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讲，国际咖啡组织应该是地球上最有影响力的组织之一。作为2500万咖啡种植户的主要领路人，它在全球的影响力应该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不相上下，后者是另一种至关重要的液体燃料监管机构。毕竟，石油和咖啡是两种交易量最大的商品，如果其中任何一种突然消失，世界机器的齿轮就会戛然而止。若是没有了咖啡，半数的西方文明都会因为人们头痛得眼睛发花而受到影响；早晨的上班族会在恍惚中四处徘徊，手捧空空的旅行杯喃喃自语；长途汽车运输行业索性不复存在了。简言之，咖啡种植户避免了世界堕入身裹兽皮、崇拜火神的无政府状态。
因此，考虑到国际咖啡组织有着如此强大的杀伤力，当人们了解到这家机构的办事处其实是挤在伦敦西区一条安静的小巷子中一排非常不起眼的灰色建筑里时，一定会大惊失色。在这里，仅有35名员工在为改善2500多万咖啡农的待遇而努力工作。除了一间综合性咖啡图书馆（其中引人入胜的馆藏包括《咖啡：商务和技术法律层面的内容》和《咖啡和上等美食及感官功能》），总部还有一个类似联合国的小型会议厅，来自咖啡生产国的使者和雀巢公司这类跨国公司的代表在这里密切磋商全球咖啡贸易的相关条款。这类谈判通常都是一边倒：大型企业占据绝对主动，咖啡种植国则毫无优势可言。这种不平衡的局面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但不平衡的程度从未像当今这么严重。在一个天气潮湿的秋日清晨，我来到国际咖啡组织，门口堆着锯末，大厅回响着电钻和榔头的噪声，到处搭着塑料布。这是大楼装修时的标准场景，但也不难让人联想到世界咖啡市场所遭受的持续动荡。从本质上而言，每到收获季节，如今的咖啡种植户就相当于在玩彩票。每一年，咖啡豆的价格都会像心脏病发作时的心电图，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间上上下下变幻起伏，咖啡农完全是在靠天吃饭。仿佛是为了强调这一不可预测的主题一般，负责处理市场波动性的内斯特·奥索里奥迟到了半小时后才风一样地从外面赶来。
过去两年对于奥索里奥来说非常不易。2002年3月，他作为国际咖啡组织的执行董事走马上任，碰巧那时的咖啡价格几乎达到史上最低点，每磅仅为41.5美分，这远远低于咖啡农的种植成本。（4年前咖啡豆的价格还高达3.18美元。）奥索里奥很有气质，穿着整洁，有着一种贵族气派，面对这种情形他并未故作乐观。他目睹过咖啡农生活的艰辛，在他的祖国哥伦比亚，当他还是个孩子时，曾在祖父的咖啡农场中生活过数月。如果说此时咖啡生产者的困境并未让他惊慌失措，那是因为他对咖啡经济长达25年的了解告诉他，稳定才是例外，而并非常态。
奥索里奥对我讲，“咖啡史是危机的历史”，然后吩咐助手端来两杯饮料。（他微笑着说道：“在这里您可真是没的选，只有咖啡，没有茶。”）他继续解释，在咖啡盛产国，每磅咖啡价格的重要性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这意味着咖啡农是把子女送去读书，还是要他们到地里干活；是能自给自足，还是贫困交加。他讲道：“咖啡的社会结构实际上就是南美洲、中美洲和非洲的小农场结构。在这些国家中，整个经济都在依赖屈指可数的几种农作物，例如咖啡、香蕉、甘蔗等。像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萨尔瓦多这些国家，咖啡一直占出口总收入的半数以上，这也是这些国家的政局非常不稳的原因所在。咖啡价格骤降可能导致萨尔瓦多这样的国家陷入极度贫困，甚至发生暴乱。”
