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富从没有像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那样畅快，无须交所得税，内战税在战后不久也被取消，与那些仍十分贫困的绝大多数人相比，富人亦感到欣慰。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veblen)在1899年的论著中谈了他的观察：“当时在一定程度上，财产是有别于英雄功名或巨大成就的最明显的证据。因此，财产成了得到尊重的约定俗成的基础。”凭借健全的本能，历史学家把这些年度称之为镀金时代。
确切地说，应称为黄金时代。因为维布伦归因于财产而得到敬重的一些或大部分是由钱的本性所赋予的。如果货币疲软或正在贬值，有钱的人对自己的价值也就拿不准。他们的想法与其他人一样。想到将来有一天货币将分文不值，就像大陆钞票(continentalnotes)或德国马克(reichsmark)一样。他们用一种策略来保护自己，但这种策略可能不起作用。那么货币还能值什么呢？如果货币是坚挺而持久的，那么这种问题就不会浮现在其所有者的头脑里，也不会浮现在污蔑有钱人的那些人的头脑里。
1900年，物价自内战以来一直在下降。小麦、棉花和其他主要产品的价格比100年前低一半，拥有大量财产的人理当期望增加财富，但不是通过钱的积累，而是通过他们财产的购买力的不断增长。
那个时代，对于富裕阶层来说，还有其他令人赏心悦目的特点。许多享乐仅仅是富人的特权，其他人不渴望像他们那样——我们在最后一章还要回过来讨论这一重要问题。这种享受之一就是旅行，只有富人才去欧洲；无产者试图西行穿过大西洋到美洲，这样的行程阴森恐怖，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如果不到土耳其皇帝或俄国沙皇未确定的疆界里去，冒险就不需要护照，因此没人担心汇率问题。100美元所换得的英镑、先令和便士的数目与这两种货币可兑换成黄金的比率是一样的。除关税外，主要产品的价格转换成英国货币、法郎或美元的过程中有一种类似的统一性。在没有无线电的日子里，在英格兰地角上或其他最初陆地上见到的信号旗，告诉从圣罗伦斯河驶来开向泰晤士河、鹿特丹、安特卫普或汉堡的粮船，这符合一个港口或另一个港口中价格的零头优势。现在为共同市场所观察或甚至想象的到的任何事物，都不符合当时存在的独一无二的通用的货币体系。
富人及其侍从在符合他们利益或便利的事物中看到了社会美德，把不相符的形容为荒唐或愚昧，他们的这种能力从来都没有像在对黄金的支持和对纸币的谴责中体现得那样充分。经济学家在有名望、有财富的人交口称誉的事物中寻找美德的类似倾向也同样明显。但是，金本位的实施有一种精确性、和谐性和统一趋势，甚至给完全无意识地侍候富人的人们留下好的印象。这的确使不同国家的货币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并且可靠，给工业国家及其帝国一种单一的钱。可悲的是，这也有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缺陷，会让普通人得到严厉的惩罚，随着时间的流逝，富人自身也得到了惩罚。这些缺陷从在美国货币事务中属支配地位的妥协方面来看特别严重。
关于经济的不幸，有必要谈一下命名法。帕尔·乔伊(paljoey)是小说家约翰·欧哈拉(johno’hara)的作品中给人启发最大的人物，在漫长的灾难性的冒险经历中，他发现自己在一张芝加哥婴儿床上唱着坚决要饼干和咖啡的歌。他在解释这种不幸时说，恐慌(panic)仍在继续。他的术语——陈旧而有点故弄玄虚——说明欧哈拉的耳朵没出毛病。从19世纪直到1907年，美国有恐慌，大言不惭地说，这就是对恐慌的称谓。1907年的语言如许多其他事物一样，也变成了经济利益的仆人。为了减少信心的震荡，商人和银行家开始解释说，当前的任何经济挫折都并不是一场真正的恐慌，而只是一次危机(crisis)。他们在兆头更为凶险的情况下使用这个术语——果断使用马克思所说的终极资本主义危机(ultimatecapitalistcrisis)。到了20世纪20年代，危机一词就其所描述的事件而言也获得了可怕的内涵。因此，人们重新树立信心说，这不是一场危机，仅仅是一次萧条(depression)，这个词相当柔和。随后，大萧条又把经济中最可怕的不幸与那个术语联系起来，经济学家现在解释说，还望不到萧条，至多也不过是一次衰退(recession)。在20世纪50年代，小挫折一旦出现，经济学家和公共官员都一致否认那是一次衰退——只不过是一次倾斜运动或一次滚动式再调整，赫伯特·斯坦(herbertstein)先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那左右为难的高位就是充当理查德·尼克松的经济发言人，他会把1893年的恐慌称为矫枉过正。
