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伦·克拉格斯/著
袁枫/译
埃伦·克拉格斯这位美国作家出版过两部广受好评的青少年小说：《绿玻璃海》赢得了斯科特·奥德尔奖、新墨西哥州图书奖以及朱迪·洛佩斯纪念奖；《白色沙滩，红色威胁》则赢得了加利福尼亚州及新墨西哥州图书奖。她创作的短篇小说曾经获得星云奖、雨果奖、世界奇幻奖以及坎贝尔奖提名。她在旧金山生活，那座不算大的房子里，满是稀奇古怪的东西。《时空吉普赛人》1998年首次发表于尼科拉·格里菲斯以及斯蒂芬·佩格尔编纂的《风景转向：科幻小说》。
1995年2月10日，星期五，下午五点我刚进门，同办公室的泰德就又一次向我发问，还是那么咄咄逼人：“你了解放射性平衡吗？”
“一无所知，怎么了？”
“那很重要。”他拿起一本绿色封面的书，颜色早已变淡，“我在1945年的《天体物理学杂志》里面，找到这篇了不得的文章，作者是钱德拉塞卡。关键是，我去借这本书的时候，图书管理员竟然告诉我，自从1955年以来，我是第一个把它从书架上拿下来的人。你能相信吗？居然再也没有人读过它。”他又打开那本书，“噢，顺便提一句，钱伯斯来了，说要找你。”
我“砰”一声把怀里抱着的书扔在自己桌子上。雷蒙德·钱伯斯博士可是物理系的系主任、诺贝尔奖得主，就算在伯克利也是绝对、绝对的大拿。据说，他目前正参与某项高度机密的政府项目，再次前往瑞典领奖几乎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没错，他想让你去趟他办公室，立刻就去。他提到萨拉·巴克斯特·克拉克。她就是那个50年代的怪咖，对吧，就是神秘死亡的那位？”
我眨眨眼睛：“就是她。我的学木论文研究的就是她和她的著作。”真希望我另带了一件毛衣，这件两个手肘的地方都破了洞。我本打算在图书馆待一天的，可没想去拜访物理系的头头儿。
泰德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没多少年轻科学家选择那样的课题，哈？你博士后阶段也要研究这个？世界可真疯狂。”他把书放下，伸了个懒腰，“我先撤了，实验室要忙的事已经拖了一周，那可是真正的科研工作，你知道吗？”
我甚至没理会他。新学期开始刚刚一个月，他从第一天起就不断找我麻烦——嫌我是女人，说我是拉拉，还拿我快三十岁的年龄说事。他真是个蠢货，但我还有其他事要担心。比如钱伯斯博士，他会不会因为发现我研究的竟是个怪咖，就炒我的鱿鱼？
自从孩提时代，萨拉·巴克斯特·克拉克就是我的偶像。我老爸是个技术兵，负责雷达系统，我们经常搬家——六个月住在雷克雅未克，六个月住在新泽西的利堡。妈妈经常说我们是吉普赛人，想将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描绘得像是探险。但我八岁的时候，妈妈和哥哥杰夫在关岛遭遇公交车事故，双双丧生。那之后，我们的生活彻底失去了探险的意味。
爸爸在雷达方面很在行，照顾小女孩却不太行。他不怎么理解我，依我看，恐怕因为我跟他有太多不同之处。十岁的时候，他给我买来裙子和玩具娃娃，却搞不明白我为什么想要一摞地下室里被图书馆抛弃的旧物理杂志。我喜欢科学。尽管不停搬家，但这一点始终没变。我告诉老爸，自己长大后要成为科学家，他却说，科学家都是男性，女孩子长大嫁人就好。
我一直相信他的话，直到我在其中一本旧杂志里了解到萨拉·巴克斯特·克拉克。她是英国人，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二十二岁就拿到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在伯克利，她发表了三篇出色的文章，只不过是在最籍籍无名的刊物上。1956年，她出席了斯坦福大学举办的一场国际物理会议，被安排就她个人的第四篇论文发表演讲，这篇论文本身极具争议。她当时只有二十八岁，也是与会的唯一女性。