咖啡历史学家安东尼·怀尔德称最近的一次咖啡危机导致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球性强制裁员，据世界银行估计，仅中美洲就有60万咖啡工人丢掉工作。为应对糟糕的市场，咖啡农不得不孤注一掷。2002年，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将840万磅的咖啡豆压碎做肥料，这些咖啡豆足以调制出2亿杯咖啡。次年春天，伦敦《金融时报》报道，危地马拉上空有大面积乌云笼罩，原因是咖啡农在放火焚烧自己的咖啡作物。从哥伦比亚到埃塞俄比亚，咖啡农将咖啡树统统砍掉，改种古柯树、罂粟和咖特（在东非地区流行的一种可产生快感的兴奋剂）。当种植和收获1磅咖啡豆的成本远超过市价时，咖啡树就不值得继续存活下去了。如果种植咖啡换不来餐桌上的食物，咖啡作物无法用来生产饮品，而只能付之一炬。
这其中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咖啡农经历咖啡豆价格暴跌时，正是咖啡处于历史上利润最高的时期。当中美洲绝望的咖啡农在大肆销毁自家的咖啡作物时，星巴克正让更多人喜爱上榛果拿铁，并且从中赚取了巨额利润。在过去的20年间，咖啡农和烘焙者之间的财富分配令人瞠目结舌。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球的咖啡销量盘旋在300亿美元左右，咖啡农可以稳赚100亿美元左右。在那之后，受到品牌咖啡大力发展的影响，市场规模增至之前的两倍以上，飙升至700亿美元。但根据奥索里奥的数据，千禧年之后，咖啡农平均每年只能收入62亿美元，远不及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当初咖啡市场相比之下规模还要小许多。
随着财富的严重两极分化赫然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自然会得出结论，最显赫的咖啡巨头一定罪责难逃，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社会正义的倡导者频频指责公司销售的咖啡产自血汗工厂，其中最响亮的呼声是要求消费者只饮用经过公平贸易认证的咖啡。这一运动背后的理念非常简单：咖啡若是贴有公平贸易认证标志，消费者即可了解到，这种咖啡的种植户是受一系列道德和环境标准的保护来生产产品，并能相应获得不错的售价——每磅至少卖到1.26美元。尽管市场的主流咖啡公司很不情愿地接受这一理念，但公平贸易咖啡在美国的销量一路飙升；自从位于奥克兰的美国公平贸易组织于1999年认证公平贸易咖啡后，其销量从首年度的200万磅猛增至2005年的4400万磅。
公平贸易咖啡得以迅速走红要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自己饮用咖啡的社会和环境成本感到极其愧疚。许多咖啡客意识到4美元一杯的拿铁和巧克力色的埃塞俄比亚咖啡豆毫无疑问属于奢侈品之列，让发展中国家的咖啡农为我们这点儿小嗜好备受煎熬，还有什么比这更没有人性的？这种负罪感使得我们每天的咖啡杯上贴满了各式标签，都是为了让我们的良心能有所慰藉，但是鲜有消费者真正理解这究竟都代表些什么。那些“荫下栽种”和“对鸟类友善”的咖啡到底有何不同？我是否要确定自己和树荫或鸟类有什么关系？或者是否环保咖啡真会对二者都有益处？抑或鸟类不喜欢树荫？深受负罪感困扰的消费者越发感到困惑，不知道能否在不给这个世界添乱的前提下享受一杯咖啡。
