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人，在牛市中认为他们赚了不少，于是花钱如流水，给每个人加薪。哈佛大学在波士顿买了不少地，耶鲁大学也买了一大片。它们想：有了这些钱，是时候向外扩张了，我们可以慷慨些。随后它们了解到了真相（财政崩溃了），它们中的部分学校开始借钱。基于它们令人尊敬的名号和它们的aaa信用，它们开始向公众出售债券，而市场很容易就可以买到。
有些大学在其建校史上首次出现了负债。它们发行的债券，到时必须得偿还。与此同时，很多投资组合经理手中有杠杆投资组合，于是建议他们买了保证金。这就是让公司和机构陷入困境的典型案例。当他们借钱时被告知，（买保证金）不会有问题，但市场不济，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他们这才意识到这是个永久的状态，而他们正遭遇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尤其这个问题还在学术界，它们不能削减开支，因为它们有工会，有那些终身教授。
它们还有很多资产负债表外的福利义务。其中一个十分荒谬的义务是要求学校支付任何在职教授子女的大学教育费用（这还不仅仅是一个教授的费用），因他已经受雇于该高校10年了。一个有三四个孩子的在职教授标志着未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福利义务需要学校来承担。而私募股权交易也需要其不在资产负债表中出现持续的资金流——事情进展顺利当然一切都好说，一旦有什么问题，管理机构就需要更多的钱。每个学校都有数百万美元类似这样隐藏的福利义务。
一些大学财政部门的管理者是非常愚蠢的。许多养老金计划也遭遇了滑铁卢，很多州和城市养老金计划都破产了。在下一个熊市（可能很快就会到来），你会看到更多相同的案例发生。当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或者斯坦福大学破产时，将对世界带来巨大冲击。在某些情况下，你要明白这些已存在几个世纪或者数十年的机构，其财务状况该有多么糟糕。
2008～2009年的大崩盘来临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面临被迫削减开支的问题。传统上他们会这样操作，即拿出一定比例的捐赠基金，比如5%用于管理。但4000万美元的捐赠基金突然有2400万美元（因为暴跌的原因）没了，他们就开始找其他地方削减开支。但他们已经上调了支出的下限，在资产负债表上已经有永久债务了。这样做只会令他们陷入更大的困境，而他们此后要做的必定会增加更多债务，因为他们以为市场会逆转。我们有很聪明的管理者，他们告诉自己，并向我们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
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得太多了。形势一旦开始呈现螺旋式下降，人们开始明白怎么回事时多半已为时过晚。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就是如此。当然，这种情况的一大优点是，最终我们可以摆脱终身职位制。而亚洲的大学却没有这些问题（庞大的薪酬支出、庞大的工会义务、终身职位义务），它们将会崛起。
即便在此前的泡沫破灭后，美国大学教育得以幸存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成千上万18～22的岁年轻人离家自谋生路和学习的需求。学校的运动队、辩论会、社交活动等，所有这些都会继续，甚至很多学术活动都是通过电脑在寝室里播放加以指导。尽管有卫星传播的远程教育，但课程授课方式可能仍会沿用，图书馆则会消失或者改造成网球场了。
荒谬的、不可持续的成本结构与科技发展一起导致了“创造性破坏”，这将造就一个全新的中心和学习方式——正如历史上曾有的那样。我们早已忘记那些曾蜚声世界的好大学，诸如摩洛哥、廷巴克图、葡萄牙、意大利、亚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我获得中国政府批准，可以开着摩托车穿越中国。我在1988年完成了那次旅行，作为pbs（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制作的系列旅游纪录片的一部分，这部纪录片叫《征程》（thelongride）。我跟着摄制组横穿巴基斯坦和印度，一路骑行了5000英里。
经历3个月的冒险后，我回到家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告诉我：“我们有个工作机会要给你。”
这是一份被他描述为我无法拒绝、非同寻常的工作。我不知道哥伦比亚大学能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会让我产生无限兴趣。
他说：“我们准备聘请你做一名全职教授。”
从晨边高地sup/sup到大学校园里的每个角落，不管在哪里，这都是件大事。学者们做学术研究、四处游说、钩心斗角，他们耗费整个职业生涯就是为了谋求一份全职教授的职位。我想起了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政治学者华莱士·斯坦利·赛尔（wallacestanleysayre）名字命名的赛尔定律（sayre’slaw），这是一份由许多人完成的调查报告，报告历时数年，内容丰富。最早可以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sup/sup时代，到20世纪70年代编撰定稿。其中写道：“学术政治如此邪恶只因其风险太低。”
