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股票市场的繁荣部分来自这个时期的利润，且实际上也来自伟大的创立者似乎有的天才。股票从1924年下半年开始增长，且持续增长到1925年。1926年出现一个短暂的挫折，这年两场飓风和无法再为维持投机生意提供新客户，使得巨大的佛罗里达地区繁荣局面崩溃。但在1927年，股票生意又有好转，在当年和1928年都有持续增长的势头，直到1929年9月为止。《纽约时报》调查的25种工业股票的平均值在1924年底为134，在1927年底为245，在1929年初为331，在那年夏季3个月中由339升到449，上升32%。如同以前一样，个人和团体——特别是新投资信托公司和合股投资公司的先驱——在购买股票，因为他们预期价格会上涨。他们的抢购引起价格上涨，自己的期望得以实现，滋生出新的更大的期望以及由此产生的抢购风。这种抢购风会一直持续到乐观的新客户短缺为止，或到出现了前景完全改变的时候为止。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如同在国际借贷崩溃或大控股公司组织失灵之后一样，可以想到，投资者会被吓倒。投资和消费开支都将有明显的下降。
在资助高风险证券销售和发展股票投机生意中，新货币体系在这些年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20世纪20年代的证券风险担保得到商业银行的广泛资助，其中许多在此间是由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完成的。个人冒风险购买证券也受到同样的经济担保。由于预期到赢利，其中许多投保都是赢利的，这就是说，银行提供购买股票的资金，并且把后者当作附属担保物。
商业银行为这些交易提供借贷，反过来又向联邦储备系统大量借贷。因此，联邦储备系统在为巨大股票市场繁荣提供资金。把这认为是繁荣的原因，是错误的；男人和女人做投机生意，并不是因为他们有钱才这样干的。联邦储备系统的确促进了投机生意的发展，并且未对此加以阻止。
从公认的传说来看，联邦储备对繁荣的促进是另一个有趣失误的结果。1927年7月1日，毛里坦尼亚号船载着两位著名的旅客到达纽约，一位是英国央行总裁蒙塔古·诺曼(montagunorman)，另一位是德国国家银行行长雅尔玛·夏特。[这是一个不为一般人所知的时刻，亚历山大·克林斯基(alexanderkerensky)在当天结束了对美国访问时，对报界说，苏维埃政府已奄奄一息，在几个月内就会消亡。]这次访问的保密工作是极严格的，可以说是故弄玄虚。这两位伟大银行家的名字都未出现在乘客名单上。这两位在抵达时都未会见记者，虽然据《纽约日报》报导，夏特博士在停船检疫后，从船餐厅出来露面，“停留的时间足以宣布他无可奉告”。蒙塔古先生挥挥手，匆匆跑上弦梯，采取了很不愿合作的态度。
在纽约，这两位遇见了法国银行副总裁查理斯·李斯特(charlesrist)，他们三人与纽约储备银行总裁本杰明·斯特朗(bengaminstrong)进行了商谈。此时关于谁在管理联邦储备系统的疑云——华盛顿的董事会、广阔而非集分布的地区银行、纽约联邦备银行——已经缩小到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的一场绅士派的斗争。旧大陆银行家们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对权力握在斯特朗总裁手中不表示怀疑。在随后一些日子里，对所讨论的问题有许多猜测，几乎全是错的。应该承认，这些问题涉及国家大事。如果不从严格的法律而从事实上来看，参加讨论的人是公务员。但应该认定，大众不应该了解他们谈判的内容是对的。显然，就国际货币政策而论，这种看法仍站得住脚。
讨论的主要或无论如何都是绝对重要的课题，是英国央行一贯虚弱的储备地位。银行家们认为，如果联邦储备系统放松利率、鼓励借贷，就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随之，黄金持有者试图将黄金存留在伦敦而获得更高的利润。美国的较高价格会及时缓解英国的工业和劳工的竞争状况。因此，温斯顿·丘吉尔的影子依然存在。如果这些黄金有一部分到了依旧未能摆脱严重的通货膨胀之苦的柏林，或到了正在寻求使朋加莱主张的稳定站住脚并持续下去的法国，那么都是有益处的。
联邦储备答应了其要求，这次会晤后不久，再贴现率由4%减到3.5%。公开市场的运转——联邦储备银行购买3.4亿美元政府债券，几个月内使商业银行的储备得到了充实。根据一种普遍的看法(仍被大体接受的看法)，这是导致股票市场大投机的错误。当需要克制的时刻，外国人劝说美国当局不要拘泥于自己的利益，但这是以美国损失为代价的。阿道夫·c.米勒(addphr)是联邦储备董事会成员，他当时就表示反对，后来把这种行动形容为“联邦储备系统曾采取的最大的、最鲁莽的行动……它导致了该系统或任何其他银行体系在过去75年犯下的代价最高的错误之一”！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robbins)由于对这些事件的观察研究而获得很高的声誉，他后来说：“从所有证据来看，从那日起，局面就完全失去了控制。”