然而，没有人清楚她最后的论文究竟探讨了什么。发表演讲的前一天晚上，她的车失去控制，冲下恶魔海岬的一处峭壁，恶魔海岬位于旧金山南部海岸的偏远之处。她的尸体被冲进大海。关于这起事故的报道在次日的报纸上仅占了两英寸见方的篇幅——就位于报道暴力抢劫的头条下面——但仍在物理学界引起小小的骚动。没有找到她的论文或者注释，其实验室也被洗掠一空。秘密就此石沉大海。
我对她的秘密深感着迷，就像其他孩子被阿梅利亚·埃尔哈特所吸引。在我的想象世界里，萨拉·巴克斯特·克拉克和自己有很多相似之处，我经常假装自己是位像她那样的科学家，甚至在更多孤独的夜晚，装作在跟她对话，直到最终进入梦乡。
因此，考取物理学硕士学位后，我又获得科学史博士学位，研究课题正是她。或许要是我略微实际一点，不是那样着魔，我现在也不会坐在钱伯斯博士办公室外面的沙发上，择着毛衣上想象出来的线头，努力掩饰着自己的担心。我以前在初中教过一年自然科学，如果失去研究员的资格，我想自己可以重操旧业，可只是想想，我就感到沮丧不已。
终于，那位大咖的秘书按铃让我进入办公室。钱伯斯博士皮肤松弛，“聪明绝顶”，身上的西装整洁完美。他的办公室飘着柠檬味抛光剂以及烟斗用烟丝的味道。整间办公室嵌着木板，铺着长毛绒地毯，还有一张足有一英亩见方的红木桌子。我论文的复印件放在桌角。
“麦科洛博士，”他挥手示意我坐下，“你似乎对萨拉·巴克斯特·克拉克很有研究。”
“她是位了不起的女性。”我紧张兮兮地说，希望自己将对话引入了正确的方向。
“的确如此。你对她最后的论文，也就是从未公开过的那一篇，有什么见解？”他拿起我的论文，翻到用淡绿色百事贴标记出的那一页。“探讨实用性时间动力学？”他点燃烟斗，透过缥缈的烟雾望着我。
“我当然希望能够读到。”我这么说无异于冒险。如果能够得到那篇论文的副本，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说完，我等待着他的抨击，批评我研究早死多时的怪咖简直是在浪费学术生涯，这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真的吗？你真的相信克拉克发现了时空旅行的途径？”他问，“时空旅行，麦科洛博士？”
我下了更大的赌注：“没错，我相信。”
钱伯斯博士接下来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也相信，甚至对此很有把握。我曾经跟她的助手吉姆·肯尼迪共事，他在事故发生后几个月选择退休。我花了整整四十年时间，想搞清楚当时不幸失却的究竟是什么。”
我盯着他，一脸的难以置信：“您已经完善了时空旅行？”
他摇摇头：“尚未完善。但我向你保证，时间动力学绝对是真实可行的。”
突然，我两腿一软，坐在他桌旁那张铺着软垫的皮椅上，注视着他，问道：“您真的做到了？”
他点点头：“过去四十年，针对时间动力学进行了大量研究，当然，是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政府为此投资巨大。但近期，高强度重力场理论的几项关键发现，使我们终于能够打造出行之有效的时间动力舱。”
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一切。“您为什么要见我？”我问。他探身抵住桌角：“我们需要一个人，去跟克拉克博士聊聊。”
“您的意思是，她还活着？”我的心不禁狂跳。
他摇摇头：“不。”
“那……？”
“麦科洛博士，我之所以批准你进入这所大学，正是因为你对萨拉·克拉克及其著作的了解甚深，超过我们此前找到的所有人选。我将给你一次机会，这绝对是一生只有一次的良机。”他清清嗓子，“我将把你送回1956年，参加那次国际实验物理学会议，帮我搞一份克拉克最后那篇论文的副本。”
我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这似乎是某种试探，但我不清楚他期待怎样的答复。“为什么？”我最后问。
