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我看到你们在读报了。”我咄咄逼人地说。他放下手中的沙袋，站直了。
“那又怎么样？”他说，“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我想给一个老人家读报，就给一个老人家读报。就像你可以跟那个妇女志愿服务队的小婊子聊天儿一样。”
“你们读些什么？”我问。
“他想听什么就读什么。他年纪大了，本来是一下班就回家，喝点白兰地，听他老婆给他读报的。一次空袭他老婆死了。所以，现在我给他读。这好像不关你的事。”听起来不像撒谎，没有随口胡编的感觉，我几乎都要相信他了，可惜我之前已经听到了他的真心话。在地下墓室里，那次轰炸之后。
“我记得他是在找风车剧院的游客来着。”我说。
朗比露出了一瞬的茫然，开了口：“噢，对，那个啊。他当时拿着报纸进来，问我风车剧院怎么走。我在报纸上找到了地址。还真是机灵啊，我都没想到他自己不能读。”不过多说无益。我知道他在撒谎。
他几乎把一个沙袋扔到了我的脚上：“当然，你是不会理解这种事的，对吧？一桩表达人性善意的举手之劳而已。”
“不理解，”我冷冷回答，“我不会理解的。”
这些话什么都不能证明。他什么信息也没透露，除了一种人造辅助品的名字。我又不能因为他大声读报，就跑到马修斯主教跟前告状。
我等着，直到他收拾完唱诗席，去了地下墓室。然后我拖着一只沙袋上了屋顶，去到那道裂口前。盖在上头的木板至今为止还算管用，但每个人路过时都会小心翼翼地绕开它，仿佛它是个坟墓。我切开沙袋，把沙子撒进了裂口。如果朗比已经想到这地方很容易掉进燃烧弹，那填些沙子也许能防患于未然。
11月21日今天我拿出“叔叔”给的一些钱，给了埃诺拉，请她帮我买些白兰地。结果她比我想象中的要不情愿，所以这里面肯定牵涉了什么我不知道的社会观念问题。但她好歹答应了。
我不知道她过来究竟是干吗的。她开始给我讲她弟弟的事，他如何在地铁站搞了些恶作剧，惹怒了守卫。不过，我请她帮忙买白兰地之后，她没讲完就离开了。
11月25日埃诺拉今天来了，但没带白兰地。过节期间她要去趟巴斯，看望她的阿姨。至少，那样一来她可以躲避一阵空袭了。我没必要担心她。她讲完了弟弟的事情，告诉我她希望能说服阿姨在伦敦空袭期间收留汤姆，但完全不确定她是否乐意。
小汤姆显然不是什么迷人的捣蛋鬼，他差不多是个犯罪分子。他在银行站避难所扒窃被抓住过两次，他们不得不返回大理石拱门站。我尽量安慰她，告诉她所有男孩在某个阶段都是这样坏的。我真正想说的其实是，她根本不需要担心，小汤姆这样的人才是求生能力强大的类型，就像那只猫，就像朗比，除了自己根本不关心任何人，这才是在伦敦空袭中存活下来、在未来出人头地必备的本事。我问她，有没有给我带白兰地。
她低头盯着自己的露趾鞋，不悦地喃喃道：“我以为你已经把这事忘了呢。”
我编了个理由，说消防队的人会轮流给大家买酒。她看起来没那么不高兴了，可我依然不确定她会不会借口回巴斯就不帮我买东西了。那样一来我就得自己去买酒，可我不敢把朗比独自留在教堂。在她离开前，我让她保证今天之内会把酒给我带来。可她没有回来，而空袭警报已经拉响了。
11月26日还是不见埃诺拉，而她说过，他们的火车中午就出发。我想，至少她能安全地离开伦敦，对此我应该感到高兴。也许到巴斯后，她的感冒能好起来。
今晚有个妇女志愿服务队的姑娘来教堂借走了我们一半的简易床，说是伦敦东区有个避难所被炸了，目前情况一团糟。死了四个，伤了十二个。“至少被炸的不是哪个地铁避难所！”她说，“不然那情况才真的惨不忍睹呢，不是吗？”
11月30日我梦见自己把那只猫带去了圣约翰伍德。
“这是一次救援行动？”邓沃尔西问。
“不是，先生。”我自豪地说，“我知道这回的实习项目的目标是什么了。我该找到一个完美的幸存者：顽强、机智、自私。这是我能找到的唯一选择了。我不得不杀了朗比，你知道，为了不让他烧掉圣保罗大教堂。埃诺拉的弟弟已经去了巴斯，可其他人没机会活下去了。埃诺拉大冬天的还穿着露脚趾的鞋子，睡在地铁站却还要用别针来做鬈发。她是不可能在伦敦大轰炸里活下来的。”
