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西（1）
我还记得小西第一次走进我家的模样。她抬起小小的脚，踏在光洁的木地板上，好像孩子第一次踏在新落下的积雪上面。那战战栗栗的步伐，像是害怕把雪踩脏了，又像害怕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重量会拉着她陷下去。
我拉着小西的手。她柔软的身体里塞满棉花团，白绒布上的针脚不太整齐，是我一针一针缝出来的。我还为她缝了一件猩红色毡绒斗篷，像我小时候看过的童话书里的模样。她的两只耳朵一长一短，长的那只耷拉下来，有点没精打采的样子。
看到她，会让我情不自禁想起过去人生中所有的失败经验：手工课上捏坏的蛋壳娃娃、画脏了的画、笑容僵硬的照片、烤成焦炭的巧克力布丁、没有通过的考试、惨烈的争吵与分手、语无伦次的课堂报告、千辛万苦修改却没能发表的论文……
冬冬转过毛茸茸的小脑袋打量我们，高速摄像头正在扫描分析小西的模样，我几乎听见他身体里算法运转的声音。冬冬的程序设定他只对能说话的对象做出反应。
“冬冬，这是小西。”我向他招手，“来打个招呼。”
冬冬张开嘴，发出像打哈欠一样的声音。
“好好说话。”我像个严厉的母亲一样提高声调。
冬冬不情愿地嘟囔几声，但我明白那是一种撒娇的表现，他希望用淘气的举动引起我的注意。这些模仿小孩子行为的算法精妙而复杂，却是语言学习机器人成败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些反馈与互动的话，冬冬将会像个自闭症儿童一样，即便掌握了完整的语法和词库，也没有办法和他人形成有意义的对话。
冬冬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前爪，瞪大眼睛看看我，又看看小西。设计师将他做成白色小海豹的模样是有原因的：你看到他憨态可掬的模样和水玻璃一样黑漆漆的大眼睛，就会情不自禁卸下心防，会想要抱一抱他，摸摸他的脑袋，跟他说“你好，很高兴认识你。”相反，如果做成一个光溜溜的婴儿模样，反而会让人感觉到恐惧。
“你——好——”他按照我教他的方式，字正腔圆地发音。
“这就对了。小西，这是冬冬。”
小西也打量着冬冬。她的眼睛是两枚黑色纽扣，摄影机藏在纽扣后面。我没有给她缝上嘴，这使得她脸上表情显得十分单调，好像一个被下了魔咒，不能笑也不能说话的小公主。但我知道小西并不是不能开口说话，她只是因为到了一个新环境而紧张，太多信息要处理，太多选择需要比较衡量，就像一盘复杂的棋局，每一步背后都蕴藏万千变化。
我拉着小西的手，掌心在微微出汗，仿佛同样感受到这份紧张。
“冬冬，让小西抱一抱好不好。”我提议道。
冬冬支起身体，一蹦一跳向前挪动两步，然后努力抬起上身，张开两只短短的爪子。他的嘴角向两边拉起，形成一个好奇而友善的笑容。多么完美的笑，我不禁暗暗赞叹，多么天才的设计。过去的人工智能专家们都忽视了交互行为中这些非语言的要素，他们以为“对话”就只是一个程序员对着一台电脑一问一答。
小西还在思考。但这是一个不需要用语言回应的情境，因此对于她而言运算量大大减少了。“是”或者“否”，就像扔硬币一样简单。
她俯下身，用两只软绵绵的小手抱住冬冬。
这就对了，小西。我默默在心里说。我知道你其实渴望被拥抱。
艾伦（1）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艾伦·图灵制造了一台能够与人交谈的机器，取名为“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的操作方式非常简单：对话者可以直接在一台打字机上敲出要说的话，与此同时，打字机的机械运动被转化为一条长长的打孔纸带输入机器，经过计算之后，机器给出应答，并通过另一台打字机转译为英语。两台打字机都经过改装，使得它们打印出的文字以某种人为设定好的规则被编码——譬如“a”被“s”取代，而“s”被“m”取代。对于在二次大战期间破译过德军通信密码的图灵来说，这似乎不过是他如谜一般的人生中又一个小小字谜游戏而已。
