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对绿钞十分挑剔。至今这个词仍象征着财政和货币的松懈——“这就像发放绿钞一样”。怀特教授直截了当地得出结论：“……支助战争中的突出错误就是未能果断而严厉地征税，对纸币的使用以及伴随而来的一切罪恶……”甚至连很宽容的学者都指责蔡斯，抱怨“具有法定货币性质的纸币发行过多，因此是火上浇油”。
现在，读者可以有把握地得出唯一的结论：使用债券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销售的努力是极富有生气和想象力的。储蓄或储备的货币兑换成债券被政府花掉，如同任何其他新的开支一样，增加需求就是增加通货膨胀，税收也就会更快更多。但是，债券发挥了最好的作用之后，绿钞仍是必要的。
结果也并非这样可悲。我们知道，1861年，财政部和银行停止硬币支付——用黄金兑换钞票。在纽约有一家做黄金投机生意的黑市，是战时一个相当令人厌恶的演出，也是一个使当局大为恼火的市场，虽然看上去并未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从更为实际的角度来看，纸币价格上涨，到1864年的顶峰期是1860年时的2倍还多。(根据1910~1914年的基准来看，批发指数在1860年是93，在1864年是193。)这使工人吃了苦头；战争期间工资增长还不到物价上涨的一半。但农民却喜欢2美元的小麦(战后甚至更加为之高兴)，由于受上涨的物价和战时需求的刺激，工业能力和产量都有了奇迹般的增长。对于一个被一分为二的国家来说，建立一支军队，最多时有100万人，进行了一场最为血腥的战争，直到人们为自己的灭绝布置好为止，取得这样的成就不能被视为拙劣的表演。内战时的货币罪恶的名声来自后来特别保守的历史学家，他们决心证明，使用像绿钞这样对硬币道德观有害的东西所取得的任何成就完全是不明智的。
以上描述至少是就合众国而言的。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批驳联邦政府货币管理的更好的例子。在南方，有一种感觉占主导地位，认为即使没有赋税，战争也够吓人的了。南方联邦政府的税收——土地和奴隶的财产税，因合众国封锁而很快就被取消了的棉花出口税——数目甚少。南方联邦政府向各个州征税，这些税是用南方联邦大量发行的用来支付清单的货币来支付的，抑或甚至更节俭地用州本身为此目的和类似目的而发行的货币来支付的，这种货币发行与国内借贷一起用来支付战争。南方联邦钞票发行量最终达10亿美元；借贷约为此数目的1/3。价格在整个战争期间以每月10%的速率一直涨到1864年3月。南方联邦东部各州的价格指数在1861年初是100，到1864年12月升到4285，在翌年四月上升到9211。工资增长远远滞后，1865年与1861年相比，物价上涨90倍，但是据计算，工资只上涨了约10倍。物价督察官为主要商品指定最高价格以限制价格上涨。报纸上时而把指定价格与实际价格并排印在一起，南部联邦的钞票和债券在阿波托克斯(appomattox)战役之后，同样变得一文不值。
没有哪位严谨的学者为这种战争财政方法辩护过，不仅如此，“关心经济问题的北方作家还往往把南方联邦的失败归于它的纸币……”
无疑可以征收更重的税，大体与战争的负担相平衡，伴随着物价大幅度上涨而带来的混乱本来会减少，南方联邦因稳定和明智的判断而赢得的名誉本来会得到提高，可以想见军队的士气也本来会得到提高，更不用提工人了。但是，实际上也有许多困难，一个刚刚成立的小国，受到封锁，被切断工业产品的来源和市场，基本上是在本土作战，维持一支庞大的部队——据估计，人数约为60万，不大可能为100万——在战场上长达4年之久，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事业。能做到如此，靠的是积累的大约3700万美元的货币资源，这至少是财政魔术中的一个主要功勋。南方联邦的奇迹如同罗马的奇迹一样，不在于失败，而在于能够存活如此之久。传说有位考古学家在1万年以后对纽约的考古挖掘中，发现一个付款厕所的遗址，并弄清楚了厕所的目的。他认为，文明失败是因为硬币出了问题。把南方联邦失败归于纸币的人们与此人属于同一学派。