邓沃尔西说：“也许你本该救她的。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基芙琳。”说完，我在寒意中醒来，瑟瑟发抖。
12月5日我梦见朗比拿到了一枚微型炸弹。他把它夹在胳膊下，仿佛它只是一个棕色的包装纸袋。他从圣保罗大教堂车站走出来，绕过路德门山，去往西门。
“这不公平。”说着，我张开双臂拦住他，“现在没有消防队执勤。”
他把炸弹扣在胸前，就和枕头一样。“那是你的错。”他说。不等我够到手摇泵，他便将炸弹扔进了大门。
微型炸弹这时甚至都不存在，要到20世纪末才会被发明出来。且要再过十年，走投无路的某些人才会拿到这种炸弹，将它改造成适合夹在胳膊底下的样式。它看起来就是一个包裹，却可以将方圆四分之一英里内的城市建筑夷为平地。感谢上帝，这个梦不可能成真。
在梦里，那是一个洒满阳光的早晨，而这个早晨，还是几周以来第一次我在值完班时看见灿烂的阳光。我走到地下墓室，然后又上了楼，在屋顶多转了两圈，接着去了台阶、一楼，还有所有那些危险可疑的走廊，一切可能容得下一枚燃烧弹的地方。这么做过之后，我心里踏实了些，可一回去睡觉，又立即做起梦来。这一回，我梦见了大火，以及注视着大火微笑的朗比。
12月15日今天早晨我发现了那只猫。昨夜的轰炸来得凶猛，可主要目标是坎宁镇那边，教堂的屋顶没有什么损伤。然而，这只猫还是死了。早晨我进行自己私下的巡逻时，发现它躺在台阶上，受到了爆炸的冲击。它身上没有伤痕，唯有脖子上那块在大停电中格外显眼的白斑。可当我捡起它时，它毛皮底下的身子软绵绵的。
我想不出该拿它怎么办。有那么疯狂的一瞬，我想问马修斯能否把它埋在地下墓室里，它也算是在战场上光荣捐躯了。特拉法加、滑铁卢、伦敦，都死于战争。最后，我只是用围巾把它包裹起来，沿着路德门街朝一栋被炸毁的大楼走去，把它埋在了瓦砾堆里。这么做毫无益处。瓦砾堆不能保护它免受狗和老鼠啃食，而我再也搞不到另一条围巾了。我几乎把“叔叔”给的钱花光了。
我不该坐在这儿。我还没检查走廊和剩下的台阶呢，那些地方可能藏着哑弹，或者延时的燃烧弹，又或者别的什么我漏掉的东西。
我刚来这里的时候，自视为高尚的拯救者、过去的救世主。这份活儿我没有做好。但至少埃诺拉离开了。我真希望自己能把圣保罗大教堂也送去巴斯，保它周全。昨夜这里基本没有轰炸。本斯·琼斯说过，猫可以在几乎任何情况下保命。万一它是来接我，带我回家的呢？所有的炸弹都落在坎宁镇。
12月16日埃诺拉已经回来有一周了。她站在西侧的台阶上，我发现死猫的地方，得知她就睡在大理石拱门地铁站毫无安全可言时，我简直无法理解。“我以为你在巴斯。”我傻乎乎地说。
“我阿姨说，她可以收留汤姆，但那样就不能收留我了。她家已经收了一屋子逃难的小孩，可真是吵得很啊。你的围巾呢？”她问，“这山上冷得要命。”
“我……”我没法儿把答案说出口，“我弄丢了。”
“你没法儿再买到一条了。”她说，“衣物要开始定量供给了，羊毛也是。你再也弄不到和原来那条一样的了。”
“我知道。”说着，我朝她眨了眨眼睛。
“好端端的东西就这么丢了，”她说，“这绝对是犯罪，就是犯罪。”
我记得自己没做回应，只是扭身低着头走开了，一路搜寻着炸弹和死掉的动物。
12月22日又是值双班。我一直没怎么睡觉，现在连走路都不稳当了。今天早上，我险些一头栽进那道裂缝里，幸亏膝盖一软跪下了，才逃过一劫。我的内啡呔水平在疯狂地波动。我知道自己必须赶紧睡一觉，否则就要变成朗比所谓的“行尸走肉”了，可我不敢把他一个人留在屋顶上，或是任他在教堂里和他的上级待在一块儿，或是任他独自待在任何地方。就连他睡觉的时候，我也盯着他。
我觉得，虽然自己目前状态很差，但只要能搞到人工辅助品，应该就能进入入定状态。可我甚至不能去酒吧。朗比一直都在屋顶上，伺机而动。埃诺拉再来的时候，我一定要说服她替我买白兰地。我只剩几天时间了。
12月28日今天早上，我正在西侧门廊那边扶起圣诞树的时候，埃诺拉来了。树已经连续三夜被震倒了。我把树身扶正，俯身去捡散落一地的金属箔时，埃诺拉突然从雾气里冒了出来，宛如某个充满欢欣的圣人。她飞快地往前一倾，吻了我的脸颊。接着她重新站直。因为感冒经久不愈，她的鼻子仍是红红的。她递给我一个裹着彩色包装纸的盒子。
“圣诞快乐！”她说，“快，打开呀，给你的礼物。”
