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按《凡尔赛和约》，必须支付赔偿。这并不包括在国内预算之中，在最初战后年度与国内预算数目差不多。凯恩斯写了《和平带来的经济结果》，也许是曾有过的关于当前经济意义题材的唯一一本最有影响的论著，很可能给世人对这些要求的非理性留下了过于夸张的印象。但是，最后立下的账单很大，为1320亿黄金马克，即战前马克(约为330美元)。关于需要如何支付，却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德国的公共开支将不得不受到严格限制，也如同对住房这样的消费需求投资受到严格限制一样。税收，特别是对消费商品的税收，将不得不残酷无情。这种结合会产生国家税收对开支的盈余，从而就可以使赔偿得到支付。两种措施，特别是高税收，将减少消费和进口，而不严重影响出口。由此，通过贸易顺差就可以积累美元、英镑、法郎和黄金。当政府用预算盈余的马克将这些钞票和黄金购买后还给法国人、比利时人或英国人时，赔偿就得以支付。对支付赔偿能力的限制因素在于德国人筹措支付税务、放弃公家和个人消费的意愿。
这种意愿一般是不会高的。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德国就是如此，当时已把赔偿更多地看作是一种报复行为，而不是正义行为，此外赔偿数额直到1921年4月才确定下来，此后支付的计划仍悬而未决。这意味着在任何一年支付越多，下一年的要求很可能会更高。这并不是一种有利于严格的税务政策和高昂的交税士气的举措。
德国价格在1919年增长近3倍，也许值得称道的是未进一步上涨。一场政治革命发生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受到镇压。盟军封锁至少在当年早些时候才结束，由此造成无政府状态，食品和原材料极其缺乏。新税收尚未生效，借贷连续不断，一是为国内目的服务，一是为完成停战协议和后来条约所规定的义务。1920年，价格持续上涨，但随后却惊人地停止了，而且少有下降。来自美国的衰退，随着农产品和其他产品骤然丰盛，甚至对德国产生了影响。从1920年春到1921年夏，从所有的实际情况来看，德国的价格稳定在大约战前水平的14倍。凯恩斯坚持他的判断，这种广为宣传的判断认为，竭尽全力利用马克进行投机，可使《凡尔赛和约》的要求远远超过德国经济的能力。他险些遭到金融毁灭，是他的出版商和一位友好的金融家的贷款挽救了他。“此人声称比国家的巨头知道的还多，近来使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如果他使自己卷入倒闭之中，那将确实是一场灾难”。情况的确如此。
凯恩斯的错误仅仅在于对时间的选择。1921年夏，价格又开始上涨。4月，在伦敦，赔偿账单最终被确定下来，如我们所知的，为1320亿黄金马克，即战前马克。这个数目可能会使一些德国人感到前途无望，于是开始用手头可支付的资金换取商品。世界商品价格也开始停止下跌，国内外预算赤字增长的势头被感觉出来。无论如何，国内价格由1921年中为1913年的14倍，上升到年底的35倍；1922年在不断上升，到该年底已比战前高出1475倍；在1923年情况十分严峻，到1932年11月27日，国内价格是战前的14229亿倍，进口货的价格还要高些。
实际上，如同在法国物价上涨一定程度上超出法郎贬值一样，价格上涨与马克对英镑和美元的贬值是般配的。1921年，货币暂时稳定，马克对美元汇率约为81︰1，到1922年间降至670︰1。1923年春，德国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马克对美元汇率降至30000︰1的原因。到6月18日委员会成员聚首时，马克对美元的汇率降至152000︰1，在7月降至100万︰1，此后下降得非常快。伦敦《每日邮报》(idaily/iimail/i)驻柏林记者是一位敏感的有意思的人，他在一份电讯中写道：“我感到惊讶，我发现今天火腿三明治是24000马克一块，而昨天在同一咖啡馆里每块只花14000马克。”他接着写道，所幸的是，工资在涨，“一位内阁部长的薪水已从10天前的2300万马克升至3200万马克”。
