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我们招待竹村健一或是植村直己之类的名人演讲，场地都要选超五星酒店的‘某某厅’。这种场地一般都附带全套晚餐，费用算下来平均每个人要一万五千日元，超豪华的。我们招待的，都是些医生、税务顾问这种高收入群体，随便一单保单签下来都是上亿日元的那种。我们就以这些人为突破口去销售。我们公司会给每个支部摊派招待名额。除了这种，还有公司举办的高尔夫球大赛。”
在当时的保险公司，销售员给客户打电话，都不可以用公司电话，而是需要自掏腰包用安装在公司内的公共电话来推销。类似上面说的这种活动，费用也全部由各个支部来分摊。
所以，如果不邀请些有购买意愿的人来参加，也就没有任何意义。而有钱人都知道，免费晚餐之后，等着他的是无穷无尽的保险推销，所以都不愿意来。为了让他们来参加活动，周日手里提着点心盒去拜访客户，就是祐二郎这种销售员的工作。
“税务顾问这种职业，可以沿着他的人脉顺藤摸瓜，搭上其他有钱人或是企业老总之类的，是我们最想要拿下的客户。‘老师，咱们不谈保险的事儿，要不要去打场高尔夫球啊？’我们点头哈腰地去求他们。”
一旦把他们拉来参加了活动，第二天马上就去找他们推销，可以说是翻脸比翻书还快。
“哎呀老师，昨天真是辛苦您了。我就想找您谈谈……然后面不改色地切到正题。最后，就是派女销售每天去访问，一举拿下。”
分公司摊派下来的任务，除了类似销售活动，还有赠品。
“当时说是赠品，其实是公司为了拿下照相机公司、音响器材公司之类的集团客户，而大量采购他们的产品。公司买来的这些东西，就会被摊派到我们分公司。除了照相机、音响，连保险柜什么的都来过。和以前逼供应商从自家买东西的三越百货如出一辙。”
公司摊派下来的这些东西，通常都由女销售去消化。但是，毕竟有时候还是会有卖不掉的东西，也只能由祐二郎他们中层领导自掏腰包来买。
从光鲜体面的支部长到销售部长，销售员们越是在自己的晋升通道中往前闯，越是着急晋升，钱就越是从自己口袋里往外跑。祐二郎在这个奇妙世界里，又深深地陷入了负债的地狱。
刀刃架在脖子上
“东京的竞争太激烈了，想当上支部长太不容易了。你再忍忍，只要当上支部长，外债也能还上……”
祐二郎不断地对妻子登志子说。但是，就算他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地工作，一开始只有五十万日元的债务，非但一分钱都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登志子在朋友的饭店打工，每月能挣来四万五千日元补贴家用，但他们的生活却愈发窘迫。
“逢年过节，一家四口出门吃个饭都难上加难。我们住的房子连淋浴都没有，平时也是能省则省……”
想升上支部长，还有很多道难关。平时的销售业绩自是不用说了。除此之外，还有关于保险业务知识、一般常识的笔试和领导的面试。要想参加升职考试，首先销售业绩要达标，成为支部长候补。每年五百多个候补人选中，最终能爬上支部长宝座的，只有不到八十人。
祐二郎过关斩将，突破重重难关荣升支部长一职，是在进入公司的第十五个年头——也就是去年的事情。但是，直到祐二郎自己去一笔笔查明债务之前，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债务究竟有多少。那时，他欠小微贷、信用卡公司、银行等的债务已经高达一千四百万日元，而且每天都在以加速度持续膨胀。每个月为了还利息而奔走借钱，家里的资金如同高空走钢丝。最为讽刺的是，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登上了梦寐以求的支部长宝座。
在荣升支部长一职的同时，他被调到了总公司办公。他的新职位，是在面向大企业和中央政府机关职员销售保险的部门。祐二郎是开拓客户的冲锋队长，要率先和企业、机关的总务部长、董事等重要人物接洽，为将来派销售员去实际进行推销做好铺垫工作。此外，在银座、赤坂等地的高档西餐厅款待客户、陪客户去卡拉ok唱歌也是他的工作之一。
