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憧憬
东京市中心的一家高层酒店中。
这家酒店的大堂十分敞亮，穹顶高耸，就像剧院一样。大堂里的椅子沙发上坐满了客人，却十分安静，全然不觉得吵闹，大概是因为厚厚的地毯吸走了周围的杂音。
大堂里，外国客人几乎占了一半，他们和看起来像是在接待他们的日本男女谈笑风生。大概今天是个好日子，有几个盛装身着和服的贵妇人，为这里增添了不少华丽的色彩。环顾周围，这里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十分富裕，充满了活力。
杉崎祐二郎身穿一件双排扣大衣，领子时髦地微微立起来，手里提着的黑色公文包上金色的扣子闪闪发光，格外耀眼。他的头发十分有型，鼻梁英挺，仪表堂堂，身形瘦削。
西式的名片上，印着彩色的公司标志，旁边还有一些“xxxcompany”“xxxoffice”等外文的头衔。无论是他的穿着打扮、行为做派还是手中时髦的外文名片，都与这间酒店大堂的氛围极为融洽。任谁打量他一番，都会认为他是一个供职于外资企业、生活节奏繁忙又为人冷漠的商业精英。
但是，只要和这个四十岁的男人交谈几句，他外表给人留下的印象就会烟消云散。透过这个生活在企业社会中的城里人的面具，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从北国严酷的风雪中一步步走出来的乡下人粗犷的面容。
他的故乡，在一个远离海岸的大山深处的寒村。在那个远远能看到鸟海山的山沟里，零零散散地分布着几户人家。
“我们村口有一座吊桥，那是村子和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只有过了桥才能进村。过了村子再往前走就进了山，山里一户人家都没有。我上小学的时候，村里连公共汽车都不通，全村只有小学里有一部电话，是个典型的偏远山村。不走上十几公里山路去邻村，就连个像样的商店都没有。”
那时，村子里的居民八成都靠烧炭为生。祐二郎的父亲，也是村里的烧炭翁之一。
“我们兄弟七个，只有我从小学开始成绩就不错，那时候我每年都当学生代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上代表发言的也全都是我。那时候，全村上下一个高中生都没出过。我父母说，哪怕是砸锅卖铁也要供祐二郎上高中。我自己也想高中毕业之后去东京工作。但是谁能想到……”
当时的日本，因朝鲜战争发了美国军需的战争财，并以此为跳板一举跨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战后复兴期，开始进入了经济增长期。那时，家电制品已经开始逐渐进入一般家庭，市场对木炭的需求不断减少，祐二郎家的日子过得比原先更加困难。雪上加霜的是，他的父母忽然病倒，根本没有能力再供他上学。
在父亲的劝说下，祐二郎中学毕业后，也不得不过上了烧炭挣钱的日子。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之后，要走上两个小时的山路。弟弟砍树，把树干锯成一段一段的，哥哥去炭窑把锯好的木头烧成炭。烧好的炭，每十五公斤捆成一大捆，然后每个人背四捆下山。年纪才十五岁的少年本来身体就不壮实，要背负六十公斤的木炭下山，其中辛苦，可想而知。每走两三百米，就要靠在石头上休息一次，喘过气来后再走两三百米……如此循环往复。
下山的路上，有一处能看到山下村子的地方。那里有一棵松树。站在松树旁，可以看到远处的庄内平原。庄内平原远处，是一片沙丘。沙丘的远处，是一片蓝色的大海。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米粒大的白色船只。
“我经常在那棵松树下面歇脚。歇着的时候，经常跟我哥念叨说：‘大哥！我不甘心，我还是想上高中啊！’我大哥可好了，说：‘哥也没钱，要是你肯白天干活挣钱，晚上上夜校，哥也帮你跟爹说说去。’”
祐二郎生长的地方，是一个典型的山沟里的村落。哪怕是抬头仰望，视野也会被周边的群山阻挡，天空都变成了狭窄的一条。
“没错，就是因为在这么闭塞的地方才会没有活路。我一定要走出这里，去见识更宽广的世界，才能找到出路。”
