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货币史上的思想为公众所接受，必须一提的是，这种思想缺乏才气，以此看来，1832年后的岁月是可悲可叹的。自由银行业、由此带来的银行倒闭、随之而来的美钞且需要更多美钞的骚动、一些成功制造低档银币的压力与再现的恐慌交织在一起，正如安德鲁·卡内基(andrewcarnegie)所认为的那样，所有这一切使美国的金融体系成了“文明社会的最大败类”。
但是，并非一切都是错。在19世纪，谈起令人沮丧的美国货币错乱时，人们也总是羡慕且欣喜地谈论民族经济的发展。这样的事是前所未有的。两件事中肯定有一件是真实的。货币计划肯定有一种补救作用，否则就是无足轻重的。
从更严肃、更深刻的思想来看，从1832年以后的100年是基本妥协的100年。实际上，存在两种货币体系，其中的每一种都适合于对其所服务的国家或经济的部分的需求或预测。在这两种体系之间，是不安定的共处，偶尔也会发生冲突。和平的基础大体是一方不能毁灭对方所拥护的体系。对每一方来说，这种缺乏是许多公道的惋惜的根源。
在金融、贸易和信贷发展的社区，主要在东部，但过几十年，也将其影响伸向西部和南部，通过调整给这样的社区提供一种基本的硬通货——黄金和白银。对这样的社区来说，先在州府管理下，随即在联邦规章规范下，银行越来越可靠，银行坚决按要求使用金银兑换其票据和存款。因此，银行票据与金银具有完全等同的购买力。
国家新开垦的地区有权按意志开办银行，且因此有权创造票据和储蓄。中央银行并不检验这些银行兑换票据的能力；虽然有州立法规明确规定，现金储备必须得与票据和储蓄相符，但是这些法规是由一只软弱无力而彬彬有礼的手实施的。于是，当文明或某种类似的事物于18世纪三四十年代来到印第安纳或密歇根的交叉路口时，银行也来到了。发行银行票据给农民买土地、牲畜、种子、饲料、食品或简单设备，也就使之开始经营。如果和其他人之间开展的生意兴隆起来，还清了贷款，银行就可以生存下去。如果未能兴隆起来，无法还清贷款，那么银行就是失败的，而且某人——也许是一个地方债权人，也许是东部的供给者——只好双手攥着一文不值的票据。那时，这家银行的一些借贷者已在做生意。从某种角度上说，某人手持票据就不由自主地为赢得西部做出了贡献。
这是一种东部有名望的银行和商人极为反感的调整，但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不可容忍的。他们有优等货币彼此做生意，也与外国人做生意，他们有上等的银行。他们只要用心，就可以区分来自西部的上等的与可疑的票据，不是将后者拒绝，就是打适当折扣后加以接受。他们蒙受损失，但销售量也在扩大，有经济头脑的人后来谈到对著名商业社区的看法，他们谈到了不稳定的银行业的混乱状态。他们认为，殖民者由于急切想得到银行票据，以及受经济学陈腐观念的影响，把货币和资本混为一谈。智者未能抓住要点。
对于新垦区来说，混乱状态远比牢牢控制秩序井然的信贷体系还要好。对资本与货币的混淆也并非天真。对殖民者来说，他从银行得到的票据就是资本，因为他得到了资本。人们在长时间内不会经常对自己的金钱利益做出基本错误的判断。19世纪，西部开发的伟大创举就是由没有这种判断失误的人做出的。持其他观点的人在证明，所谓健全的经济学，当时与现在一样，往往是反映受尊敬的富人的需求。
美国第二央行崩溃后的妥协是有代价的。银行重复建立，贷款反复且尽情地发放，由此反映出由其他原因而产生的幸福感。若有某种风吹草动，人们就都来银行取钱。这就是恐慌。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先看看这种银行业的历史，然后再在下一章讨论作为代价的恐慌。
第二央行的完结与第一央行一样，都是把银行业领域的特许权和调控权完全交给了各个州。如同第一央行的结束是由于州银行大量增加一样，第二央行的结束也是如此，只是结束得彻底。在1830~1836年间，银行数目增加1倍多，从330家增加到713家。票据流通有了一定程度的相应增长，从6100万元增长到1.40亿元。硬币保持股份——黄金和白银保持股份——可以想见，只有少量增长，从2200万元增到4000万元。
这些年的增长得益于两个新的合法构思。其中一个是州属银行。由于其直接目的是用自己新印的票据发放贷款，显然这与宪法中不允许州发行货币的禁令相矛盾。似乎为了强调这一点，肯塔基议会在筹办这样一家银行中仅仅拨了购买印版、纸张和一些办公用品的钱，其他一切花费用随后印的钱来支付。但是，如现在所显示的，在涉及货币的问题上，宪法可以扭曲，宪法得服从体现大众急需和政治需要的更高级法律。在一次预备诉讼中，最高法官约翰·马歇尔认为，州银行发行取款凭单是违宪的。1837年，马歇尔死后，最高法院一致赞成州立银行有发行票据的权力。