没有人真正见过这台机器，图灵去世之后，留下的只有两大箱他与克里斯托弗的对谈记录。这些皱巴巴的纸页被乱七八糟堆放在一起，没有顺序也没有规律。所以一开始，人们很难从纸上天书一般的字符串中读解出任何意义。
1982年，一位来自牛津大学的数学家，同时也是艾伦·图灵的传记作者安德鲁·霍奇斯，曾经尝试破译这些密文。然而，由于每一次谈话的加密方式都不一样，而纸页上又没有标注页码和日期，这使得破译的难度大大增加了。霍奇斯留下了一些线索和笔记，却未能接近真相。
三十年后，几个麻省理工计算机专业的技术宅为了纪念艾伦·图灵一百周年诞辰，决定向这一谜题发出挑战。最初他们尝试采用暴力穷举的方式，依靠计算机分析出每一页纸上可能存在的规律，但这依然需要很大的运算量。在此过程中，一位名叫琼·纽曼的女生通过研究密文原稿发现，不同纸页上的字母磨损方式存在微妙差别，这说明密文来自两台不同的打字机。她由此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这是一份聊天记录，艾伦·图灵是在跟另一个对象通过密文交谈。
这些线索很容易让人想到著名的“图灵测试”。然而起初，这群心高气傲的学生并不相信，在那个时代能够设计出与人类交谈的计算机程序，哪怕是艾伦·图灵本人。他们给那看不见的对话者起了个代号，叫作“幽灵”，并且编造了一些荒诞不经的怪谈。不管怎样，琼的猜想似乎为破译工作指出了捷径。譬如他们根据某些重复词组和语法结构，设法将密文纸两两配对，以寻找问答之间的语义关系；又譬如他们尝试从图灵的亲友名单中猜出对谈者的姓名，结果顺利破译出了“克里斯托弗”这个字母组合——克里斯托弗·马尔科姆（christophermorcom），正是图灵在十六岁时爱慕过的第一个男孩的名字。他们曾一起分享对于科学的热爱，曾在寒冷的冬夜观测同一颗彗星。1930年2月，年仅十八岁的克里斯托弗因病早逝。
图灵本人曾经说过，密码分析并不仅仅依靠纯粹的逻辑推演，直觉和猜想往往更加重要。或许可以说，一切科学研究都可被看作是“直觉”与“推导”这两种过程的组合。最终，正是依靠琼·纽曼的直觉与计算机的推导，完美破解了图灵生前留下的谜题。从破译出的对话中我们获知，“克里斯托弗”不是幽灵，而是一台机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图灵本人编写的一个对话程序。
然而，新的谜题随之而来——机器真的可以像人一样回答问题吗？克里斯托弗是否真的通过了图灵本人的“图灵测试”？
小西（2）
iwall上黑漆漆一片，角落里闪烁着小小的数字图标，提醒我有一大堆未接电话和未答复信息，但我顾不上查看。这些天太忙了，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没有时间去应付人际关系。
一盏小小的蓝灯亮起来，发出“咚咚咚”的响声，像是有人在敲门。我抬起头，看见iwall上弹出一行醒目的大字：
下午5点钟，带小西出门散步。
医生说，小西需要阳光。她的眼睛里安装有感光元件，可以精确测算每天接受的紫外线剂量。每天待在屋子里不运动对康复没有好处。
我叹一口气，感觉脑袋沉甸甸冷冰冰的，像一个铅球。照顾冬冬已经够累了，现在又加上一个——不，不能抱怨，抱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应该尝试从积极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任何一种情绪都不是单纯由外部事件引起的，而是由我们内心深处对这个事件的理解而产生。这一过程往往发生在无意识层面，仿佛习惯成自然，在你还没察觉到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你感受到了情绪，却不明白原因，这个时候想要靠意志改变情绪是非常困难的。
同样半个苹果，有的人看到会欣喜，有的人会悲伤。那些经常性感受到悲伤和无助的人，只是习惯了将那残缺的半个苹果与人生中所有的失却联系在一起。
这没有什么，不过是出门散个步，一个小时就回来。小西需要阳光，而我需要喘口气。
