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且悄然离开华尔街，
离开尘世的一切烦恼，
正午花上个把小时
做谦卑的、希望的祈祷。
1878年，波士顿大主教威廉斯采取了更为实际的措施向他的教民进行一次演讲，要求人民不要通过去银行取钱来对恐惧做出反应，这造成了挤兑。j.p摩根本人在新教徒教会中有很高的地位，1907年10月，为抑制那年的恐慌——纽约信托公司和银行出现严重挤兑，他采取了最高手段，把该市主要的神学家召集到他的办公室，请求他们在下个星期天做鼓舞人心的布道。“各个教派的宗教领袖都同意在那个周末画令人愉快的图画。”这样一部漫长的历史介绍了教士皮尔(peale)博士和教士格雷厄姆(graham)，他们是后来时期中关于福音有利于发展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倡导者。
但是，有些因素可以鲜明地把早期繁荣和恐慌与后来的不幸区分开来。在19世纪，城市生产力比较小，农业生产力大。在城市恐慌后的1820年，美国挣得报酬的工人有290万，其中有210万从事农业。50年后，即1870年，农业生产力仍占总数的一半，而到大萧条时还不到1/4。在经济困难时期，农业物价跌落，人们可能会把自己的农场输给债权人，却很少或无人失业。(在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中，随着人们从城市退回，农业就业数量有了一定的提高。)在19世纪，城镇企业比现在更像农场。大的官僚公司自己尚未聚集到维持其价格的力量，有能力捍卫工资额度的工会已不存在。因此，城市物价也下降，工资也下降，在一些工业中，工资比物价降得多一些。企业的货币收入和挣工资者的实际收入的这种下降比大群失业引起更多的困苦，这使19世纪的萧条与后来的萧条迥然不同。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在这些不幸事件中货币的作用。
毫无疑问，是银行提供了资助投机的货币，这种投机在每种情况下都出现在崩溃之前。购买土地、商品或铁路股票和债券的人向银行要贷款。随着由此得到的钞票和储蓄进入流通，他们就为他人的投机买卖付了款。这类银行规模较小，属于地方性银行，因此与投机商有相同的信念，同样过于乐观地认为价值会不断上升。银行系统如同在19世纪及后来所经营的那样，为投机而扩大货币供给的目标是明确的。
银行和货币也为随后的崩溃起了作用。所有恐慌中的一个进一步的恒量就是银行倒闭。在早期的恐慌中，沼泽地和十字路上神出鬼没的企业消失了，在有些情况下它们的创立者知道它们会消失。在19世纪后期，创伤连续不断，最多的仍出现在较小的州立银行当中。在1873年和1874年的恐慌中，98家银行停业，而之前两年中有29家。1892年有83家停业，而翌年恐慌年有496家。在1907年和1908年共有264家停业。1920年后，一场真正的屠杀开始了，1929年后近乎于安乐死，从1930年开始的4年中，有9000多家银行和银行家化为乌有。
银行倒闭不是普通生意的不幸。如同弗里德曼教授所指出的，它对经济活动不是仅有一种而是有两种有害作用：拥有者失去资本，存款人失去存款，因此两者都失去购买力。但是，倒闭(或就此而论倒闭带来的恐惧)，也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减缩。这毫无神秘可言。一个健康的银行筹措贷款，且因此创造储蓄。储蓄反过来就是钱。害怕倒闭的银行在收缩贷款，且因此就是收缩储蓄。倒闭的银行要清算贷款，其冻结的储蓄再也不是钱了。清算过程中也提取其他银行的储备、贷款、存款，且因此就是其他银行的货币供给。
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当恐慌来到19世纪时，基本上是小银行破产。这与大妥协相一致。想要硬通货的人有硬通货，他们有大而且可靠的银行。新国家和边疆垦区有更松懈的企业通过接受更为可疑的贷款和担保物来为需求服务。在这个系统中，固有的银行倒闭不是健全的货币机构所担心的问题。回忆后来举行的一次银行倒闭高潮的银行家研讨会时，当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的乔治·l.哈利逊(georgerrison)注意到：“在街上(即华尔街)，我们当中许多人曾一度感到可以把社区小银行……倒闭的影响孤立起来。”问题变得严重了，他接着说，显而易见，纽约大银行也可能受到扩展的恐慌的影响。
但是，在距离1931年很久以前，中央货币利益和国家银行利益分离这个大妥协的基础就一直在瓦解。通信的改善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通商的增强是作用的因素。结果，且马上更重要的是，国家银行把储蓄越来越多地保存在纽约和其他大城市银行。当存款人来小银行取钱时，小银行就来求大银行，因此后者感到吃紧。
