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7月12日，一位年轻的法国记者兼政治活动家卡米尔·德穆兰跳上巴黎的佛伊咖啡店的桌子，从上衣中掏出两支手枪，因为严重口吃一时间没说出话来，接着他慷慨激昂地高喊：“市民们，拿起武器吧！”在18世纪的法国，这类事情时有发生，咖啡店的客人一般都会为了让这位过于激动的演讲者从桌子上下来，说上这样一番话：“你这是要攻占巴士底狱吧，我们一会儿都去那边等你。”但是在当时，面包价格高得离谱，君主制完全遭到人们的唾弃，德穆兰的一番话让佛伊咖啡店的在座各位一时间怒不可遏，众人纷纷走上街头，开始战斗，最终事态有如滚雪球一般不断越滚越大，最终爆发了法国大革命。
如此血腥的全国性起义却是始于一家咖啡店，这也不足为奇。咖啡本来就是一种可以煽动人们情绪的饮品，在激起人们的辩论、提出异议甚至直接引发暴力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很多年以前，有些思想家甚至索性称其为“来自非洲的暗黑邪恶的豆子”，因为那时的活人祭祀采用的就是“来自非洲大陆的黑奴”。从欧洲到俄罗斯再到美国，咖啡馆孕育了意识形态的革命种子，因此即便能有咖啡店获准经营，很多心怀恐惧的政府也会在其中安插间谍。咖啡所激发的无法无天令17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宰相们各个心惊胆战，比如说，他们甚至会对饮用咖啡者最重处以死刑（饮用咖啡初次被抓要处以残忍的鞭刑，如若再犯，则会被装入皮囊，投入博斯普鲁斯河活活淹死）。有人可能会认为引发兴奋作用的咖啡因才是摩擦和冲突背后的罪魁祸首，而不该是咖啡代为受过。但是试想一下，茶叶也包含同样的成分，可却有着完全相反的口碑，人们认为它可以让人神清气定，还是上流社会的象征。如果说咖啡对人有什么特别的影响，这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但是与此同时，一杯英式红茶永远都不会让人想要大打出手。
与咖啡相伴的不和谐声音如影随形，这背后的原因也许永远都是难解之谜。如今，这种混乱又有了新的形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往喜欢去咖啡店的人士是把心中怒火发泄到推翻政府身上，现在他们又有了新目标，这就是咖啡店本身，实际上是其中一家咖啡店——星巴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公司的显著成就就在于剔除了咖啡店中的反主流文化元素，将之转化为享受饮品、放松心情的所在。但与此同时，星巴克也创造了亚文化的一群人，他们痛恨星巴克的经营方式。于是，星巴克首当其冲，最终变成了咖啡客一直抵制的那种令人厌恶的势力，咖啡店作为培养激进想法的功能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虽然星巴克在利用这一浪漫形象大发其财，但是它也因此吃了苦头。当周遭有着成千上万的克隆店面，一心想卖给你最新的酷玩乐队专辑，给每人都来一份5美元的奶昔，再将星巴克咖啡店视作知识分子的避风港的确颇有难度。很难想象卡米尔·德穆兰会跳上紫色丝绒长椅，高举超大杯冰摩卡为自由大声疾呼。
也许他应该从星巴克的前窗伸出贴着“今日美国”标志的金属盒子，正如1999年世贸组织在西雅图经历的暴乱场面一样，蒙着花头巾的抗议人群就是这样制造出一片混乱的。通过电视和报纸，几百万美国人都了解到当时的盛况，也就使得官方开始正式抵制星巴克。公司最终发展到这一地步，已不再是一家积极上进的美国西北地区的咖啡公司，而是又一家巨型企业。在那些有着“左倾”思想的人看来，星巴克还不仅如此：它代表着腐化堕落、阴险狡猾的美国公司。这些年来受到如此多的关注、赞美并吸金无数之后，公司开始招致了同样多的争议是非。20世纪90年代，大量顾客还以手持绿白相间的星巴克咖啡杯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现如今你会发现部分顾客会偷偷摸摸溜进星巴克，用没有标志的马克杯盛装咖啡，生怕被发现光顾了一家被许多同龄人视作十恶不赦的商家。