不知不觉，山那边的世界就成了少年祐二郎心中向往的桃花源。
从山沟沟到东京闹市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们那连大米都吃不上，主食只有土豆。给小孩子带饭盒，里面的配菜是从野地里摘的款冬腌成的咸菜。别说肉了，就连鱼和鸡蛋都吃不上……当时过的就是这种日子。不骗你，当时城里都已经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了，我们村里过的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日子。要说当时我们烧炭的日子……”
祐二郎中学毕业之后为了给父母治病，和哥哥一起烧炭养家。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之后，在大哥的帮助下，他终于如愿以偿上了高中。他吃住在一个离家三十多公里外的农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去夜校的机械专业上课。
“在我的家乡，穷人家的孩子中学一毕业，就会被打发到大户农家去干活。别人的报酬都是每年几担米，而我的报酬则是雇主家每年给我出两千六百日元的学费，还答应让我白天干活，晚上上学。”
祐二郎管那时的雇主叫“老爷”。早晨四点起床之后他马上下地干活，七点半吃饭，早饭后就迎来了一整天的体力活。夜里十点从学校回来后，在脑门几乎要撞上天花板的阁楼里像死人一样睡过去……
“那家的老爷是个特别絮叨的人。平时我就没少挨骂，有一天还捅了大娄子……”
那户农家的耕地，都集中在最上川的河堤下面，所以需要一前一后两个人翻过河堤，用手推车把粪肥运到田里。那天，老爷在粪车前面，祐二郎在车后面，两人一个人推一个人拉，把满满一车肥推上了河堤。接下来，要把肥料从河堤上运到下面的田里。
祐二郎攥紧拴在推车上的绳子，却不小心搞错了老爷的指令，放开了手里的绳子。这下可坏了大事，手推车顺着河堤咕噜咕噜地溜了下去。
“老爷急忙在前面想撑住粪车。就在这时，车轮好像是压到了什么障碍物，一下就停了。车停了不要紧，车上的粪桶带着惯性，咣的一下就朝前倒了下去。粪肥哗的往老爷的脑袋上就泼了过去。哎呀……这下可见识到什么叫臭气熏天了。我赶忙上去道歉，下河给老爷洗干净身子……”
后来，祐二郎还是没在这户农家干太久，就换到了镇里的一家不大的面包厂工作。面包厂的工作也得早晨四点起床，在做完面包之后，祐二郎还得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把刚出炉的面包送货上门。祐二郎的财商在面包厂第一次放出了光芒。
“做面包的时候，我偷偷把我负责送的那批豆馅面包里的馅儿增加好几倍，果酱面包也是一个道理，单独烤一炉。我拿着这些特制面包出去卖，不光每次都能卖光，就连本来是竞争对手的面包厂，也纷纷来找我们厂加盟……”
历经多年苦学从夜校毕业后，借着亲戚的人脉，他终于实现了东京梦。那年是昭和三十八年（1963），日本正开始步入如日中天的经济高速增长期。
刚来到东京的祐二郎在东京商业区一家布包作坊借宿做工。他们设计出女人和小孩用的布袋、手包之类的，外包给外面的服装厂制作，然后出货给批发商。也许是天赋惊人，这个乡下小子一上来就干了一票大的。
“我设计了一个小狗形状的挎包，专门卖给小孩。小狗的耳朵耷拉下来，特别可爱。那个挎包刚上市就卖疯了。每天早晨刚一上班，批发商来订货的电话就响个不停。卖得太好了，根本来不及做。那时我每个月的工资是八千日元，多亏了这个挎包，在上班之后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时候，老板给我塞了足足十万日元。到家给了老妈两万日元，又给了大哥两万日元，从来没这么阔气过。”
第二年，他把母亲接到东京来旅游。看着满面笑容的母亲，他心里得意极了。
“公司给我开小灶，吃的东西都跟别人不一样。老板还一个劲地要把女儿嫁给我。当时真是鼻孔都朝天开了。”
公司决定，当年冬季上市的新款商品也由祐二郎设计，而且一上来就足足备了三倍的库存。
但这时，祐二郎的“梦想”已经开始走上了下坡路。
不眠不休
祐二郎的小狗挎包开了个好头，就连老板都想要把宝贝女儿许给他。但他的好运，却像昙花一现般转瞬即逝。公司用三倍的库存押注他设计的女包，销路却惨淡至极。库房里堆满了滞销的产品。