毫无疑问，把19世纪说成恐慌、把20世纪初说成萧条的事件是具有讨厌的特征的。它们发生在1819年、1837年、1857年、1873年之中和以后，在1884年规模很小，在1893年非常严重，在1907年再度非常严重。1921年发生的那次短暂而严重，随后又成为1929年10月和以后所有出现的当中最为激烈、最为持久的一次。它们的复发是如此有规律，以致到20世纪初，一个具有系统波浪式的运动被认为是经济生活和发展的特征。专修商业周期——有学问的人直截了当地称为“周期”，就可以获得经济学高级学位，这是该学科中较神秘、较确定、较有争议且因此较有声望的分支之一。
如我们所知，还有马克思的解释。他的解释至少也认为，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是正常的。逐渐增长的生产力只把这种生产的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越来越少的一个部分——还给了工人。工人无力购买他们生产的产品，资本家想用其储蓄进一步扩大工厂和产品，因而就出现积累存货过剩、利润递减和日益严重的危机。资本主义由于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现在已被削弱，在终极危机中将遭毁灭。马克思在美国甚至在他生活劳累过的英国，都不是家喻户晓的字眼。但在欧洲，在英语国家的第二手和第三手信息中，或在学者的评注中，悄悄出现了恐慌或危机的连续发生预示着资本主义灭亡的思想。
通常对商业周期的形象比喻是波浪式运动，大海的波浪是已被接受的隐喻，价格和生产逐渐上升，随之上升更快，达到顶点后沉落下来。人们可以度量出从顶峰到顶峰之间或从低谷到低谷之间的周期长度，因此可以度量出波长。实际上，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现实非常像粗锯的齿，在一面缓慢上升，又猛地在另一面跌落下来。或者，如果说那个现实是波浪，那么它就是长时间上升的浪涛随之猛然破碎的浪花。
在所有这些恐怖中，都有一些可辨认的恒量。最先出现的是经营活动扩大，通常集中在某些主要投资上，一种改变国家经济地理的投资。第一个这样投资的目标是运河；随后是更为重要的铁路。随着运河和铁路的建设，扩大进入新的地区，物价通常是往上涨的，虽然并非一成不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建让位给投机，这是一个需要准确理解的术语(一个细心的波士顿观察家在1840年注意到，投机在获取成功时被称为事业，只有在失败时才是一种罪恶的事物)。投机对准不动财产或信托财产中的一项或更多项，这种财产对当前正在进行的扩建至关重要。可想而知，在1819年与1837年，这种财产就是土地。1829年，政府出售120万英亩公有土地，获150万美元。1836年在崩溃前，政府出售2000万英亩，获2500万美元，其中许多售给了经纪人，经纪人马上转卖给别人从中获利，别人再转手倒卖，从中再获利。这也是运河建设的非常年月。公共设施中也有突飞猛进的改善——收税高速公路、州议会大厦、学校和一些监狱，资助这些盈利企业的证券也有迅猛的增长。
到1857年，投机利益转向了铁路，并一直持续到该世纪结束。在1873年恐慌前的岁月以及1893年恐慌前的岁月里，铁路建设产生一次大飞跃，随之投机就转向有助于铁路的证券。在19世纪，没有什么比人们忘记上次铁路大混乱而继续在下一次混乱中赔钱的方式更为鲜明。其他较小的投机目标也引起了注意。在1873年的恐慌前，仍有一个用绿钞开价的公开黄金市场。杰伊·古尔德(jaygould)和他的代理人吉姆·弗思克(jimfiske)寻求垄断黄金市场——控制黄金，商人履行合同所用的黄金就是由此而来的。这些臭名昭著的恶棍们的成功取决于政府不出售黄金，古尔德以为对这些方式有把握，因为他收买了格兰特(grant)的妻弟(且因此收买了总统)以及一两个小官员。实际上，他的人没有把钱交给格兰特，其努力彻底失败。在1907年恐慌之前的一个时期里，有一种不成熟的努力试图垄断黄铜市场。
到1907年，铁路虽然还很重要，但投机兴趣基本上正在转至普通股票。1921年，在萧条之前出现了当时与众不同的对土地和商品市场的投机。在20世纪20年代，巨大的上涨行情还体现在普通股票上。到1929年，广阔的技术地平线吸引住了乐观者的心，一种无所不能的金融天才的信念的出现也是如此，赢得投机财富的担子可以放在他们的肩上。由于这第一种信念的出现，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现在称之为电子学中的先驱，成了一个主要的投机热点，虽然它从未支付一份红利。海岸航空公司被许多天真的人认为可以为航空提供一个立足点，因此成了另一大热点，虽然实际上它是一家铁路公司。封闭式信托投资公司，即共同基金会的先驱，成了金融天才把投机任务从贪婪欲未得到激发的个人手中夺过来的手段。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信托投资公司的数目有了巨大增长。