我接受了这份职位，但我只有一年的空余时间待在大学里。我刚开始教课时从莫斯科得到消息，我已获准可以开车穿越当时的苏联。我的环球旅行完全有可能实现。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愿望，近10年来我一直为此坚持不懈。
我很享受待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光。我的校外生活非常忙碌，在大学里根本没有太多社交活动，但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在课外帮助学生们。教书的同时，我还担任电视访谈节目《吉姆·罗杰斯的利润动机》（theprofitmotivewithjimrogers）的主持人。这是个嘉宾访谈节目，每周有5个晚上在财经新闻有线电视网（fnn）上播出。fnn是第一个财经节目有线电视网，最终被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收购。至少在当时来讲，fnn暂时垄断了这一领域。
几年后，我和财经记者比尔·格里菲斯一起担任cnbc《我的投资组合》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这是早期财经节目的变革，正如我曾经历的手机变革。比尔和我的主持是现场直播，接听观众电话，并加以评论。当时实况转播中的电话铃声把我们俩吓了一跳。
“是你的电话。”比尔说。
我没想到关掉手机，或者聪明点，干脆在进入直播间前把它留在一旁的绿房间里。如果这还不足以显示我在电视节目上缺乏经验的话，我接下来的举动更令人瞠目结舌：我居然在实况转播中接了电话！
是我母亲打来电话看看我到底怎样。
“我就是想问问你的情况，我知道你一直在生病。”
我说：“妈，我现在不能接电话，我正在做电视直播。”那是我经历的实况转播中最欢乐的时光。
那个节目的导演比我要明智些，他当时立刻将节目切换到商业广告，至今依然有人和我提到这件事。
这是我的第5辆摩托车，一辆宝马r100rtsup/sup，我骑着它终于实现了自己环球旅行的梦想。当初从俄罗斯人那儿获准可以去苏联旅行时，我立刻辞了哥伦比亚大学和fnn的工作，带着我的女朋友塔碧莎·伊斯塔布鲁克，骑着各自的宝马摩托车，在1990年春天开始了环球旅行。
几年前，塔碧莎和我通过一个老朋友——她母亲的介绍而相识。她是我所认识的女人中最具有冒险精神的人（那时我还没碰见现任妻子佩姬·帕克）。塔碧莎和我一起骑着摩托车穿越巴基斯坦和印度。在曼哈顿上西区长大的她刚从阿默斯特学院毕业，她的年龄不及我一半，当时是纽约一所小基金会的赠款管理员。
塔碧莎的父亲尼克还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曾偷偷买了辆宝马摩托车，整个夏天都开着它在欧洲各国游历。他从未告诉自己的父母摩托车的事，只是偷偷地把摩托车藏在了欧洲。然而，现在他坚决反对自己的女儿骑着摩托车周游世界。我很好奇如果将来有一天乐乐和小蜜蜂（罗杰斯的女儿）跟我提出类似荒谬的建议，我会是什么反应？
1990年3月末，塔碧莎和我从冰岛开始了旅程。我们一路从欧洲到中亚，从那里往东穿越中国，在日本短暂停留后向西横跨西伯利亚西部，抵达俄罗斯在欧洲的版图。经过波兰后，我们回到冰岛。然后向南纵贯西欧，抵达非洲北部，从那里直下非洲大陆中心。在南非我们将摩托车海运至澳大利亚，到了新西兰我们又将摩托车海运经大西洋到阿根廷。这使得我们的旅程从南美、中美到墨西哥，最终穿越美国回到纽约。
经历短暂停留后，我们又开始从纽约出发，横跨美国和加拿大的安克雷奇、阿拉斯加，最终在我耶鲁大学同学莱恩·贝克的家——北加利福尼亚州结束了我们的环球旅行。我们总共在路上花了22个月，全程跨越了10万英里，并被载入《吉尼斯纪录》。这一路，我们横跨了6大洲、50多个国家。
没有比穿越偏远边境更能让我了解一个国家的底细了。当你穿越边境时，你最先发现是否要去行贿。所有的事情都是光明正大、简单直接的吗？所有的流程是否有效？本来10分钟可以办好的事情，非要花一整天过关吗？你还得了解当地货币，因为过边境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换钱。当然，总是会有官方牌价，我会在那里换一点，因为从政府手中换的钱不会有假。我可以拿这些钱和在黑市里换的钱相比较，以防有假。之后我去找黑市，如果有的话。不过，通常会是黑市来找我。
对一个国家来讲，黑市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真有黑市，你马上就会知道。若然如此，货币就会有很高的溢价。黑市就像是给某人量体温。如果我给你一个温度计，量下你的体温，就会知道是否有什么不对劲了。也许不知道出了啥问题，但会知道事情有些不对劲。如果你的体温高，那我们就知道有些事真的有点不对劲了。黑市也是这样，如果你不清楚黑市有什么不对劲，它会首先给你一个提示。一旦黑市上有很高的溢价（黑市利率与官方利率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你就会明白问题很严重了。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国家，从黑市上的交易者那里了解的，远比和当地政府部长交流的收获要多得多。
