只能使自己认识到倒闭数目过多的是非会员银行，而不是会员银行，是小社区的银行……是农业地区的银行，而不是工业地区的银行。”这也是一个不祥之兆，预示在下一个10年中每个地方银行，不管大小，不管是会员还是非会员，都像是在旋风中倒下的树一样。
随之对新的美国货币调整的首次检验并非不明确。19世纪的经验并没有进行总结。现在一个更为严厉的检验已准备就绪，为有名望、有地位的财政人物安排生活的人并不安于平静。
1921年的萧条之后出现了8个好年头，但这并非对所有人而言。农民牢骚满腹，怨声载道。工人工会在1921年萧条期间，实际上被该萧条所毁，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不用说还有妇女，都没有发言权，都不能把自己的不满和盘托出。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令人欣喜的外表下面隐藏着缺陷。在1922~1929年间，工资和价格几乎是稳定的。产量和生产力都在增长(在20世纪20年代，制造业工人人均产量据估计增加43%)，这意味着利润在增长。对84家大生产公司的抽样调查表明，其纯收入在1922~1929年期间几乎翻了两番，其股息支付翻一番。所得税不断减少这一情况，意味着富裕阶层用于消费或投资的收入额大大增多了。必须得把这种收入花掉，或用于投资。如果说有任何事物阻止这种消费或投资，那就是需求跟不上，而且还另有麻烦。
消费和投资都是有懈可击的。富人的消费会减少，如果他们受到严重的恐吓——例如，来自股票市场严重暴跌的恐吓。他们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是以国际贷款的形式给德国城市，给南美共和国家。这种投资会出现许多问题——革命、赖债以及得到支付利息和本金所必需的黄金和美元的困难，这些都会引起投资者的恐惧。许多国内借贷用于当代金融天才的新事业——范·斯沃林根斯(vansweringens)公司的铁路、塞缪尔·英萨尔(samuelinsull)和霍华德·c·霍普森(howardpson)的通用产品、伊瓦尔·克罗伊格(ivarkreuger)的多种神秘的经营。所有这些都涉及控股公司的一种复杂而有时又难以理解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游公司发行债券(并且情愿用股票)为经营公司购买和占有下游公司的股票。用极少的投资就获得控制权，也意味着，如果股息向上流动受到阻碍——必须得以此来支付债券的上线利息费用——债券受到拖欠，整个结构在倒闭中崩溃。随后再没有外来资金可以用来投资，遭受这种损失的人也不会在别处大量投资。
控股公司的创立连同投资信托公司一起是20世纪20年代的奇迹，使之得以完善的人是时代的巨人。其创立者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联合企业、经营投资公司、发展投资公司、沿海投资公司、不动产投资信托公司，以及它们的建设者和破坏者，这种建设者和破坏者为六七十年代的财政局面添彩，随之又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