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比穿越偏远边境更能让我了解一个国家的底细了。当你穿越边境时，你最先发现是否要去行贿。所有的事情都是光明正大、简单直接的吗？所有的流程是否有效？本来10分钟可以办好的事情，非要花一整天过关吗？你还得了解当地货币，因为过边境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换钱。当然，总是会有官方牌价，我会在那里换一点，因为从政府手中换的钱不会有假。我可以拿这些钱和在黑市里换的钱相比较，以防有假。之后我去找黑市，如果有的话。不过，通常会是黑市来找我。
1969年，在华尔街工作的我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桩婚姻，买了人生第一辆摩托车。这不是我能开着环游世界的摩托车，而是一辆会一直缺乏动力、无法抵达目的地的宝马250cc。我并未在摩托车上创造历史，但我确实在上面见证了美国非主流文化的历史时刻。
1969年夏天，我陆续听说即将在纽约北部的伍德斯托克举行为期3天的“和平与音乐”音乐节的消息。我对此并不感兴趣，也没想到去弄张票。直到我从收音机里听到那些发生在纽约卡茨基尔（音乐节举办地旁边的小镇）的有趣事情，让我为参加这个活动而兴奋不已。于是，8月15日那个周五，我丢下工作，跳上了摩托车，直奔这个音乐狂欢盛宴而去。还未到跟前就有了路障（警察不让任何人靠近这个地方），我只有驱车穿过当地居民的各式后院才得以摆脱这些警察。中途还有个女的从她的屋子里追出来，冲着我大吼大叫，不过这也正常。但大概开了三四百码后，我的轮胎就瘪了，我猜一定是她的诅咒生效了。在换过轮胎后，我继续向前抵达了会场。
舞台被一圈栅栏围住，我直接开到了栅栏处。所有的安保人员都穿着印有伍德斯托克标志的绿色夹克——背面的白底印着一只站在吉他弦上的鸽子。那天非常热，所有人都脱了夹克挂在栅栏上。我悄悄趴在栅栏下，顺手牵了一件绿夹克穿上走上舞台。当然，那个时候场面混乱不堪，任何人但凡有点想法都可带走任何东西。
舞台上的节目花了我不少时间。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此敬畏，以至于要尽力保护好自己的“成果”——我不想失去自己占据的有利位置，不想放弃自己（好不容易伪装成的）特殊身份——对此，我非常谨慎。周围的人总是时不时地想要爬上舞台，我总会说：“不行，你必须待在后面。”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安保人员。
我占据了屋子里最好的位置，可以近距离地看到各种表演，最重要的是我正在享受精神饕餮。这真是太棒了！事实上，尽管当时大约有50多万人参加了这次聚会，但没人认为这会是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度过了一段多么美妙的时光啊！”我们只是想找乐子，然后各回各家。
音乐会一直持续到8月18日周一。不过，我在周日下午就返回了纽约，因为我必须要赶在第二天去上班。（直到周一早晨，吉米·亨德里克斯都没有登台演出，因此我错过了他的表演。）办公室里，每个人都在谈论伍德斯托克音乐会，当然这是那时的热门新闻。
有那么一刻我自告奋勇地告诉同事：“喔，我当时就在场！”他们全都看着我，好像我不干净似的。
“什么？你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他们很想知道，“为什么？太可怕了！”
这就是早期我在华尔街无视传统智慧的例子。至今，我依然保存着自己的伍德斯托克音乐会的夹克，时不时地翻出来看看。总有一天我会给孩子们展示这件夹克，尽管我并不清楚这对她们意味着什么。也许有一天她们也会看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信息，也许她们的朋友会看到——其中一个女孩会说：“是的，我老爸居然还在那里做了保安。”
如果你跳过中国和那时所说的苏联去环游世界，那就根本不值一提。离开华尔街去冒险之前，我花了很多精力去寻求官僚的批准，以便能到那些国家去。在等待许可期间，我回到了学校。
在退休不久后的一次聚会上，我遇见了哥伦比亚商学院的院长桑迪·伯顿（sandyburton）。
“你为什么不来我这儿讲课呢？”他说。
我告诉他：“我不相信商学院对人们是件特别好的事，尤其是那些想去做生意的人。”
在华尔街的第一个夏天，多米尼克公司的高级合伙人给我的建议已被我采纳，他告诉我去商学院完全是浪费时间。现在我相信他说的，即便进了商学院也没什么用。那个夏天，我从市场的交易柜台学到的远比在这个国家的商学院里花两年时间学到的东西还要多。
“我真的对教学没啥兴趣，”我告诉院长，“我可能也不擅长于此。”
“除此之外，”他笑着说，“为什么不来我这儿讲课呢？”
有两件事我决心在退休时要学会，即打网球和壁球。我住的地方距离哥伦比亚大学有几个街区，哥大有个特别好的健身房，但除了学生，只有校友、教职员工才允许使用。我猜想，也许对于那些捐建新宿舍的校外人士会偶有例外。于是，在聚会后不久我给院长打了个电话。
“我会告诉你我打算做什么，”我说，“我准备免费代一门课，教一个学期，不过我想要的回报是一辈子用你们的健身房。”
他很快给我回了电话，令我惊讶的是，他说：“好，就这么定了。”
作为兼职教授，我在研究生学院带了一个班，但我对教学几乎一无所知，我已经有差不多16年未踏进大学校园了。这个班大概有15个学生，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6岁。他们全都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对他们讲：“我准备教的这门课就好像你们在为我工作。我是一个基金的研究主管、投资主管，你们将成为我的分析师。我会给你们一些公司去分析，我也会教你们怎么去做。”
