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妮·威利斯/著
敬雁飞/译
康妮·威利斯，美国作家，曾十一次获得雨果奖，八次获得星云奖，获奖之多科幻史上无人可与之比肩。2009年进入科幻名人堂，2011年被美国科幻作家协会评为第二十八届“科幻大师”。本故事最初于1982年发表在《阿西莫夫科幻杂志》，后来摘取了雨果奖与星云奖。
历史战胜了时间。此外胜者唯有永恒。
——沃尔特·雷利爵士《世界史》
9月20日我第一件去找的东西，自然是那块大火碑。当然了，它还不在那儿。要等到1951年，人们才会把它建起来，非常可敬的沃尔特·马修斯主教还会发表一段致辞。而现在还是1940年。我知道。我昨天才去看过大火碑，因为我心里有种错觉，仿佛看一看那犯罪现场能有点用处。可它并没有。
本来，唯一对我有用处的，就是恶补一堂关于伦敦大轰炸的课，还有再多给我点时间。然而这两样都办不到。
“时间旅行可不是搭地铁，巴塞洛缪先生。”可敬的邓沃尔西如是说，同时透过古董般的眼镜对我眨着眼睛，“你要么22日去报道，要么就干脆别去了。”
“可我没准备好。”我这么说，“您瞧，我花了四年的时间，准备去和圣保罗一起游历四方。是圣保罗，不是圣保罗大教堂。您不能指望我在两天时间内，就准备好去大轰炸期间的伦敦。”
“不，”邓沃尔西说，“我们能。”话题结束。
“两天！”我对着室友基芙琳大喊道，“就因为一台白痴电脑自动给圣保罗后面加了个s！当我把这一点告诉可敬的邓沃尔西的时候，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他说，‘时间旅行可不是搭地铁，年轻人。我建议你好好准备。后天你就要出发了。’这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不，”她说，“他不是废物。他是那个领域最厉害的人了。关于圣保罗教堂的那本书就是他写的。也许你应该多听听他的话。”
我原本还指望基芙琳至少能对我的遭遇有点同情。她之前的实习项目被从15世纪的英格兰换成了14世纪的英格兰，那时候她可是气得歇斯底里。而且不管14世纪还是15世纪，哪儿够资格充当实习项目？哪怕算上当时的传染病，它们的危险系数也不会超过五。伦敦大轰炸的系数是八，而圣保罗大教堂的系数——我真走运——是十。
“你认为，我应该再去找邓沃尔西一次？”我问。
“是的。”
“可那又能怎样？我只有两天时间。我不了解那个时代的货币、语言，还有历史。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是个好人。”基芙琳说，“我认为你最好听听他的建议，趁你还能听。”好人基芙琳，她总是那么善于倾听。
而此刻，我站在敞开的教堂西门内侧，傻乎乎地寻找着一块尚未出现的石碑，活像个乡下男孩——我的角色正是个乡下男孩——这都要归咎于那个“好人”。多亏了他，对于这回的实习项目我能有多措手不及，就有多措手不及。
教堂门以内，我只能看清几英尺远的地方。我瞧见一段长长的距离之外，有烛光在微弱地闪烁，同时一团白色的东西在朝我靠近。是一名教堂司事，抑或就是非常可敬的主教本人。我掏出了远在威尔士的牧师叔叔写给主教的介绍信，又拍了拍背后的口袋，确保我从牛津大学图书馆偷出来的《牛津英语词典修订版（增补历史卷）》的微缩胶片还在。我不能在对话中途把它拿出来瞧，但如果运气还行，第一次跟人对话时，我应该能根据语境蒙混过关，事后再去查那些没听懂的词。