“因为我们的仪器虽然能够正常工作，但实用性不强，”说着，钱伯斯博士把烟叶往烟斗里塞了塞，“重力场所需的能量极大。唯一并非遥不可及的原料是劳伦斯实验室研制出的同位素，但只够一次时空旅行的往返。我相信，克拉克不见踪迹的那篇论文里面有解决我们动力问题的方案。”
经过了这么多年，听到有人如此认真地看待克拉克博士的研究，我不禁有些困惑。因为早已习惯了为她辩护，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我自动退回到科学家模式——超然且理性：“假定您的时间动力舱能起作用，您建议我怎么去找克拉克博士呢？”
他拿起一张乳白色的硬纸片，递给我：“这是周五晚上那场会议欢迎酒会的邀请函，在圣弗朗西斯酒店举行。很遗憾，我无法参加，那周我要回一趟东部，家里有点事要处理。”
我看着手里的铜版纸。我的文件里也有欢迎酒会邀请函的复印件。拿着一张货真价实的邀请函，感觉真的很奇葩：“这能让我顺利进入酒会现场。接下来，您想让我主动向萨拉·巴克斯特·克拉克介绍自己，请她把尚未发表的论文复印一份给我？”
“简单地说，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些钱，帮你，呃，说服她。说实话，我不管你怎么做。我要的是那篇论文，麦科洛博士。”
他似乎有些激动，声音低沉却刺耳。我怀疑，钱伯斯博士想借助论文中的研究成果，追求更多的荣誉，甚至希望再次拿下诺贝尔奖。我沉思片刻。克拉克博士会把一切都留给吉姆·肯尼迪，她的助手兼未婚夫。就算钱伯斯如愿获得所期待的荣耀，或许仍然能够找到某种方法，补偿那些脚踏实地从事研究的人。于是，我随口说了个不小的数字。
“依我看，三万美元应该差不多。”我抓住椅子扶手，紧张地用大拇指摩擦那抛光木料光滑的表面。
钱伯斯博士似乎要提出反对意见，但最后只是挥挥手：“好，好，不管需要多少钱。这个项目的资金不是问题。正像我说的那样，我们拥有的同位素只够为一次时空之旅的往返提供能量——也就是你这一次。如果你能够顺利将论文带回来，我们就能继续发展这项技术，让更多次时空之旅成为可能。否则——”他的话就此打住。
“有其他人尝试过这种时空旅行吗？”我警觉地问。我隐约感觉自己或许只是实验用的小白鼠，最终的结果通常是沦为牺牲品。
他半天才说话：“没有，你将是第一个。根据记录，你没有家人，这可是实情？”
我点点头。我父亲两年前去世，我最长的恋情仅仅维持了半年。但钱伯斯并未将我斥为自由主义者。尽管我仍然和南希住在一起，但我认为他不会将她视为我的家人。“这需要冒很大的险，如果我拒绝呢？”我说。
“我们将复审你的博士后申请，”他耸耸肩，“我想你会很愿意换家大学试试看。”
我只能孤注一掷。我尝试衡量所有可能性，做出理性的决定，但根本做不到。此刻的我不像什么科学家，而像十岁的孩子，摆在眼前的恰恰是梦寐以求的东西——跟萨拉·巴克斯特·克拉克见面的机会。
“我接受。”我说。
“很好。”钱伯斯的语调有所调整，节奏明快，有条不紊，“你将于一周后的今天出发，具体时间是早上六点三十二分。你不能携带任何1956年以后生产的东西——内衣裤、衣服、鞋、手表。我的秘书有当地古旧衣物商店的清单，还有不少当时的时尚杂志。”他嫌恶地看着我的牛仔裤，“请为欢迎酒会选身合适的衣服。你的发型能打理下吗？”
我留着短发，但绝不是特立独行的那种，在90年代的伯克利绝对不会让人感到扎眼。就像是早期的披头士留的那种发型——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他们管它叫“精灵短发”——只不过，我又高又笨，怎么看都不像是小精灵。我不自然地捋了捋自己的头发，摇摇头。
钱伯斯叹口气，接着说：“很好。现在我们的目的是取回克拉克的手稿，你也得带点东西，当然是那个时代的东西。我会给你一份我自己论文的草稿。你还将得到那个时代的驾照和大学教员证件，外加几袋当时的货币。周一上午十一点三十七分，你将带着手稿返回，没有第二次机会，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他那种居高临下的口吻让我有些不爽。“如果我错过了期限，就会被永远留在过去。除了您，克拉克博士是唯一可能将我送回家的人，只不过，她周一上午就不在了，除非——？”我故意没有把话挑明。