“像我这种人，和客户公司高层聊天，就算根本没什么话题可聊，也得装作自信满满的样子，假设对方问：‘话说，你是哪所学校毕业的？’我肯定是拔了舌头都不能说我是一个穷山沟里的夜校毕业学机械的。这种话题我最讨厌了，但也只能应和着说：‘哎呀，我的学校根本不值一提。’心里只想着赶紧把客户敷衍好，我好赶紧去贷款公司。像是屁股底下的沙发长了刺一样，根本坐不住……”
渐渐地，贷款公司的催款电话越发厉害起来。祐二郎的新办公室跟以前干销售的时候不一样，不光有宽大的办公桌，还有接待客人的沙发茶几，十分安静。不停打给祐二郎的催款电话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电话里催款的人不停地骂着。我又不能在公司露馅，只好装作在接客户电话，说些‘您好’‘托您照顾’等驴唇不对马嘴的话，对方听了自然更生气了啊……而且接电话时间长了容易引起怀疑，没说两句就说：‘好，我知道了……再见’然后就把电话挂掉。紧接着对方又打回来说：‘连利息都付不上，你这是什么态度！’我在这边继续装傻说：‘好的，谢谢您，再见。再见。’每天周而复始的都是这些，公司里的人肯定会起疑心。”
哪怕在他上厕所的时候，心里都会挂念着电话。他经常找机会从公司里出来，跑到公司底下的公共电话打给贷款公司，用新借来的钱去还已经迫在眉睫的旧债。
“我跟公司说，出去一趟，就半个小时。但是你想想，从公司出来，去上两三家贷款公司，被骂得狗血淋头，然后再回公司就已经快到傍晚了。没过多久，就有部下跟上面告状，说我工作时间经常开小差……这个工作我干了十五年，让我爱人都跟着我受了这么多委屈，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职位，我哪舍得放弃？但我的经济状况已经接近崩溃，仿佛每天都被人用刀架在脖子上一样……”
祐二郎把弟弟们和妻子的姐妹们召集起来想办法。东凑一百万日元，西凑七十万日元……但这点钱和他的债务比起来无异于杯水车薪。
自己的事情要是被公司知道，万一被开除，那可是连离职补贴都拿不到。一天，心中充满不安的祐二郎终于决定向公司领导坦白。
背负贫困家庭的期待
“原来是这么回事……”
其实领导或多或少已经发现了祐二郎的异常。
“这样的话，必须尽早想办法。你好不容易干到这个位置，要是为了外债辞掉工作，你自己也不甘心。而且你走了，对于公司来说也是损失。总之，你先歇上一个星期，集中精力把你的情况整理清楚。”
然而，对于无依无靠的祐二郎来说，他的情况远非请几天假就能解决干净。不过领导还是帮他编了个父母生病回家照看的借口，替他请了一周的假。放假前一天，祐二郎挨个给所有的贷款公司打了一圈电话，说自己身体不好请假了，求他们不要再给公司打电话。
这整整一周时间，祐二郎把自己关在家里，一步都没有出门。他就像进了台风的中心，四周一片死寂。他甚至都忘记上次和妻子面对面交谈是什么时候。
回头看看自己的人生。结婚之后，自己脑子里除了保险的销售目标，就是公司业绩……甚至从没有和妻子享受过独处的时间。但结果又如何呢？要自己抛弃拼死拼活、一个人忍辱负重得来的支部长的地位，又谈何容易？
这些年，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兢兢业业地工作，又是为了什么？每当祐二郎这么想，他都会有种坠入阿鼻地狱的恐惧。
又是做假合同、又是替客户交保险金，在旁人看来简直是愚蠢透顶……但究竟是什么，蒙蔽了他的双眼，驱使他不择手段也要提高业绩，也要在公司里出人头地呢？
“我们所有的亲戚，兄弟姐妹、叔叔嫂子、表兄表妹，手头宽裕的人一个都没有。哪怕是初中毕业都算读书多的了。年纪稍微大一些的，都只有小学文化。在这样一家人里，只有我一个人，虽然是夜校毕业，但也算是国家承认的高中文化水平，又是在能上电视的大企业上班。所以在他们心里都觉得自己必须帮我一把。
“不是我自卖自夸，我其实是个认真又耿直的男人，脑子也挺好使。他们都只是一心想着让我上学念书、出人头地。我也想念书、出人头地。只要在公司努力升职，当上支部长，将来老家的弟妹来东京找工作的时候，还能给他们当个保证人，那样的话就能在公司找上一份不错的工作了。像我们这样一群乡下的贫民里，能出来一个大企业的科长、部长之类的领导，大家的生活都可能或多或少改善一些，活着也能够轻松一些了。
“所以，我不停地跟妻子说，再忍三年吧，再忍两年吧……害她吃了这么多苦，唉！如果因为区区外债，这么多年的努力都化为泡影的话，那简直是欲哭无泪了。”