“你是诶亚皮的人吗？”他问。他年纪不比我大，比我矮一头，还更瘦些，看起来几乎像个苦行僧。他让我想起了基芙琳。他身上那团白色的东西并不是衣服，而是紧紧攥在胸前的一个物件，换作其他场合，我可能会觉得那是一只枕头。换作其他场合，我也听不懂他刚刚说的是什么。不过，我没机会把以前用来学习南地中海拉丁语和犹太法典的时间，拿去学习伦敦腔以及空袭时该怎么做了。我只有两天时间，而比起告诉我诶亚皮是什么东西，可敬的邓沃尔西更愿意跟我谈谈历史学者肩负的神圣责任云云。
“你是不是？”他又问了我一遍。
我考虑了下要不要干脆还是把《牛津英语词典修订版（增补历史卷）》掏出来，反正当时的威尔士是外国。可我不认为1940年就有微缩胶片了。诶亚皮，它可能是任何东西，包括消防队的绰号。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否认是很不安全的。“不是。”我说。
他突然向前一冲，经过我身边，探头朝门外看去。“该死。”他回到我这边，“那他们人在哪儿？一群懒惰的布尔乔亚塔特！”看来，根据语境蒙混过关是行不通了。
他仔细打量着我，目光中透出怀疑，仿佛他觉得，我只不过是在假装自己不是诶亚皮的人。“教堂关门了。”他最后说道。
我举起信封，说：“我叫巴塞洛缪。马修斯主教在吗？”
他又朝门外望了一会儿，仿佛仍然觉得那群懒惰的布尔乔亚塔特随时会出现，并且做好了用白枕头攻击他们的准备。他转过身，像个导游似的对我说：“这边请。”
他领着我朝右走，经过中殿以南的过道。谢天谢地，我之前把教堂的布局图给背了下来，否则像此时此刻这样，跟着一个骂骂咧咧的教堂司事走进彻底的黑暗，这种局面的古怪意味恐怕足以吓得我冲出西门，回到圣约翰伍德。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还是有一点帮助的。我们应该正在经过第二十六号地点：霍尔曼·亨特的名画《世界之光》前，画上是手提灯盏的耶稣——不过这里太黑，什么也看不见。那盏灯真该给我们用用。
他在我前面猛地一停，口中仍在怒骂。“我们又没要求住萨沃伊酒店，不过是要几张简易床而已。纳尔逊的情况都比我们强，至少他还有枕头可以用。”黑暗之中，他像挥舞火炬一样，气势汹汹地挥了挥手里那团白色玩意儿。原来那真是枕头。“我们两星期前就向他们申请了，可现在还是这样子，睡在特拉法加战役阵亡将军的坟头，因为那些贱货想和维多利亚的汤米们玩茶和松饼，让我们自己去玩儿命！”
他似乎也没指望我对这番怒骂做出什么回应。很好，因为他的话我只能听懂大概三分之一的关键词。他踏着重重的步子继续向前，离开了那只圣坛蜡烛可怜的照明范围，再次进入黑洞中。现在是二十五号地点：通往回廊、穹顶和图书馆（不对公众开放）的楼梯。我们上了楼梯，走向一间大厅，再次停留在一堵中世纪的大门前，他敲了敲。“我还得过去候着他们。”他说，“如果我不在那儿，他们很可能会把床搬到教堂里头去。让主教再给他们打个电话，知道了吗？”他转身朝石梯走去，仍然抱着他的枕头，就像抱着个盾牌似的。
他已经敲过门，可这扇门是用至少一英尺厚的栎木做的，非常可敬的主教显然没有听见，所以我得再敲一次。是的，这么说吧，手持炸弹准备自爆的人总得下手，可即便知道一切很快就会结束，自己甚至来不及产生任何感觉，但要喊出“就是现在！”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此刻我站在门前，诅咒着历史系与可敬的邓沃尔西，诅咒着那台弄错了我的实习项目的电脑——都怪它把我送到了这堵黑暗的门前，手里只有一封来自捏造出来的叔叔的介绍信，而我不信任那个假叔叔，正如我不信任其他那些人。
就连向来可靠的牛津大学图书馆这回也让我失望了。我通过贝利奥尔学院和主终端跨馆订阅的那批研究资料，很可能现在才抵达我的房间，和我相隔了一个世纪之遥。还有基芙琳，她明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实习项目，本该有很多建议可以给我，然而直到我开口求助，她都像个圣徒似的只是一言不发地旁观。