“绝对不会发生那种事。时间动力学有条永恒不变的法则，麦科洛博士。你无法改变过去，我相信你会牢记这一点，对吗？”他站起来说。
我俩的会面就此结束。我带着生命中最劲爆的消息，离开了钱伯斯的办公室。真希望有个人能接我的电话，听我倾诉这一切。哪怕有个人能帮我去买适合的衣服也好呀。
1995年2月17日，星期五，早晨六点二十分
勒孔特大楼地板上摆着一个储物柜，柜子并不宽敞，闪烁着微光，里面是装满橡胶手套、实验用长袍以及铺巾的盒子。跟校园的其他地方不同，物理系大楼过去四十年从未改建过。储物柜自始至终放在那里，但在星期五早晨六点三十分，它不太可能被填得满满当当。
我坐在水泥地上，后背抵着墙壁，穿着50年代的衣服。我本以为自己会紧张，但不知为何，感觉特别坦然。我拿着从7-11便利店买来的现磨咖啡，喝了一小口，咖啡依然温热。我冷眼旁观，因为我在这部分实验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只不过是小白鼠。钱伯斯博士的助手小心翼翼地跨过我伸出的双腿，对我四周的电池做最后的调整。
我那块古旧的天美时手表显示，时间恰好是六点二十八分，钱伯斯博士出现在门口。他把厚厚一袋皱巴巴的钞票以及他的论文拿给我看——论文是用笨重的橡胶带打印机手打出来的——然后将两样东西都塞进一个破旧不堪的皮质公文包里。他把公文包放在我的膝盖上，伸出手来。当我也伸出手想要跟他相握时，他却皱起眉头，拿走了我手中的咖啡。
“祝你好运，麦科洛博士。”他的话更像是例行公事。他再也没有说什么，对一只小白鼠，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他看了看表，接着把咖啡递给一位穿着黑色t恤的男士，那男人输入了最后一行代码，熄了灯，关上门。
我坐在黑暗之中，心里开始发毛。此前从来没有人尝试过时空旅行。我不清楚双腿下面压着的那块微凉的油布会不会成为自己最后感觉到的东西。仪器开始轰鸣，汗水从我双乳之间滴下。有那么一瞬，我极度紧张。没有声音，没有震动，没有任何我可以量化的东西。好像全世界所有的指甲突然同时在黑板上刮擦，与此同时，氧气全部转化成铅。我被一种极霸道的力量压倒在地板上，全身的毛发都竖立起来。就在我感觉已经无法忍受下去的时候，轰鸣声停止了。
我的脉搏加速狂跳，我感到天旋地转，还有些恶心。我坐了一会儿，甚至有点期待钱伯斯博士推门进来，告诉我实验失败，但没有人进来。我试着站起来——我的右腿彻底失去了知觉——摸索着寻找门附近的电灯开关。
借助仅有的灯泡的光亮，我发现那台仪器消失不见了，但灰色的金属架上堆放着一模一样的盒子，盒子里装的是手套和铺巾。右腿麻得要命，我只得倚着一个棕色纸板箱，上面用钢印印出的字样是：贝塞德洗衣房，旧金山3，加利福尼亚。
我愣了一会儿，才意识到究竟哪里不对。一是那些毛巾的款式非常古旧，二是我似乎身处没有邮政编码的时代。
我走出那个储物柜，踉踉跄跄地顺着空荡荡的走廊往前走，脚下的高跟鞋踩在油布上咔嗒作响。我想寻找其他证据，进一步确认自己究竟身在何处。我仔细端详的第一个房间是个实验室——黑色板条桌前面摆着高高的凳子，桌上放着本生灯，灰色的盒子里满是刻度盘和开关。每个实验台上都放着计算尺。
我真的完成了穿越。
1956年2月17日，星期五，早晨七点
这个细雨霏霏的2月清晨，校园里没什么人，电报大街也是如此。街灯仍未熄灭，灯光是白色的，并非钠灯射出的黄光——雾气蒙蒙，沿街店铺红绿色的霓虹灯隐约可见。我感觉自己就像马可·波罗，在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航行。建筑物没有变化，但店面和招牌像是舞台布景，又或者《生活》过刊杂志中的照片。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步行来到市中心。店铺的每扇橱窗，路过的每辆汽车，都让我心生迷惑。我感觉自己像是处于微醺状态，边走边专注地看着四周的景致，却无法融入其中。或许是色彩的缘故。随着我慢慢长大，颗粒状的黑白电视节目重播以及50年代的彩色电影逐渐消失在时间长河之中，但当眼前的世界不再蒙着一层细微的粉橘色，我心中感到惴惴不安。
