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主要目标，金本位的意向在于统一各国的经济工作和政策。它在短暂的居统治地位期间起到了这种作用，假如英国生意兴隆，物价相对稳定，那么商品就会流入以供销售，黄金就会流出以供支出。注意这种外流和英国央行所强调的效果，导致了商业银行储备减少，利率上升，由此而来的贷款缩减，价格下降，产量和就业下降。与此同时，黄金到了巴黎、柏林或纽约，就起到了一种相反的、特别令人振奋的作用，使那里的贷款扩大，商业活动扩大。这种扩大和相关的价格上涨最终导致黄金从这些国家流出，再度重返英国。这些运动在各个阶段都被资产者所预料，并使之加速，他们要移动自己的资金，从高利率和价格中牟利。这种筹划在教科书中运行得比在现实世界中更为精密，在中央银行学说的概括者心目中所具有的匀称美，超出了实际处理这些问题时人们的行为所显示出来的。但是，不容否认，金本位(被公认的预算平衡的财政道德水准所加强)对协调不同国家的经济行动是一项明显的筹划。
它也有一个明显的缺陷。这就是在国家主义不断增长和要求政府负责经济工作的趋势不断增长的这样一个年代里提出的条件：国家主义的本能和国内经济管理都必须服从一种客观的、国际的机制，这是一种能引起许多困苦忧伤的机制。这是一种黄金支持者不承认的缺陷。他们把政府的轻蔑看成是未承袭政治家的道德风范，这就促使他们缓解了黄金所造成的紧张状况。政治家的道德风范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这一点在当时没有被认识到。
正如方才所提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除美国有些例外，其他所有主要的参战国都放弃了金本位。于是，现在不必担心外国人把储蓄或钞票换成黄金带出国，受到警告或贪婪驱使的公民也不会冒风险背地里干类似的勾当。因此，国内政策不再受制于唯恐黄金流失了。由于黄金不会离开，因此其损失不会减少银行储备，不会减少银行储蓄，不会减少钞票流通，所有这一切都会抑制生产、物价和就业。换句话说，每个工业国家现在都可以制定自己的国内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反映了其倾向性或需求，不直接关心其他国家正在做什么。依金本位所强行的戒律不复存在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5年中，特别是在其直接的余殃中，工业国家以明显不同的方式来开掘这种新的自由。法国人遵循最少抵制的路线，总体来看取得了最好的效果。英国人遵循最大抵制的路线，由此而产生的自我创伤的痛苦也是巨大的。德国人如此处理问题或如此屈从环境，以致造成了现代最大的通货膨胀。美国把误管和非管结合起来，造成最严重的萧条。在整个货币史上，20世纪20年代的10年——后续几年仍可感觉到应有的后果——也许是最有教育意义的。
在除俄国以外的主要参战国中，法国是唯一蒙受重大物质灾难的国家，一条可怕的伤痕基本上是五英里宽，有些地方往往更宽些，它穿过整个国家，从多佛海峡一直伸延到瑞士边界。其中有一片死寂的地带，处处是千疮百孔，遍地为战争废墟，许多地方偶尔有未引爆的炮弹导致人员死亡。如同在英国和德国有整整一代工人在战斗中丧生一样，在法国的死亡者主要是相应的一代农民，而不是工业无产者，因为动员农民上前线及其死亡对经济危害较小。养活致伤致残的人或由别的原因而不能自立的男女，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法国有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他们可以无须代价而着手重建。他们最深的信念在于，应该而且将会迫使德国人付款。这也并非完全由于法国人生来就易于(如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相信的那样)误解经济学的范畴。50年前，在普法战争结束后，德国人就向法国索要总数看来十分巨大的50亿法郎。法国人24个月后集资付清了。
由于德国人要赔款，法国战后政府应该贷款来着手重建工作。德国人的钱进来后，贷款就可以偿还。基于这种认识，法国人满怀信心以空前的速度进行重建工作。