公司对祐二郎的态度，可以说翻脸不认人。
“公司给发的午饭规格一下就掉下来了。我心里也很是尴尬，又说不出口。正在发愁呢，我一个开出租车的哥们就找上门来，问我愿不愿意去他那里干……”
祐二郎离开了原来的公司，在外面租了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便宜房子，自己开火做饭，并很快取得了驾照，开始了开出租车的生活。
“我一到东京，就进了包吃包住的公司，不光没去过什么咖啡厅，出租车更是一次都没坐过，也根本不认路。但就算这样，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那家出租车公司每天用现金给司机支付报酬。以前日本的出租车司机，都是早晨上班，一直开到当天半夜，小睡一下之后回家休息，如此往复。而祐二郎连休息时间都在跑活儿，玩命挣钱。
干了两年出租车司机之后的一天，一个同事找到祐二郎，问他愿不愿意做保险销售员。
“就算你现在出租车开得再好，将来总有一天身体会累垮的，根本没有未来。还是卖保险好啊。只要你的业绩好，就能当上支部长。支部长啊，可了不起了，跟银行的分行行长同级别啊。给的钱可多了，要住租金十万日元的房子也不在话下。”
来劝祐二郎当保险销售员的这个人在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工作，头衔是“组织主任”。不光自己销售保险，还负责在外面发展保险销售员并培养他们。与此同时，他还在外面开出租车，正可谓“身兼数职”。
据说他拿保单的手法十分诡谲。昭和四十年代（1965—1974）中期，有很多找工作的人都还只有初中学历。比方说，他看中一个卖荞麦面的面馆，想给店老板推销保险，他会这样做：
首先找到一个认识的出租车司机，劝他去干保险销售，然后用他的名额去拿推广费。同时找到面馆的老板说：“您那特别缺年轻人对吧？我这有一个哥们，推荐给您。”然后找到出租车司机，告诉他：“你去那家面馆干几天活，几天就行。”
“有年轻力壮的来干活，面馆老板当然高兴。然后不知不觉中让面馆老板买下保险，都是按年签的合同。等合同签得差不多了，这个‘假伙计’就悄然离开……”
“他们说，保险合同不好签，上轨道之前可以不用专职干，一边当司机、一边卖保险也可以。所以我决定，跟他一起同时干两份工作。这大概就是我的命运转折点，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心里就像着了魔一样，哪怕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那个什么支部长……”
月薪四十万日元，奖金一百八十万日元，公司有租房补贴，只花一点钱就能住市面上房租十万日元的房子。想买房，随手就能掏出一千万日元……大概在被灌了迷魂汤的祐二郎看来，从跑外围的销售开始干，只要能够在销售中脱颖而出，就一定能抓住这一梦想中的职位。
“我就是一个山沟里出来的烧炭的贫民，现在是个只有夜校学历的出租车司机。如果有这样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又怎么舍得放手呢……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半夜，开完一天的出租车，把车停到公司车库，祐二郎找上其他累得不行的司机，帮他们洗车，让他们买保险……就这样，他还在试用期内就卖出了五份保险，成了正式员工。
“最后，在出租车公司的那段时间，我一年卖出去三十多份保险，保险公司问我要不要试着当一把组织所长……”
祐二郎朝着支部长的宝座，似乎又迈上了一个台阶……
穷人和穷人的缘分
“那时每天才睡三个小时，一天到晚眼睛都是通红通红的。但我这个山沟出来的烧炭娃，穷日子早就过够了，为了挣钱，累点又算得上什么事！”
祐二郎一边开出租车，一边卖保险，保险不光卖给了同事，还卖给了乘客。
“当时保险公司人手长期不足，招了好多我这样的司机，还有夜总会的女招待之类的人。有一次我在公司休息，睡着睡着就觉得像是鬼上身了一样喘不过气来，睁眼一看，一个胖得像皮球一样的中年女招待趴在我身上，嘴唇已经亲到了我的嘴上……哎呀，真是什么稀奇事都有……”