咖啡和熏肉暖暖的香气迎面飘来，我禁不住走进一家不起眼的小饭店。我点了特别套餐——鸡蛋、熏肉、土豆煎饼和面包。端上来的面包沾满不断往下滴落的黄油，果酱则是装在玻璃瓶里，而不是小塑料杯里。吃完算账，竟然只要五百五十美分，我很慷慨地留了一角钱小费。搭乘黄色的f路巴士，驶过沙塔克大街，街上跑的黑色雪佛兰的挡泥板都是圆柱形，偶尔还能看到奢华的斯蒂贝克。
巴士上全是上班族——男人们穿深色外套，戴帽子，女人们则是裙装配帽子。我穿着订做的套装，倒是没感觉格格不入。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大家看上去都不像来自50年代——未来世界复古的50年代——渗透到90年代的50年代。没有狮子狗裙，也没有鸭屁股头。所有男人都让我想起老爸。有个戴着灰色帽子的男人在看《纪事报》，我也在背后偷瞧。艾森豪威尔考虑连任。旧金山警察局局长承诺加大打击犯罪力度。漫画专栏最顶端的是花生漫画，卡斯特罗剧院正在上映的是洛克·哈德森主演的电影。没有什么太新鲜的内容。
跨越海湾大桥时，我发现眼前的旧金山竟然那么小，不禁有些惊奇。目力所及的范围内都是石头切割后砌成的建筑，没有玻璃钢铸就的摩天大厦。一辆绿色的市政电车载着我驶过市场街，前往鲍威尔街。我入住全市最豪华的酒店，圣弗朗西斯酒店。房间的花费比在廉价的汽车旅馆待一晚还要少。
我所有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都摆在桌面上——钱伯斯的手稿、里面夹着驾驶证的棕色皮质钱包、伯克利的教员证件、二十三美元的零钱、今晚欢迎酒会的邀请函，还有那三万美元，都是成捆儿的五十大钞。我从其中一沓的最顶端抽出三张，把剩下的塞进抽屉，用酒店乳白色的标徽盖住。我必须换掉这套衣服和这双鞋。
我在沃尔沃斯便利店买了牙刷及其他洗漱用品，还有一个锡质闹钟，上面画着“年轻的宇航员汤姆·科比特”。我在巴黎城服装店挑了一条皱褶裤、一件牛津布衬衫以及羊毛衫，又在梅西男装店买到一件粗蓝布长裤和两件t恤衫，可以睡觉的时候穿——每样只要六十九美分。一位态度傲慢的店员见我走进童装部，只是冷眼旁观，我只好编出侄子小比利这个人物，给他买了双黑色篮球鞋，尺码正好合适我穿。
冲完澡，换好衣服，我努力整理思绪，但还是激动得坐不住。再过几小时，就将真的和萨拉·巴克斯特·克拉克共处一室，我无法分辨自己究竟是担心还是激动。我整个下午毫无目的地在市中心徜徉，像个游客似的东看西瞧。
1956年2月17日，星期五，晚上七点
重新穿上高跟鞋和订做的休闲西装，我来到迎宾宴会厅门口，递上邀请函。身穿无尾晚礼服的年轻人往我身后张望，似乎他认为我后面应该还有其他人。过了一会儿，他清清嗓子。
“那么，您丈夫是……？”他边问边浏览着那份打印的名单。
“麦科洛博士，”我冷静地说，平视他，“钱伯斯先生出城去了，他托我代替他来赴会。”
他犹豫片刻，接着点点头，在一张白色卡片上写下我的名字，把卡片别在我西装的翻领上，像是朵胸花。
步入a宴会厅，满眼都是灰色西装、平头、领结以及深黑色边缘的玻璃杯。几乎全是男人，这倒在我的意料之中，他们大都在抽烟。稍远的角落里有几个女人，全都穿着亮色系短裙，梳着光滑如橄榄球头盔的发型。芭比文化的女性先祖们。
走过的侍者递给我一小块点心，我欣然接过，缓步朝那个角落走去。哪位是克拉克博士？我在距离女人们几尺远的地方站住，扫视她们的名牌。尼尔斯·玻尔太太、理查德·费曼、欧内斯特·劳伦斯。我由衷感叹这次确实精英云集，但眼前这些女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名姓，又让我感到灰心丧气。我露出鸡尾酒会上该有的空洞笑容，离开角落里的太太团，扫视整个宴会厅。灰西装里零星能看到几件蓝西装，可毫无例外地都是男人。难道我来得太早？