我的思维已经混乱了。我明知这个盒子太浅，不可能装得下一瓶白兰地。然而，我还是相信她仍记得我的请求，给我把救星带来了。“你真好。”说着，我拆开了包装。
是条围巾，灰色羊毛。我盯着看了整整半分钟，才反应过来它是什么。“白兰地在哪儿？”我问。
埃诺拉看似吃了一惊。她的鼻子更红了，眼睛里开始涌起雾气：“你更需要这个。你没有布票，又整天都得待在外头。现在天冷得要命。”
“我需要白兰地。”我愤怒地说。
“我只想对你好一点……”她刚开口，就被我打断了。
“对我好？我要你帮我买的是白兰地。我不记得什么时候说过自己需要围巾。”我把围巾塞回给她，去解圣诞树上的一串彩灯。树倒下的时候，这些灯砸坏了。
埃诺拉露出基芙琳常常露出的殉难圣人般的表情。“你一直待在房顶上，我很担心。”她一口气说了出来，“他们想炸掉圣保罗大教堂，你知道的。而且这里离河边很近，我觉得你不应该喝酒。我——你明知道那些人费尽心思要杀掉我们，却不好好照顾自己，这简直是犯罪。你就像是他们的共犯。我担心哪天我到圣保罗大教堂来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了。”
“好吧，那我拿着一条围巾又能怎么样呢？他们投炸弹的时候，举在头顶挡着？”
她转身跑开了，还没跑下两级台阶，就消失在了灰色的浓雾里。我想追上去，可手里还抓着那串坏掉的彩灯，结果绊了一跤，顺着台阶差点儿一路滚到底。
朗比把我扶了起来。“你不用执勤了。”他严厉地说。
“你不能这么做。”
“我当然能。我可不想要一个行尸走肉跟自己一起上屋顶。”
我任由他把我领回了地下墓室，他给我倒了杯茶，让我上床躺下，表现得很关切。没有迹象表明，他一直在盼望这种时机。我准备在这儿躺到警报响起为止。等我上了屋顶，他就没法儿不惹人怀疑地把我赶回这里了。你知道他——这个穿着消防服和橡胶靴子、乐于奉献的消防员——离开之前对我说了什么吗？“我希望你能睡一会儿。”好像他在屋顶上，我还能睡着似的。我会被活活烧死的。
12月30日警报声惊醒了我。老本斯·琼斯说：“这下你应该好些了，你已经睡了整整一天。”
“今天是几号？”我一边说，一边穿靴子。
“29号。”他说，与此同时我朝门口冲去，“没必要这么着急。他们今晚迟迟没来，也许压根儿就不会来了。那倒是万幸了。潮水已经退了。”
在通往楼梯的门口，我停下脚步，抓住了冰凉的石墙：“圣保罗大教堂还好吗？”
“还屹立不倒呢。”他说，“你做噩梦了？”
“是的。”我回想起了过去几周以来的所有噩梦：我在圣约翰伍德怀抱着那只死猫，朗比在胳膊底下夹着炸弹和《工人报》，还有耶稣手中的灯盏明晃晃地照亮了那块大火纪念碑。我记起了自己根本不是在做梦，而是进入了睡眠状态，那种我之前求之不得的有助于记忆的睡眠状态。
我想起来了，那则新闻霸占了各种日报的头条。遇袭的是大理石拱门车站，并不是圣保罗大教堂。我记不清具体日期，只知道它发生的年份。1940年。1940年只剩下两天了。我一把抓起外套和围巾，沿着楼梯朝上跑去，穿过大理石地板。“你要去哪儿？”朗比的吼声传来。我没看见他在哪儿。
“我必须救埃诺拉。”我说，声音在黑暗的教堂里回荡，“他们要炸掉大理石拱门车站。”
“你现在不能离开。”他在我身后吼道，他所站的位置，正是日后大火碑会出现的地方，“潮水退了。你个肮脏的……”
我没听见他之后的话。我已经冲下楼梯，钻进一辆出租车。打车几乎花掉了我全部的钱，那本来是我小心翼翼存起来，准备用作返回圣约翰伍德的路费。轰炸开始时，我们还在牛津街，但司机不肯再往前走了。他让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下了车，而我意识到，自己绝对无法及时赶到了。
爆炸。埃诺拉倒在通往地铁的台阶上，脚上还穿着那双露趾的鞋子，身上没有伤痕。等我试着抱起她，就会发现她全身绵软如泥。到时我只好用她送我的围巾把她裹起来。因为我去迟了。我回溯了一百年，居然还是太迟，救不了她。
我认出了海德公园里的炮台——绝对错不了——凭着这点线索我跑过最后几个街区，飞快地跳下通往大理石拱门站的台阶。售票亭的女人收下我仅剩的一点钱，给了我一张前往圣保罗大教堂的票。我把票塞进口袋，就朝着楼梯冲去。