在随后的一些星期里，每一篇陈腐的评论都是关于通货膨胀的，数量非常之多，亦合乎实情。男人和女人急切想把工资花掉，巴不得在拿到手的几分钟之内就花光。钞票用手推车或婴儿车推进仓库。在关于货币的老生常谈中，寻找印刷厂总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德国，那年秋天实际上每个能印钱的印刷厂都被光顾遍了。钞票确是粗制滥造。交易时而停止，因为印刷厂在印刷新的大面值钞票方面如此落后，以致购买当日食品所需的纸币量得用手提。那位伦敦《每日邮报》记者在七月下旬谈到了这个问题：
支票很难兑现。一张10000马克的钞票是印刷的最大面值的钞票，银行却没有。今天早上满载纸币的汽车不停地来到德国国家银行，但是先行者带着手推车也来到那里等着推走银行发放的成捆钞票。我取钱时，银行出纳员递给我价值400万马克、面值为1000马克的钞票，每张不值半个法寻(farthing)……他殷勤地用一个干净的纸袋为我包好。事后，我在一家餐馆吃午饭，把纸袋放在餐桌上，服务员送来结账单时，我将纸袋打开。这个困难不久就消失了，因为我们希望下周结束时就会有400万马克面值的钞票。
在随后的几周里，有许多这样的传闻。10月底，《纽约时报》记述了一位陌生人在柏林一家“较小的餐馆”挥舞一张美元钞票，要求全部用来就餐，给他上的饭菜非常丰盛。正当他要走的时候，服务员又给他上了一碗汤和一道正菜，彬彬有礼向他鞠躬说：“美元又升值了。”合众社一份电讯一本正经地记叙了正在传遍德国的一种新的不幸。“‘零发作’或‘0发作’(cipherstroke)是德国医生创造的新名词，表示由目前极大的货币数字引起的一种普遍流行的神经病。许多发作的病例在各阶层男女中都有报导，用万亿单位来计算使他们精疲力尽。其中有许多要是没有写一排排无穷尽的零的欲望，那显然是正常的”。《纽约时报》(inew/iiyork/iitimes/i)注意到，波兰人的货币仍可以用千来计数，他们干得好多了，甚至布尔什维克政府都认识到，需要一种能激发信心的货币，在那一年早些时候宣布要稳定卢布，该计划“自然要受到怀疑”。苏联当局认识到了“外部金融家的怀疑”，于是就采取了令人信服的措施。邀请了一个富豪组成的代表团参观中央银行金库，让他们亲自看看黄金储备。
有关严重的德国通货膨胀与赔偿相关的说法坚决认为，法国人在1923年占领鲁尔地区强行要求按条约赔偿后，通货膨胀就失控了。由此出现的生产崩溃，连同为德国政府消极抵抗政策的德国预算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一起，使得通货膨胀失控，马克遭到毁灭。这种解释是具有倾向性的。法国人由于占领鲁尔地区而受到严厉指责。这种解释也就把经济崩溃的责任推到他们头上。这种主张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在法国人占领前的1922年间，价格由3700(1913=100)上升到147500。法国人到达时，马克对美元的比为10000︰1，而且还在迅速下降。如果不是通货膨胀，这又是什么呢？法国人对鲁尔地区的占领至多只不过是给已经熊熊燃烧的大火加了一点油而已。
在1923年最后几个月份里，通货膨胀达到了高潮，也毁灭了一切公认的控制手段。当然，存钱是一种愚不可及的行为，因此所有目前的收入连同过去的积蓄一起匆匆奔向市场。征税作为一种制约因素，变得毫无价值。对公务员、士兵的支付和供给的支付必须得是及时的，依照那位伦敦《每日邮报》记者提到的情况，给内阁部长开工资都在按日增加。税务补偿增加的利润几周或几月之内都来不了。现时的支付已是一长再长。巨大的政府赤字就这样成了通货膨胀本身所带来的结果。