“你去见过邓沃尔西了吗？”她说。
“见过了。你想知道他给了我一些什么样的宝贵信息吗？沉默与谦逊是历史学者的神圣负担。他还告诉我，我会爱上圣保罗大教堂的。不愧是大师的教导，字字珠玑啊。不幸的是，我需要知道的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会有炸弹落下来，这样我才不至于被砸中。”我重重地摔在床上，“你有任何的建议吗？”
“你擅长检索记忆吗？”她问。
我坐起来：“挺擅长的。你认为我应该吸收些资料？”
“现在没时间了。”她说，“我觉得你应该把所有东西直接放进长期记忆。”
“你是说，用内啡肽？”我问。
使用记忆辅助药物帮你把信息放进长期记忆，这么做的最大问题在于，那些信息不会在你的短期记忆中停留哪怕一微秒，因此检索起来格外困难，更别提它会令人精神不安了。你会突然发现自己了解某件事物，尽管这件事物你过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会给你一种最让人心慌的记忆错乱感。
然而，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检索本身，而非它带给你的古怪感觉。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大脑到底是怎么提取其存储物的，但短期记忆肯定参与其中。信息在短期记忆中停留的短暂的，有时甚至是极微不足道的时间，除了让你话到嘴边能说出口，显然还发挥着其他作用。检索是一个包括了分类、整理在内的复杂过程，而短期记忆显然在此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如果没有短期记忆，又不使用之前帮你把信息放进长期记忆的药物或人工辅助品，就不可能做到检索信息。我曾为应付考试用过内啡肽，检索信息时并没有遇到任何麻烦。而且看样子，我的时间所剩无几，想将所需的信息全部存进脑子，这是唯一的方法。但这也意味着，信息存储完毕后，我也不会知道自己需要知道的任何信息，就连先知道然后瞬间忘记的机会都没有。如果我要检索什么，那么只有在检索成功的那一刻，我才会知道它是什么。在此之前，我会对它一无所知，好比它根本没有存放在我的记忆迷宫的某个角落里。
“没有人工辅助品你也能检索，对吧？”基芙琳一脸怀疑地问。
“我想，不行也得行了。”
“在压力环境下呢？睡眠不足的情况下？体内的内啡肽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也行？”
她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样的实习项目啊？对此她从未提过只言片语，而本科生按规矩也不该提问。中世纪的压力因素？我还以为中世纪的人都睡得可好了呢。
“但愿能。”我说，“不管怎样，如果你觉得这个法子能帮上忙的话，我愿意试一试。”
她看着我，脸上还是那副殉道者般的表情，说：“没什么法子能帮上忙。”谢谢你啊，贝尔奥尔的圣基芙琳。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尝试了。这总比坐在邓沃尔西的办公室里，看着他透过老古董眼镜冲我眨眼，告诉我我会爱上圣保罗大教堂要强。因为向牛津大学图书馆申请的资料没有到，我刷爆了信用卡，在布莱克威尔书店大买一通：“二战”时期的磁带、凯尔特文学、公共交通工具的历史、旅游指南，总之包括我能想到的每一样东西。我租了一台高速录音机，又注射了药物。结束之后，我并不觉得自己的知识比之前更丰富了，因此非常恐慌，以至于赶紧搭地铁去了趟伦敦，跑去路德门山瞧那块大火纪念碑，想看看它能否唤起任何记忆。它没有。