我告诉他们我是怎么分析公司的。我发给他们电子表格，我让一些大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到课上来，在每个案例中，我会坐着问董事会主席一些问题，就好像我是一个投资组合经理、一个分析师正在他办公室拜访他，想搞清楚我是否应该投资他的公司。然后，我让学生们开始提问。在这之后的作业是写一篇文章，只要一页纸就够了，我不接受任何长篇大论，也不接受任何迟交的作业。在这篇文章里，学生们需要告诉我他们对这个公司股票的分析：是买，是卖，还是做空或者什么也不做。
几周后，我让每个学生选择一个行业来分析——只要我同意，他们可以随意选择。假如你是我的学生，选择做个航空业分析师，那么我们会在课堂上有段对话。你告诉我你的想法，不管你的研究告诉你什么，你要告诉我在这一行业怎么能赚更多钱，是否我该买进达美航空，卖空西南航空。我认为，每个人都有3个回合。这就是这个班的教学方式。
我曾跟学生们解释说，我将用类似苏格拉底对话的方式进行授课，但后来却不得不向大多数学生解释谁是苏格拉底。他们都说我是个很难对付的工头。我要求苛刻，也不轻易给人打高分，我甚至让一个男生铩羽而归。我说：“听着，如果我每周都要来这儿教几个小时课，我希望至少你也应对得起你听课的这段时间，让我有兴趣继续教你。”学生们对此抱怨不已，认为没有哪个班级的课这么难对付或者要求他们如此辛苦地做功课。这让我想起在苏格拉底身上发生的事情——他们毒害了他。学期末学生评估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正坐在院长办公室里，预期着最坏的结果。当我开始看这些评语时，忍不住哭了。学生们对我交口称赞。此前从未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好话：“我从未上过这么精彩的课……无论如何你必须让他回来继续教我们……”我那么疯狂，我曾让他们像驴一样地辛苦学习，而他们对此却感激不已。
教课确实有很多乐趣，有趣得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告诉自己，好吧，我再做一次。我教了四五个学期。1987年股市崩盘时，我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兼职教授。10月19日星期一，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之前，我曾经预测过一次崩盘，但那次并不是灾难性的崩盘。美国股市一天内暴跌超过20%。我一向直言不讳，认为市场涨过了头。市场确实在涨，确实在不断升温。在公开场合，我一直坚持对那些在华尔街工作的人讲，某一天股市会下跌300点。但更为惊人的是，那天股市暴跌了512点，创出美国股市史上单日最大跌幅。我本能地做空了市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我曾有过的最好的生日。
每个人都知道我此前一直预测市场会有暴跌，不少媒体报道时纷纷提及我。电视台的人甚至到我的班里来采访。有人把报纸上有关我报道的复印件贴在商学院的公告牌上，却被一个教授撕掉了。这位兄台和其他几个教授在学校里教授股票市场，而在股市里他们却严重套牢，他们一直跟学生讲：“罗杰斯是个傻帽儿，他不知道自己在说啥，他甚至都没有博士学位。”我相信他一定是个不快乐的教授。
我并不相信这个国家的中等教育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但很多美国人却如此声称。事实上，大多数人似乎更认同当今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太令人绝望。但同样是那些人，也坚持认为在同一阶段，美国的高等教育天下无敌。
也许有那么一段时间这是真的。
美国大学曾是优秀教师云集之地，最顶尖的人才在那里走向巅峰，但随之而来的终身职位制却改变了这一切sup/sup，就像安装在学术旋转木马上的铜环一样sup/sup，卓越的教学方式从来不是走向成功的途径。发表论文、学术研究和校园政治最终导致了终身职位制。为了追求终身职位，教学反而显得无关紧要。
我记得有个教授曾告诉我：“多美的生活！糟糕的是周围全是我们的学生。”
从最坏的角度看，终身职位制度让不称职的教授找到了避难所。美国学术界被终身教授把持，他们做研究、去图书馆。学生们会围着他们，问是否需要额外的辅导，抱怨他们的成绩单或者为了获得学分被迫交论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事情与一个大学教授真正的工作毫无瓜葛，尽管大多数人不会这么说。
除了在大学，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一种职业，只要你工作了7年就可以得到一份有终身保证的工作。成为一名医生或成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后，你仍需要不停地工作。如果你在大学里任职，等到35岁时，你永远都不需要再次证明自己。除非你一把火烧了大学或者杀了人，否则你会有个终身职业。当我还是个全职教授时，我计算了一下，每年的上班时间平均下来每周只需要5个小时。