酒色赌博，祐二郎一样都不沾，不分白天黑夜，一门心思工作挣钱。开始卖保险后的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存下来一百五十万日元。
那时他常去一家小饭馆吃饭，在老板夫妇的热心劝说下，他成了一个新兴宗教的信徒。然后，在老板夫妇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同为信徒、在东京商业区一家小饭店当服务员的登志子。
登志子和祐二郎一样，家在北陆地方的一个小山村里。中学刚毕业，她就去家附近旅游区的饭店工作了，然后又一个人漂泊来到东京工作。
没多久，两个人就结婚了。然后，祐二郎和登志子一起，来到了登志子父母家。
下了火车后，两个人来到那个大山深处的村落时，已经是黄昏时分。
“当时为了撑门面，我们下火车之后坐出租车去她村子。她手指着山下面的房子说，就是那儿。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一看，就见山崖下面孤零零的一个亮点。附近什么都没有，就她家一户。进去一看，哎呀……要说我们家就已经够穷的了，看到她家那简直……不光小，地也不平，地上铺的榻榻米破破烂烂的，真是穷得让人难以置信。难怪她不愿意带我去，简直是太可怜了……桃花盛开的那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一个是东北山村烧炭翁的二儿子，另一个是北陆农家八口之家的女儿。两个背负着贫穷宿命的人，就这样结合在了一起。虽然两家都十分贫穷，但新婚旅行毕竟是一辈子的回忆，祐二郎仗着口袋里满满的存款，提议坐飞机去北海道旅行。
“现在大家肯定都选出国旅游了。但当时，就以我一个出租车司机的身份，坐飞机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啊。羽田机场，晚上七点二十起飞。当时一起开出租车的同事，有十来辆车来给我送行，他们捧我，说我是他们的英雄……”
婚后不久，祐二郎就决定不再开出租车，专心干保险。祐二郎的销售业绩在公司内很受好评，进入公司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得到了组织所长的头衔，可以说是破格提拔了。
所谓的组织所长，主要负责在外面招聘并培养合格的保险销售员，帮助他们培养固定的客户群，同时自己也要做保险销售业务。组织所长是通向祐二郎内心憧憬的支部长宝座的第一道关卡，所以刚刚结婚的他便加倍努力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但是，难题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销售员流动性太大了，人才很难留住。其实原因很简单，大家从事保险销售，一开始都靠着人情，找些亲戚朋友来销售，但你想想，这种资源短说两三个月，最长不到半年就会消耗殆尽。卖不出去，人家自然就不在这待了。虽然再招聘新的销售也不容易，但最让人头疼的是，销售离职之后，他们拉来的客户也都很快会来要求退保。留不住客户，到头来还是组织所长受批评。”
为了维持自己的业绩，他只好自掏腰包替客户交保险金来维持订单量。
多了这么一笔预料之外的支出，祐二郎的存款不久就见底了。
“本以为爬到支部长的位置之前忍忍就行了，结果……”
阴影再度笼罩了祐二郎的人生。
自掏腰包的赔本买卖
为了从公司拿工资而工作的上班族，反而为了工作自掏腰包——这在旁人看来是离奇得无法想象的行为，可这在祐二郎工作的寿险销售行业却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据祐二郎说，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要自掏腰包。
比如，如果签约不到一年的客户想要退保的话，自己在公司的业绩就会受到影响，这时就要替客户继续支付保险金来维持虚假繁荣的业绩。或者，自己手下销售员的客户不交保险金，也需要自己先代为填补。
除此之外，各个层级的销售目标——也就是“指标”——如果没有完成，就要去借别人的名字来签假合同，保险金自然需要自己来付……