但是且慢，星巴克不是要立足于促进社会和谐，注重充实灵魂，而不是满足口腹之欲吗？何以使得咖啡公司变得如此令人绝望？这是因为对于那些社区活动家、人权工作者、普通大企业（其中包括小心谨慎的美国人）而言，星巴克触动了一根敏感的神经。麦当劳和沃尔玛这样的巨无霸很容易中招，它们的越界显而易见，根本无须多说。走进麦当劳金色拱门的任何人都知道自己这是走上心脏疾病的快速通道，但是他们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里。但是在批评人士的眼中，星巴克却是一种更为狡诈的威胁，其方式方法更为阴险。举例来讲，公司将自己的公共形象打造得如此光鲜亮丽，除非你去认真考量它在世界各地所产生的效果，否则会误以为这是一家联合国的分支机构。再来看它的核心产品：咖啡看似温和无害，但却极易成瘾。还有它的扩张技巧：将咖啡连锁店悄悄渗入城市的各个角落，迅速而悄无声息地做到无所不在。此外，如此快速地扩张、赚取这许多钱财本身就有看似不祥的兆头，仿佛星巴克是在力求一统天下。这样看，影片《王牌大贱谍》（austinpowers）里那位一心渴望权力的邪恶博士在星巴克总部的顶端暗藏了一个秘密巢穴，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每个人对星巴克都有自己的观点看法，那些对公司怀有深仇大恨的人们通过各种富于创造性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嘲讽和不满——联合抵制、示威抗议、请愿、破坏等。以加州的潜水教练杰里米·陶勒辛为例，他因为星巴克的客户服务而深受委屈，于是出资4万美元在《华尔街日报》打出几幅广告公开指责星巴克。sup/sup再来看看仇恨星巴克的人群中，那些反对公司的势力喜欢采用的创造性破坏措施有哪些。2003年，一群破坏分子趁着夜深人静，将休斯敦23家星巴克店的门锁用牙签和胶水封死，使之无法开张营业。同年，旧金山的一群恶作剧者将17家店的锁头搞坏，还刷上了对外租售的标志，外加一个用星巴克信头纸伪造的通知，显示此举的正规性，“本店今天暂停营业”。（“希望您能在以后继续光临本店”，通知上还嬉皮笑脸地加上了这么一句。）1999年，在缅因州波特兰，一伙暴徒连续四周将一家星巴克的窗户砸碎，夜间值班的科南·奥布赖恩就此事做出这样的评论：“顾客称这给他们带来极大不便，因为一连几次，他们都不得不去马路对面的星巴克消费。”
如此事例不胜枚举。如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静坐示威，芝加哥的店面被喷上“婊子公司”的字样，在科罗拉多州杜兰戈的一家门店还曾上演过一系列攻击性便溺事件，圣迭戈三家店的窗子里还被扔进了滚珠轴承。在这些出现局势动荡的场合中，星巴克经常会成为众矢之的，以至于警方会事先对其安排保护措施。例如，2004年夏，在纽约市举办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时，许多星巴克门店是在防暴警察的层层包围下才能正常营业的，公司还告诫员工在公开场合切勿穿着公司制服，以免招致敌意。对有些人来说，反对星巴克就是一种习惯性反射行为。2001年，西雅图警官射杀一名在交通事故中试图驾车逃逸的黑人男子，新希望浸信会教堂的罗伯特·杰弗瑞牧师做出了奇怪的反应：他号召大家一同抵制星巴克。显然，公司与此事并无瓜葛，罗伯特牧师这么做显然属于剑走偏锋。如果希望人们对你的要求予以重视，那么反对星巴克就会让你心想事成。sup/sup
准确而言，星巴克到底是如何惹祸上身的？对企业的指责种类繁多，范围极广，但是可以大体分为五类。在批评人士看来，星巴克有着如下罪责：
·抹杀邻里的独特性格，采用掠夺式经营策略，将当地拥有的咖啡店扫地出局。
·从第三世界几百万的咖啡农那里以不公平的价格购入咖啡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无尽苦难。
·兜售有害健康的产品（也有损我们精致的口味）。
·剥削员工，并粉碎其建立工会的企图。
·通过将星巴克咖啡店向世界全面渗透，使得我们的星球日益变得千篇一律，破坏文化多样性。