近年来，终身职位制在美国教育界得到推广，其背后所主张的基本原理、学术自由，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可笑。一个会计学教授必须要有终身职位才能保护他在教室里的政治观点吗？或者一个物理学教授在谈及有关落体的重力时，需要保护其对资产和负债的政治信仰吗？教授们可能需要相互保护，但这不是终身雇用的理由。
例外论sup/sup导致美国高等教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泡沫，而终身职位制则是例外论的一个方面。现在，去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每年成本在56000美元。这还只是学费和食宿费，还不包括各地飞到普林斯顿大学的机票，也不包括啤酒。读4年书至少要花费25万美元，而且学费每年还在上涨！这就快赶上我当年读耶鲁大学时学费的50倍了！所有的常春藤学校，比如斯坦福大学等，已经让每个人坚信入学时高昂的学费是值得的。到目前为止，全世界都热衷于球赛，犹如每个人沉迷于房地产泡沫一般。总是会有“好”理由和“可靠”的证据显示，不管怎样，最好参与当前的泡沫。未来3～4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基本费用会是每年65000美元。
我曾在一些学校就读，如耶鲁大学和牛津大学。我喜欢在学校里的每一分钟，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它让我明白我是谁。但如果这正好是你想要的教育，你会受到良好的教育。今天，这些学校出售的不过是品牌名称这个商品标签而已。当世道变得越来越艰难，有能力为这么小的“标签”付出高昂学费的人会越来越少。
是的，如果普林斯顿大学想把自己定位为一所亚洲大学，大批能自己付得起学费的聪明留学生完全可以填满所有班级。现在的牛津大学，合格的中国留学生完全可以填满每个班级。所有这些学生的家庭都愿意，而且也十分轻松地就能负担起学校的所有费用。但一个美国孩子必须要有贷款才可以进入其中的某所大学，同时要面临毕业时背负几十万美元债务的结局。这些唯一承诺其校名含金量的地方几乎不可能给你带来美好的未来。在美国的破产法里，教育贷款是无法注销的。在美国，如果你破产了，你可以注销一切，除了你的教育贷款，这笔债务是最有可能将骆驼压垮的那根稻草。
如果西方国家的经济继续出现问题（看来很可能是这样的情况），这些地方的高校将很难有申请者。费用持续上涨，学校不断提高学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无力承担。与此同时，海外留学生们却在家门口发现有更好的名校。如果你看看过去20年发布的学校排名，现在你会首次发现，那些从未出现在排名里的亚洲大学，在优良传统和良好教育方面开始显现出强有力的竞争性。
科技对当今的孩子而言犹如第二天性。为什么非要在早上8：00爬起来让自己去上每周3天的西班牙语课呢？这样的时间你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表，通过电脑学习一些更为有效的东西。美国真的需要30000名昂贵的西班牙语终身职位教授吗？普林斯顿大学的西班牙语教授会比其他人教得更好么？在线学习西班牙语也许会快很多，学得会更好，当然还可以省一大笔钱。同样会计、物理和微积分的学习也可以如此这般。问题是你需要的是一个好老师。为何不去找个才华横溢的教授，不管他有没有终身职位，让他通过网络给你教课呢？为何不去找两三个能给数百万学生提供最好教学指导的好老师呢？
对于一些高等院校而言，可能已为时过晚。如今，一些美国的精英大学已濒临破产边缘。它们的消费结构不可持续。公司的高管每周只工作5～10个小时，这样的运营模式没有任何人可以玩得转。如果真要做，你肯定会破产，尤其是在有终身职位限制的系统内，那里不可能开除任何人，即使是那些凭借该系统一开始就游手好闲的人。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上常春藤联盟大学对工人阶层非常慷慨，因为他们并不乐意让自己以肮脏的资本家面貌示人，即便是破产时，也以祝福的形式呈现。让我们来看看汽车业的破产情况。一旦劳工合同上涨，工会就会介入，汽车公司就会屈服。这些汽车公司一直不停地放弃自己的商业利益，最终令整个行业破产。
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机构都是由学者而非企业家来运营。这些高校管理不善，哪怕用捐赠基金也救不了它们。它们的很多捐赠基金都是假的。过去20年来，很多高校一直在非公开市场投资流动性不足的资产，不管是木材还是房地产，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私募股权投资。
在泡沫中，很多金融机构提出所谓的三级资本sup/sup，即这些资本的价值不会超过假设的抵押贷款。例如，它们的市值都有“模型评估”sup/sup。如果你的电脑程序说一张特种纸值96块，你标上96块。穆迪和标准普尔说这纸的评级的是aaa，价值96块。但我们都知道它们大部分都是垃圾。捐赠基金的很大一块就由这种东西构成，这就是问题所在。
下面的故事适用于所有精英学校。哈佛大学自己并不管理大笔资金。举个例子，有个著名的做私募股权的家伙来到哈佛说，投资我们基金吧，哈佛大学就给了那哥儿们1亿美元。这哥儿们拿着钱去投资了一些新企业或者买了几家公司，不管他做什么，他都用“模型评估”，而哈佛也接受这一方式。现在，基金经理有充分的动机提高他的估值，就像房利美和花旗银行此前那样，正如其他人此前使用“模型评估”那样。哈佛乐于接受这些自豪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