“禁止奔跑。”她漠然地说，“请朝左走。”通往右侧的门前挡着木栅栏，金属门扉还上了锁链。写着站名的牌子被胶带遮住了，另有一个写着“所有列车”的新标志被钉在栅栏上，指向左边。
埃诺拉没有在停运的电梯里，也没有靠坐在走廊墙边。我来到第一处楼梯前，却没法儿通过：我需要下脚的地方，有一家子正在操办公共茶会，他们在一张四角绣了花的桌布上摆满了东西：面包和黄油，一小罐用蜡纸密封的果酱，一只放在煤气炉上的水壶，煤气炉就跟我和朗比从瓦砾堆中抢救出来的那台一样。我站在那里朝下看，发现分层摆放的茶会用品像瀑布一样向下延伸。
“我……大理石拱门……”另有二十人死于被炸飞的砖瓦。“你们不该待在这儿。”
“别人有权待在这儿，我们也有。”这家的男人没好气地说，“你又是谁，有什么资格叫我们走开？”
一个女人正从纸箱子里掏出碟子摆放，闻声抬头看向我，似乎受到了惊吓。水壶开始尖啸。
“该走开的人是你。”那个男人说，“走啊。”他往旁边一站，让我有地方通过。我满怀歉意地沿着绣花桌布的边缘走了过去。
“对不起，”我说，“我在找人。她在站台上。”
“在那里头你绝对找不到她的，老兄。”说着，男人拇指冲着那个方向比画了一下。我迅速从他身边走过，险些踩到桌布，然后拐过墙角，朝地狱奔去。
这里并不是地狱。商店的售货员姑娘叠起了外套，倚靠在上头，看起来有的挺愉快，有的挺沮丧，有的挺难相处，但至少都毫发无伤。两个男孩正为一先令扭打着，结果钱掉到了铁轨上。他们趴在站台边缘探头望，争论要不要下去捡，车站的保安过来，吼叫着让他们退回去。一辆列车咆哮而过，上头载满了人。一只蚊子停在了保安的手上，他一下拍上去，它却飞走了，惹得两个男孩大笑。他们的前前后后、四面八方，在铺满了可以夺人性命的砖瓦、仿佛显示着伤亡人数的弯曲地道、各个入口、楼梯之上，都是人，成千上万的人。
我跌跌撞撞地走回楼梯，踢翻了一只茶杯。茶水像洪水般泼了一桌布。
“我告诉过你了，老兄。”那个男人乐呵呵地说，“里头简直是地狱，对吧？往下走更糟糕。”
“地狱。”我说，“没错。”我永远救不了她了。我看着那女人擦拭着泼出来的茶，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救不了她。救不了埃诺拉、那只猫或者任何人。他们都已失落在了这些看不到尽头的楼梯里，在历史的死胡同里。他们早在百年前就已死去，覆水难收。过去之事谁也无法挽回。历史系大费周章地把我送来这里，要学的可不就是这个道理嘛。好吧，我学到了。现在我可以回家了吗？
当然不行了，可爱的孩子。你已经傻乎乎地花掉了所有的钱，花在了打车和买白兰地上头，而今夜，正是德国人烧掉这座城市的夜晚。（现在我想起了一切，然而太迟了。会有二十八枚燃烧弹落到教堂的房顶上。）朗比必定会等到机会，而你也必须学到一个毕生难忘的道理，一个你从一开始就该知晓的道理——你救不了圣保罗大教堂。
我回到站台上，站在黄线后头等候，直到一辆列车驶进站来。我掏出车票，一路紧攥在手里，直到抵达圣保罗大教堂站。到站后，浓烟像滚滚洪水般朝我涌来。我看不见圣保罗大教堂了。
“潮水退了。”一个女人说，声音无比绝望。我摔倒了，倒在了一团绵软无力的胶布水管里。我的双手沾满了恶臭的烂泥。我终于理解了潮水的重大意义，我们没水灭火了。
一个警察挡住了我的路，我无奈地站在他面前，不知该说什么。“普通市民不准入内。”他说，“圣保罗大教堂现在很危险。”浓烟像雷雨云一般翻滚，迸出火花，教堂的金色穹顶从它上方露出头来。
“我是消防队的。”我说。他放下了胳膊，我就到了屋顶上。
我的内腓肽水平一定是像空袭警报一样上下波动着。从那时起，我就不再有任何的短期记忆，脑中只有一个个连缀不起来的瞬间：我们把朗比带下来时，聚在教堂角落里打扑克的那些人；一边燃烧、一边打着旋儿下坠的穹顶的木头碎片；像埃诺拉一样穿着露趾鞋的救护车司机，她还给我受伤的双手涂了软膏。位于这一切的中心的，是瞬间的清晰记忆：我顺着一条绳子爬下去找朗比，救了他一命。
我站在穹顶旁边，被浓烟呛得直眨眼睛。伦敦陷入了火海，仿佛光是热气就能将圣保罗大教堂点燃，光是噪声就能将它轰塌。本斯·琼斯在西北的塔上，正用铲子拍打一枚燃烧弹。朗比所在的位置太靠近我之前用木板打补丁的地方了，有枚炸弹刚刚落了进去，他正看向我。一枚燃烧弹落在了他的身后。我转身去拿铲子，回过头时，他已经不见了。