其实远不必如此复杂，应对咖啡危机的解决办法就在我们眼前。尽管是出于善意的初衷，但公平贸易运动未能帮助世界上的咖啡农摆脱当前的窘境。虽然这种说法有些蹊跷，但真正只有星巴克这类精品咖啡店才能持续性地改善许多贫困咖啡农的生计，这倒并不是因为星巴克常会对咖啡种植者有意无意地帮助，而是因为特种咖啡行业具备的独特能力，可以帮助重塑并改善咖啡界的现状。若要提高咖啡农及其家庭的境遇，那么大家就要尽量多去享用高品质的咖啡豆，但在我们理解个中缘由之前，还是要首先明白咖啡种植者是怎样蹚了这浑水的。
咖啡豆之旅
在大多数人开始思考咖啡来自哪里时，脑海中首先会出现胡安·巴尔德斯大叔的形象，这位胡须浓密的哥伦比亚咖啡农代言人站在他的伙伴骡子肯奇塔旁边。实际上，巴尔德斯还算不上什么代言人（他只会说一句西班牙语的“早上好”），但他具有一种神奇的超自然力量。这一形象是由位于美国广告业中心——麦迪逊大道上的一家广告公司于1959年创造的，以此代表心满意足的咖啡种植者的典型形象。塑造巴尔德斯的目的是让他出现在各种场合（卧室、列车、杂货店），为不知所措的消费者递上一罐纯正的哥伦比亚咖啡，接着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画外音会提醒大家胡安咖啡是“世界上味道最浓郁的咖啡”。这种咖啡口感一定不错，因为当这位满脸笑容、披着斗篷、牵着牲口躲在大家碗橱里的大叔递上咖啡供人饮用时，大家的脸上都没有露出一丝一毫不快的神情。
胡安·巴尔德斯大叔的广告宣传是发起人哥伦比亚咖啡生产者协会的一个杰作。通过不断重复，将“世界上味道最浓郁的咖啡”的口号铭刻在消费者的脑海中，这条广告为哥伦比亚咖啡农在市场上获得了更高的溢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在糟糕的市场条件下所能取得的最好效果。奥索里奥告诉我，世世代代以来，咖啡都相当于是哥伦比亚的“原子核”，历史上哥伦比亚是总产量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咖啡生产国。用原子核做比较相当贴切，咖啡作物不仅是这个国家的社会核心，它还与这片土地密不可分，就像是原子核与质子和中子紧密相连一样。不管怎样，哥伦比亚与咖啡息息相关。
在几十个拉美国家中都是这种情况，但没有哪个国家刻意选择了这样的命运。特别是在300年前，美洲还没有任何咖啡作物，要知道阿拉比卡咖啡原本产自埃塞俄比亚的高地。但如今，在拉丁美洲北部，咖啡树覆盖了几乎半数的永久性农田。更令人称奇的是，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一个固执的法国人，他一门心思要把咖啡带过大西洋，结果改变了整个美洲大陆的命运。
这个法国人名叫加布里埃尔·马蒂厄·德克利，他是位雄心勃勃的年轻海军军官。1720年秋他踏上了征程，离开巴黎，前往加勒比地区的马提尼克岛驻防。德克利清楚地意识到18世纪早期，对咖啡饮用者来说是个糟糕的时代。咖啡豆尚属稀罕之物，且价格不菲。当时的贸易帝国荷兰控制了欧洲的两大咖啡来源，一个是印尼爪哇岛的咖啡种植园，另一个是途经也门穆哈港（mocha）的贸易航路；和所有的垄断一样，荷兰人可以从中大量牟利。sup/sup欧洲咖啡迷却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资源，他们自己根本种不出咖啡豆，因为稍有不慎，咖啡树就会在欧洲的土地上枯萎凋零。荷兰的霸权看似也是无奈之举。
