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4年，华盛顿陷落之后，在许多情况下肯定会找到借口，因此新英格兰以外的银行都中止了硬币支付。无须赎回票据大大有助于发行，在用票据购货或还债时导致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折算。新英格兰银行的票据自从可兑换黄金或白银以来，其面值得到公认。纽约银行的票据稍差些，要打10%的折扣。巴尔的摩和华盛顿银行的票据显然更华而不实，要打20%的折扣。阿巴拉契亚西部地区的许多票据要打50%的折扣，所有的票据在流通中都伴有大量假票据，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1817年，宾夕法尼亚在议会的单独一项决议中允许37家新银行开业。随后的年月中，在那里和其他地区的数目就有了进一步增长。每个地方，包括“教堂、酒馆或铁匠铺，都被认为是可成立一家银行的合适的场所”。“其他公司和商人也发行‘货币’。甚至理发员和酒吧招待也在这方面与银行竞争……几乎每个公民都把发行货币看作是自己的合法权利。”
混乱再度引起人们对秩序的关注。通货膨胀引起人们对物价稳定的关注。(认为西部地区银行的钞票要打50%折扣，自然就是认为这些钞票价格上涨1倍。)美国央行也恰好在这个时候消失了，当时为了1812年的战争，特别需要央行营业——购买和出售政府债券，以及调整和分配政府资金等重要业务。更加笨拙的是这家企业的总体管理，不管是军事的还是非军事的——也许直到越战时期是独一无二的，货币失控不可能是这场混乱的主要因素。但是，如果仅仅引起一点点的话，也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要重起炉灶。1814年，财经领袖们——斯蒂芬·吉拉德(stephengirard)、大卫·帕里什(davidparish)、约翰·雅克勃·阿斯特(johnjacobastor)——制订出建立一家新美国央行的计划。在随后几个月中，他们与其他人一道呼吁，需要将央行建在华盛顿。1816年，第二家央行得到特许。除了比其前身大以外——当时是一家非常大的企业——其权力和职能也都完全一样。
起初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央行一样，第二央行特别需要一个对调节者实行调节的机构。1816年，战后繁荣达到鼎盛，在西部地区投机倒把活动格外猖獗。新央行欣然参与，在不动产贷款方面特别活跃；似乎在强调宽松的意向性，对央行本身的股票也进行猖狂的投机倒把。它也不要求别的银行表现克制的态度。回过头来看，第二央行也许又陷于其前身的投机倒把活动而失宠的局面，拒不兑换州立银行钞票。1818年，央行的巴尔的摩分行因贷款不利丧失大量资金而倒闭，虽然根据当时时兴的松散式联合计划，并未使在费城的母行倒闭。
威廉·琼斯(williamjones)作为政治家，智力未必够用，已被证实判断力差。1819年，他的行长职务被朗顿·切夫斯(langdoncheves)取代，大多历史学家都把切夫斯描写成一个特别迟钝的人，他很可能就是时局所需要的人。他制定了贷款紧缩和丧失赎回权方面的强硬政策。从时效性来看，繁荣瓦解，物价下跌，债务人财产被冻结，倒闭数上升，一般来看这些似属偶然。这是五大恐慌中的第一次，这五大恐慌大约20年出现一次，标志着19世纪的历史进程。
如同约翰斯忙忙碌碌一样，切夫斯最后是苦不堪言。1823年，他被一个妙趣横生、智慧超群、善于处事的人所替代，此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时未能得到学位，因为那时他才13岁，被认为年龄太小。他就是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biddle)。比德尔与前任不同，他对央行的作用有清醒的观念。他希望央行在贷款方面起积极有益的作用，是整个社区的一种积极力量。他非常清楚央行对州立银行限制力量的作用。与他的前任或他时代的大多数人相比，他也是目中无人、傲慢至极。
在比德尔领导下建立了许多新分行，总数达29家。贷款和证券投资增加了。付款包括代表政府所接受的一种票据，发行这种票据的银行可用黄金或白银将其购回。银行这样做的意愿和能力不断用流通方法来检验：使其票据能否迅速返回兑现。可想而知，州立银行对这种强制性做出反应，上交美国央行票据以换取硬币。每一方都好像在管制另一方。