“朗比！”我大叫，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他掉进那道裂缝了，没人看见他，也没人看见那枚燃烧弹。除了我。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穿过屋顶的了。我想自己应该是四处叫人找绳子了，然后我拿到了绳子。我把绳子拴在腰上，把另一头交给消防队的其他人，接着来到裂缝的边缘。火光照亮了下头的几面墙壁，几乎能见底。我看见下方有一堆发白的瓦砾。他就在那底下，我想着，纵身跳了下去。下面太狭窄了，瓦砾几乎没有地方可扔。我生怕自己不小心砸到他，只好尽量将木板和灰泥板抛在身后，可这地方连转个身都困难。有那么可怕的一瞬，我怀疑他也许根本不在这里。这堆碎木片的底下可能只有空荡荡的地面，就和地下墓室里那回一样。
一想到自己正在他的上方爬，我就感到莫大的耻辱。假如他已经死了，而我正踩在他无助的尸体之上，这样的事情我可承受不了，太可耻了。接着，他像鬼魂般伸出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脚踝。几秒之内，我就转过身去，把他的脑袋从瓦砾中刨了出来。
他的脸色苍白可怖，但再也吓不到我了。“我把炸弹扑灭了。”他说。我盯着他，因为狠狠松了口气，一时反而说不出话。有那么歇斯底里的一瞬，我觉得自己几乎要笑出来，因为看见他实在太高兴了。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应该说什么。
“你没事吧？”我问。
“没事。”说着，他试图靠一只手肘撑起身子，“这样对你更糟糕。”
他没能爬起来。他试着把重心向右转、躺平身子，结果身下不平坦的瓦砾堆发出崩裂声，他吃痛得一哼。我试着轻轻扶起他，好看看他哪里受了伤。他之前一定是摔在什么东西上头了。
“没用的。”朗比气喘吁吁地说，“我把它扑灭了。”
我惊讶地瞥了他一眼，担心他是精神错乱了，接着重新给他翻了个身。
“我知道你还指望这一回能成呢。”他继续说，丝毫没有反抗的意思，“这屋顶迟早都会这样被烧掉的，只不过这回被我解决了。你要怎么跟你的朋友说？”
他的消防外套背后有一条长长的裂口，露出了脊背，上面全是烧伤和烟熏的痕迹。他掉在了那枚燃烧弹的上头。“我的天。”说着，我手忙脚乱地想要检查他的烧伤有多严重，却又不敢触碰他。我不知道这些伤口有多深，但似乎只有外套裂了口的那一小块地方有伤。我试图将他身下的那枚炸弹拔出来，可弹壳就跟火炉一样烫。好在它没有融化。我之前铺的沙子和朗比的身体一起扑灭了它。但我不知道，一旦接触空气，它会不会再次燃烧起来。我慌乱地环顾四周，搜寻桶和手摇泵。朗比下来的时候，一定把它们也带下来了。
“你在找武器吗？”朗比吐字如此清晰，让人很难相信他此刻受了伤，“干吗不干脆把我扔在这儿呢？让我晾在外面，不到明早我就死透了。还是说，你更想偷偷干你的肮脏勾当？”
我站起来，抬头冲着屋顶上的人大喊。其中一人将手电筒朝下晃了晃，但光柱没够着我们。
“他死了吗？”有人向下面喊道。
“叫救护车，”我说，“他烧伤了。”
我扶着朗比站起来，尽量避开伤口撑起他的背。他踉跄几下，靠在了墙壁上，看着我把一块木板当铲子掩埋那枚燃烧弹。一根绳子被放了下来，我将绳端绑在朗比身上。自从我扶起他后，他就再没开口说话。他任凭我在他的腰间绑上绳子，只是眼都不眨地盯着我看。“我真该让你憋死在地下墓室里。”他说。
他倚墙站着，身体几乎完全压在木板上，只有双手还撑着。我知道他没有力气握住绳子，便把他的双手放到了松垮垮的绳子上，又缠了一圈。“在耳语回廊的那天，我就盯上你了。我知道你不恐高。你一觉得我会破坏你的宝贵计划，就跳了下来，能这么做可不恐高。你干吗要这么做，良心发现了？跪在这里跟个小孩似的，哼哼叽叽地说‘瞧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啊’？你真叫我恶心。但你知不知道自己一开始是怎么暴露的？是那只猫。谁都知道猫讨厌水，除了该死的纳粹间谍。”
有人拉了拉绳子。“继续拉。”我叫道，于是绳子被拉紧了。