另一种更为重要的新发展是自由银行业。根据州议会的决定，银行不是公司，在当时和以后许多年中需要州的一个特别许可证，银行属于一个由个人组成的志愿协会，因此与打铁业和制绳业一样对任何人都可开放。有一些规则，特别是关于硬通货储备量，要依票据和存款而定。在一些州中，这些规则执行得非常严格，通常是在有了根本不执行的可悲经历之后。第二央行在不把这个问题当学术问题来看待之后，才发现有关规定往往得不到执行。在这些年月里，当时保守的马萨诸塞联邦发现一家拥有50万美元票据流通量的银行倒闭后，其硬币储备仅仅有84.48美元。这样的支撑是多么脆弱。也许历史在那儿比在任何地方都保存得好些，19世纪30年代，密歇根银行业的记载特别迷人。法律规定，票据流通要有30%的黄金和白银储备——一个十分牢固的基础。督察官不断检查银行，强行执法。就在有督察官之前，当储备用的黄金和白银也进入了流通。这种储备装进箱里，从一家银行运到另一家银行；必要时把铅、碎玻璃和十分廉价的钉子装入箱子增加重量，以增加数目，上面盖上一薄层金币。一个执行任务的督察官，一向善于对时代做精妙的隐喻，他抱怨说：“黄金和白银魔力般的名气在全国到处流动；其声音可在密林深处听到，却像风一样，人们不知其从哪里来，也不知其向哪里去。”
密林深处、沼泽地间或看来更适宜的荒凉的乡村贸易站，时而被认为是银行的最佳场所，因为从那儿银行可以把票据发给借贷者(他随之将其传出去)，希望最后一个接受者不知道送到什么地方去兑换。但还得强调指出，这是历史保留下来的最坏的例证。斯皮罗·阿格纽(spiroagnew)的副总统地位在历史上是牢靠的，银行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是如此。这时期的许多银行，包括几家公有制的州立银行，都得到认真负责的管理。甚至在那些失败的银行当中，也有许多是在做出真诚而有益的努力之后的失败，这种努力使有价值的人才进入农场或去经商谋生。
1836年，联邦政府颁布法案，要求今后购买公有土地必须得用硬通货或可以兑换硬币的银行票据付款。这项带来不便的、受到大众批评的法案，可以检验州立银行票据发行的质量，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同两家美国中央银行坚决要求兑现票据一样。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银行借贷和银行创利受到了一定的阻碍。翌年发生了恐慌，虽然这不一定是必然的结果。接着又产生了肯定会发生在投机得来的幸福感之后的悔恨，这种悔恨若发生得早一些，也会是有益的。州立银行法律及其实施得到大大加强。在1840~1847年间，银行数目实际减少，票据流通大幅度下降。此后两者又都上升，却是以更平静的方式上升。
但是，到了内战时期，美国的货币体系在商业及其贪婪的漫长历史中，仍然是最为混乱的，其程度可以说是无与伦比。在1609年以前，带到阿姆斯特丹的硬币纯度比较高。据估计，有7000种不同的银行票据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流通，出现了大约1600家不同的或已倒闭的州立银行。由于纸张和印刷费便宜，票据发行权作为人权得到保护，所以个人也都代表自己的利益从事这种生意。据估计，有5000次假票据发行进入当时的流通。没有一本更新版的指南就不可能做大生意，指南可以把可靠的票据与较差的票据、空头票据和坏票据区分开来。《银行票据记者》或《假钞侦探》是每个重大经营企业的重要文献。
随着内战的爆发，力主货币坚挺的势力在与对手的妥协中占有明显的优势——或至少初看起来是如此。来自南方和密西西比峡谷地区的国会会员和参议院议员都离开了。战争迫切要求制止州立银行及其票据造成的混乱和迷惑。计划建立一个新的中央银行是不可能的，但建立一个得到联邦政府认可和控制的新银行体系是可能的。1863年，在财政部长蔡斯和国会的强烈要求下，通过了《国家银行法案》(nationalbankact)，批准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银行体系。可以想见的首要问题是银行票据管理。票据只有占联邦证券价值90%时才能发行，这种证券是由发行银行购买的，在国库里押有保证金。这种调整的可靠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银行栽跟头，可以把证券售出，把票据赎回，在所有正常情况下很有一点赚头。这也是一个确保战时政府的证券市场的有益途径。
这种调整的确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国会力图避免的一个缺陷。票据发行量取决于政府证券的数量，这种证券抵偿兑换票据的保证金。如果政府大手大脚，证券就会多，票据量也可能如此。为了避免这种意外，国会限制国家央行的发行量为3亿元。经济环境很少能如此成功，以致连对经济前景颇于精通的人也感到迷惑。战后多年中，联邦政府积累许多结余，但无法还清债务，收回证券，因为这样做意味着将会没有支撑国家银行票据的证券。还清债务就是毁灭货币的供给。