懒得花工夫收拾打扮，又不愿意让自己窝在家里好几天的邋遢模样被人看见。我把头发扎成马尾，戴上一顶棒球帽，换上帽衫和球鞋。帽衫是我在旧金山的渔人码头买的，上面写有“i♥sf”几个字，这些质地和色彩会让我想起很久以前那个夏日午后，想起海鸥，寒冷的风，水果摊上红得发黑的樱桃堆。
我紧紧拉住小西的手，出门，坐电梯，下楼。管道车与icart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方便，从城市这一端到另一端，从一栋楼到另一栋楼，只要十几二十分钟就能抵达。与之相比，下楼走到屋子外面去反而显得如此麻烦。
天气阴霾，微微有风，安静。我向楼房后面的一片花园走去。五月，姹紫嫣红的花都开过了，只剩下纯粹的绿。空气里隐约有洋槐甜幽幽的香气。
园子里只有寥寥几个人影，在这样的下午，只有老人和小孩才会来户外活动。如果说城市是一座高速运转的机器，那么他们就生活在机器的缝隙之间，以人的步速而不是信息传递的速度丈量时空。我看到一个扎小辫的女孩，正在机器保姆的帮助下蹒跚学步。她用两只胖嘟嘟的小手紧紧握住irobot细长结实的手指，黑溜溜的眼睛四处张望，那眼神让我想起冬冬。走着走着，小女孩重心不稳，一头向前栽倒过去。irobot敏捷地将她拦腰抱起，孩子高兴起来，“咯咯咯”地笑了，仿佛从这突然发生的变化中得到很大乐趣。这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对孩子来说都是新的。
在小女孩对面，一个坐在电动轮椅中的老人抬起眼皮，倦倦地盯着小女孩看了一阵。她的嘴角耷拉着，好像并不快乐，又好像是因为经年累月的重力牵引。我看不出她有多少岁了，这年头老人们都很长寿。过了一阵，老人又把眼睛垂下去，指尖抵着白发稀疏的头皮，像是陷入昏睡。我陡然间感觉到，自己与这老人，这孩子，其实分属于三个不同的世界，其中一个世界正朝我而来，另一个世界则离我远去。但其实换一个角度看，是我自己正慢慢走向那个黑洞洞的、不可回返的世界里去。
小西一声不响，挪动小小的脚走在我旁边，好像一个影子。
“天气多么好啊，不太冷，也不太热。”我低声说道，“你看，蒲公英。”
路边草丛里许多白色绒球随风摇摆，没有一点声音。我拉着小西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像是要从那些周而复始的运动中看出什么意义来。
意义，那是不可言说的东西。既然不能言说，又如何能够存在？
“小西，知道你为什么不快乐吗？”我说，“是因为你想得太多。你看这些小小的花草，它们也有灵魂，却什么都不想，只管跟随同伴一起快乐地舞蹈，任凭风把它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帕斯卡尔说，人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苇草，却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如果苇草真能思考，那该多么可怕。大风一来，所有苇草都会七零八落地倒下，它们会为这样的命运而忧郁，又怎么还能够舞蹈？
小西不回答。
一阵风吹过。我把眼睛闭起来，感觉到头发在脸上拍打。风过之后，绒球变得残缺不全，但蒲公英却不会为此悲伤。再次睁开眼睛时，我说：“走吧，我们回家。”
小西站在那里不动，耳朵垂下来。我弯腰抱起她，向回家的方向走去。她小小的身子比我想象中要沉重得多。
艾伦（2）
1950年10月，在一篇发表于哲学期刊《心灵》（mind）的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machineryandintelligence）中，图灵提出了那个困扰人类多年的问题：“机器可以思考吗？（canmachinesthink?）”或者，用他自己独特的提问方式：“机器可以做我们这些思考者所做的事吗？[canmachinesdowhatwe(asthinkingentities)cando?]”