还有各种指控不胜枚举，诸如有人指责星巴克在秘密推进一项自由主义议程，甚至还曾有人指责其利用人们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情绪促销泰舒橘茶，但性质最严重的来自上述五方面的指责，由此可以看出企业所触及的方方面面的利益，包括当地邻里关系、供应商、顾客、员工以及世界文化。从对星巴克的种种责难背后可以看出，它对世界的影响究竟如何。这也就构成了本书第二部分的主旨内容：探寻企业对社会不同层面的影响所产生的道德之争，从咖啡种植者到家庭经营式咖啡店主都有涉及，并从中看出星巴克对我们生活的潜在影响。
当我和霍华德·舒尔茨交流时，他坚称这些针对公司的指责“都是噪声”，不过是对不出售大麻制品的任何企业都会有的条件反射式憎恶，是抵触和抱怨。但若这些当真都只是“噪声”，那么星巴克每年就不会耗资高达50万美元为舒尔茨提供保镖和个人安全服务了。（仅2003年一年，公司在保护个人安全方面，就为舒尔茨花费了677334美元。）尽管如此，舒尔茨还是对这些不能无条件喜爱星巴克的人们表示困惑不解。作为回应，他一味地强调自己相信企业慷慨的本质，并努力从那些高尚的名词中挖掘深意，他这样对我讲：“企业所取得的成功会让一些人产生误解，或攻击我们，而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这些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人诋毁我们，因为我们在做大做强。”
当然，这样的说法至少部分属实，任何像星巴克这般规模，这样赢利的企业都不可避免招致他人的批评，但是舒尔茨认为自己的公司受到如此多的争议是因为它太过仁慈。换言之，因为抗议者了解星巴克是一家进步企业，所以就会认定它将重视他们的批评意见。（美国有机消费者协会负责人龙尼·卡明斯基本上印证了舒尔茨的这一观点。卡明斯组织过几次针对星巴克的抗议活动，反对其使用牛生长激素，他承认自己的组织之所以选择星巴克是因为卡夫食品这样的企业根本不会理睬此事。）舒尔茨还指出，星巴克背负了太多人们对大公司的反感，而这仅仅是因为它的能见度太高所致。2002年，他这样告知美国《商业周刊》杂志：“星巴克既是无所不在的品牌，也是一家你可以随时来砸碎窗子的店家，因为你没法去敲碎一听可乐。”但这些却是他一味强调的战略的必然结果：如果想让店面便于出售星冰乐，那么势必也会方便打砸抢。最后，星巴克通过快速扩张以及不断自我推销来消化这种负面影响。星巴克前咖啡豆烘焙专家凯文·诺克斯表示：“大企业在很多方面都会引人注目，并不断发展，但是他们所做的对外宣传要强过自己的实际水平，因此就会面对大家依据最高标准对他们的评头论足。”
在星巴克所受到的强烈抵制中有一点非常奇特，即有关企业的所有伦理质疑都未能得到证实。实际上，尽管有人示威，有人砸碎窗子，但很多人仍然坚信星巴克是一家模范企业。无须进行太多调查，就可以得出结论，麦当劳巨无霸对人体动脉无甚好处，但是有谁能如此肯定咖啡对人体究竟是弊是利呢？或者附近新开的一家星巴克对当地经济会起到正面还是负面作用呢？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即将看到，人们对星巴克、咖啡产业链以及我们所热衷的让人精神百倍的咖啡豆通常所持的观点都大错特错。
最大的一项误解，也是流传最广的一点，即很多人都在宣传的一个观点是，星巴克在有计划地围剿那些夫妻经营的咖啡店，导致它们无以为继，只得出局，同时使得社区邻里的性格特点丧失殆尽，并损失不少金钱。但是，尽管企业对社区所产生的影响尚无定论，星巴克的无处不在确实对独立经营的咖啡店带来异乎寻常且完全意想不到的后果。
被抵制的贵族文化
每当星巴克宣布将进入一片繁荣的社区时，总会有一小撮当地民众如临大敌，就像是当初蒙古铁骑兵临城下一般。但即便以此为标准，当星巴克表示要在2004年春在当地开一家店时，霍斯福德–阿布内斯社区居民的表现还是有些过激。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是座极具自由主义精神的城市，这里还是城里自由主义的神经中枢。这个社区一直对连锁店甚为抵触，在和星巴克发生冲突前不久，恼羞成怒的市民还成功抵制了麦当劳的进驻。由于大家的强烈反对，麦当劳只得将在附近开店的计划取消。现如今，因为星巴克要占据位于七街角的多岔路口的一处重要地段，当地民众奋起反击，这与之前设定的夫妻经营咖啡店的社区规划不符，大家要通过一系列抗议和游行让星巴克知道人们的不满。若是仅仅说企业和潜在顾客之间的关系存在些问题，未免显得太过轻描淡写。在一次示威活动中，一位头戴苔绿色帽子的9岁小女孩，耳挂微型麦克风高喊，星巴克就是“四处扩散的癌细胞”。