但是，一周的假期里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贷款公司又开始轮番去公司轰炸。最后，留给祐二郎的路只剩下最后一条。那就是在被公司开除之前先提出辞职，这样多少还能拿到一点点离职补贴，然后用自己的离职补贴加上最后从亲戚那东拼西凑借来的一些钱，还上了一些对自己有恩的人和一部分贷款公司的钱之后，向法院提出个人破产申请。只要法院判决他破产，他剩余的全部债务将一笔勾销，可以再也不用日夜承受被逼债的痛苦。
“我一定要走出这里，去见识更宽广的世界，才能找到出路。”——穷山沟里，一个少年曾怀揣着这样一个梦想。他年迈的父母、爱他的兄弟和他一道，像呵护一个脆弱的肥皂泡一样呵护着这个梦想。然而，现在他的梦想竟然真的像肥皂泡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梦想的灰烬化作沉重的债务和信用卡的残骸，淹没在东京林立的高楼之间。
保险帝国的顶梁柱
祐二郎从一个普通保险销售员开始打拼，坐上了众人羡慕的支部长的位置，却在一千四百万日元债务的重重围困下身败名裂，最终跌落人生谷底。他曾经的女下属，又是如何看待这样一个梦想化作泡影的悲惨男人呢？
椎野桂子，四十一岁。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离婚之后，就开始在祐二郎手下卖保险了。
“邻居家的太太是卖保险的，天天劝我一起干，说只去一天、凑个人头就行，不愿意干的话第二天就可以辞职。后来想想才知道，那是因为销售员辞职率很高，所以去外面拉新的销售员进来，也是我们的业绩指标之一。刚开始我还觉得工作时间相对自由，这工作好干。但后来才发觉当时想得太简单了。”
日本战败之后经济困难，所有人都在为第二天的口粮奔波。保险公司开始大量雇佣阵亡士兵的遗孀，于是就有了大量女性保险销售人员。现在全国上下，女性保险销售员一共有三十四万七千人。粗算一下，在大概平均一百户就有一个人的销售大军中，有八成都是女性。
和只要摆在柜台里就有顾客来购买的商品不同，保险销售业绩多少和销售人员的推销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她们的存在意义极其重大。
人寿保险的普及程度，主要看保险合同总量这个指标。所谓保险合同总量，是指全国所有保险合同中，被保人正常生病死亡时保险公司须赔付的保险金总额。昭和五十七年（1982），日本的这一数字为七百零六万亿日元。人均保额已经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一人寿保险普及国。为超过国民收入三倍以上的这一数字做出主要贡献的，就是她们。
业内人士说：“生活变得相对富裕的高速增长期，正是保险业飞速发展的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正是人们维持稳定生活需求高涨的一个时期。以前的保险，都是储蓄型保险，比如期满之后返利一百万日元这种。但后来，交通事故等生活环境整体的风险越来越大，万一家庭里的劳动力出个三长两短，将无法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这时，保障型保险就越来越受欢迎。”
昭和三十六年（1961）的保险合同总量约为七万亿日元，这一数字到五年后的昭和四十一年（1966）时已经上升到三十万亿日元，而昭和四十七年（1972）时已激增至一百万亿日元。
生活中事故、自然灾害、疾病、退休等，风险无处不在，而国家和地方的保险制度根本不足以涵盖这么多项目。从某些角度看，保险合同总量的激增正反映了人们心中的不安。
在近十年内，保险的普及率已经触顶，所以保险公司间的竞争愈发呈现白热化趋势。同时，保险公司的业务模式也在朝多元化发展。比如满期后返利的一百万日元可以直接进行理财投资，而非直接返还现金。这样一来，企业间的竞争就更加激烈了。
祐二郎和他手下的女销售员们，正是在这样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每天被企业的销售目标追赶着不停地东奔西走。