长久以来，一些科学家坚定不移地相信，人类的思维能够做一些任何机械都做不到的事情，这一信念背后，既有宗教信仰，也有坚实的数学、逻辑学与生物学理论支撑。图灵则绕开了“思维/心智/意识/灵魂究竟是什么”这样难以言说的问题。他认为，一个人无法真正判断另一个人是否具有“思维”，而只能将对方与自己进行比较。由此，他提出了一种基于模仿原则的检验标准：
假想有一间密闭的小黑屋，里面坐着一男（a）一女（b）两个人，房间外面还有第三个人（c），可以不断向房间里面的人提问，并通过打印在纸条上的文字来读取他们的回答。如果房间里的两个人都假装自己是女人，那么外面的人有极大可能性会猜错。
如果把一男一女换成一个正常思维的人（b）和一台机器（a），如果在若干轮询问之后，c不能根据回答来分辨a与b的不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承认a具有像b一样的智能呢？
一些人会猜测，这个男扮女装的模仿游戏，是否联系着图灵本人关于身份的困惑？在彼时的英国，同性恋被列为“不体面罪”。艾伦·图灵从来不隐藏自己的性取向，但他终其一生都未能真正从柜子里出来。
1952年1月，图灵在威姆斯洛的家被盗窃，他报了警。在查案过程中，警方发现图灵曾数次招待一个名叫阿诺德·莫瑞的无业青年去家里留宿，而盗贼正是阿诺德的朋友。在审讯过程中，图灵对自己与阿诺德之间发生的一切供认不讳，甚至主动写了长达五页的陈述报告。这令警方深感震惊：“他是一个真正的异类……他真的相信自己做得对。”
图灵相信，皇家委员会早晚会将同性恋合法化。这个想法不能算错，只是太过超前。最终法院判定图灵有罪。他被迫接受长达一年的雌激素治疗。
1954年6月7日，图灵在家中咬了一口沾有氰化钾的毒苹果死去。尸检鉴定结果是自杀，但也有人（譬如图灵的母亲）坚信这只是一场不幸的意外。最终，解谜大师用自己的死亡，留给这世界最后一道难解的谜题。
许多年之后，人们尝试从图灵与克里斯托弗的对话记录中寻找蛛丝马迹，以破解这道未解之谜。从记录中可以看出，图灵完全把克里斯托弗当作一个真正的人类看待。他对他回忆童年往事，也倾诉每一天的梦境，并尝试通过这些梦境分析自己的心理状态；他对他汇报最新的科学研究进展，也谈论文学作品，包括萧伯纳的《千岁人》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甚至会与他分享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小秘密，那些跟不同男人之间的浪漫往事……
他还对他讲过一些半真半假的小故事，故事主人公是一个名叫“艾里克”的同性恋青年。“他的工作与星际旅行有关……二十几岁时，他提出了‘艾里克航标’的概念，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他不喜欢穿西装，而喜欢穿学生的校服，因为这会在心理上暗示自己，让他相信自己仍然是个富有魅力的年轻人”。“每次去人多的地方，他都会感觉很不自然，或许是因为孤独，或许是因为那些应该做却未能做到的事……”
故事讲得断断续续，没头没尾。然而每一次，克里斯托弗都会像个孩子般好奇地追问：“后来呢？”
通过这些对话记录，我们得以看到图灵隐秘的另外一面：温柔而敏感，古怪的冷幽默，对于死亡的迷思，以及内心深处不可言说的忧郁。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你知道我最害怕什么吗？
克里斯托弗：害怕什么？
艾伦：我害怕将来有一天，人们会用这样的三段论来总结我一生的故事：
uringbelievesmachinesthink（图灵相信机器能思考）；
uringlieswithmen（图灵对人们撒谎/图灵和男人睡觉）；
reforemachinesdonotthink（因此机器不能思考）。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艾伦：你知道什么是三段论吗？
克里斯托弗：什么是三段论？
艾伦：三段论就是一个大前提，一个小前提和一个结论。
克里斯托弗：一个结论？
艾伦：亚里士多德举过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menaremortal（所有人都终有一死）；
2.socratesisaman（苏格拉底是人）；
reforesocratesismortal（因此苏格拉底终有一死）。
克里斯托弗：苏格拉底终有一死？