由于鼓励借贷和消费，价格上涨，1920年和1921年战后的繁荣在英美突然崩溃，上涨幅度大减，但仍在继续上涨。1920年7月，法国批发价是1914年水平的5倍；到1922年7月，法国降至战前水平的3.3倍。1923年，全世界对占领鲁尔做出憎恶的反应，筹集军备采取武装行动显然是困难的，加之德国在那一年又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德国人对赔偿的希望消失了。这根维持信心的支柱被推倒后，通货膨胀大幅度上涨。1924年的价格水平是1914年水平的4.9倍，1926年7月高达8.5倍。法国人自然会认为持有除法郎以外的其他通货是明智的，在这个通货膨胀的非常时期，可以得到很稳定的货币——美元、瑞士法郎，甚至英镑。因此，在法国价格虽然上涨，但人们把法郎兑换其他货币时，其兑换值甚至下跌很多。紧接着战后的日子里，法郎仍反映了美国贷款和供给的存在，对美元的比是5.45︰1，随后法郎以不规则的速度下跌，到1922年底对美元的比率为13.84︰1；到1923年为19.02︰1。
与价格上涨相比，法郎有较大的跌落，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的头5年中，对于旅游和购物来讲，法国是一个便宜得惊人的国家，法国人把有些物价的上涨归于便宜货追逐者的流入。巴黎人把信念付诸行动，在1929年的一天，在巴黎街头成功地袭击和驱逐了一车美国游客，认为是他们抬高了生活费用的价格。
在1919~1926年期间，法国实际上是极度繁荣的。除了凡尔登周围无法恢复的地区以外，法国所遭受的破坏得到了恢复。(大战役所涉及的面积之小，往往几乎令人以难以置信。凡尔登战役所用到的面积仅仅比伦敦公园稍大一点儿。)工业发展在许多地区是迅速的。1929年钢产量，当时受德国偿还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钢产量影响，是1913年的2倍，是1921年战后不久产量的3倍，人们关注的是价格，我们再度看到了人们对货币的态度具有周期性。遇到通货膨胀，人们渴望价格稳定；如果价格稳定，那么高税收、呆滞的经济、失业又构成了较大的威胁。法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经历也揭示了一个密切相关的原则：如果繁荣存在，这就会被视为理所当然。随之，注意力便集中在价格行为上了。如果物价稳定，人们又不去想产量和就业是否适当。看来，人们未得到的东西是十分重要的。
在20世纪20年代，没有稳定的物价，法国人感到特别需要物价稳定。这种愿望由于通货膨胀不能挽救经济的信念而变得强烈，这种信念当时甚至在最老于世故的人的圈子里都很流行，通货膨胀变得糟透了。这些年中，两位主要的法国经济观察家确实吃惊地报导说：“通货膨胀对工业发展有促进作用，这种解释适合战后法国的经济事件，尽管乍看起来是矛盾的。”这是一种激进的思想。
虽然法国人渴望有稳定的物价、可靠的法郎，但并不渴望使这些得以实现的措施，特别是对税收和对借贷的限制。一位观察家在该年代早期，很可能预测到法郎将步马克的后尘，但实际上却没有，这仍是一个不解之谜。但是1926年，以雷蒙·彭加勒(raymondpoincare)为首的一个新的民族统一部宣告成立，发誓要拯救法郎，大体上是要实行税收，控制商业借贷以达到这一目标。虽然不久就对税收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但是，人们确信这是严肃的。由于这一信念和国家的整体福利，也同样由于具体行动才出现了成功。物价开始平稳；法郎对外汇的比率也很快就稳定下来了。所谓的法郎战役非常出乎意料地取得了胜利。一位法国历史学家不无道理地把这些年法国政策称之为“一个错误海洋上的理智之岛”，原因在于做眼下显而易见的事情——并且在于如从前一样，认识到法国的经济是不易破坏的。
在稳定时期，如从前一样，法郎对其他货币的贬值大于法国价格的伴随性增长。因此，法国仍是一个购物的好地方、销售的困难地方。1928年，当时法国的福气在于有大量黄金，恢复了金本位。但是，法郎只能兑换金锭，一次交易所需最小的法郎数目为215000。这远远超出了一般公民的能力。一张1914年的20法郎钞票中的黄金在现在几乎值100法郎。法国家庭成功地抵制交出黄金用于爱国事业的战时冲动，不可能认为自己受到了误导。当黄金倾入法国的银行时，这种流动激发起信心，使得更多的黄金存入储蓄。法国现在成了最强大的黄金和金本位的捍卫者。
法国逃脱了终极通货膨胀。赔偿的要求使之在重建路上行程遥远，这的确——人们当时大量地思考——与随后在德国出现的崩溃有关。
俄国革命与革命的趋势保持一致，漂浮在纸币的潮流中，1918年东欧政权接连更迭，呼声高，治理少，税收变少，因此引起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极为严重。然而，对整个世界来说，战后货币的压轴戏是在奥地利和德国上演的。特别是德国通货膨胀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灾难性的历程。价格无限上涨，最后用钱什么也买不到了。通货膨胀产生的每一种典型的后果现在都发生了——用几分钱就可以还清大量债务，清道夫和无赖只为几元钱就可以找旧雇主，靠定期收入的人突然变得贫困了，同样不名分文的投机者突然成了富翁。如果把美国南部联邦的情况当作例外，那么自从法国和美国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类似的情况。除中国以外，自那时以来，未有过类似的情况。