我想找个安全的角落，最好有棵能隐住身形的盆栽棕榈，这时，突然听到有个男人高声说：“那么说，克拉克博士，你会尝试威尔斯的路线，是吗？简直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所有这些都只存在于科幻小说里，难道你不这么认为？”
又听到有个女人回答：“我可不这么想。或许等这次会议开到周一，我就能改变你的想法。”我还没看到她，但她的声音悦耳又饱满，带着点欢快的节奏，又或者是方言的味道——她嗓音所提供的线索之中，有一条表明“我不是美国人”。我的脚钉在地毯上，动弹不得，这让我惊讶不已。
“吉米，你能不能找找看，哪儿还有香槟？”我听到她问。我看到灰色海洋之中有什么在移动，于是截住一名侍者，从他的托盘里拿了两杯香槟，这一举动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我迈步朝她声音传出的方向走去。“这里有，”我说，尽力不让自己的手打战，“我这儿还有一杯。”
“你可真有办法呀。”她笑着说。我惊讶于她居然比我要矮几英寸。我忘记了现在的她跟我年纪相仿。她拿起细长的酒杯，向我伸出另一只手。“萨拉·克拉克。”她说。
“卡洛尔·麦科洛。”我触及她的手掌。整个宴会厅似乎突然变得异常明亮，四周的说话声都变成了低语。我一度认为自己穿越回了1995年，但没有发生任何戏剧性的变化。我只是呆呆看着她，瞠目结舌，甚至忘记了如何呼吸。
自从十岁那年起，不管与家人生活在哪座城市，我都会将萨拉·巴克斯特·克拉克的照片摆在书桌上。照片是我从那本旧物理杂志上裁下来的。那张有颗粒感的黑白照片，也是我见到过的唯一的她的照片。照片里的她，始终是我渴望成为的榜样——能力出众，态度认真，全身上下每一英寸都是如假包换的科学家。她穿着白色实验服，戴一副无框眼镜，头发拨到脑后。一位身穿同款式实验服的秃顶男士，正拿设备的配件给她看。两人都表情严肃。
那张照片的每个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但我不知道她的头发竟然是红铜色的，也不知道她的眼睛绿得如此深邃、如此明亮。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她原来也会笑。
站在她身旁的纤瘦金发男子打破了我的白日梦：“我是吉姆·肯尼迪，萨拉的助手。”
吉姆·肯尼迪，她的未婚夫。我感觉就像自己最爱的那部小说中的角色一股脑儿全活了过来，一个接着一个。
“你不是太太团成员，对吗？”他问。
我摇摇头：“刚刚进入博士后阶段，我来加州只有一个月。”
他微笑着说：“那么，咱们可以说是邻居了。你研究哪个领域？”
我深吸一口气：“时间动力学。我对克拉克博士十分仰慕。”那个言语粗鲁的男人怒气冲冲地瞪了我一眼，抽身离开去寻找其他目标了。
“真的吗？”克拉克博士转过身，惊讶地挑起眉毛，“那样的话，咱们应该聊聊。你——”她说了一半又打住，用很低的声音骂了一句，“见鬼。是威尔金斯博士，我可要堆出笑脸。他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头面人物，而我需要资金。”她喝了一大口香槟，只剩下透明玻璃杯，“吉米，你为什么不给麦科洛博士再搞杯喝的，看看能不能说服她跟我们共进晚餐。”
出于礼貌，我开口推辞，但吉米抓住我的手肘，指引我穿过人群，来到一张没人坐的沙发前。半小时后，我俩已经对量子场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时，克拉克博士出现在我们面前，说：“咱们悄悄溜走，怎么样？我都快饿死了。”
我们好似共谋犯一般，从侧门偷溜，顺着楼梯来到街上，又从鲍威尔街乘坐缆车，跨越诺布山，来到北滩，这里是整个旧金山意大利风味最浓厚的区域。我们走上哥伦布塔，来到一家我最爱的餐馆——新比萨——我发现这里跟四十年后几乎没有多少不同，差异最大的就是价格。