在该世纪剩余的35年中，妥协中的硬币派势力大增，他们再也不对绿钞发行让步了，由此避免了一次反攻，也避免了一场支持白银的进攻，当然，取消州立银行钞票所获得的利益得到了维护。
1866年开始回收绿钞，前6个月平均回收率是1000万美元，此后每月回收400万美元。这是一项不得人心的政策。政府开支包括维持南方重建时期各政权的开支，仍然十分庞大。物价在下跌，战后小麦价格持续上升，1866年高达2.94美元，1868年降至2.54美元，翌年又近乎下降1美元。所有农产品价格指数在1864年是162，到1868年降至138，翌年又降至128(10年后降至72)。战争期间，农场抵押债在上涨，士兵转业回到家中，或在新垦区过着农村生活，他们同许多人一样，对低物价做出了厌恶的反应。
受到这种影响的人们认为其原因在于回收绿钞。1868年，根据两院绝大多数意见，国会终止回收绿钞。1871年和1872年，财政部不顾硬币主张者的反对，许可再发行几百万美元。翌年是一个典型的恐慌之年，许多人都来银行取钱。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又重新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发行。1874年，国会通过立法，要求把绿钞流通量扩大到一个恒定的总数4亿美元。
对此，格兰特投了否决票——“我不相信任何人工方法能够使纸币和硬币对等——当不拥有或拿不出现成的硬币来收回要支付的票据的时候。”随后，这个问题交给了选民。1876年，绿钞党出面就此问题为使用纸币做努力(还有一些其他新的财政手段，包括抑制新国家银行钞票，据认为这侵犯了政府独有的、神圣的发行纸币的权力)，在国会1878年的选举中，绿钞党投了一百多万张选票，选出14位国会会员。(就是这次选举，把软钱与硬线之间的差别永久地带入语言之中。)与此同时，虽然再发行绿钞遭拒绝，但收回也被终止。此问题的解决完全是顺其自然的。绿钞流通量总是固定在一个非常准确的数目346681016美元上。至此人们可知，此流通量在未来许多年里都是持续的。1878年是绿钞事业的高潮之年，现在人们把注意力转向了白银。
白银自古代起就是硬钱中最硬的钱，现在成了软钱。回忆过去可知，1867年欧洲主要国家在巴黎开会，决定把黄金作为几种货币的基本而唯一的储备，也作为货币之间付款的媒介。看上去对欧洲来说是正确的事物，对美国来说也是如此。因此，在1873年人们都认为，在一个平常的行动中普通的银元被从硬币中取消了。(一种更重的贸易元在几年中仍在铸制，供给与东方做生意的商人使用，在东方接受付款的人仍坚持要白银。)6年以后，为了与早先的立法保持一致，留存下来的绿钞可以兑换黄金，且只能兑换黄金。国家银行钞票自从可以与绿钞兑换以来，现在也可以完全兑换成黄金。恢复——重返金本位——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物价回到战前水平。相对交易额来说，纸币流通量曾一度很大，但由于工农业迅速发展，现在变小了。因此，当可以得到黄金时，又没人想要；这种现象并没有引起什么议论。
这是无法持久的，低物价轻而易举地引发这种现象，又是引起农民不快的一个源泉。与此同时，在欧洲采用金本位造成政府(特别是普鲁士政府)和银行出售白银换取黄金。结果是白银对黄金的价格跌落。在19世纪70年代，白银价格由于内华达发现大量白银而进一步下跌。在半个世纪中，由于白银价格超过制币厂的价格，格雷欣定律就使之不制银币，而是把黄金带进制币厂。现在白银便宜，在制币厂白银开始失宠，哎呀，现在又发现，1873年的立法排斥了白银。再也不制银元了，当时并不引人注目的1873年立法现在成了1873年的罪行。一位英国金融专家欧内斯特·赛德(ernestseyd)贿赂国会，通过此项立法。后来又把这个阴谋升级，使其成为犹太银行家秘密团伙的作品。因此，随着绿钞骚动在19世纪80年代减退，白银反攻占据其位。
从政治上来讲，这次反攻比以前强大得多。绿钞支持者创建一个政党。主张自由白银的人们也同样建立一个政党——人民党。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赢得了一个政党——民主党。“自由”一词意味着，以过去371.25格令对1美元的汇率可以自由或无限制地把白银制成硬币——毋庸置疑，这个汇率所涉及的美元兑换白银的赢利远远超过现在市场上的赢利。由于1美元含有371.25格令白银，含有23.22格令黄金，因此两者的相对价值又回到了先前的(虽不是历史性的)16︰1。