商业也同样需要把现时的需求与晚到的收入之间的差别弥补起来，这种差别由于通货膨胀而加大。这种或任何其他信用都不是来自银行，银行家不管头脑健全与否，都不会发放这样的贷款，几周后用来偿还钱的仅占原贷款价值即购买力的一小部分。因此，德国国家银行必须直接给商业提供贷款。1921年12月，德国国家银行的商业贴现总数达11亿马克，1923年11月达到一个高峰，为3473010377760亿马克，政府贷款总数在12月份达到49700亿亿。
正如没有人想保留现金一样，也没有人想要银行储蓄。无论如何，现在都难以用支票进行支付，因为接受者一留心就会想到，这样的支付在他未能来得及把支票兑换现金时就失去价值，银行对兑现支票时发生的情况也有类似的看法。因此，商业公司和政府贷款时都接受货币收益或多数为货币收益，对纸币需求量就非常大。有些需要贷款的德国地方部门向债权人许诺，将用购买力相当的商品来还钱——奥登堡用裸麦，柏林用燕麦，巴登供电公司用威斯特伐利亚4号无烟煤。
汇率贬值抢先超过国内价格上涨的趋势很严重，虽然价格上涨也可能很严重，但又如同法国一样吸引一批国际上抢购便宜货的人。国内企业家获得了他人财产，把这种趋势加剧了，后者由于积蓄，现在一文不值，为了糊口不得不变卖家当、油画、其他家庭工艺品或不动资产。随着通货膨胀的继续，私人财宝出口被禁止，离开德国的人必须得打开行李，交出赃物。在法国抢购便宜货的被认为是美国人，在德国传说他们是犹太人，这样预示的兆头更加不祥了。
1923年11月20日，帷幕降落了。如在一年前的奥地利一样，突然出现了结局。如同法国轻微的通货膨胀一样，结局出现在一种出乎意料的轻松气氛中。也许，通货膨胀结束，完全是因为它无法继续下去了。11月20日，宣告旧德国马克不再是钱了。采用一种新货币年金马克(rentenmark)，要用1万亿旧马克兑换一个新的年金马克。新的年金马克被宣布是以德国所有的土地和其他有形资产的首次抵押为基础的。这种观点起源于指券，但显然具有更大的欺骗性。1789年，在法国显然尚有刚从教会那里得来的土地，起初可以用货币换得；任何企图用年金马克来行使取消德国财产赎回权的权利的德国人，都会被认为精神不正常。
但是，这种观念发挥了作用，形势是有利的。在以前一些月份内，按条约所做的支付已变得无足轻重，也没有再次严厉重申。最后在20年代期间，德国接受的贷款超过了所支付的赔偿，虽然胜利者应补助失败者的原则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为公认的国际政策。时任总理的史特莱曼(stresemann)动用鲁尔地区大量预算，而放弃那里的消极抵抗。这些措施使预算得到平衡。与此同时，德国国家银行停止私有实业公司的钞票贴现。经过一段短暂的痛苦之后，这样的公司又在商业银行得到贷款。失业率在通货膨胀期间降低，在1923年的最后季度猛然上升，到圣诞节，有1/4的工会会员没有工作。但是恢复进展较快，在1924年，全年失业率平均仅占整个劳动力的6.4%，1925年降至3.3%。
1923年11月20日是德国马克失效的日子，也是德国国家银行总裁鲁道夫·哈文斯坦(rudolphhavenstein)任期届满之时，真是绝妙的巧合。他的位置由雅尔玛·霍勒斯·沙赫特(hjalmarhoraceschacht)接任，因此后者就成了年金马克奇迹背后的人物。作为创造奇迹的人，他的声望持续很久。流传的神话认为他是金融天才，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设计了德国经济复苏的蓝图表。他资助德国重新武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成功地指导了纳粹的经济政策。没有几个人对因这种金融声誉而得的报偿是含糊不清的，为此他成了希特勒罪行的一个重要工具，致使他在纽伦堡码头登陆。这又与货币有着致命的联系。