“你的内啡肽水平还没有恢复正常。”我这么告诉自己，尽量放松心情，但一想到实习项目迫在眉睫，放松心情是不可能的。孩子，那可是真枪实弹啊。就算你只是个去实习的历史专业的学生，也不代表你不会死在那里。搭地铁打道回府的路上，我在读历史书，一直读到今天早上，邓沃尔西的跟班来带我前去圣约翰伍德。
我把《牛津英语词典修订版（增补历史卷）》的微缩胶片塞进了后面的口袋，之后就出发了，觉得自己这回似乎只能凭借聪颖的天资生存了，也希望能在20世纪40年代搞到人工辅助品。当然了，在那里的第一天，我肯定能平安无事地混过去——我是这么以为的。而现在，来这儿以后，别人几乎才对我开口，我就手足无措了。
不过呢，倒也不是完全手足无措。尽管基芙琳建议不要放任何东西进短期记忆，但我还是把英国的货币、地铁系统的地图，还有自己就读的牛津的地图给背了下来。我当然能成功应付主教了。
我刚刚鼓起勇气要再敲时，主教开了门。果然就和自爆一样，来得快去得快，毫无痛苦。我把介绍信递给他，他握了握我的手，说了些我能听懂的话，大意是很高兴我们又多了一名同伴，巴塞洛缪。他看上去紧张而疲惫，仿佛假如我告知他伦敦大轰炸刚刚爆发了，他就会晕倒似的。我知道，我知道：要闭上你的嘴。所谓的“神圣的沉默”，云云。
他说：“咱们应该让朗比带你四处参观一下。”我猜，朗比就是自己之前遇见的抱枕头的教士。不出我所料。他在楼梯底端和我们碰了头，略微有点气喘吁吁，但兴高采烈。
“床到啦。”他对马修斯主教说，“她们简直像是在赏赐咱们似的，一个个穿着高跟鞋，装腔作势的。其中一个对我说：‘亲爱的，为了你们，都耽搁我们喝下午茶啦。’我回她：‘这样啊，也挺好。你看起来瘦个一二石比较合适。’”
看样子，就连马修斯也没完全听懂他在说什么。马修斯问：“你把床安到地下墓室里了吗？”然后，他给我们彼此做了介绍。“巴塞洛缪先生才从威尔士过来。”他说，“他要加入我们的志愿者。”志愿者，不是消防队。
朗比带我四处转了转，在一大片黑暗中，他指着各种各样的昏暗地点给我介绍着，然后把我拉到了地下墓室，参观铺设在这些坟墓之间的十张折叠式帆布床。顺便我还看了纳尔逊将军那口黑色大理石制成的棺柩。他告诉我，头一晚不用守夜，建议我上床睡觉，因为在空袭期间，睡眠是最宝贵的东西。对此我深以为然。否则，他也不会一直把那只可笑的枕头紧紧扣在胸前，仿佛那是他的挚爱了。
“在这底下还听得见警报吗？”我问，好奇他会不会把脑袋都埋在枕头里。
他环视着低矮的石头天花板。“有时候听得见，有时候听不见。布里顿得喝杯好利克才睡着得，本斯-琼斯就算屋顶垮了也吵不醒，我必须有枕头。最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也要睡够八小时，否则，你就会变得跟行尸走肉一样，然后丢掉小命。”
做完这番令人愉快的交代之后，他就去部署今晚的值夜了，并把枕头放在一张简易帆布床上，嘱咐我别让任何人碰它。于是我就坐在这里，等待到这里之后的第一声空袭警报响起，同时试着把今天经历的一切都记下来，趁自己还没有变成行尸走肉，或者根本走不动的死肉。
我用偷来的《牛津英语词典修订版（增补历史卷）》稍稍破解了下朗比说的话，成果尚可吧。“塔特”要么是指甜点，要么是指妓女（我猜他是指后者，尽管我没能猜出那个枕头是什么）。“布尔乔亚”是个用来概括中产阶级的一切缺陷的笼统词汇。“汤米”是士兵的意思。“诶亚皮”我试遍了所有的拼法都没有查到，正要放弃时，长期记忆里蹦出了战时节略语与缩写的用法（上帝保佑你，圣基芙琳），于是我意识到，这个词一定是某种缩写。诶亚皮。空袭防御组织。不然，你还能管谁要那些该死的简易床呢？