但是，奥地利的通货膨胀发生在德国的之前，可以认为这对经济思想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是在新共和国年轻的财政部长约瑟夫·a.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的支持下才发生的，他后来在德国和美国从事引人注目的学术生涯。通货膨胀为这样的人所经历或记忆，他们构成了由下一代保守的(从欧洲观念来讲，为自由的)经济学家组成的世界最著名的小圈子，他们是弗里德克·冯·哈耶克(friedrichvonhayek)、路德维克·冯·米兹里(ludwigvonmises)、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弗利茨·马克卢普(fritzmachlup)和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morgenstern)，他们最终都到了美国。所有这些人都与熊彼特一样，深深怀疑冒通货膨胀之险的任何行动，甚至对任何看来暗示社会主义的东西更为反感。他们都是有影响力的人物。
1922年，澳大利亚的通货膨胀在顺其自然发展。年底，国际联盟对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伸出援助之手，实行了财政改革和其他金融改革。此时，克朗对美元的比率已降至70000︰1，而战前则为4.9︰1。在翌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通货膨胀像洪水一般冲击着德国，这需要更加认真加以分析。
其他通货膨胀不是与压倒一切的环境——战争或革命——有关，就是与经济管理失误有关。历史学家认为严重的德国通货膨胀不仅由于这些原因，而且还由于一个骗局。长期以来，人们就相信，利用这个精心策划的骗局，无所不用其极的或绝望的或者兼而有之的德国人，向敏感的世界表明，根据《凡尔赛和约》(iversailles/iitreaty/i)收集赔偿所花的代价将大于免除赔偿的代价。经过调查，这种骗局的情况大体上消失了。赔偿要求在德国通货膨胀中起了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完全平常的。把定局的谎言抛开不看，引起德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并不特别明显，看不出来有精心策划的痕迹。
在战争结束、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月份里，德国财政体系基本上得到了加强。旧政府同法兰西政府一样，缺乏直接征税，特别是征所得税的权力。这种(对于富裕阶层来说，应为)快乐的毛病现在得到了纠正，税收增加了。结果，在早期的战后年度，德国国内预算接近平衡。1921年，除铁路赤字外，税收大约占国内开支的90%。1922年在一个短时间内，国内账目预算达到平衡。这远比当时法国的表演好得多。
不过，仍有两个严重的问题。在所有的国家、任何时候都有大量的可花费的资产威胁着市场。现金、银行储存、储蓄存款、政府债券、其他证券，必要时都可以兑换花掉，如果这样的冲动产生时。战争期间，在德国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这种可花费的资产有了大量增长——政府债务由1914年的50亿马克多一点增长到1919年3月的1050多亿马克。拥有的货币量在1914年底为60亿马克多一点，但在1918年底却近乎为330亿马克。
在当代经济学家根据经济需求量来看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效果，不遗余力地把流动资产倾入市场，打破了所有宏观经济学的最佳设计。20世纪20年代初，德国的经历是对这种危险的有益提醒，而且还可以提醒人们，危险是由通货膨胀本身引起的。就是通货膨胀才使细心的或焦虑的人们考虑，在物价不断上涨之前保存货币或代表货币的资产是否值得，或者是否应该将货币换成货物或有形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