“那个妇女志愿服务队的婊子呢，她也是间谍？本来要在大理石拱门站跟你碰头？还告诉我那地方要被炸了。你这间谍真糟透了，巴塞洛缪。你的同伙早在9月就炸过那地方了，只不过现在又开放了。”
绳子猛地往上一拉，开始带着朗比上升。他扭动双手，好抓得更紧。他右边的肩膀蹭到了墙壁，于是我伸手轻轻将他转了转，好让他换成左肩挨墙。“你现在犯了大错，你知道吧。”他说，“你该杀了我的，我要揭发你。”
我站在黑暗中，等待绳子再次放下来。朗比抵达屋顶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意识。我穿过消防队的人群，走向穹顶，之后去了地下墓室。
这天清晨，我“叔叔”的那封信到了，随信附有一张五英镑的纸币。
12月31日邓沃尔西的两名跟班在圣约翰伍德接我，告诉我，我测验迟到了。我甚至懒得抗议。我拖着步子顺从地跟在他们后头，都没有去想他们这样让一具行尸走肉去测验有多不公道。我有多久没睡觉了？从昨天去找埃诺拉开始，我已经有一百年没睡过觉了。
邓沃尔西在测验大楼里，冲我眨着眼。两名跟班中的一人递给我一张试卷，另一人负责计时。我把试卷翻了翻，纸面蹭上了伤口涂抹的烧伤膏的油痕。我茫然又困惑地瞪着伤口。之前给朗比翻身的时候，我徒手抓住了那枚燃烧弹。可现在，我的伤口都在手背上。突然间，朗比不依不饶的声音告诉了我答案：“这是绳子擦伤的，你个白痴。纳粹间谍都没学过该怎么好好顺着绳子往上爬吗？”
我低头看向试卷。上面写着：落在圣保罗大教堂上的燃烧弹的数量___空投雷的数量___高爆弹的数量___最常用的扑灭燃烧弹的方法___消灭空投弹的方法___消灭高爆弹的方法___消防队一队志愿者数量___二队的人数___伤亡人数___死者人数___这些问题都没道理啊。每个问题后面都只留了一小格空栏，只够填个数字。扑灭燃烧弹的最常用方法，我所知道的一切，怎么塞得进这么一个小小的空格里？怎么没有关于埃诺拉、朗比，还有那只猫的问题呢？
我走到了邓沃尔西的桌前。“圣保罗大教堂昨夜险些就烧没了。”我说，“你这问的都是些什么问题？”
“你是来答题的，巴塞洛缪先生，不是提问。”
“试卷上没有任何关于人的问题。”我说，感觉包裹住自己怒火的弹壳正在熔化。
“当然有了。”说着，邓沃尔西翻到了试卷的第二页，“伤亡人数，一千九百四十。伤于轰炸、弹片，还有其他原因。”
“其他？”我问。我头上的屋顶随时都会垮下来，化作一团狂暴的灰泥之雨。“其他？朗比用自己的身体扑灭了一枚燃烧弹。埃诺拉得了感冒，日益严重。那只猫……”我从他面前一把抢回了试卷，在“轰炸”二字后头的小格空栏里张牙舞爪地写下“一只猫”。“你一点也不在意他们？”
“从统计学角度来讲，他们都很重要。”邓沃尔西说，“但作为个体，他们对历史的进程没有什么意义。”
我条件反射式地爆发了。令我惊讶的是，邓沃尔西也几乎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我擦过他的半边脸，打掉了他的眼镜。“他们当然有意义了！”我吼道，“他们就是历史，不是这些该死的数字！”
他那两名跟班的反应倒是很快，没等我再次动手，他们就按住我的两只胳膊，把我拖出了房间。
“他们被扔在过去，没人去救他们。他们伸手都看不见自己的手指，还有炸弹砸在身边，而你说他们不重要？这就是你所谓的历史学者的态度？”两名跟班将我拽出门，拖过走廊。“朗比拯救了圣保罗大教堂。什么人还能比这更重要？你不是历史学者！你只不过是个……”我想用最恶毒的话骂他，一时之间却只能想起朗比常用的词。“你只不过是个纳粹间谍！”我咆哮道，“你只不过是个懒惰的布尔乔亚婊子！”
他们将我四脚朝天地扔了出去，重重地关上了门。“就算给我钱，我也不当什么历史学者了！”我吼道，动身去看那块大火纪念碑。
12月31日我只能一点一点地写下这些。我手上的伤很重，邓沃尔西的跟班又让情况更严重了。基芙琳每隔一阵就会过来，仍是一脸圣女贞德式的表情。她给我的双手涂了药膏，涂得太多，我连笔都握不稳了。
圣保罗大教堂站当然已经不在了，于是我在霍尔本下了车，步行前往目的地，一路回想着伦敦大火的第二天早上，我最后一次和马修斯主教见面时的场景。