在5月的一个夜晚，冲突达到了顶点，那天正是星巴克新店准备开张的前夕，一位戴着头巾和面罩的男子（后来人们称这位民间英雄为“夜行侠”）为阻止星巴克开业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朝着咖啡店的玻璃窗扔过去一瓶莫洛托夫鸡尾酒。但是这位业余爆破手不知道的是，此时的星巴克已经学会了使用钢化玻璃，因此自制燃烧弹仅仅是弹了回来，在人行道边燃烧起火，并未造成太多损失。
人们可能会将这种反对大公司的恐怖主义行为视作反应过度而不予理睬，但是这其中还是有值得注意的因素：有些人因为星巴克要与己为邻而倍感忧虑，所以宁肯希望让它很快被夷为平地也不愿冒险任其发展。此外，这类担心似乎更针对的是星巴克，而不是其他类似连锁机构。假设这块零售空间是被经营护肤沐浴产品的美宝占去，那么至多不过是有人会发两句牢骚，诸如“这世道怎么会变成这样”，或“没想到我还能赶上这种时候”。当然，不会有人总想着朝店里投掷燃烧弹。
当地居民在反对星巴克的入驻时，担心的是它会对当地带来特殊的影响，如改变社区特性，抬高房产价格，吸引游客，带来交通压力。简言之，就是我们常归为棘手“贵族化”概念的问题。在部分民众看来，企业总是与这些争议性问题脱不开干系。2001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对这一问题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星巴克店的入驻可以作为贵族化进程的一个标志，这方面的其他标志还包括新建艺术画廊、音乐俱乐部、提供代客泊车业务的商家等。令当地民众分外恼火的是，无论大家怎样反对，星巴克还是一意孤行强行入驻，他们担心这家企业花费的每一分钱都会源源不断地给企业总部带来回报，而社区的财富则被榨得精光。在霍斯福德–阿布内斯负责社区发展规划的查尔斯·金斯利这样告诉我：“我并不希望过于提倡精英主义，称这里不允许他人染指；我知道我们不能只接纳本地人，但是我同时也了解到，对于本地企业，资金还是在当地经济中循环流动，这效果就大不相同。”按照这种逻辑，星巴克不仅会危及社区的身份，甚至还会影响到其生死存亡。
对贵族化的担心加上企业的高压手段导致许多社区都进入全民总动员的防卫态势。成千上万的民众签名请愿，要求星巴克撤出圣菲、新墨西哥、佐治亚州阿森斯等。（更有甚者，明尼苏达州伊科斯西尔市索性将对企业的反感融入城市的旅游宣传口号中：“逃离星巴克。”）有时候，整个社区对星巴克的厌恶程度足以使其选择离去。2002年，在当地政府收到1300封反对信之后（其中还包括住在附近的英国影星裘德·洛），星巴克取消了在伦敦的普里姆罗斯山开设新店的计划。星巴克在附近开店所带来的情绪创伤甚至重揭了多年前的心理旧伤。旧金山日本城社区的一位居民听到星巴克计划在当地新开一家咖啡店，向《旧金山观察家报》表示：“他们就不该来，我们这些日本人已经经历了太多。”4000名日本请愿大军迫使星巴克放弃了这一想法。
舒尔茨否认公司不顾及当地百姓的指责，提出了相反的例证：“在纽约威彻斯特郡有个社区叫作卡托纳，他们不欢迎星巴克，于是我们也就作罢。我们不希望到不需要自己的地方去经营发展。”有人对他此番言论的诚意表示怀疑，因为这类结果实属少见。社区积极分子的不断抵制已使得公司的脸皮变厚，在真正考虑撤出当地前，事态往往会发展到投掷燃烧瓶这类极其严重的地步。星巴克应对当地的反对已经驾轻就熟，他们会突出宣传在附近开店给社区带来的好处。公司表示，毕竟我们是在为社区建设做出努力。我们刚开完一个为期4天的会议，就是关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但是从未谈及金钱的问题。sup/sup连奥普拉脱口秀节目都支持我们，我们能差到哪里去呢？星巴克的前房产开发部负责人阿瑟·鲁宾菲尔德这样告诉我：“确定哪里自己受欢迎、哪里可以被接受、哪里需要暂缓，这些都是需要精密平衡的问题。显然，人们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会有顾虑，不是吗？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不是美国大地上的沃尔玛化，而是在咖啡店带动下在美国国土上的集体融合。”（他又加上极富个性化的一句：“这句话说得不错吧，我看到你都面露微笑了，这一条你可以在书里写上。”）