“不光如此，手下的销售员有时候会来要拉拢客户用的招待费，一分钱不给总归是过意不去，所以也要我自己花钱。还有，有时候销售员来问我说，客户说如果能免两个月的保费就签约，该怎么办……这两个月的保费也得我来掏。同行好多公司都推出了签约当场就给现金返现，我们的优惠力度肯定不能落后，否则根本拿不来订单。”
除此之外，组织所长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招聘销售员，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也有很多开销。
“当时都流传，从销售员干到支部长自己最少得花上五百万日元，这个说法绝非空穴来风。那些从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娶的媳妇也都是门当户对的有钱人家的女儿，自己花上五百万日元去升官，也就当作前期投资了。但是我们家两口子全都是贫民出身，亲戚朋友都烦透了我们，说我见了人不是推销保险就是要借钱……”
尽管祐二郎起早贪黑地在外面拼搏，但他自掏腰包的赔本买卖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开出租车攒下来的一百五十万日元眨眼间就花得一干二净。
祐二郎艰苦拼搏的昭和四十八年（1973），大学本科应届毕业生中，男性就业后的平均工资是每月五万七千日元，而日本全国所有行业所有劳动者的年平均收入是一百四十七万日元。通过这组数字可以看出，失去一百五十万日元的存款对于祐二郎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
终于，所有能借的亲朋好友都被他借了个遍，他只有从当时还不多见的小微贷借钱来维持业绩的表面繁荣。
“当时我不停地对自己说，现在稍微吃点苦没关系，这都是为了将来当上支部长……到头来，还是我自己债台高筑。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只好含着眼泪，辞掉了组织所长的职务，又干回了最底层的销售，而且为了还债，只好重操旧业，开始开出租车……”
为了还债，祐二郎的生活变得比《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还要忙碌。
早晨七点，他开着自己的私车去出租车公司，换上蓝色的司机制服开早会，完成车辆分配和例行检查后便开着点亮空车指示灯的出租车返回自己家。将出租车停在自己家，换上西装后再乘电车到保险公司，参加保险公司九点半的早会后出门卖保险。
傍晚，他先回一趟保险公司，报告当天的销售业绩，将当天的销售额存入公司后，急忙回到自己家。匆忙吃过晚饭后，换回出租车司机的制服，跳上出租车，一直开到凌晨四点。收车后，回到出租车公司，洗过车之后，再开自己的私车回家睡上两三个小时。上夜班的第二天不用开出租车，所以早晨起床后直接去保险公司上班……
“两边的公司都不知道我同时干两份工作。上一家出租车公司的同事都觉得我在保险公司升官发财了，所以我开出租车的时候最怕碰到他们。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如果附近有上一家出租车公司的车，我都低着头假装记账，生怕他们认出我来。那段时间因为严重疲劳和睡眠不足，整张脸都爆皮了，只好使劲抹药膏……唉！”
在夹缝中生存
“我最喜欢下雨天了。外面一下雨，车窗就模糊了。晚上一下雨，我就放心了。不下雨的时候，我要么戴口罩，要么戴太阳镜，为了不让人认出来，费了不少心思。”
祐二郎同时在保险公司和出租车公司上班，不分昼夜地工作，在极度疲劳下害了胃病，体力几乎透支。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最要命的时候，他被卷入了一场事故之中。
傍晚，他从保险公司下班之后匆忙赶回家中，发动出租车上街拉活。晚上八点左右，他拉着乘客沿甲州街道向八王子方向行驶，在一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被后面驶来的一辆由大学生驾驶的汽车追尾，最后酿成了四辆汽车连环相撞的事故。
“好死不死的，我出事的那个路口就在保险公司旁边。那个时间，正好赶上加班的人下班后成群结队往车站走时。我满脑子只想着别被人发现，拼命低着头伏在方向盘上，结果被人当成了重伤员，直接把我搬上了急救车……”