投机出现在人们购买资产之际，总能得到某种理性学说的支持，因为他们期望资产价格会上涨。这种期望以及因此采取的行动就会起到肯定期望的作用。现在，现实并不是议题中的资产——土地或商品或股票或投资公司——在将来会赚得什么，确切地说，只要有足够的人在期待投机资产价格上涨，价格上涨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实现对进一步上涨的期望。
这个过程具有一种原始的淳朴性；只要价格稳步上涨就可以持续。如果有任何事物严重干扰物价上涨，维持物价上涨的期望就会消失，或无论如何都会遭致损害。那么，所有适于物价进一步增长的人们——除了易上当受骗和过于乐观的这类数目总是相当可观的人——都伺机把股票抛出去。不管先前增长的速度如何，结果造成的跌落总是突然的，因此就像粗锯的齿或破碎的波浪。投机和由此而来的经济过热在整个1819~1929年的恐慌岁月里结束。
在这种经历中，还有其他恒量。虽然在繁荣时期，物价并不总是大幅度增长，但是，在恐慌期间和之后却总是明显低落。这种非对称性部分由于19世纪物价趋势总体来看在下降这一事实。繁荣期抑制物价下跌，在随后的崩溃中，下降的趋势猛然增强。这些下降，特别是农产品价格下降，幅度之大在后来的农场游说团、敏感的立法委员和价格补贴的时代里不是不可想象的。1818年，农产品价格指数是117；到1821年降至64。小麦当时在辛辛那提是每蒲式耳25美分，玉米是0.1美元，威士忌实际在市场上是一种药物——1加仑为15美分。在1836~1840年之间，农产品价格指数从89降至65，随后又在1843年降至48。这样的运动也不是一个遥远的考古现象。在1920~1921年间，农产品价格几乎下降一半。在1929~1932年间，又有相当幅度的下降。
恐慌对城市就业和生产造成的影响，远比对物价的影响还难以确定。物价的行情表可以找到；失业的人数必须统计，在大萧条之前未得出精确的数字。特别是1840年以前的年度，如同保尔·大卫(pauldavid)教授所说，是一个统计学的黑暗时代。在恐慌和随后萧条的年度里，经济增长自然缓慢，也许时而出现停滞状态。
但是，如果说是主观的话，则有许多主观的苦难证据，在1819年夏天，据认为在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有50000名工人失业。在波启浦夕(poughkeepsie)，有一个聪明且自立的苦力名叫约翰·戴利(johndaely)，他以偷马为口实请求判罪，他解释道：“找不到工作，想不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来获得房子和稳定的职业。”他的计划成功了，被判处8年徒刑。一家报纸对形势做过调查后认为：“一种比最年长的人曾见过的还要阴的阴暗笼罩在我们头上。上次的战争与这些时期的相比，是阳光普照。”8年以后，即在1837年恐慌之后，纽约《先驱报》(iherald/i)得出结论：“美国从来没有处于这样的危险状态。”该报还抒发一种侠义情怀：“特别是，我们为贫穷的、羞涩的、无以自卫的、纯真美丽的妇女而流泪和忧伤，她们被卷入了大崩溃之中。”后来发生的每次恐慌都引起对绝望的类似表述，使用几乎同样令人震惊的词语。
恐慌也带来对两条整治行动路线的求助，这两条路线一直受到特别青睐，尽管不能证明是特别有效的。其中之一是，通过否定经济不幸的存在来设法将其驱逐。1820年11月，即在前一年崩溃后的一个黑暗月份，门罗(monroe)总统通告国会有关国家繁荣幸福的状况，补充道：“不从内心里最深切地感知和感谢完美的上帝所带来的多重和不可估量的幸福，就无法观察到这样令人满意的光辉的景象。”当时，有人知道政府深切关注经济危机。1837年3月，随着那个可怕年头的磨难被感知，安德鲁·杰克逊(andrewjackson)在他的告别演讲中说：“我给这个伟大民族留下的是繁荣和幸福。”1930年6月，赫伯特·胡佛(herberthoover)接见一个热心公共事业的代表团，强烈要求扩大公共工程，以缓解当时数百万失业者的悲惨状况。“先生们，”总统说，“你们晚到了60天，萧条已结束。”尼克松和他的经济学家们以无休止地宣布通货膨胀已结束的方式所拥有的热情，按照比他们所知的还古老的传统行事。
其他得到赞成的反应是恳求寻找宗教慰藉来取代更加昂贵的行动。1837年，一位沉思的神学家号召穷苦人利用黑暗时期“在天国里贮藏财宝”，他还进行有益的补充，“一点点收入就可以做到这一切”。1857年，另一个糟糕的年头，《商业学刊》(ijournal/iiof/iicommerce/i)以诗文的形式提出类似的劝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