德克利觉得自己可以扭转这种局面，并一举成为国家英雄。他的计划非常简单：第一，将几株咖啡苗带回马提尼克岛，他估计这些树苗可以在当地肥沃的热带土壤存活；第二，这些咖啡苗茁壮成长，众木成林，可以源源不断地为法兰西创造财富；第三，时机一到他就会名利双收，不费吹灰之力。恰巧，法国巴黎皇家植物园刚得到第一株咖啡树，这是几年前路易十四和阿姆斯特丹市经过漫长的协商才要来的一株5英尺高的咖啡树，植物园的植物学家开始着手培育这种作物。
德克利本以为国王为了法兰西的荣誉一定会分他一两株小树苗，结果他提出的正式申请非但未能得到首肯，反而被一口回绝，他还被一通奚落和嘲讽。他人微言轻，国王甚至都不愿拿出一片叶子来作为赏赐。一连数日，德克利在皇家植物园里晃来晃去，希望趁人不备能偷出一小枝咖啡苗，结果一直未能得手，这令他绝望透顶。
但德克利的主意可是不少。在他半个世纪后写的一封书信中，他透露自己征用了一位美丽的贵族女子，让她去找御医说明此事的重要性，因为御医可以在闭园后进入植物园。在御医的帮助下，他在一个月夜得到了皇家植物园的树苗，手拿战利品，德克利一路飞奔赶到海岸，于1720年10月登上骆驼号商船扬帆起航。为了保护娇弱的小苗不受海水和船上老鼠的侵袭，德克利用船上闲置的玻璃、木料和线绳临时搭起了一个温室。现在只要能确保小苗可以在长途航行中存活下来，即可万事大吉。
但是前方还潜伏着不可预知的危险，使他将咖啡带往新世界的使命还要饱经磨难。sup/sup德克利在信中这样说，在旅行进入第二周时，第一个危险出现了：一天深夜，船上的乘客从梦中惊醒，发现有一伙突尼斯海盗正对船只发动进攻。船上的26门大炮一齐开火，很快迫使海盗放弃了进攻。才不过几天时间，新的危险又出现了。德克利在自己的船舱中遇到一个乘客，此人形迹可疑，操着带有荷兰口音的法语，不怀好意地打着那个温室的主意。还没等德克利阻止对方，这个荷兰奸细伸手就从娇嫩的小苗上扯下一根枝条，万幸的是，小苗还是存活了下来。在此之后，德克利断不肯再让小苗离开自己的视线。
可是他的万般警觉都敌不过大自然的安排。距离德克利到达目的地不过几百英里远时，一场暴风雨几乎将骆驼号劈作两半。当变幻无常的加勒比大风终于销声匿迹后，这艘船停在了水手们称之为“马纬度”的海域一个多月，完全动弹不得，因为这里处于逆风位置，而且船上的供给不足，有时甚至需要以船上搭载的四条腿大家伙当作口粮，才能勉强度日。由于船上存储的饮用水数量有限，每名乘客每天只能分到半杯水，但这位高尚的德克利竟和这株咖啡小苗分享仅有的救命水。他事后这样写道：“我宁肯丢掉自己的性命，也要确保这株小苗安然无恙……这才是我最幸福的希望所在，也是我快乐的源泉。”
当大家终于可以看到马提尼克岛黑色的土地时，小苗已经只剩下小拇指大小了。德克利不敢有片刻耽搁，连忙着手培育小苗。他来到自己位于普里彻的宅子后，将这株孱弱的小苗种在房子最显眼的位置，周围树起带刺的篱笆，还安排奴隶昼夜看守。正如他所愿，在热带气候下，在当地红木和紫檀木的树荫下，咖啡树长势良好。不过5年工夫，岛上的咖啡树已达2000株。德克利又把咖啡种子带到瓜德罗普、圣多明各等附近的其他法属殖民地。（德克利最后也确实得到了回报，成为瓜德罗普的总督，并作为骑士获得了法兰西荣誉军团勋章。）截至1777年，这株小苗仅仅在马提尼克岛就繁殖出8000万株咖啡树；到18世纪末，在墨西哥、巴西以及整个西印度群岛都有它的后代在长出咖啡浆果。
依照咖啡的理论，德克利带到马提尼克岛的小苗称得上是如今拉美大多数咖啡树的祖先。这些咖啡树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湿热的气候中繁茂生长，并且欧洲殖民者还在不断扩大咖啡的种植面积。只要能清理出土地，咖啡树就能同步跟进，于是咖啡豆的供应量激增，使得西方国家的普通百姓也能买得起咖啡。殖民者认定这是新世界完美的经济作物，并说服当地人相信咖啡种植可以推动社会发展，使当地实现欧洲式的经济繁荣。3个世纪过去了，大面积的咖啡种植还在等待着收获回报。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咖啡既是拉美人民的生计来源，也是他们脖子上的枷锁。