祐二郎的车被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从后面剧烈追尾，他的颈部受了伤。虽然有幸免于住院，但自此出租车公司便不让他开车，而是让他白天去公司干一些轻活。无论是怎样的轻活，都不可能同时干两份工作。
“虽然我在街上拉活的时间只有其他司机的一半，但业绩还是挺好的，每个月大概能入账十五万到二十万日元。所以说实话，我还想再多干一段时间……”
祐二郎告别了出租车公司，再次专心干起了保险销售。他的工作再次受到领导的好评，又重新回到了组织所长的位置。
“因为上次借了好多钱，所以本来想着再也不干组织所长的活儿了，就算干一辈子销售，也不想再升官了。结果，当时的领导一个劲儿地做我的思想工作，还使劲捧我，结果害我又做起了当支部长的美梦……”
当上组织所长的祐二郎，工作又继续受到赞赏，只花两年时间，就晋升到了普通人拼上五六年才能提升到的职位。
这个职位仅次于祐二郎梦想中的支部长。如果运气好，当上支部长之后升到销售部长、分公司副总经理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祐二郎再次做起了平步青云的美梦。
但是，对于保险销售来说，成果就是一切。每个月的销售指标完成率是唯一的工作考核标准。每个销售员的业绩都被张榜公布，每月两次的分公司支部长会议的座次都是按照销售业绩来排序的。
“我们干销售的，有一个行话叫‘零蛋’，意思是说赶上某个月，一单都没卖出去的人。谁卖了多少，上面都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业绩不好，就会被领导叫去狠狠地批一顿：‘你这个月的效率太差！下个月给我彻底避免零蛋！’但我要是直接这么对部下说的话，特别是女的，就给你回一句：‘卖保险又不是去摘苹果，有苹果在树上等着你去摘。就算你这么说我，我也没办法啊。反正我家又不指望我养家糊口，明天我就不来了。’部下一辞职，这回领导又该责怪我手下的人离职率太高、缺乏指导能力……”
每个月的销售成绩到了月末都会被汇总上来。所以每到月末，祐二郎都在领导和部下的夹缝中提心吊胆、寝食难安。半夜，他守在电话旁边等着在外面的销售员报告业绩。
“结果一个个打来电话，都是说‘哎呀不好意思，客户没定下来啊’‘下个月再说啊’‘对不起啊’之类的。我没办法，只好去支部长那道歉。结果支部长也只会跟我吼：‘混账！都怪你太缺乏计划性了！你让我会上拿什么去报告！给我出去，不惜一切代价也得把业绩做出来！’支部长吼完后，就甩手走了。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啊？只好使出绝招……”
他只好挨家去找几个比较可靠的男销售，让他们明早去公司附近的咖啡厅集合……
打高尔夫球也是自掏腰包
祐二郎一大早就在公司附近的咖啡厅和昨晚找的销售员碰了面。几个人就着咖啡匆匆吃了几口店里特价早餐提供的烤吐司，马上切入正题。
“你那还有没有能帮忙凑数的人？你不是有个弟弟吗？”
“咱上个月不是已经用他的名字签过合同了吗？”
“我也是，亲戚朋友能用的全用过了啊。现在一个都不剩了。你总该有个朋友什么的吧？到时候业绩算你的，你去问问吧。”
他们挨个给能借名字凑数的人打电话，被拒了还要打给下一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借名字的人，赶紧去附近的文具店买个便宜的印章来，造一份假合同。
但是，就算是找来凑数的假合同，也需要被保人去体检确认身体状况是否符合保险条件，否则合同也是无效的。
“为了让对方抽空去体检，我们就差跟他磕头下跪了。比方说如果我们打听到对方喜欢威士忌的话，三得利红标这种便宜酒太没档次，怎么也得买瓶三得利陈年才行。这种促销用的杂费当然得我们自己掏。还有，签了保险合同，最少也得替他交十三个月的保险金。我们不光到处求爷爷告奶奶，钱还都得自己拿。”
除了每个月必须完成总公司和分公司摊派下来的销售指标，还要举办各种开发新客户的营销活动。这些活动也是让祐二郎他们公司中层领导挠头的事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