美国央行票据的流通——且由此使其进入流通的贷款——起初在数量上受到限制，至少应是面值小，这种限制即使偶然也很严厉。根据美国央行的特许，所有的票据都得由银行总裁和出纳员亲自签名，不许有模仿和伪造。用老式笔一天最多签不超过1500张票据，就没有时间做其他更有意义的工作了。国会接到要求减轻限制的请愿，允许分行也发行票据，这一请愿遭到拒绝，是导致比尔德使对手恼火、愤怒的许多法令之一。他规定，分行官员可以提取用于支付给另一个官员的支票。接受的官员随后以美国央行的名义在付款支票上背书，支票这样改进后成为美国央行对支付现金的一种承诺；它不再是一张支票，而是一张银行票据，因此为借方以及传递对象所接受。
比德尔曲解法律的才能并没有让那些拒不提供给他所寻求的立法的人们感到亲切，他们普遍不喜欢他的作风。作为银行家，他入木三分地论及他的权力，曾不止一次地说，这种权力在权威意义上可以与美国总统相提并论。他得意洋洋地认为，他的职位对州立银行有一种生死攸关的权威性，赞扬自己行使这种权力中所表现出的温文儒雅。当一个参议院委员会问到美国央行是否曾压迫过州立银行时，他答道：“从来没有。没有几家银行会由于美国央行权力的行使而可能遭到毁灭，也没有一家曾受过伤害。”这使杰克逊总统注意到：“央行总裁告诉我们，大多数州立银行是靠克制而存在的。”据认为，与货币的交往会导致政治迟钝。就此而言，比德尔甚至比蔡斯更能说明问题。
如施莱辛格教授所强调的，比德尔遭到来自社会现存权力机构和硬通货主张者的反对。东部银行家对他的主张表示愤恨，在纽约还有人担心中央银行在金融事务上过分夸大了费城，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其意义有多大现在也无从知晓。当然，假如中央银行在那儿生存下来了，那么费城会成为主要的也许是国家主要的金融中心，可想而知，华尔街只不过是另一条街而已。这些年来，杰弗逊(jefferson)以及现在杰克逊(jackson)的硬币、反央行观点也在工人中间找到了知音，其中许多人认为，不管是由政府还是由银行发行的纸币，都是一种欺骗手段，通过抬高物价或无理折扣来剥夺他们正当工资的一部分。
然而，看来可以肯定的是，情况如同第一央行一样，最严厉的对抗来自规模小的、寿命短的、新建的州立银行，以及那些认为经济发展机遇取决于这种机构的存在的公民们。回顾整个发展历程，南方许多地区现在愿意承认央行及其管制。西部新殖民地区特别需要易行的信贷和宽松的信贷者，这就又成了对抗的焦点。
虽然央行特许直到1836年才到期，但是可想而知，对此的争论几年前就开始了，有时非常激烈。比德尔的兄弟身在远方的圣路易斯市，是地方分行行长，1831年，他卷入了一场特别尖锐的有关中央银行功绩的争论，他认为银行功绩是伟大的，导致一场手枪决斗，结果双双毙命。这个双重悲剧与其说是反映了射击质量，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迎合目光短浅的梅杰·比德尔的需求。决斗的距离非常小，只有5英尺。
1832年，亨利·克莱(henryclay)领导国会中的亲中央银行势力，通过一项恢复央行特许的议案。杰克逊言辞激烈，据理否决该议案，中央银行成了当年晚些时候大选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比德尔并非缺少谋略。他坚信银行是权力的根本源泉，当拨款预算案被推迟，国会议员工资发不出来时，他就定期向他们提供资金。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webster)多次担任中央银行行长和法定顾问。“我认为我当顾问的薪水并没有恢复到往常那样，如果让我继续与中央银行保持关系，就完全应该给我正常的顾问薪水。”许多其他名人也都加以响应，其中包括新闻界人士。加入抬高身价之列的著名记者之一是詹姆斯·戈登·贝内特(jamesgordonbennet)，他被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誉为美国黄色报刊之父。杰克逊在大选中获胜，比4年前胜得更分明。美国央行的命运就这样注定，在另一个80年中如此这般的就是人们思想中的美国中央银行业的命运。
在第二次执政的4年中，杰克逊很快把政府储蓄从美国中央银行取出，起初储蓄存放在精心挑选的或倍加信赖的银行里，后来放在独立的财政系统中。政府把持着自己的储蓄，实际上成了独立的银行家，政府内阁中有人反对这种行为。140年后，在有关《理查德·尼克松星期六夜晚大屠杀》的一次精彩预演中，杰克逊发现，有必要撤换他的两位财政部长，他找到了人选——罗杰·b.托尼(rogery)，后来的首席大法官，对他可谓言听计从。比德尔身为银行家，以无所不能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做出反应签署了贷款合同，旨在促使早日出现一场危机，“导致一场小规模衰退”。比德尔以实际行动支持杰克逊，也算是取得了最主要的成功。