当星巴克按照香格里拉式的发展以失败告终后，公司开始研究心理战术。星巴克的前市场总监斯科特·柏德贝利就说，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在社区会议上，故作天真地询问任何一家独立经营的当地企业是否会为兼职员工提供股票期权或健康保险这类福利，而这些在星巴克长久以来都有保障，并得到大家的好评。少有夫妻经营的咖啡店能做到这一点，这将形成致命的一击，因为这说明星巴克和这些思想守旧的友邻相比，所作所为非常开明。柏德贝利在他的书中举出此例，然后说道：“如此进步的社区却宁愿接受那些不给员工提供这样福利的企业，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但是通常情况下，尽管存在这样的敌对情绪，也明知对方可能需要修改当地的法律规定，拒绝赋予企业在当地开新店的权利，星巴克都是咬紧牙关，勇往直前。鲁宾菲尔德这样讲：“我们会说：‘我们尊重你们的意见，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区域发展规划，那我们能否进入当地呢？’”有时即便对方给的是否定的回答，公司也依然会我行我素。就以加州大洋滩为例，当地规划委员会要求公司不得入内，但是因为这并不具备法律效力，星巴克的门店还是照开不误。公司表示，人们的怒气消减，一切风平浪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实际上，在波特兰燃烧瓶事件之后，媒体记者见到七街角那家星巴克店被打碎的窗户旁用胶合板盖着的台子下面，坐着几名身着黑衣的抗议者，抗议的牌子放倒在一旁，他们手里却拿着星巴克的饮品，同时还在表扬店里的服务到位。
星巴克美人鱼指数
大家的请愿显然无济于事，发出的抗议声音也不够刺耳，经过认真设计的宣传册（兴许上面画着美人鱼痛打小狗的漫画）四处分发之后也未能影响公众的意见。现如今，一家崭新的星巴克店在一堆可爱的餐厅和古董店中间，正向大家吐着绿色的舌头。除了沮丧和认输，你还会指望什么？这位巨大的咖啡怪兽将触角伸向你的邻里，是会将其生命力消耗殆尽，还是当真可以对社区起到建设性作用？
这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通常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从现有研究中了解连锁店和当地独立经营的企业对地区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研究会显示当顾客光顾独立经营的咖啡店时，有利于资金在当地的再流通，因为夫妻经营的店面需要雇用当地的会计人员，从当地商家购买商品，将赚到的利润在当地脱衣舞夜总会消费，诸如此类。而连锁店挣得的钱款都要转到千里之外的公司总部户头上。城市经济咨询公司在芝加哥安德森维尔社区进行的一项相关调查显示，两者的差距相当之大。经过对10家连锁店和10独立经营店面的账面进行比较，研究人员发现在夫妻经营的店中，每消耗100美元，平均会有73美元流入当地经济的再循环中；而在连锁店中，这一数字仅为43美元。这其实也好理解，严格来讲，连锁店的最终目的就是吸取当地资金，使其进入公司投资者的腰包。
依据《家乡的优势：如何在主街上抵制连锁店入驻及其重要性》（thehometownadvantage:howtodefendyourmainstreetagainstchainstoresandwhyitmatters）一书的作者斯泰西·米切尔的观点，我们还需要注意连锁店会影响到社区打造自己的品牌。她这样解释：“人们愿意来参观一地，是因为它的独特性和魅力使然。如果你身处城市社区或者市中心，可是这里的一切都在大商场里可以享受得到，都有天气控制功能和足够的停车位，那么就存在一定的危险，因为你已经丢掉自己的优势。”