在美国金融的万神殿堂中，与汉密尔顿、比德尔、杰伊·库克、萨蒙·p.蔡斯并列的是为本杰明·斯特朗保留的一个不小的壁龛。人们认为，他比他所在时代的任何其他美国人都更能按旧大陆老于世故的金融家的要求来迎合他们。最有趣的是，与他的名字基本上联系在一起的交易，就是这种对蒙塔古·诺曼和雅尔玛·夏特的让步。这就是名气的源泉，并非为经济学所独有。要不是水门丑闻，h.r.霍尔德曼(deman)和约翰·迪安三世(johndeaniii)就不会在历史书上留名，戈登·利迪(gordonliddy)也不会，约翰·米切尔(johnmitchell)将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注脚。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迪安·拉斯克是由于在外交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而出名的。要不是他与1812年战争以来指挥最糟的那场战争有关，谁也不会听说威廉·c.威斯特摩兰德(williamstmoreland)。如果其他一切都不起作用，那么不朽总是可以通过适当的错误来得到保证的。
实际上，斯特朗总裁那一派有一定的道理——颂扬他的历史性错误的人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这些问题还是有教育意义的。
如果德国、法国和英国当代货币出现混乱或困难，那么无怪乎20世纪20年代初许多黄金拥有者为安全起见寻求到美国避难。股票在1918年底意想不到为29亿美元，1926年底在搭乘毛里坦尼亚号船的移民刚刚到达之前上升为42亿美元。。黄金一到达就存入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允许存储黄金，黄金可能使贷款、钞票和储蓄有大规模的增长(总以为有人和公司寻求贷款)，起到一种引起严重通货膨胀的作用。联邦储备在20年代通过公开市场的运作，把这种作用抑制住了，它廉价出售战争期间得到的政府债券以获取黄金。(1923年3月，联邦储备成立了联邦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萨缪尔森教授的那些独具影响力的公民协调这种业务。)一旦黄金牢固地掌握在联邦储备的手中，它就不再与商业银行的借贷和储蓄有必然的联系了，因此与货币供给也再无必然的联系了。联邦储备使其对银行的借贷数额远远低于黄金储备所允许的界限。借贷取决于联邦储备对银行索要的利率，且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它是鼓励还是阻止银行的借入。这种借出反过来又影响商业银行储备和商业银行借贷的能力。
因此，虽然美国依赖金本位，但与黄金库存并没有很大关系。现在的和平时期同以前的战争时期一样，国家有一种受控的货币。由于黄金流入不再一定对美国贷款、储蓄、价格或利率起作用，由于这些现在取决于联邦储备的行动，所以在金本位下重新分配黄金的传统力量不再起作用了。当黄金到来时，利率不一定非下降不可，贷款和商业活动并不扩大，价格也不上涨，总之没有什么依金本位运行的要求来抑制黄金流入，并鼓励黄金流出。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斯特朗总裁支持金本位的态度虽未受到置疑，但他屈从了夏特、诺曼和李斯特，完全依照金本位的本来要求行事。也许他是这样看的，虽然这种洞察力更可能出现在事实之后。
也不能完全肯定1927年及以后，要是有一种强硬的政策，就会阻止股票市场投机。其他事物可能会首先被阻止下来。银行借贷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一般商业、工业和农业的，也是为了投机事业。在20世纪20年代，商业银行累积借贷的增长，其中不包括不动产累积借贷的增长，总之是比较适当的——从1921年中的230亿美元到1929年中的300亿美元。(靠不动产得到的贷款用于大量投机活动，增长的百分比要大得多。)但在刚提到的累积中，给经纪人用于经营带保证金的证券的贷款，即用于投机的贷款有了大量增长——从1921年底的8.1亿美元升至1929年初的25亿美元，大部分是由公司和其他非银行性的借贷者提供的。在1929年，有了进一步的增长——该年夏季每个月增长大约为4亿美元。给经纪人贷款的利率错不了，其范围在6%~12%，有时甚至更多，在那些日子不必给这种利率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补贴。这个12%几乎是完全有把握的，钱是立等可取的。因此，假如联邦储备紧缩利率和贷款，那么银行若没有对12%有过人的免疫力，就会减少那些利润小、把握小、名气小的借款人为普通商业、住房、工农业目的所需的贷款。这些是将要受到限制的贷款。华盛顿联邦储备委员会中思想敏感的会员担心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因而十分恼火。来自银行的股市信贷的数额也在减少。公司对开价贷款的高利率越来越感兴趣了。
选择的办法就是告诫从联邦储备借钱的银行，向股市提供借贷，而且有可能明确将这些银行拒之门外。不幸的是，这种方法的难行之处在于得罪纽约最大的银行。这些纽约大银行也必然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唇齿相依。美国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citybank)与两个最大之一的大通国家银行(chasenationalbank)当时由一个叫查理斯·e·密切尔的人领导，他充满着热情，但后来的事件证明他的反应明显迟钝，他本人也深深陷入了股市之中。如果繁荣崩溃，密切尔也会崩溃，这是他能看出来的一种关系。