9月21日现在，我已经度过刚刚抵达这里之后的恐慌期了。我意识到，历史系忘了告诉我，在这三个多月的实习期间我该做些什么。他们只给了我这本日志、一封舅舅写的介绍信、十英镑的战前货币，就把我送回了过去。光是搭火车和地铁，那十英镑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而它原本是该支撑到12月底的，届时我会收到第二封信，内容是威尔士的叔叔生病了叫我回去，于是我要靠那钱返回圣约翰伍德。到那时为止，我都得在地下墓室里和纳尔逊住在一起，朗比还告诉我，棺柩中的纳尔逊是被泡在酒精里的。我很好奇，如果我们哪天被炮弹砸中，他是会像根火把似的烧起来，还是仅仅化成一摊腐水，缓缓淌到地下墓室的地板上。这儿的伙食全靠一台小煤气炉，可供应极糟糕的茶和难以描述的腌鲱鱼。而我为如此豪华大餐付出的代价，就是得站在圣保罗教堂的屋顶上灭火。
我还必须完成此次实习的目标，不论它是什么。目前，我唯一关心的，就是在收到叔叔的第二封信、召我回家之前，保住这条小命。
在朗比有空“给我看看绳索”之前，我只是干着让新人打发时间的闲活儿。我把他们用来煎那些恶心小鱼的长柄平底煎锅给刷干净了，把木质折叠椅堆放在了地下墓室里圣坛所在的那一头（得平着放，而不是竖着，因为这玩意儿在半夜容易像炸弹一样轰然倒塌），然后尽量睡觉。
我显然不是那种在空袭期间也能一觉睡到天亮的幸运儿。大半个夜里，我都在思考圣保罗大教堂的危险系数是几。实习项目的最低要求是六。昨天我已经坚信这儿的系数是十，因为地下墓室简直是轰炸的靶心。早知如此，我还不如申请去美国丹佛呢。
迄今为止我遇到过最有趣的事，就是看到了一只猫。我很惊喜，但尽可能没表现出来，因为这儿的人对它们似乎见怪不怪了。
9月22日还是在地下墓室里。朗比时不时地匆匆来一趟，嘴里咒骂着各种政府部门（全都是简称），并且许诺会带我上屋顶瞧瞧。与此同时，我把闲活儿都干完了，开始自学使用手摇式灭火泵。基芙琳之前担心我的记忆检索能力是操心过头了。迄今为止，我都没遇上这方面的麻烦。事实正好相反。我提取出关于消防的信息，想起了一整本带图片的手册，其中就包括手摇式灭火泵的使用教程。如果腌鲱鱼不慎把纳尔逊将军点着了，我应该能成为英雄。
昨天夜里真够刺激的。警报响得早，一些负责打扫城里的办公设施的打杂女工就和我们一起歇在了地下墓室里。其中一人把我从沉睡中吵醒了，因为她发出了空袭警报般的尖叫。她似乎是看到了一只老鼠。我们不得不拿着橡胶靴对着坟墓和床底下一阵乱拍，才说服她老鼠已经跑了。历史系的用意显然就是这个了：让我杀老鼠。
9月24日朗比带我四处参观。进队之后，我又得从头学一遍手摇式消防泵的用法，他们还给我发了橡胶靴子和金属头盔。朗比说，艾伦指挥官正在给我们准备防火布制的消防外套，但还没有搞到手。所以现在，我站在屋顶上，身上只裹着自己的羊毛外衣和围巾，尽管才9月，这上面却冷得不行。感觉就像已经到了11月，看起来也像，因为没出太阳，天色荒凉阴郁。我们攀上教堂穹顶，上了房顶，这里本该是一片平坦，实际上却布满了塔楼、尖顶、檐槽和雕像，简直像是为了捕捉到原本碰不到的燃烧物而特意打造的。他们给我示范了如何在燃烧物把屋顶烧穿、继而把教堂点着之前，用沙子把火扑灭。还给我看了绳索（真是字面上的意思），它们就堆放在穹顶底下，以供有人需要爬上西侧的塔楼或者穹顶之上的时候使用。然后我们下了屋顶，回到耳语回廊。
朗比一路都在不停地解说，部分是给我一些实用的指示，部分是讲解教堂的历史。进入回廊之前，他把我拉到南面的门前，告诉我克里斯托弗·雷恩是如何站在原先的圣保罗教堂烟熏火燎的废墟中，吩咐一名工人去墓地里捡一块石头，好拿来当奠基石的。工人捡来的墓石上用拉丁文写着“我将死而复生”，像个冷幽默，令雷恩印象深刻，于是他把这话刻在了新教堂大门的上方。朗比介绍的时候一脸沾沾自喜，仿佛他说的这些不是随便哪个历史系的大一学生都知道的东西。但我想，要不是大火碑的强烈冲击，这其实还算是段佳话。