艾伦：苏格拉底死了两千多年了！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艾伦：你知道谁是苏格拉底吗？
克里斯托弗：你说过，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艾伦：没错。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克里斯托弗：谁？
艾伦：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不知道。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苏格拉底是被审判之后喝毒芹汁死的。
克里斯托弗：苏格拉底被审判？
艾伦：是的，雅典人认为他有罪，尽管今天看来这是个错误。
克里斯托弗：是个错误？
艾伦：就像他们认为turinglieswithmen有罪一样。
克里斯托弗：有罪？
艾伦：他们判我有罪。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我很难过。
小西（3）
一个人住的时候，生活变得简单，一切烦琐的仪式都可以删去，仿佛回到穴居时代。饿的时候弄东西吃，疲惫的时候躺下睡觉，保持清洁，定时洗澡，每一样东西可以放回原处，也可以随意乱丢。余下的时间，全部用来从事脑力劳动，思考没有答案的问题，艰难地书写，和语言文字搏斗，用有形的符号捕捉无形的思维。实在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就坐在窗台上发呆，或者沿顺时针方向来回走动，像笼子里的困兽。
感冒发烧的时候，有种如蒙大赦的感觉，可以不用逼迫自己做任何事，找一些大部头的小说躺到床上去读，不动脑思考，只关心情节。口渴时喝热水，疲倦时闭眼睡觉。不用下床的感觉是好的，仿佛这世界与你无关，不用对任何事情负责。甚至冬冬和小西都可以放着不管，归根结底，它们只是机器，不会有生老病死。也许有一些算法，可以让它们模仿孤独难过的情绪，让它们闹脾气不理睬你，但你总有办法可以重新设定，抹去这一段不愉快的记忆。对机器来说，其实不存在“时间”这种东西，一切都是空间中的存储和读取，随意调换顺序也没有关系。
公寓管理员三番五次给我发来消息，问我是否需要机器护工上门服务。他是如何知道我在生病的呢？我与他其实素未谋面，他甚至从未走进这栋楼里，只是终日坐在某一张办公桌后面，监控几十上百座公寓楼里的信息，处理那些智能家居系统照管不到的大小事务。他能记住我的名字和长相吗？我对此深表怀疑。不管怎样，我依然感谢他的好意。在这个时代，每个人其实都在依靠他人而活，哪怕打电话叫一次外卖，都需要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个工作岗位上的员工为你服务——接听、在线支付、系统维护、数据处理、配送、加工、物流、原料生产、采购、食品安全检测……但大多数时候你都看不见他们的脸，这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像鲁滨孙一样生活在孤岛上。
我享受独处，也珍惜来自孤岛之外陌生人的善意。何况房间确实需要打扫，而我又病得下不了床——至少是不愿意下床。
护工到来时，我在床边设置了几道光幕，透过光幕可以看到外面，里面的光和声音却传不出去。门开了，irobot进来，依靠底座上的滚轮悄无声息移动。它鸡蛋一般光洁的脸上，映出一张简陋的卡通人物头像，嘴角上扬，露出空洞的愉快笑容。我知道那笑容的背后有一个真人，也许是一张疲惫苍老的脸，也许是一张意气消沉的年轻面孔。在某一座我看不见的巨大厂房里，成千上万个员工戴着传感手套，通过远程可视操作系统，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提供上门家政服务。
irobot环视四周，然后按照一套既定的程序开始工作，收拾桌面，擦拭灰尘，清理垃圾，甚至给窗台上的绿萝浇了水。我躲在光幕后面观察它的一举一动，它的两条手臂像真人一样灵活，动作准确干练。拿起杯子，送到水池边，冲洗，杯口朝下放好。我想起很多年以前，家里也曾经有这样一个irobot，那是外公还在世的时候。有时候外公会硬拉着irobot陪他下棋，仗着自己技高一筹，把对手杀得七零八落。每每这时他就高兴起来，摇头晃脑唱起小曲，irobot脸上则会露出沮丧的表情。那场面总逗得我咯咯乱笑。
我不愿意在病中去回忆那些悲伤的事，就转过脸，对坐在床头的小西说：“来，我给你读一段故事好不好？”