拉美咖啡季
在美洲，初期的咖啡种植园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巴西迅速成为咖啡市场的领导者，不仅是在产量上力拔头筹，对劳动力的残酷无情也是无人能及。与德克利偷窃咖啡小苗的经历相仿，咖啡豆通往巴西的旅程也同样具有有趣的传奇色彩（只是篇幅更短小）。18世纪20年代晚期，法国和荷兰满怀妒忌地守卫着它们在拉美的咖啡种植园，以防其他国家（特别是葡萄牙）窃取巴西境内的咖啡市场。但是在1727年，双方却放松了警惕，这是因为它们需要第三方介入，帮助解决法属圭亚那和荷属圭亚那（即如今的苏里南）的边界争端问题，因此它们邀请巴西中校弗朗西斯科·德梅洛·帕列塔前来调停。这位帕列塔比德克利还要诡计多端，原本是要他在法荷双方化干戈为玉帛，结果他和法国总督夫人却打得火热。两国签署和平协议时，这位夫人为帕列塔送上了一份告别礼物：一束暗藏了咖啡种子的鲜花。
不幸的是，有关巴西的早期咖啡培育，人们只知道这一小段轻松的趣闻逸事。在接下来的150多年中，巴西引入300多万奴隶进驻咖啡庄园,这一数量相当于美国历史上所有奴隶数量的5倍左右。这些奴隶每天要忍受17小时的辛苦劳作，奴隶主只允许他们在祈祷时有片刻休息时间，睡觉时都要紧锁房门。因为这种非人的劳动强度，奴隶们从双脚踏上巴西土地算起，平均只能活上7个年头。咖啡和奴隶为这一国家打上了烙印，正如巴西的一位议员于1880年这样表示：“巴西就等同于咖啡，而咖啡则等同于黑奴。”当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时，该国的咖啡霸权地位已不可动摇。在20世纪初期，巴西的咖啡产量是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产量总和的5倍。
如今，咖啡种植者的境遇要好上许多，但他们的劳动本质还是与以往相同：世界上最好的咖啡豆还是要通过那些边远的热带农民的双手来播种收获，这在几个世纪以来从未改变过。这是异常辛苦的工作，要在世界上最为艰苦的条件下完成，诸如陡峭的山地以及茂密的雨林，但事实也只能如此。阿拉比卡咖啡豆占据世界上2/3的咖啡豆数量（尽数都是优质咖啡），但是它的生存条件十分诡异。如果温度条件偏离68华氏度太多，它就会死亡；如果它生长的土地每月降水量不足4~5英寸，它就会枯萎；若是想在海拔低于4000英尺的高度种植咖啡，你能猜出会发生什么状况。这种娇贵的阿拉比卡咖啡树只有在热带山区才能枝繁叶茂。换言之，咖啡喜欢在那些艰险之地生长，类似于印第安纳·琼斯出没的场所。据星巴克的咖啡专家戴夫·奥尔森讲：“在哥伦比亚和非洲，要想到达咖啡产地，就得经过这些糟糕的道路，一旁都是万丈悬崖，我最庆幸的莫过于自己最终没有从陡峭的山坡滚下。”
在拉美咖啡的收获季节（由于纬度不同，每年的起始时间也会存在差异），各年龄段的咖啡工都会来到种植园摘取咖啡浆果。外来务工者也会一连赶上几天的路参加采摘大军。孩子们也会跟着父母和祖父母一起帮忙采摘，以便能贴补上学的费用，这引发了业界的一片斥责之声，指责星巴克及其竞争对手助长雇用“童工”的现象。这些孩子的确在工作，但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不可取，在拉美地区，乡下孩子和家人一起采摘咖啡是成长的必要环节，这和美国孩子的午休以及少年棒球联赛无甚区别。在危地马拉咖啡农场长大的马丁·戴奇这样解释：“没有人将这视作是‘童工’，哥哥和我小时候每天都要下地干活，要是自家的农场没有活干，父亲就让我们去邻居家的农场干，我们都是按照当地的工资水平挣钱，为了生计大家都得这样。”