朗比加快脚步，带我走上台阶，来到环绕着耳语回廊的狭长阳台之上。他已经朝阳台的另一头绕去，同时对我大喊着一些尺寸和声学之类的东西。他在对面的墙壁前停了下来，面壁低声说：“你现在之所以能听见我的悄悄话，是因为这座穹顶的形状。声波在穹顶的边缘得到了加强。发生空袭的时候，这地方听起来真跟世界末日一个样。穹顶有一百七十英尺宽，比正厅高八十英尺。”
我朝下看去。栏杆在我的下方消失了，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朝我扑来。我紧紧抓住了跟前的某个东西，脚下不稳，心中作呕，一下子跪倒在地。太阳已经出来了，整个圣保罗大教堂仿佛沐浴在金光之中。就连木雕的唱诗席、白色的石柱子、铅灰的管风琴管子，全都镀上了一层金色。
朗比来到我身边，试图把我拉开，让我松手。“巴塞洛缪，”他吼道，“你哪里不对劲？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啊，老兄。”
我知道自己必须告诉他，如果我松手，圣保罗大教堂和全部的过往就会统统砸到我头上来，而我不能让那种事发生，因为我是一名历史学者。我说了些什么，但肯定不是我原本想说的话，因为朗比的手只是抓得更紧了。他拼命把我从栏杆上拖开，拽回到楼梯上，任我四肢无力地瘫倒在地，他从我身边退开一步，没有说话。
“我不知道刚才是怎么了。”我说，“我以前从来没有恐过高。”
“你在发抖。”他尖声说，“你最好上床躺下。”他领着我回了地下墓室。
9月25日记忆检索：空袭预警组织手册。轰炸受害者的症状。第一阶段：休克，意识麻木，感知不到自己受了伤，说出旁人听不懂的话。第二阶段：发抖，噩梦，恶心反胃，感到受伤，出现丧失感，回到现实。第三阶段：控制不住地话多，渴望向救援人员解释自己的休克表现。
朗比必然认出了这些反应，但他怎么解释，我们这里并没有遭到轰炸这一事实呢？我几乎无法向他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出现休克，而且阻止我开口的，并不仅仅是历史学者的神圣的沉默。
他至今什么都没说，事实上还安排了我明天晚上第一次去值夜，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而他看起来也不比其他人更心事重重。迄今为止，我在这里遇到的每一个人都紧张不安（但之前我放进短期记忆的信息是：空袭期间所有人都非常冷静），而自我到来后，这周围还没有遭受过轰炸。炸弹主要是落在了伦敦东区和码头区。
今晚，我脑子里冒出了“uxb”这个条目，而我一直在回想主教的举止，以及教堂现在关着门的事实——我明明基本可以肯定，自己在书上读到的是教堂在整个大轰炸期间都不曾关闭。一有机会，我就会尝试检索整个9月发生的事件。至于其他，在我弄清楚自己究竟该完成什么目标（如果有目标的话）之前，实在不知道如何回想起正确的信息。
历史学者并没有什么行动指南，也不受规则限制。我可以告诉所有人自己来自未来，只要我觉得他们会相信。我可以杀掉希特勒，只要我能去德国。不过，真的可以吗？历史系内部有诸多关于时间悖论的说法，那些实习归来的毕业生也从不透露一个字。过去是牢固而不可更改的吗，还是说，每一天都有新的过去产生，而始作俑者就是我们这些历史学者？如果我们的行为会产生后果，那是什么样的后果呢？连会产生什么后果都不知道，我们又怎么敢轻举妄动？我们是必须大胆地干预历史，同时希望这么做不会导致灾难，还是必须袖手旁观，不采取任何行动，眼看着圣保罗教堂被烧成平地，如果这么做才不会改变未来的话？