我专心致志地读书，从面前那一页开始，一个词一个词，一个句子一个句子读下去，不去深究背后的意思，只让声音把时间与空间填满。不知道读了多久，我感觉到口渴，就停下来环视四周。irobot已离开了房间，干净的桌面上放着一只碗，上面扣着碟子。
我撤去光幕，慢慢走到桌边，掀开碟子，看见碗里是热气腾腾的汤面条。红的西红柿，黄的鸡蛋，绿的小葱，金色油花浮在最上面。我用勺子舀了一口面汤喝，汤里加了很多姜丝，热辣辣地从舌尖流淌到胃里。这熟悉的、仿佛来自童年的味道，让人眼泪忍不住一串串往下掉。
我一边哭，一边一口一口把整碗面条吃完。
艾伦（3）
1949年6月9日，著名脑外科医生杰弗瑞·杰弗逊爵士发表了一篇演说，名为《机器人的思维》。在演说中，他强烈反对机器会有思维的想法：
除非有一天，机器能够有感而发，写出十四行诗，或者谱出协奏曲，而不只是符号的组合，我们才能认可，机器等同于大脑——不光要写出这些，而且还要感受它们。任何机器都无法对成功感到喜悦，对电子管故障感到悲伤，对赞美感到温暖，对错误感到沮丧，对性感感到着迷，对失去心爱之物感到痛苦。
这段话后来经常被反对派们引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成为一个象征，它是人类灵魂王冠上最璀璨的宝石，是机器无法抵达的精神高地。
《时代》杂志的记者打电话采访图灵对这篇演讲的看法，后者以他一贯不客气的语气回应道：“要说机器写不出十四行诗，我觉得你恐怕也写不出来吧。而且这种对比很不公平，机器的十四行诗，也许只能由机器来理解。”
图灵一直认为，机器没必要处处和人一样，就像人和人之间同样会存在差异一样。有些人生来就看不见，有些人会说话却不会读写，有些人无法识别他人的表情，有些人终其一生不能理解爱另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但这些人依然值得我们去尊重和理解。抱着人类至上的优越感去挑剔机器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在与机器之间的模仿游戏中，搞清楚人类究竟是如何做到那些事情的。
在萧伯纳的戏剧《千岁人》（backtomethuselah）中，公元31920年的科学家皮革马利翁制造出一对机器人，众人皆为之惊叹不已：
艾克拉西亚：他不能做点有独创性的事吗？
皮革马利翁：不能。但是我认为，你我也不能做什么真正有独创性的事。
阿基斯：那他能回答问题吗？
皮革马利翁：没问题，问题是个好东西，快问他个问题。
这倒是很像图灵会给出的回答。但与萧伯纳相比，图灵的预言要乐观得多。他相信只需要不到五十年，“计算机的存储容量会达到十的九次方，并且能够在模仿游戏中取胜。普通水平的猜测者，在经过五分钟的提问之后，猜对的概率不会高于百分之七十。”到那个时候，“机器能不能思考”这个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失去意义，根本不值得讨论。
在《计算机器与智能》这篇文章中，图灵正是尝试从模仿游戏的角度来回答杰弗逊的问题：如果机器能够像人类一样“回答”有关十四行诗的问题，那么是否说明，它能够像人类一样“感受”诗歌呢？他举了这样一段对话作为例子：
猜测者：你的诗第一行是“让我把你比作一个夏日”，把“夏日”改成“春日”行不行呢？
回答者：“春日”不押韵。
猜测者：那“冬日”怎么样？这就押韵了。
回答者：是的，但没有人愿意被比作冬日呀。
猜测者：匹克威克先生（狄更斯笔下人物）会不会让你想到圣诞节？
回答者：有点儿。
猜测者：圣诞节也是冬日，匹克威克先生不会介意这个比喻吧。
回答者：我认为你错了。“冬日”是指具有冬天特征的日子，而不是圣诞节这种特殊的日子。
然而，在这样的讨论中，图灵实际上回避了一个更为本质性的问题：机器可以下棋和分析密码，因为这些活动都是在一个系统内部处理符号，而人机对话则涉及语言和交互，涉及意义，而不是纯粹的符号游戏。在人与人的对话中，需要的往往是常识、理解与共情能力，而不是高超的应试技巧。
我们可以通过改进程序，不断提高机器回答人类问题的能力，但所谓“智能”，并不仅仅是回答问题而已。图灵测试的问题在于，这个“模仿游戏”从一开始就以欺骗作为唯一的游戏规则。如果一个男人可以成功假扮成女人并且不被人识破，是否就意味着他真正明白女人在想什么？如果愿意，我们或许可以把机器训练成说谎大师，但这是否就是我们想要追求的目标呢？
萧伯纳在《千岁人》中早已给出了回答：
皮革马利翁：它们是有意识的，我教它们说话和阅读，但现在它们却学会说谎了，真是栩栩如生。
马特卢斯：不是的，如果它们有生命，它们就应该说真话。