童工指控是个很好的事例，以此可以说明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应该对发展中世界那些咖啡农场指指点点，我们也没有权力告诉人家怎样做才最符合种植户的利益。即便是那些经常和农户打交道的人，有时也会不免做出一些令人尴尬的失礼举措。以绿山烘焙咖啡的丽贝卡·瓦格纳为例，这家位于佛蒙特的公司销售了大量公平交易咖啡，据她回忆，一次她给一个咖啡农展示了绿山公平交易咖啡的包装设计，上面展示着一个咖啡工拿着柳条筐兴高采烈采摘浆果的场景。瓦格纳笑着对我说：“他看着那幅图，说道：‘这筐太大了吧！’他说他们根本一次搬不动这么多浆果——我觉得这说明我们根本对他们一无所知。”
有机会和咖啡工一起下地采摘咖啡豆的媒体记者和部分白领人士无一例外都会惊讶于整天采摘浆果居然会如此辛苦这件事。因为咖啡如此廉价，而且随处可见，也许我们会误以为拉丁美洲的咖啡树下摆满了闪闪发亮装满咖啡的金属罐，但是生产咖啡生豆的确需要大量的劳动。假设你是一位典型的美国咖啡客，每年需要消耗20磅烘焙咖啡豆sup/sup，保持这一习惯则需要20株咖啡树的全部产量才能满足（一株成熟的咖啡树每年产量只能制作1磅烘焙咖啡豆），每棵树的种植、施肥、修剪等工作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大部分的咖啡树果实其实都被浪费掉。当我们提到“咖啡豆”时，我们其实是指咖啡浆果的种子部分，咖啡浆果是红色的圆润果实，个头与大蓝莓不相上下，在树枝间一簇簇地生长。
我们需要继续澄清一个事实，即所谓的“咖啡树”其实看上去不过是矮小的灌木，从上到下都覆盖着窄小的深绿色树叶。尽管野生咖啡树可以长到30英尺的高度，但农场中的咖啡树都在7英尺左右，以便于采摘。在理想的情况下，若是在咖啡灌木旁有较高的树木遮挡阳光直射，则咖啡的质量和环境方面则更为理想，这就是“荫下栽种”的说法如此走红的原因。咖啡生产者一直在想方设法提高产量，他们在很久之前就发现咖啡作物的日照时间越长，产量也会越高，只是整体质量会出现下滑。但是这种做法所导致的环境后果更为严重。日照栽种的咖啡较荫下栽种更容易滤掉土壤中的养分，毁掉土壤，导致水土流失。此外，农户砍伐的林冠范围越大，需要在林中越冬的候鸟的境遇会越糟糕。（这就可以回答在本章开始提出的问题，“荫下栽种”和“对鸟类友善”的咖啡其实本质相同。）
若要让这些咖啡树的种子变成美味饮品需要多种技巧，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咖啡的味道令人难以下咽。首先，采摘浆果的时间要在咖啡完全成熟的时候。在收获季节的每天清晨，采摘者腰间绑上柳条筐，在山间的晨雾中准备下地干活。他们要找到深紫色的浆果，快速摘下，丢到筐里，在一天劳作结束之后，会根据大家所装满的筐子数量领到工钱。（但在巴西的大型咖啡种植园，会用到貌似带轮子的足球网的机械采摘机来收集浆果，无论成熟程度如何，都会被一网打尽，最后再把不合格的浆果逐个挑出。）每个咖啡浆果的甘甜果肉中都包着两个种子，可以被处理成两粒咖啡豆。农场工人清洗浆果、剔除小枝和树叶后，把浆果送入打浆机，分离出硬质的种子，再把咖啡豆在巨大的混凝土平台上摊开晒干。工人们每小时要耙两次咖啡豆，以确保豆子均匀干透。经过这样一到两周的处理，他们会将浅绿色的咖啡豆装入60千克的麻袋包，准备销售给烘焙商。