但是这些典型的分析方法并不适用于星巴克，因为它与其他连锁店并不相同。当然，每家门店所产生的利润要直接返回西雅图总部，但是在部分人眼中，这种放血行为可以通过星巴克对当地的认可所带来的收益有所补偿。再来回顾一下伴随星巴克新店而生的贵族化效应，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中罗列了这样几条：改变社区风情，提高赋税收入，转移贫困居民，提升房产价值，活跃经济行为等。波特兰的霍斯福德–阿布内斯这类繁华地区如果听到为大家所深爱的社区会招致如此改变也许会不由得颤抖，但是成千上万经济低迷的城镇和社区则会垂涎三尺。基本上，当地的政府官员和规划管理委员会为了新的发展和飙升的收入，都在想方设法实现贵族化。各个社区在准备迎来星巴克的新店时，都会对环境外观修葺一新，还有十多座城镇请求公司在当地开店，以便给那里带来一种经济富裕的氛围。因此，当我们试图要评估星巴克的新店对当地的影响时，我们必须首先指出企业是否真正具备改变整体社区命运的力量，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向不好的方向沦落。
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富足地区的当地人）对星巴克可以产生如此的影响嗤之以鼻。他们知道企业能提供的不过是一刀切式的可预见服务，这些繁荣的社区对星巴克连锁店通常都不屑一顾。就以马萨诸塞州沃尔萨姆为例，市议员向《波士顿环球报》这样评论星巴克：“并不是我自吹自擂，但是沃尔萨姆根本就不把这当回事儿。”此外，他又补充说，那些需要星巴克认可自己的城镇“一定是存在某种自卑情结”。当2006年公司为进入美国第三大富人社区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时（最终是以胜利告终），一位怒不可遏的当地居民发来这样一封很具代表性的来信：“简直是难以置信……突然来了一群穿t恤衫的咖啡客，在街上边走边喝咖啡，把用过的纸杯随手一扔，这居然可以称作棕榈滩的店家或居民的万灵药，这能对他们有什么帮助呢？
大家若对星巴克对城市形象产生的任何影响尚存质疑，那就设想一下，若是没有这方面的影响，那它怎么会招致这许多骂名？当舒尔茨于2006年来到底特律发表演说时，当地记者就要求他做出解释，为何整座城中仅有5家星巴克门店，就连底特律都会机场的门店数量都比这里多。（“这就意味着底特律还是个贫民区，这就是其中暗含的深意。”一名当地人向《底特律新闻》这样解释，该报文章讨论了城市中的星巴克数量是否不足以显示当地经济的窘境。）巴尔的摩市市长马丁·奥马利就曾在大量选民心目中激起强烈的愤慨，因为他被指曾乞求星巴克在城中开设咖啡店。（奥马利后来解释说，他“只是偶然遇到了对方”，那些指责都是源自误会，不过时隔不久，巴尔的摩果然有了第一家独立的星巴克店。）我们甚至可以简单计算出星巴克美人鱼指数，通过城市中每10万居民所拥有的星巴克店数量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出该地的生活质量。旧金山74.4万居民中有74家门店，得分9.9，分值相当高；克利夫兰市47.8万人口仅有9家门店，得分1.9，这一成绩相当一般；再看底特律得分0.4，看到这一结果估计市长需要紧急致电西雅图星巴克总部了。
随后，长期不景气的社区对星巴克的到来所做出的反应就像是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居民首次安装了室内抽水马桶一般兴奋。2002年当肯塔基州列克星敦迎来了首家星巴克时，有位当地企业家索性高呼起“哈利路亚”！人们在谈论这些新开的星巴克店时，似乎都有些梦幻的感觉。例如在密歇根州的西部港口城市马斯基根，当星巴克初次在这里亮相时，当地商会会长高喊，“它们在马斯基根落户象征着我们已经走向了未来”。对马萨诸塞州富兰克林的议员罗伯特·瓦利来说，星巴克不亚于通往新的繁荣的法宝：“我们希望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表演艺术等。这座城市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星巴克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