“我了解到，今天早上你救了朗比一命。”他说，“我还了解到，昨晚是你们联手拯救了圣保罗大教堂。”
我把那封“叔叔”寄来的信给他看，他盯着它，仿佛不明白它是什么。“没有什么东西是拯救一次就能直到永远的。”他说。有那么可怕的一瞬，我以为他要告诉我朗比死了。“我们应该继续拯救圣保罗，直到希特勒把轰炸目标转移到别处。”
伦敦空袭很快就会结束了，我想告诉他。后面会接连几周继续轰炸周边的乡村。坎特伯里、巴斯，轰炸目标主要是教堂。你和圣保罗大教堂都会幸存到战后，见证大火纪念碑的落成式。
“不过我挺有信心，”他说，“相信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是的，先生。”我想起了大火碑，历时虽长久，上面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辨。不，先生，最糟糕的时候还没有过去。
快登上路德门山的顶部之前，我还有方向感。之后，我却完全迷了路，像个在墓地里瞎走的人一样四处游荡。我没想起来，那团废墟竟和朗比想要挖我出来的那堆灰泥如此相像。我到处都找不到那块石头。最后，我险些跌倒在了它上头，于是猛地往后一跳，仿佛踩到了尸体。
它是唯一剩下来的。广岛核爆遗址上应该有几棵幸存下来的树。丹佛则有议会大厦的台阶。但它们都没刻着：“铭记圣保罗大教堂消防队的男男女女，是他们在上帝恩典的照耀之下，拯救了大教堂。”上帝的恩典。
石碑的一部分被削掉了。有历史学者称，上面原本还有一行字：“直到永远。”可我不相信，只要马修斯主教也参与了，我就不信。而且，石碑要纪念的那些消防员也不会相信这句话，哪怕一分钟。我们每扑灭一枚燃烧弹，就是救了圣保罗大教堂一次，但也只能救到下一枚燃烧弹落下来为止。我们一直盯着那些高风险的地方，用沙子和手摇泵扑灭小火，用自己的身体扑灭大火，只是为了让这座错综复杂的巨大建筑不被烧毁。这在我听来，简直就像“历史学实习项目401”的课程简介。现在发现做一名历史学者到底有何意义可真是个好时机，毕竟我刚刚主动抛弃了成为历史学者的机会，就和那些人抛掷燃烧弹一样轻而易举！不，先生，最糟糕的时候还没有过去。
石碑上还有些烧灼的痕迹，传说中那是一枚炸弹爆炸时圣保罗大教堂的主教曾跪过的位置。当然，这一听就很假，毕竟谁会在大门前祈祷呢。那痕迹更可能是某个路人的身影，他正在那里打听风车剧院怎么走。或是某个女孩，她正给一个消防队志愿者送去围巾。又或者是一只猫。
没有什么是拯救一次就能直到永远的，马修斯主教，我从头一天走进教堂的西门，在一片黑暗中眨眼睛的时候起，就已经明白这个道理。可我还是感觉糟糕透了。站在这齐膝深的瓦砾中，知道自己无法从这堆东西里挖出一张椅子或是一位朋友，知道朗比到死都以为我是纳粹间谍，知道埃诺拉有一天来找我，我却不在了，这感觉真是糟糕透了。
但这还不算最糟糕的。朗比和埃诺拉如今都去世了，马修斯主教亦然，他们至死也不知道我一直以来都知道的那件事。正是那件事，令我在耳语回廊里双膝跪地，因悲痛与内疚几欲呕吐：到头来，我们谁也拯救不了圣保罗大教堂。
我回到房间，任由基芙琳给我的双手上药。她想让我睡上一觉。我知道自己应该收拾行李走人了。如果等他们来赶我走，就太丢脸了。可我没有力气违抗她。她看上去太像埃诺拉了。
1月1日我显然不仅睡了整整一夜，连早晨邮差送件的时间也错过了。刚一醒来，我便瞧见基芙琳正坐在床尾，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你的成绩到了。”她说。
我抬起胳膊遮住眼睛：“他们想要效率的时候，还是非常有效率的，不是吗？”
“是的。”基芙琳说。
“那，咱们看看吧。”说着，我坐起来，“他们赶我走之前，我还有多长时间可以收拾东西？”
她将薄薄的电脑打印的信封递给了我。我沿着打孔线将它撕开。“等等。”她说，“在你打开之前，我有话对你说。”她轻轻将手放在了我的伤口上，“你误解了历史系的人，他们其实是好人。”
我没料到她会这么说。“我可不会形容邓沃尔西是好人。”说着，我一把扯出了信封中的纸片。
基芙琳的表情毫无变化，即便她肯定看到了我放在膝头的那张成绩单。
“好吧。”我说。
成绩单由可敬的邓沃尔西亲自签发。我得了一等，成绩优异。