在2005~2006年收成年度，全球的咖啡种植园按照这种方式生产出143亿磅咖啡豆，其中热带发展中国家的产量占到大半，而温带工业国家消耗了总量的80%。坦率而言，穷国在为富国种植咖啡。在过去3个世纪里，这种供求关系从未改变。原本以为咖啡业会成为某种社会驱动力，但这一点从未成为现实。虽然欧洲殖民者不再看管这些种植园，但也许仍然存在某种控制体系。存在相当数量的中间商，诸如进口商、货运商、出口商和当地咖啡大佬（“老板”），这些人都会从农民的销售价格中抽成，咖啡种植者在其中根本无还手之力，只能任人宰割。因为他们一般都无法获得信贷，无法筹集资金，以摆脱这个圈子。如果他们饥肠辘辘，空有这些经济作物也无济于事，总不能靠咖啡豆果腹吧。
从洪都拉斯到卢旺达，几十代人的咖啡生产经验已经教会咖啡农如何应对生活的艰辛。但即便有着如此良好的适应能力，他们也无法承受目前所达到的史上最低的咖啡价格，这是拜一个最不可能的国度——越南所赐。
《国际咖啡协议》
当谈到该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时，致力于提高许多咖啡农境遇的国际咖啡组织负责人失望地摊开双手，这也许预示着某种不祥的征兆，但是内斯特·奥索里奥完全有理由发火。一方面全球各地的消费者为买杯咖啡而不惜花钱，另一方面咖啡种植者的生存艰难到从未有过的地步。他只希望能有简单易行的方法，让这几百万人不至于忍饥挨饿，这些用不可思议的低价购买生咖啡的第一世界国家政府却不愿采取措施阻碍自由贸易。
整个问题变得几乎荒谬无比：如果我每磅咖啡豆要花费10美元，那么生产咖啡豆的农民怎么平均只能拿到41.5美分？sup/sup部分原因就是诡异的自由市场规律使然，但造成这一危机的还有政治层面的因素。咖啡农当前的窘境其根源部分来自强权政治的强行干预以及自由市场的长驱直入。
实际上，对咖啡农而言，局势并非总是如此动荡，国际咖啡组织曾经在咖啡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签订协议，确保咖啡种植者的收购价格保持稳定，但是这需要强硬手腕来帮助推行。20世纪50年代的咖啡种植者的境遇与如今大体相当：市场一片混乱，几百万咖啡农都是在靠天吃饭，巴西的一次霜冻（这种情况每隔几年会发生一次）即会引发恐慌性购买，一夜间价格就会翻番。咖啡丰收又会导致供过于求，因为需求量大幅缩减，价格猛跌，大量的咖啡豆在仓库里腐烂变质，无人问津。这仿佛是要将一个无拘无束的超级球固定下来，筋疲力尽的种植户大声疾呼，希望能终结这种局面。他们认为如果能引入生产配额协定，则一切都能回归理性：一方面种植者可以控制进入市场的咖啡总量（从而避免供大于求），另一方面购买方也可确保咖啡供应量保持稳定。由于美国方面的极力反对，这一设想并未能付诸实践，而美国购买了世界上1/4的咖啡豆，它不希望干涉自由市场。
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出现导致美国开始重新考虑这一立场。1959年，卡斯特罗出任古巴政府总理，在西半球建立了首个共产主义国家。3年后，在古巴的导弹危机中，他以发动核战争相威胁成功地震慑了美国，美国领导人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以防贫困交加的拉美国家转而投向共产主义阵营。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于1962年宣布，保持咖啡价格稳定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并补充道，“如果不能对拉美生产的生咖啡价格有所控制，卡斯特罗主义就会像瘟疫一般在拉美地区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