自由白银的支持者在1878年尝到第一个甜头。战后，软钱的支持者由于被新成立的州送往西部而控制着国会；硬钱主张者总能左右总统。1878年，国会不顾海斯总统的一项否决，下令每个月按市价购买200万美元~400万美元的白银。这批白银要按以往的重量制成银元。制币厂生产的美元多于在市上购买低价银所需的美元。这笔赚头归政府所有。
这并非明智之举，尽管硬币主张者认为是明智的。他们希望这项举措至少可以使白银的提倡者得到满足。悲哉，后者仍未得到安抚。骚动在继续，并非由于制造了有限的银币，而是出于所提供的一切。人们还感到，这不仅会提高白银的价格，而且也会从整体上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由于白银的倡导者是心地善良的教徒，因此他们有一种深深的信念：拥护白银就是拥护上帝。在随后的年度，不管上帝有什么希望，他都深深卷入美国的货币政策之中。
1890年，由于高税收的主张者和白银的主张者之间进行脱离正轨的讨价还价的交易，购买白银被进一步放宽。为此，购买白银而发行的财政部钞票可以随持有者心愿兑换成黄金或白银。可以预见，格雷欣定律现在以对黄金不利的状态发挥作用。白银在交易中流通。财政部钞票持有者将其兑换成黄金，随后将黄金存留，送往海外或在海外花掉。财政部黄金储备减少，1893年有一股强大的兑换黄金储备热。为增强黄金储备，出售了政府债券来购买黄金，但是这样得来的黄金又被抛出去，收回为购买白银而发行的钞票。
坏事往往可以变成好事，如果人们在探索原因时有足够的警惕性的话。1893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抢购黄金决定了一次恐慌的规模。这次恐慌也有其他原因，与以往一样包括先前的投机倒把。但是硬钱的支持者及其代言人如同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一样，把一切过错归于白银。1893年夏季，克利夫兰让国会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来限制白银。通过与众议院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参议院长时间的唇枪舌剑的辩论，被屈服和恐吓的国会最终答应了要求。
但主张白银的人并未被完全击败。1896年，他们把这场斗争交给了选民。在主张硬钱的人们看来，布赖恩“昏庸自满，他坚持把白银问题当作主要问题”。在民主党大会召开之前，他发出了不朽的挑战：“……我们要答复金本位倡导者的要求，对他们说，‘你们决不要把这个带刺的王冠向下直压劳动者的额头，你们决不要把人类钉死在一个黄金十字架上。’”上帝以前就听到有关白银正直的劝告，因此现在他明白了黄金至少象征性地意味着他儿子的死。
在选举中，布赖恩被彻底击败。时光依旧。现在，中西部赞成硬通货。麦克利以271票对176票获胜。纽约《世界》(iworld/i)杂志说：“并非自从里奇曼倒台以来，爱国的美国人才有这样的理由来欢跃……荣誉被维护了。”
1900年影响硬币和钞票的化妆品立法进一步肯定了对黄金的承诺。结果是，一些洁癖者把美国采用金本位定为这一年。实际上，它已经取得了胜利。
但是，1900年的法律中有一则幽默能给人以启迪。该法律允许国家银行——当局的好银行——发行的钞票完全具有储存国库里的政府债券价值的100%，也把这种流通的少量税收一分为二。结果是，国家银行钞票流通量迅速增长——在随后8年中翻了一番多。一切善良的财政人士称赞这一举措对国家增长的商业是必要的——一个健全而有益的活动。绿钞、白银证书、购买白银的国库钞票，所有这些实际上是不可区分的，这种货币的增长是有缺陷的、不明智的、鲁莽的——或如同纽约《世界》杂志所认为的，是非常不光彩、非常不爱国的。没有一项原则可以区分这两种情形，只有真理与高尚的财政利益之间的有趣的联系才能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