侍者拿来一瓶卡夫卡红酒，一组三个短粗的酒杯，接着我们吃了顿便饭——配红色酱汁的意大利面，外加几块热气腾腾的脆皮蒜香面包。萨拉·巴克斯特·克拉克畅谈她的工作时，我始终保持沉默，静静聆听。接着，她又快活地回答了我这辈子想问的所有问题。她才华横溢，令人着迷，又楚楚动人。不知不觉间，我的食物竟然被吃了个精光。
享用咖啡和意大利式冰激凌时，她又一次坚持让我直呼她萨拉，并问起我自己的研究。我几次发现自己讲错而住嘴，几次差点儿引用史蒂芬·霍金以及其他数十年后才会发表的著作里的金句，可欲言又止。这次谈话真的妙趣横生，让人愉悦。我无法将这也归入钱伯斯的应办事项。我们一直畅聊到人去餐馆空，才起身离开。
“睡前去喝一杯怎么样？”我们刚走出店门，她提议道。
“我就不去了，”吉米不愿同往，“我明天上午八点三十分还要参加一场座谈会。你俩不妨同去，纸娃娃已经不远。”
不知为何，萨拉白了他一眼，接着摇摇头。“别开玩笑，詹姆斯。”说着，她瞥了我一眼。我不明就里地耸耸肩。这似乎是他俩之间的私密玩笑，而我没法儿理解。
“想想而已。”说完，他亲吻她的面颊，独自离去。萨拉和我朝维苏威酒吧走去，那里是凯鲁亚克、费林盖蒂以及金斯伯格造就“垮掉的一代”的酒吧之一。应该说将要造就。我想，我们目前所处的时间还要早上几个月。
萨拉又点了一瓶干红。在她身旁，我感到害羞，或者说是胆小，我想。与她见面曾是我多年的梦想，我希望她能够喜欢我。随着我俩开始交谈，发现彼此竟然极其相像：都度过了孤寂的童年，都是家中独女；都曾恳求得到化学用具，却未如愿；家人都希望我们学会如何熨衣服，而不是了解什么离子。第二杯酒喝到一半，萨拉叹了口气。
“噢，真倒霉。一切都是老样子，你知道的。仍然全是嘲讽和冷落。为了在老男孩俱乐部获得一席之地，我拼尽了全力，真的感觉厌倦了。周一那篇论文是我五年辛勤工作的结晶，可所有与会代表拿我当笑话看的不在少数。”她的手越攥越紧，将手里的纸巾揉成一团，一滴泪水顺着面颊流了下来，“你是怎么忍受这种事的呢，卡洛尔？”
我该怎么对她说？我之所以能够忍受这一切，正是因为你。你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总是问自己，如果换成萨拉·巴克斯特·克拉克，她会怎么做，继而坚定意志，克服重重困难。但现在，她不再是英雄。她是那样真实，这个女人就坐在桌子对面。眼前的萨拉不再是我心目中那位不可战胜、永远讲求实际的科学家，她跟我一样年轻、一样脆弱。
我想要减轻她的痛苦，就像作为想象中的导师，她总能够减轻我的痛苦一样。我伸出手，按住她的手，她身体紧绷，但没有把手抽走。我感觉她的手是那样柔软，我想要触摸她的秀发，轻抚她后颈处红色的鬈发，甚至吻去她面颊上咸咸的泪水。
或许，我始终迷恋着萨拉·巴克斯特·克拉克，但我不能爱上她。她没有出柜，又比我年长四十岁。而且在内心深处，现实那冷酷的声音不断提醒我，她两天后就将殒命。我实在没办法将死亡与眼前这个充满活力的女人联系起来，她正活生生地坐在烟雾缭绕的北滩酒吧里。我也不愿意那样做。我又喝了两杯酒，希望酒精能够让心底的声音闭嘴，让我足够长地享受这短暂的时刻。
我们仍在交谈，指尖磨蹭着疤痕累累的木质桌面，这时，酒保宣布打烊。“噢，真见鬼，”她说，“我过得实在太愉快，投入到错过了最后一班渡船。真希望我有足够的钱打车。我的雪佛兰搁在伯克利的停车场了。”
“真可笑，”我听到自己说，“我在酒店订了个房间，跟我回去吧，明早再去搭渡船。”这绝对是酒后之言。我不知道如果她答应，自己会做些什么。我只是无比渴望她会答应。
“不，我不能打扰你。我干脆——”她先是提出反对意见，接着又打住，“哦，好吧，那么，谢谢你啦，你真是太大方了。”
于是，我们一道返回酒店。凌晨两点，奢华的酒店大厅空无一人。我们乘电梯上楼，两人都不说话，陷入令人昏昏欲睡的沉默。共处一室时，这种沉默更添几分尴尬。我连忙把新买的衣服整理好，从唯一的那张床上拿下来，招呼她坐下，又从皱巴巴的玻璃纸包装袋中取出一件t恤衫。“穿这个吧，”我把t恤衫递给她，“虽然不漂亮，但还是能当睡衣来穿。”
她望着放在膝盖上的t恤衫，还有我怀里抱着的工装裤和黑球鞋，脸上浮现出异样的表情。接着，她叹了口气，是那种听起来很痛心的长叹。这是我见过针对t恤衫最奇异的反应。