1929年初，米切尔脱颖而出成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1929年2月，华盛顿联邦储备委员会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反对意见发布一条警告，反对使用联邦储备资金来资助投机。这条警告决不可当作耳旁风：“一个会员(商业银行)为了发放投机贷款或保留投机贷款而向储备银行借贷，就没有理由要再贴现的好处。”并接着催促道，银行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即储户的工作，借贷就是它们的工作。这是对中央银行基本职责的可悲的抛弃，中央银行应监督所有银行借贷，并对其做必要的控制。市场对这个警告显得动荡不安，但很快就恢复正常了。
委员会开始考虑应进一步采取或不采取行动。1929年3月，有消息传出，会议正在华盛顿联邦储备总部举行；甚至传来星期六破例举行会议的消息。银行现在害怕了，开始缩减股市贷款；3月16日，开价利率，即保证金证券的利率，为20%。市场在巨额的交易中垮了下来。现在，米切尔取得主导地位。他宣布，他有责任“防止货币市场上任何严重的危机”，这种责任对联邦储备的任何警告或任何别的东西都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城市银行根据他的话和他个人的需要采取行动，翌日托付给经纪人贷款2500万美元，以每份500万美元的形式分放出去，每一份的开价利率都高于16%。市场很快得以恢复；米切尔虽然未逃脱批评，但据了解，他作为行长并未继续受到非难。联邦储备管理委员会未做进一步努力加以限制。
在这种可悲的行动中，有些方面绝不是计划不周，而是执行不力。美国的信念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按照任命法案成为一个中央银行家，这种信念有成虎之势，在20世纪20年代充分发挥着作用。赫伯特·胡佛把这个时期的委员会成员称为平庸之辈。他对斯特朗也不甚满意，把他称为欧洲的精神附庸。但1927年，情况稍有好转。罗伊·a.扬(roya.young)是一个稍有才能的人，他取代了蒸汽掘土机行业的律师丹尼尔·克里辛格(danielcrissinger)。扬极力主张，限制为股票投机提供的银行贷款。但是，在1929年期间，他大体上放弃了这一主张；如他后来所认为的，“歇斯底里”虽然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必须得经历一个过程。
对此撒手不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许扬和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提到。这又涉及指责的问题。如果联邦储备坚决限制用于投机的借贷，那么它不仅要对终结繁荣负责，而且要对产生的后果负责。这包括几十万投机者数以亿计美元的损失，其中许多投资者认为自己是英明的、谨慎的。这将意味着一次萧条，看来也不无道理。谁愿招惹由此而来的愤怒呢？谁愿在余生中受到这样的指责和污蔑呢？鲍尔·m.瓦勃格(paulrburg)除了是联邦储备体系的设计师和初期的总裁外，还是金融界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1929年初夏，他宣告反对当前不受限制的投机大泛滥的潮流。在一个富有预见性的评述中，他指出：“如果这种潮流继续下去，就会引起涉及整个国家的大萧条。”他号召联邦储备采取更强硬的行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最和善的评论员说他未跟上时代的精神。更直率的人指责他有破坏行为——“用沙包堵塞美国的繁荣”。有些人认为，他可能对市场孤陋寡闻。瓦勃格事后告诉他的朋友，那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经历。从联邦储备的角度来看，让自然走自己的路，因此就让自然自己接受指责，这自然妙哉。
结局在10月下旬出现了。10月24日星期四，在一连串乱糟糟的日子过后，据认为市场的根底已被拔掉，下个星期四的确如此。
随后恐慌得到缓解，但市场继续衰落，1930年春出现短暂的复苏，但随后又进一步衰落，1932年7月8日《泰晤士报》(itimes/i)调查的工业股票价格平均指数为58，是3年前水平的1/8多一点。此时几乎任何其他事物都类似地到了底线。国民生产总值——经济系统的总产值——按1929年价格计算，比该年减少1/4多，从产值上看几乎减少一半。根据当时情况而做的并非完善的估算，1929年失业率并非令人满意——全年平均为160万，即占劳动力的3.2%；而1932年平均为1.21亿，几乎接近劳动力的1/4；翌年失业率甚至更高。没有失业补助金，按富裕阶层常引用的一个严肃的宪法原则来看，为穷人提供供给品是地方的责任。所有的价格与1929年相比下降约1/3，农产品价格的大滑坡特别可怕。1929年非农产品的批发价平均为1926年水平(1926=100)的92%，1932年却降至70，约下降1/4。1929年农产品批发价为105，1932年为1926年水平的48%，3年中下降一半多。要做进一步的研究，还得考察作用于不同经济部门的不同势力。
在这个年代的其余年头，产量持续下降，价格持续下降，失业率持续上升，直到1937年国民生产总值才又达到1929年的水平，到1941年失业率如当时统计的才降至少于劳动力的10%。1920~1921年的萧条是猛烈而短暂的，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是猛烈而非常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