虽然可以预见州立银行反对《国家银行法案》，但一开始并未受损失。1861年停止硬币支付，使州立银行摆脱了用硬通货收回其票据的这个一向令人讨厌的要求。绿钞成为法定货币在发挥着作用。1865年3月3日，在阿波麦托克斯战役发生一个月以前，财政势力又在形成自己的气候。国会被说服，通过一项清除州票据的附加立法，给所有州立银行票据发行加收年10%的税收，自1866年7月1日起生效。这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为生动的例证：收税的权力确实是毁灭的权力。
但是，毁灭的还是要比想象的少一些。历史正处于这样的时刻：美国借贷者不是以票据形式提取信贷，而是以当时开支票所依据的储蓄形式提取信贷。在随后一个年代里，对储蓄和支票的使用明显增加。与此同时，新社区也有可能建立银行。银行为满足贷方的要求，存入的是储蓄而不是一纸银行票据，可谓殊途同归。
储蓄建设从本质上来看比票据建设更为谨慎，这个问题已经强调过。票据一出手，从一手转入另一手，其中许多永远也无法兑换。储蓄支票总是可兑换的，如果收到支票的人的账户在另一家银行里，那么，到那里，现金马上就会失掉。与此同时，银行储户会因为储蓄而收到由其他银行的借方贷款产生的效益，这个效益是用支票付给的。只要第一家银行扩大贷款的速度比其邻近银行快，实际上就有现金流出。储蓄银行业务由于盲目而受到更快的惩罚，但差别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差别并非如此巨大，以致强摆出一副故作谨慎的架子，在禁止票据后，银行倒闭持续不断，在一些年度里变成瘟疫式的——1878年有140家停业，1893年有496家，1908年有155家。(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讨论这种停业带来的后果。)大多数受害者是小型的州立银行。在另外65年中，这种受害者不断增加。由此而来的贷款和储蓄使农民和企业家不断进入商业领域，或继续维持他们在该领域的经营活动，这些农民勉强凑合，但志气不小，这些企业家有的才干非凡，有的碌碌无为。
虽然内战上了妥协中硬币主张者的圈套，并帮助他们摆脱了国家银行票据的拖累，但也削弱了他们把持硬币本身的地位。在战争前的岁月里，公认的货币不是银币就是金币，但金币越来越占上风。1834年和1837年的立法把美元中相对银量来讲的金量减少了(银元仍含有纯371.25格令；金元从纯24.75格令减少到纯23.22格令)。现在对于把银行盯在这种利益上的人们来讲，最好的交易是在公开市场上出售银子，购买金子送到制币厂去。在加州的发现之后，大量黄金进入制币厂，把辅币——0.5元、0.25元和0.1元——熔化掉，用由此得到的银换取将要铸成的金币成了赢利的生意。国会在1853年纠正了这种趋势，把辅币中的银冲淡，这样熔化后的合金送到制币厂就不能获利。因此，1837年之后，美国的货币就是贵重金属，这种贵重金属就是黄金。唯一的纸币就是银行票据。那些好到足以换取任何东西的票据也可以兑换成黄金。白银以前从视野中消失，现在也从头脑中消失。现在，国家即使不是在法律上也是在实际上依赖足赤的金本位。
在古代，真理就曾被称为战争的第一个伤员。实际上，货币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1861年6月30日结束的财政年度里，美国政府的开支是6700万美元；翌年是4.75亿美元；随后又有猛增，1865年达13亿美元，这个水准只有在1917年的才能比得上。面对这样庞大的开支，萨蒙·波特兰·蔡斯弄不清其历史意义，他出来应付局面。他严厉警告凭借纸币的手段：“……再也无法精心设计出使大众贫困、国家政府受辱的更加确定的致命性应急措施了。”他还揭露了一种明显的、姑且说是可以预测的反对赋税的倾向，国会在这方面也自叹弗如。1862年6月30日结束的财政年度里，政府收入为5200万美元，以上述所提到的4.75亿美元的开支来算，这意味着一个异常鲜明的赤字4.23亿万美元。收入仅仅占支出的11%。在随后3年中，税收上涨，其中包括大刀阔斧的却是短命的对所得税的改革。但是，在战争不可让步的压力下，开支大大增加。虽然到1865年，收入为3.34亿万美元，但是赤字却接近10亿美元。这个赤字包括纸币的借贷。从1862年起，出售政府债券成了一种主要的生意。杰伊·库克组织了一个2500人的销售大军，劝说人们购买债券，支持合众国。这一努力获得成功，一开始销售额就超过了国会认可的数目。国会迅即做出配合，增加认可。但是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1862年国会在蔡斯的默许下批准发行1.5亿美元钞票，这是除了支付关税外可以用于任何目的的法定货币(指望关税带来黄金以支持债务利息)。钞票是用墨印的，因此有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名字——绿钞。在随后的月份里，又准印了更多的绿钞。蔡斯的忧虑现在可以说是得到暂时的也是完全的控制，他不久要求钞票的面值不能大于5美元，这样能更充分地起到一种流通媒介的作用。最后，批准发行了45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