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从坚挺的货币和金本位的超道德意识来看，杰克逊毁灭中央银行的行为被公认是恶棍之举。如前所述，芝加哥大学教授怀特在1949年发表的文章中，把这种行为归于杰克逊对银行的深仇大恨，他悲叹道：“国家对一个伟大的中央银行的试验被终结了。”
但在最近时期，银行家的传统智慧至少受到一定的怀疑，一种强大的时代民主精神把认识和道德两者都归于普通人，人们带着鲜明的热情来看杰克逊的行动。凭直觉，他坚决站在选民一边，向新州、新农场和新垦区的生气勃勃、志向远大的普通人做演讲。
从一个重要方面来看，他与他们的联盟出于偶然。他反对将美国央行当作一种垄断——如比德尔认为的，是有权力与国家权力相对抗的一个怪物。这种权力对民主政治是有害的，也是他的政敌的权力。但是他提倡硬通货——赞成由黄金和白银组成的货币，把所有纸币当作魔鬼的工具来加以避开。为了干掉美国央行，他得到的不是硬通货，而是最软的钱——新银行如爆炸般剧增，银行票据如雪崩般涌现。但是，这些由此发放的贷款正是他的选民最想得到的。假如安德鲁·杰克逊成功地确立起自己所需的硬通货，那么，他的名字在前面提到的垦荒区的生气勃勃、志向远大的普通人当中，就会遭到谩骂。假如他在首届任期中完成了这项改革，那么他们就不会再一次为他投票；假如这出现在他的第二届任期中，他们可能就不会允许他返回田纳西。历史学家在考虑杰克逊在财政问题上正确与否时，必须得允许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他茫然不知所措。
或者可以想见，在他那里，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据传闻，在新奥尔良战役中，当英国人逼近时，他在棉捆后面发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命令：“对准他们，炮口要稍低点儿。”
关于比德尔的生涯，还有一个道德传说。他的银行又重新得到宾夕法尼亚州的特许证，由于搞棉花投机和给官员借贷过多，该银行于1939年停止付款，随后宣布破产。比德尔被捕，被控行骗。宾夕法尼亚法院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来维持指控。不久他死了，虽然死时仍受到民事诉讼。他的命运也类似于那些以创新的方式处理货币的人们的命运。回想一下，劳侥幸地逃脱了巴黎暴徒的惩罚，在维也纳，在晚节得保的贫困中丧生。佩特森恰好在达雷恩灾难中幸免于难，却由此变得贫困不堪。罗伯特·莫里斯是大革命的财政长官，却在关押债务人的监狱里坐了几年。汉密尔顿因与厚颜无耻的雷诺兹太太有私情，当众受到奇耻大辱，后遭枪杀。杰伊·库克(jaycooks)出售证券，这种证券与绿钞一起支付内战开销，随着土崩瓦解的暴跌声而彻底失败。安德鲁·梅隆(andrewmellon)曾俨然以汉密尔顿的最伟大的接班人而著称，他也险些未逃脱掉所得税的惩罚。哈里·d.怀特(harry)和劳克林·柯里(lauchlincurrie)这两位与玛丽娜·s.埃克尔斯(marriners)一起，把凯恩斯经济学带给华盛顿，却因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而被开除，一个丧生，另一个被流放。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jenningsbryan)吹响了嘹亮的反黄金十字架的号角，但在生命结束时却不得不出售佛罗里达的不动产。在代顿市(dayton)的他由于捍卫《圣经》原文的真谛而受到克拉伦斯·达罗的挑战，但他仍坚定自若。随后他动摇了，承认诺亚并没有把各种生物都带进方舟，诺亚很可能没有带任何鱼。布赖恩几天后就死了。约翰·b.康诺利(johny)在货币史上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他是理查德·尼克松内阁中的财政部长。他于1971年缔造了使美元贬值的《史密森条约》(smithsoniantreaty)，随后受到控告。但他比大多数人幸运；他被宣告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