桂子在当销售员的时候，祐二郎已经在做销售管理的工作了。他在卖保险的同时，还需要给刚进公司的新人们讲解如何销售、如何通过促销活动扩大自己手里的客户群。
公司里正对着门的那堵墙上，贴了一张巨大的成绩表。只要看一眼名字下面的柱状图，谁当天完成了多少销售业绩都一目了然。据桂子说，这张图标上祐二郎的成绩每天都远超其他销售。
“当时我们都说他工作起来像个忍者一样，干活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而且他对我们都特别好……公司举办的活动，本来应该是我们销售自己买车票发给客户，让他们过来。但他每次都替我们负担三成左右的经费……”
我们告诉桂子，说祐二郎因为债务出了事。
桂子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久久说不出话来。
“当时公司曾经有过传言，说他每个月自己花二十多万日元来维持业绩。但是，他工作那么拼命，为了公司不惜一切，结果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多可怜啊。哎……原来是这样。”
女销售员的世界同样残酷
桂子在祐二郎手下卖保险。带着两个孩子离婚之后，她成天为家计奔波。本来以为卖保险的工作不用坐办公室，时间也比较自由，不耽误带孩子，但实际开始工作之后她才明白，现实跟她预想的完全不同。
公司墙上挂着一幅标语，上面写着“向着目标时刻前进！”。旁边就是所有销售人员的业绩表。上午九点半开早会，一群稍微上了年纪、看起来孩子已经上初中高中的女销售在支部长身边唱公司的社歌。进公司之后第一次见到这阵势时，还真是一件考验勇气的事情。
“支部长扯着嗓子，说着些数字，说离业绩达标的截止日期还有多少天，大家要全力完成目标。一个老员工偷偷跟我说，你要是拿目标当真的话，非得胃溃疡不可。左耳朵听右耳朵出就可以了……”
保险业飞速发展的昭和四十年代（1965—1974），每年都有三四十万像桂子这样的销售员进入保险行业，同时也意味着有三四十万人被迫离开。那是一个大量招聘、大量解雇销售的时代。
据专家介绍，这一现象，是保险公司有意为之的结果。
“有一个词叫‘初始客户’。所谓初始，就是说只要公司招进来一个销售，哪怕是能力再差的人，一开始也能从亲戚朋友那里靠人情拉来四五个客户。但他们手头的人脉用光之后，业绩就会越来越差。所以那时很多保险公司甚至都靠着‘不拉订单拉销售’的策略来增加客户。”
当时很多销售人员没有什么有效的销售手段，只能靠拉关系来推销。如果客户不买账，他们马上又开始拉客户当销售。
但是，对于这种大量招聘、大量解雇的用人方式，社会上批评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后来已经很少有公司继续用这种策略，转而靠提高销售人员专业素养和销售策略来提升销售成绩。
但是，时至昭和五十七年（1982），每年仍然有十六万四千人加入保险行业，而十三个月之后却只剩下六万两千人。也就是说，每三个新人里有两个人不到一年就会辞职。这一行业依然没有摆脱“用过即丢”的用人方式。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一个保险市场几乎饱和的年代，仅靠拉关系来推销，已经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
通过计算机化来提高效率、处理信息的浪潮也席卷了这个行业。据说日本国内行业排名第一的保险公司，已经通过电脑将一千万户的家庭成员、年龄、职业等信息归档管理。
“我们在拜访客户推销产品的时候，也会在对话中打听客户的家庭信息。有时遇到管理人事的客户，还会给对方一个特价，让对方偷偷帮忙印一份公司员工列表什么的。比如说，某个客户的大女儿结婚的同时，他本人也到了退休的年龄，而他的二儿子刚上大学，我们就会按照这些个人信息选择最适合他的险种，然后结合他的生活状态为他量身定制保险金额和报价。我们将精心设计后的产品摆到客户面前，客户就更容易接受我们的推销。”
将推销用的小礼品装到挎包和手袋里。手绢、毛巾、纸巾、台历、火柴。准备好后，就可以出发了。拜访客户的时候，将这些小礼品和名片一起递上。当然，这一切都需要她们自己花钱。礼品的钱会从她们的工资里扣除。