随着19世纪过去和20世纪到来，投机的地方色彩变淡了，国家色彩变浓了。土地投机出现在农村。出现在铁路到来前后的投机也是如此。这样，投机的破产主要危害乡村银行。相反，证券投机是金融中心的生意。购买证券的贷款是由大城市银行提供的。这些银行也为股票和债券承担风险并加以认购。当这些股票和债券价格暴跌时，受影响的是城市银行，被惊吓的是来取钱的存款人。
到19世纪末，纽约还在发展一种新银行，可以反映西方争强好胜的一些趋势。这些就是州立信托公司，可获准从事比州立或国家银行更广泛的活动——为富人经营财产、注册和转让公司证券，作为债券发行委托人和房地产委托人，他们受控的程度要小得多，因此可以想见，其发展是明显的。一家大信托公司——博克尼克信托公司——的总裁在1907年深深卷入了黄铜投机事件。当这一欺诈性投机失败时，博克尼克陷入困境的消息就传开了。存款人蜂拥前来取钱，就如同从前一样把困境变成了现实。其他信托公司也很快缺乏现金，包括陷入黄铜投机困境的泛美信托公司。1907年的恐慌与以前不同，源于并非农村而是纽约的产品。
因此，1907年的恐慌更为严重，但也不至于对农村的影响比从前的恐慌更大，确切地说，受其影响的是更为重要的人们。从这种产生的迫切感中出现了一种压力，要求货币变革和改革迈出巨大的一步——联邦储备系统。
在1907年的很久以前，大城市银行的麻烦为大众行为带来一个机会。有人一向认为绿钞是邪恶的，在1873的恐慌中，绿钞提款被停止，而且又发行2600万美元以提供储备和减缓纽约的紧张局势，在随后发生的恐慌中，国库储存政府基金以帮助大银行应付挤兑。j.p.摩根由于拯救了泛美信托公司而受到所有历史学家的称颂，1907年，他宣布恐慌很可能就此被阻止下来之后，呼吁财政部长乔治·b.科特柳(georgertelyou)提供储蓄以拯救该信托公司。其他纽约银行家所捐助的资金，包括摩根的，仍然不够。科特柳无权把国家资金存入一家信托公司。这是一个细节；3500万美元立即被存入了国家银行，而且又同样迅速地再贷款给泛美信托公司。就这样，该公司被提供了赢得存款者信誉所需的资金。这些做法是别有用心的，是靠不住的，也得不到同情。1907年，陷入极端困境的博克尼克信托公司总裁查理斯·巴尼去找j.p.摩根寻求帮助时，他甚至不能进去见他。巴尼就地用枪自杀了。一家中央银行至少会让巴尼进去。部分是为了帮助像巴尼那样举步维艰的人们，更多是为了服务于更重要人物的利益，美国在随后的年度里恢复了中央银行的观念。
无论怎样回顾19世纪的恐慌或危机，有关黄金委员会的问题都会再现，显而易见是货币起了作用。货币是一个基本原因吗？或者货币及相关的银行业对新兴国家发展极不稳定的趋势做出了较多的回应吗？
解答并不容易，虽然这没有阻止历史学家提供一个答案出来。正如刚才所提到的，19世纪的银行业和货币业的调整布局令人羡慕，目的在于对幸福感做出反应，资助幸福感，提高幸福感，然后又为随之而来的崩溃火上浇油。在缺乏有力的限制下，银行和货币可以增加，资助扩建和投机。倒闭或对倒闭的恐惧，继而对贷款和存款的紧缩，使得后悔之日更为糟糕。
但十分关键的还是借贷、投资、冒险、投机的冲动。没有这种冲动，银行也不会将其创造出来。在19世纪的美国，这种本能十分旺盛而不无理由。一个土地辽阔、资源丰富的新大陆突然变得可以利用了。拥有新大陆资源并加以利用，就会创造出效益来。这也使拥有者的被如此利用的财产的价值得以提高。这些机会广泛地存在着。
关键在于对财产的拥有。这是由银行提供的。因此，虽然银行系统明显的目的是顺应扩建和投机，但是，也存在着一种派人到银行去的强大的诱因。谁也不知道哪个更重要。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如更早期一样也有恐慌或危机，但比美国的要轻微得多，这通常归于它们的银行业和货币调整更为成熟和稳健。这种解释可能成立，但是对扩建和幸福感的类似的引诱的不存在也有一定的作用。这一点变得有说服力，回想一下英国和法国投机幸福感和垮台的最伟大事件，其根基在于，由人们认为在美洲存在的有限机会而产生的乐观主义精神。密西西比公司、南海泡影、达利安灾难、19世纪30年代英国资本匆匆投入美国运河建设、英国投资者对南美不断的诱惑，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例证。
最关键的还是在于，银行可以轻而易举地提供资金，有人为投机或生产而急于得到资金，这两种情形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在随后的年月里，从参与新资源利用或财产占有中获利的同样前景不复存在时，情况有时就大不相同了。这时，银行总是乐于和急于筹措贷款，创造储蓄，且因此增加货币供给，却没有人来向银行要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