“就算去纸娃娃也没问题，不是吗？”她轻声问。
我迷惑不解，没有继续拆另一件t恤衫的玻璃纸包装，倚着化妆台。“我想是吧。我没去过。”她似乎有些为难，于是我继续往下说，“可我有很多地方都没去过，我对旧金山还不熟悉，只是刚刚来到这里。我还不认识什么人，没有好好四处转转。纸娃娃是什么地方呢？”
她愣了一会儿接着说，声音小得像在说悄悄话：“是个女性主题酒吧。”
“哦，”我点点头，“好吧，那很好。”为什么吉米会建议我们去同性恋酒吧？尤其是让他的未婚妻去那种地方，这确实很奇怪。他不知怎么猜透了我？又或许他只是认为，我们俩夜里去那种地方比较安全，因为——
我所有的冥想——以及其他理性思维——都戛然而止，因为萨拉·巴克斯特·克拉克站了起来，双手捧住我的脸，轻柔地吻上我的唇。她后退几步，隔开几英寸的距离，注视着我。
我无法相信竟然会发生这种事：“你难道——吉米难道——”
“他是我最好的闺蜜，实验室里的拍档。可爱情？没有，只不过是保护性伪装，对我俩来说都是如此。”她回应道，同时抚摩着我的脸。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所有的梦想都将于今晚实现。但我怎么能吻她呢？当我清楚一切注定终结，又怎么能够让它开始？她准是看出我犹豫不决的神情，因为她似乎有些畏缩，开始向后退。我不能让她离去，还不能。我伸手揽住她的后颈，把她拉了过来，开始第二段长吻。
1956年2月18日，星期六，早晨七点
光从窗帘的缝隙射进来。我独自躺在陌生的床上，认定昨晚的一切只是场梦，可接着就听到淋浴的声音从浴室传来。几分钟后，萨拉出现在我面前，正在擦她的头发。她微笑着俯下身——温暖、湿润、散发着肥皂的味道。
“我得走了。”她低声说，亲了我一下。
我想问是否还能再见面，想把她拉倒躺在我身旁，拥抱着她，几小时都不放开。但我只是抚摩着她的头发，什么都没说。
她坐在床边。“我十一点要做个实验，今晚在斯坦福还有个讨厌的鸡尾酒会。我本来不想理会，但肖克利会出席，他是下次诺贝尔奖的大热门，因此，我必须得到场。那之后见面好吗？”
“好的。”我说，接着轻声追问，“在哪儿见？”
“你不妨乘火车南下，七点半我在帕洛阿尔托车站接你，咱们开车去海边吃晚餐。穿那条漂亮的黑裤子吧。如果天不是太阴，咱们就在海滩上散散步。”
她从地板上捡起那件皱巴巴的西装——昨晚她把衣服扔在了那里——穿戴整齐。“那么，七点半见啦。”说完，她吻了我的脸颊。门“咔嗒”一声关上，她离开了。
我躺在床上，裹着被单，身体蜷缩着，头埋进枕头里，就像只心满意足的猫。就在我几乎又要进入梦乡时，一幅画面闯入我的脑海——一辆扭曲的雪佛兰出现在恶魔海岬下的礁石上。就像是噩梦的片段，在清晨的阳光下并不十分真切。但究竟哪场梦才是真的呢？
直到昨晚，萨拉·克拉克之所以那样令人感兴趣，部分原因是她谜一般的死亡。就像阿梅利亚·埃尔哈特，又或者詹姆斯·迪恩，她曾经是璀璨的明星，却猝然离世，又因此成为传奇人物，变得非同凡响。但她的唇亲吻我脸颊的感觉仍未消散。她是那样鲜活，尽管钱伯斯警告过我，我仍要竭尽所能，阻止灾难的发生。
1956年2月18日，星期六，晚上七点二十分
帕洛阿尔托火车站的月台寒风凛冽。真开心我带了件毛衣，但里面穿着毛衣，外面再套上西装外套，双肩的位置感觉有些紧，勒得我不太舒服。我看完报纸，正盯着火车车次表，这时萨拉出现在身后。
“嘿。”她她穿了件深色羊毛大衣，里面配一条米色竹节裙，风姿优雅。
“嘿。”我伸手想要拥抱她，她却向后退却。
“你疯了吗？”她说，对我怒目而视，“你到底在想什么？”她双臂抱在胸前。
“对不起。”我不知道自己哪里惹她生气了，“真开心又见到你。”我说话都有些犹犹豫豫。
“没错，好吧，我也很开心。但你不能只是——哦，你知道的。”说着，她挥了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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