“刚进客户的公司，我们还给客户打扫烟灰缸、给他们泡茶、出门给客户买便当。为了能和客户搭上话，我们什么都干。如果客户也是销售的话，一般他们回公司都得晚上八点以后。我就先回一趟家，给孩子们做好饭之后再返回客户那……嗯？男女关系吗？其实男女关系，也不是什么秘密了。以前就有同事找我诉苦，说客户逼她上床，不知该如何是好。”
后来我见到了栎村富美江。今年五十九岁的她已经从保险行业抽身，但在保险公司的那几年间结识的姐妹们如今仍经常出入她的家，是个爽快敞亮、对人十分亲切的中年妇女。富美江讲起了住在附近公寓的兼田喜代野的故事。
“她本来和她丈夫处得就不是很顺。生活又十分窘迫，所以才开始卖保险的。结果干着干着，就和别的男人有了不清不楚的关系……”
跟踪、埋伏妻子
在绝大多数人都干不过一年的保险行业，栎村富美江可以说是老资历了。兼田喜代野是和富美江同属一个门市部的二十八个销售员之一。她是个三十三岁的母亲，家里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老大上小学四年级，老二上二年级。虽然富美江足足大了喜代野两轮，但两人住得近，上下班又在同一个车站，关系自然而然会比较亲密一些。
富美江发现喜代野近来的怪异，是一天傍晚她给喜代野家挂了一通电话之后的事情。
“那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打电话去她家，她丈夫说她不在。对方反问：‘您已经回去了吗？我家那口子说她和您一起去的啊？’我急忙帮她圆话：‘啊，我刚刚一直和她一起，不过我先一步回家了。’很明显，是喜代野在用我当挡箭牌。”
后来一问才知道，那天晚上喜代野凌晨两点多才回家。第二天，喜代野给富美江打来了电话。
“她说：‘不好意思，今晚我出去一趟，就说和你在一起好吗？’我下意识地就答应了。结果那天晚上喜代野的丈夫不出意料地给我家打电话。我让我的丈夫接的电话，就说我也还没回家，总算是没出纰漏。看这样子，她应该是经常拿我当挡箭牌，晚上夜不归宿了。”
喜代野对富美江的利用远非仅停留在欺骗自己丈夫这一点上。实际上，在上面提到的那通电话之前，喜代野就曾经对富美江说最近手头实在太紧，让她帮忙去贷款公司借钱。
“哎，我自己都觉得我这个人傻得很。别人说什么我都信。每当我看到别人犯难，都会觉得如果换成我自己肯定也会特别发愁，情不自禁地就想去帮忙。我都这个年纪了，还经常被老家的哥哥奚落，说我连落在自己脑袋上的苍蝇都不忍心赶走。”
富美江见不得喜代野为难，还特意陪她一起去了有名的t贷款公司，用自己的名字帮她借了四十万日元。没多久，喜代野就拿不出还款的钱，富美江没有办法，把自己的钱给她去还钱，结果她反倒被贷款公司连哄带骗地又借了十万日元。
富美江后来才知道，那时候喜代野已经在公司里四处求同事去借了六十多万日元。然后每个月都去借新债来还旧债，手头十分拮据。当时对这一切全然不知的富美江在喜代野的央求下，又去信用金库帮她借了三十万日元。而且，这个喜代野，连客户交上来的保险费都没有放过……
“有一天我要赶着出去旅游，赶不上下午四点前把保费存进公司，正在犯愁，她过来跟我说‘我来帮你交吧’，我就把钱放在她那了。结果，那天我准备交给公司的保费，一分不剩地全让她拿走了……”
这些钱，都让喜代野拿去干什么了呢？
一切都得从喜代野让富美江替她欺骗丈夫的时候说起。那段时间，喜代野的丈夫每次接起打到家里的电话，对方都会一言不发直接挂断。次数多了，她丈夫自然心生怀疑。有一天，丈夫看她接起电话后，忽然出其不意地抢过了听筒，然后听到电话那头一个男人在说：“几点等你？”在丈夫的质问下，喜代野说是在跟公司领导约工作上碰面的时间。
她丈夫并没有马上追究，而是偷偷地跟在她的身后，看她去了哪里。
“她去的地方离家不远，是一家钢材加工厂的二楼，应该是厂里员工的宿舍。她丈夫可真能忍啊，一直在门口埋伏着，直到半夜两点多……”
喜代野和一个年轻男人从楼里走了出来。她丈夫不由分说，直接扑向了那个男的……
“干保险销售这行，有时候难免会遇到各种诱惑。女人到了我这个年龄，稍微开个玩笑、假装嗔怒一句也就过去了。但年轻人啊，毕竟生活拮据得很，当然是想多拿保单了，发生这种事情也是在所难免的。那晚，她丈夫和那个男的在路边扭打在一起，打得脸都青了，眼睛肿得老高……”