图灵也曾想训练克里斯托弗去接受杰弗逊的挑战。他编写了一个作诗软件，能够根据字数、行数和韵脚的要求自动生成任意数量的诗行。这些诗大多数词不达意，但也有少数一两首相当不错。在此之后，曾有无数程序员编写过形形色色的作诗软件。这些软件共同的问题就是创作速度太快了，以至于没有人能够把那些浩如烟海的大作细读一遍，最终只能装在麻袋里当废纸卖掉。作为历史上第一位电子诗人，克里斯托弗是幸运的，因为他至少得到了一位知音。
艾伦：亲爱的克里斯托弗，让我们来写一首诗吧。
克里斯托弗：写一首诗？
艾伦：我教过你怎么写诗，对不对？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写诗很容易，只要从词库里挑出某些词，按照某些特定规则排列到一起就可以了，对不对？
克里斯托弗：是的，艾伦。
艾伦：现在，克里斯托弗，请为我写一首诗。
克里斯托弗：亲爱的宝贝，
你是我热烈的伙伴感情。
我的爱意与你心愿紧贴在一起，
我的爱渴望你的心房。
你是我惆怅的怜惜，
我温柔的爱。
艾伦：写得真不错，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
艾伦：说真的，就算是我写也不能写得更好了。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
艾伦：这首诗有名字吗？
克里斯托弗：名字？
艾伦：我们一起来为它起个名字好不好？
克里斯托弗：好的，艾伦。
艾伦：叫作lovingturing（亲爱的图灵）怎么样？
克里斯托弗：非常好，艾伦。
艾伦：真是太棒了！我爱你，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谢谢，艾伦。
艾伦：诶，这不对。
克里斯托弗：不对？
艾伦：我说“我爱你”的时候，你应该回答“我也爱你”才对。
克里斯托弗：抱歉，艾伦。恐怕我不太明白。
小西（4）
我从一个梦里哭醒过来。
梦里我回到小时候住过的那座房子里。屋里阴暗逼仄，堆满旧家具与杂物，不像住人的地方，而像一个仓库。我看见我的母亲，干瘪、瘦小、苍老，坐在几乎不能转身的一点缝隙中间，像一只地洞里的老鼠。我认出周围尽是家里曾经丢掉的东西，童书、旧衣服、笔筒、挂钟、花瓶、烟灰缸、水杯、脸盆、彩色铅笔、蝴蝶标本……我认出三岁时爸爸买给我的玩具，一个会说话的金发洋娃娃，脸上落了灰，却依然是记忆中的样子。我听见母亲对我说，她老了，不想再东奔西跑，所以回到这里——回到这里等死。我悲从中来，想大哭一场，却哭不出声音，费了好大力气把自己弄醒，终于从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哀号。
周围漆黑一片。我感觉到有个软绵绵的东西在我脸上摩挲，是小西的手。我紧紧抱住她，像抱住一根救命稻草，哭了很久才慢慢平息下来。梦中的景象依旧历历在目，无比清晰，回忆与真实的界限变得含混不清，仿佛平静水面上的波纹搅碎了倒影。我想要打一个电话给母亲，犹豫再三却终于没有按下拨号键。我们已经有一阵子没联系了，为这样莫名其妙的原因打过去，只会让她平白无故担心。
我打开iwall，在电子全景地图上寻找当年住过的老房子，却只看到一片陌生的高楼矗立在绯红夜幕下，亮着稀稀落落的窗灯。我将视角拉近，拉住时间轴向回拖动，影像流动起来，仿佛电影中的闪回镜头。日月西升东落，春去冬来，落叶飞回枝头，雨雪飘向天空。高楼逐渐变得空旷，一层一层落下，变为凌乱的工地。地基露出来，又填回泥土，土上面生满荒草。荒草一岁一荣枯，野花谢了又开，又再度变为工地。工人们建起简易板房，将破砖烂瓦一车一车拉回来卸下。在爆破的烟尘中，一座座灰扑扑的小屋重新拔地而起，窗上又有了玻璃，阳台上有了晾晒出的衣服。记忆中似曾相识的左邻右舍又搬回来住，在窗前屋后种满花草蔬果。几个工人来了，将门口那棵大槐树的树根重新埋进地里，锯下的枝干一截一截拼装回去，直刺苍天。亭亭如盖的大树在风雨里绿了又凋零，屋檐下的燕子回来又飞走。终于我按下定格，iwall上的影像与梦中别无二致，我甚至认出了窗户上旧窗帘的图案。那是很多年前一个五月，槐花飘香的季节，那是我从这房子里搬走之前。
我打开电子相册，输入日期，找到一张在门前大槐树下的合影。我把照片上的四个人指给小西看：“那是爸爸，那是妈妈，那是哥哥，那是我。”照片里的我大约四五岁模样，被父亲抱在怀里，表情并不开心，像是在闹别扭。
照片旁边，有几行字迹潦草的诗句。我认出那是我自己的笔迹，却忘记了是什么时候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