沙赫特实际上像经济学中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是一个时机的巧合。如果在1923年之后对德国预算的要求继续下去——赔偿要求和为消极抵抗所付的代价——那么，什么也无法挽救马克或他的声望。摆脱这些牺牲，有了经历过通货膨胀的人对可信赖的货币的渴望——如果神话能维持这种信赖，就加以接受的心愿——一切都成为可能。21年多以后，美国经济学家在估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空袭对德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中，审问了战后狱中的沙赫特；他被囚禁在法兰克福附近的为多数曾拥有纳粹高级指挥官权的技术专家设置的一个围地里，英国陆军用称之为“垃圾箱”的秘密代号控制着围地。沙赫特对自己在纳粹年代缺乏影响极为反感，他说这是由于未能说服希特勒，让他认识到必须平衡预算，限制银行借贷，在顺境和逆境中都应遵循正统财政学的不可改变的定律。经济学家还是确信，沙赫特是一个才能有限、头脑僵化的人，看来有理由认为他对更讲实用的纳粹经济政策未有什么影响。法官后来在纽伦堡同意这个结论，他被宣判无罪。
1948年，德国马克又是分文不值，期间取代了年金马克，这次价格并未失控；买货要凭供应卡或供应券，而不是货币。人人都有足够的钱；供应本要受到售货者的查看。德国马克现在以10︰1的汇率为西德马克(deutschemark)所取代。钱突然变得稀少，因而又重要了。由于期待新货币而被积压的货物在一夜之间就上市了，再也不需要定量供给了。这就是德国的新奇迹。货币转换计划是由两位德国—犹太血统的美国人格哈特·科尔姆(gerhardcolm)和雷蒙特·戈德史密斯(raymondgoldsmith)制定的。基本上不懂行的旁观者是财政部长路德维格·埃哈特(ludwigerhard)。但埃哈特有权力，因而成了创造新奇迹的人，甚至连措辞也没有更改。可悲！埃哈特继而当上了总理，他当总理的表现清楚地说明，他也是一个偶然的人物，不过是偶然程度小点罢了。
据认为，严重的德国通货膨胀如在中欧其他地区发生的一样，把拥有储蓄账户、货币、债券或抵押品的人的财富大量转入欠债人或有形财产人的手中。尽管缺乏确定的统计数据，这样的转入看来确实有道理。这样涉及的损失、人们社会地位中利害关系的相应损失以及伴随而来的愤怒和挫折，反过来被认为与法西斯主义或工人运动的崛起有很大关系。这些是无可对证的问题，用从纸上得来的肯定来取代确凿的证据，不管多么合理也是本末倒置。但是，应该看一看简单的事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遭受货币崩溃的所有中欧国家，最终都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工人运动，或大多数情况下——例如，波兰、匈牙利、东德——经历了两者。没有经历这种货币崩溃的国家几乎都更为走运。
毋庸置疑，德国通货膨胀使德国人对恢复感到万分恐惧。不管对通货膨胀的恐惧为法西斯主义开辟道路起了什么作用，随之由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而采取的措施是起肯定作用的。我们注意到，而且还会看到，抑制通货膨胀最强大的行动当然是在最不需要的情况下采取的。1931年12月8日，由于整个德国劳动力有1/6失业，亨利克·布鲁宁(heinrichbrüning)政府下令把大多数人的工资减少10%~15%，降回到4年前的水平；还下令把工业价格降低10%；房租、火车票、铁路运费和城市服务费也有类似的降低。早先，公务员的工资减少1/5，对计件工资、年薪和收入的征税陡然上升。失业救济金也减少了。翌年，失业率升至德国劳动力的1/5，下一年出现了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