1月2日今天早上，邮箱里收到了两样东西，其中一个是基芙琳的任务指令。历史系早就算好了一切，包括让她在这里停留足够长的时间来照料我，甚至包括为历史专业的学生刻意炮制一场烈火的考验。
我想，我宁肯相信这是真的，一切都是他们的安排，埃诺拉和朗比只是雇来的演员，那只猫只是智能机器人，内部都是机械装置。不是因为我不愿相信邓沃尔西是好人，而是因为这样一来，我才能免受那噬骨的痛苦——无法得知他们后来的遭遇的痛苦。
“你说过，你是在1400年的英格兰实习的？”我问，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她，就像当初打量朗比时那样。
“是1349年，”她说，表情因为陷入回忆而放松下来，“瘟疫爆发的那年。”
“天啊。”我说，“他们怎么能那样做？瘟疫的系数是十。”“我自带免疫力。”说着，她看向自己的双手。
由于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我拆开了另一封邮件。这是一份关于埃诺拉的报告。电脑打印，全是事件、日期和统计数据——历史系最心爱的数字。但它告诉了我一件事，一件我本以为再也无缘得知的事：埃诺拉后来感冒好了，并在伦敦大轰炸中幸存了下来。年轻的汤姆死于德国人针对巴斯的空袭——但埃诺拉一直活到了2006年——即圣保罗大教堂被炸毁的前一年。
我不知该不该相信这份报告，但那已经不重要了。它的到来，就跟朗比替老人念报纸的行为一样，只是一桩充满人性的善举。他们算好了一切。
也不是一切。他们并没有告诉我朗比后来如何了。可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知道结果：我救了他的命。或许第二天，他就死在了医院里，但那也无妨。我还发现，尽管历史系煞费苦心想让我学会一个道理——没有什么东西是拯救一次就能直到永远的——可我并不太认同。也许朗比就能。
1月3日今天我去见邓沃尔西了。我不知自己该说些什么——一堆浮夸的胡言乱语，表示自己很乐意做历史的守望者，以沉默而神圣的姿态保卫人类的心灵，不让燃烧弹破坏它。
可他只是隔着桌子，冲我眨了眨那双近视的眼睛。我觉得，他眨眼的对象，可能其实是圣保罗大教堂永远消失前留在阳光下的最后一抹明亮身影。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过去是无法拯救的。于是，我只是说：“打坏了您的眼镜，我很抱歉。”
“你喜欢圣保罗大教堂吗？”他问。我怀疑自己误读了他的表情，就像第一次遇到埃诺拉时那样。他可能并不是在哀悼伤感，事实跟这毫不相干。
“我爱它，先生。”我说。
“是啊。”他说，“我也爱它。”
马修斯主教错了。整个实习期间，我都在与记忆作斗争，到头来却发现它并不是我的敌人，身为一名历史学者也根本不是什么神圣的负担。因为邓沃尔西并非在对着最后那个早晨的致命阳光眨眼，而是透过第一个下午的明亮天光，望向圣保罗大教堂宏伟的西门，就像朗比，就像它的一切，每一个瞬间，都留存在了我们心里，直到永远。
【注释】
基督教圣徒，一生中至少进行了三次宣教之旅，足迹遍布小亚细亚、希腊、意大利各地。
在英文中，圣保罗大教堂为stpaul'scathedral。
伦敦西北部的地名，历史上为圣约翰骑士团的领地。
霍雷肖·纳尔逊，英国著名海军将领，于1805年在对抗法国和西班牙联军的特拉法加战役中殉职，遗体长眠在圣保罗大教堂地下的一座石棺里。
英国以学术类书籍闻名的百年书店，就位于牛津大学圆形大厅的对面。
原文stone为“英石”的意思，重量单位，一英石相当于十四磅。
一种当时流行在睡前喝的饮料。
原文为airraidprecautions，“诶亚皮”为其首字母的读音。
俚语，意思是“教我一手”。
英国著名设计大师、建筑师，原先的圣保罗大教堂于1666年毁于大火，在他的主持下设计并重建。
即哑弹的英文缩写。
伦敦东部旧区，现为陶尔哈姆莱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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