那之后没多久，喜代野就失踪了。
机器“人”的悲哀
明明和情夫一起被丈夫打得遍体鳞伤，喜代野却依旧没有断绝和那个男人的关系。
那时，喜代野家住在一栋木头建的二层公寓小楼里。半夜两点多，喜代野蹑手蹑脚地从外面回来。那天晚上，她丈夫睡觉前用绳子将门把手紧紧地绑在了家里的电冰箱上，所以就算用钥匙打开门锁，也是打不开家门的。
喜代野无奈之下，只好坐在楼梯上等着天亮。落魄消瘦的喜代野在邻居看来是怎样一副模样呢……
不仅如此，不分昼夜来要钱的贷款公司更搅得他们不得安宁。
“欠债还钱！”
“蠢娘们！”
每天回家，都能看到写满污言秽语的纸条贴满了小楼的入口、房门和外墙。今天撕掉，第二天早晨睁眼一看又贴得满满的。
那时，贷款公司催债的矛头也对准了帮喜代野借钱的富美江。
“我帮她借的钱，她也还不上。所以催债的电话不停地打到公司里来……然后公司一查才发现，那时帮她借钱的远不止我一个人……”
公司这边正闹得沸沸扬扬，喜代野却不见了。
喜代野从同事和贷款公司借的钱究竟都去哪了，谁也不知道。她的丈夫就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小作坊工作。据富美江推测，虽然她家的生活并不富裕，但这些钱绝大部分应该都流进了情人的口袋。
“她丈夫人特别好，又很实在，所以她八成是觉得自己的丈夫有些无趣了。说到底，还是她太年轻，想要找些刺激吧。刚开始只是单纯地想用自己的身体去换保单，结果时间一长就生出了感情……有一次我偶然撞上她和那个男的两个人去喝酒，结果最后账还是她去结的。”
失踪后的喜代野躲在神奈川县川崎市附近的京滨工业带的一个小作坊集中地。
“她躲起来之后，她丈夫满天下地找她。大概找了四个多月，竟然真让他给找到了。而且她住的地方，竟然还是贷款公司的人介绍给她的。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从火车站下车之后换乘公共汽车，朝海边的方向大概行驶二十几分钟后，就到了一个周边密密麻麻全是小作坊的地方。喜代野就住在一幢拥挤不堪的公寓楼的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在樱花已经临近开放，春寒却依然逼人的时节，丈夫推开了她的房门。
“她丈夫后来一脸悲伤地对我说，她一个人在冰冷的房间里，一动不动地待在那儿……”
一对饱尝艰辛的工人夫妇冰冷的再会场景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那之后，富美江背着丈夫不停地借新债还旧债，生活费捉襟见肘，举步维艰地维持着生计。然后，生性善良的她又被一个销售家用桑拿设备的女人骗走了很多钱，债台愈发高筑。
“这一来二去的，借的钱一转眼就成了天文数字。后来我一算，连自己都难以置信。我竟然借了两千六百万日元！”
不知道是富美江对这个惊人的金额没有什么概念，还是说她已经超脱了绝望的境地，在说出自己债务金额的时候，她竟然意外地坦然。
世界第一的保险帝国——日本，就是一个正在将数不清的钱不断敛到一起的机器“人”。无论是祐二郎还是富美江、喜代野，都不过是机器“人”身上的一颗颗辛勤劳作的螺钉而已。正当他们被高额的债务压得动弹不得的时候，一个新的事实被披露出来。那就是他们所在的保险行业从贷款公司或直接或间接的融资，已经高达三千两百零一亿日元。在这个人们被自己敛来的金钱束缚得喘不过气的世界里，他们的梦想被无情地吸进了都市的黑洞，再也不见天日——
竹村健一（1930—）：日本记者、政治评论家。出生于日本大阪，毕业于京都大学英语专业，后前往美国雪城大学留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担任多个电视和广播节目的主持人、特约评论员，出版著作300余册，在日本国内拥有较高的知名度。
植村直己（1941—1984）：日本登山家、探险家。出生于日本兵库县，毕业于明治大学农学专业。酷爱登山，于1970年成为全世界首位登顶五大洲最高峰的登山者，1984年2月12日实现人类首次冬季登顶美国最高峰麦金利峰后，翌日下落不明（后宣告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