驾车离开边境后，你马上就会了解这个国家的公路状况。有交通信号灯吗？路上有商店吗？或者只是用窝棚搭建的冒牌商店？路上有真正的酒店吗？或者只是把后院腾出来用作住宿的那种？当你穿过边境，你对这个国家也因此了解了很多。不管你认为自己有多老练，有时你的发现会带来莫大的惊喜！
塔碧莎和我专程从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一路向南，途经非洲中心，当我们抵达博茨瓦纳的边境时，我立刻明白（或者肯定在一小时内就很清楚了然），不管这个国家曾经怎样，它并不像我们在非洲其他地方看到的那样，和我们在很多地方（俄罗斯、亚洲等）看到的完全不同。这里没有黑市，不用行贿，工作非常高效……有很好的高速公路、交通指示灯、道路标识……有像美国那样在任何小镇都有的购物中心。当我们抵达首都时，那里有很多酒店。我们已经有段日子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了。
离开纽约前，我面临的问题是，我不在时我的投资怎么办？幸运的是有好几个我投资的领域并不需要我天天盯着，因此，我的大部分资产都在公用事业股票、国债和外币上。在这次期待之旅中，我几乎把钱就放在那里。如果方向正确，我会有很好的收益；如果错了也不至于一无所有。我削减了做空的股票，保证手头完全没有持仓期货。这次不是投资之旅，但在旅途中，作为一个投资老手，我对任何有“钱途”的机会都保持警觉。在博茨瓦纳我了解到那里有股市，立刻在那里投资，买了股市里所有的股票。
恐怕你认为我是个很棒的击球手sup/sup，那时博茨瓦纳证券交易所只有7家上市公司，我一直持有这些股票直到五六年前才卖掉。此前只要博茨瓦纳有新股发行或有股票派息，我就会买更多。博茨瓦纳地广人稀，它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矿。此后，我继续加大在博茨瓦纳的投资，直到2007～2008年，我决定卖掉所有新兴市场的股票，只因它们已被过度开发。两万个mba满世界转悠，就为寻找现在的热门市场。因此，在累积了18年的丰厚收益后，我卖掉了博茨瓦纳的所有股票。
1992年夏末，塔碧莎和我从这次旅行的最后一站回到纽约。那时我已经写完一本冒险主题的书《投资骑士》（investmentbiker），塔碧莎也开始攻读国际关系学位的研究生。当时在这个专业上，环球旅行所获得的丰富阅历足以让她比那些只是在教室里学习、足不出户的教授更适合去讲课。她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我却不得而知。
美国是实施终身职位制度的代表性国家。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成立，并发表了“学术自由和终身教授职位的原则”的声明，提出了为大学学术自由的原则，需要对教师予以职业上的特殊保障，即确立终身聘任制。1940年，美国教授协会发表了《关于学术自由与终身聘任制原则的1940年声明》，从组织和制度上为这一制度奠定了基础。——译者注
旋转木马通常安装在圆形平台上，有既定轨道。这里指循规蹈矩，无法突破常规。——译者注
美国例外论（americanexceptionalism）又译“美国卓异主义”“美国例外主义”，是指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独一无二，以自由、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等思想为建国基础的国家，人民特别富裕幸福，国家特别稳定强盛，并在世界上领导与保卫自由潮流，因此独特优越，具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之处。——译者注
为了加强对金融机构承担市场风险的监管，1996年巴塞尔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了三级资本（tier3）的概念。合格的监管资本由3个层次构成。一级资本即核心资本，包括权益性资本和公开储备；二级资本即附属资本，包括非公开储备、重估储备、一般贷款损失准备、混合债务资本工具、中长期次级债务；三级资本则主要是专门用于防范市场风险的短期次级债务，通常附有强制不付息条款。——译者注
为了控制金融风险，一些复杂的交易，如一些衍生产品常通过模型评估方式来产生估值，即电脑通过对模型计算的结果来计价。——译者注
离市区5英里的晨边高地（morningsideheights）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领地。——译者注
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1902—1910年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译者注
bmwr100rt是宝马公司在1978年被引入1979年车型车容中并于此后出产的第一辆“盛装”旅行骑士车，排量为1000cc，为复古车型，被德国选为早期警用摩托车。其发动机为bmw公司的经典设计，被称为水平对置发动机，性能和耐久度极佳，曾在世界摩托竞标赛上夺得两次桂冠。——译者注
棒球比赛中，攻队入场击球的队员叫击球手。击球手用棒击打守队投手投来的球，并乘机跑垒，若能在球未被守队队员截住前，依次踏过1、2、3垒，并安全回到本垒可得一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