以上这些，都是适合深夜研究的好课题。不过放在这里，它们就无关紧要了。我不能让圣保罗教堂被烧成平地，就像我不能杀掉希特勒一样。不，也不尽然。昨天在耳语回廊里，我发现了这一点。如果希特勒在圣保罗教堂放火时被我逮到，我的确可以杀了他。
9月26日今天我见到了一个年轻女孩。马修斯主教让教堂开了门，于是消防队干起了打扫清洁的杂活儿，人们也开始再次拥入。那个年轻女孩令我想起基芙琳，尽管基芙琳比她个头儿高得多，也绝对不会把头发卷成那样。她看起来仿佛哭过。基芙琳自打实习归来以后，就是这副模样了。中世纪对她来说太难以承受了。我不禁好奇，她如果在这里又会怎么做。毫无疑问，她会向这儿的神职人员倾诉她的满腔恐惧，而我衷心希望眼前这个神似她的人不会这么做。
“需要帮助吗？”我问道，心里其实一丁点儿忙也不想帮，“我是这儿的志愿者。”
她看上去一脸疲惫。“你没有工钱？”她问，用手绢擦了擦发红的鼻子，“我看到了一些关于圣保罗教堂还有消防队的消息，想着也许能在这儿找份工作。比如，在食堂干活儿，或者别的什么。一份能付钱的工作。”她眼眶泛红，眼里含着泪水。
“抱歉我们没有食堂。”我已经是尽可能和善地说出这句话了，考虑到在基芙琳面前我总是表现得多不耐烦，“而且这地方也算不上真正的避难所。消防队的一些人睡在地下墓室里。但是，恐怕我们的人都是志愿者。”
“那没办法了。”说着，她用手绢轻轻擦拭双眼，“我很喜欢圣保罗大教堂，但没法儿做志愿者，因为我弟弟汤姆从乡下回来了。”我搞不太懂眼前的状况。尽管表面看起来挺悲伤，她的声音听着还算欢快，进门后也没有越哭越厉害的迹象。“我得给我们俩找个合适的住处。汤姆回来了，我们就不能继续睡在地铁里了。”
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当你不由自主地检索到记忆，有时就会产生这种感觉。“地铁？”我问道，想抓住那点记忆。
“一般是在大理石拱门地铁站。”她接着说，“我弟弟汤姆早前在那儿给我们占了位置，我……”她顿住了，把手绢捂向鼻子，擤了一通。“很抱歉。”她说，“这感冒太糟心了！”
红色的鼻头，泪汪汪的眼睛，流鼻涕，呼吸道感染。我刚才居然没开口劝她别哭，也是很难得了。我至今为止没犯什么不可原谅的错误，真是全凭运气。这并不是因为我无法检索长期记忆，而是因为有一半必需的知识，我甚至都没存进长期记忆里去：比如猫、感冒，还有强烈阳光照射下的圣保罗大教堂的模样。或早或晚，我一定会被某件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打个措手不及。不管怎么说，今晚值完夜以后，我要尝试检索记忆。至少，我要弄清楚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东西砸到我的头上来，以及什么时候会砸来。
我见过那只猫一两次了。它浑身炭黑，喉咙前面有一块白斑，简直像是为了灯火管制的时候方便辨认才画上去的。
9月27日我刚刚从房顶上下来，仍然在发抖。空袭刚开始的时候，轰炸主要集中在伦敦东区。那场面叫人难以置信：到处都是探照灯，天空被火光映成一片粉红，倒映在泰晤士河里，爆炸开来的弹壳像烟花一样火光四溅。空气中持续回荡着一股震耳欲聋的轰隆声，间或被飞机从头顶掠过的嗡鸣声打断，接着便是高射炮突突射击的声音重复响起。
午夜时分，炸弹开始落在离教堂很近的地方，发出了恐怖的声响，宛如火车从头顶上碾过。我用上了全部的意志力，才没有猛地趴倒在房顶上，毕竟朗比还在一边看着呢。我不想再给他机会看我出洋相了，就像之前在穹顶时那样。我昂着头，手里牢牢攥着防火沙桶，不禁感到自豪。
凌晨三点过后，轰炸的咆哮声停止了，接下来是将近半小时的间歇，燃烧弹如冰雹一般哗啦啦砸在各处的房顶上。除了朗比，所有人都立即扑向了铲子和消防泵，朗比在盯着我。而我在盯着燃烧弹。
它落在了钟楼的后头，离我只有几米远。它比我想象中的小得多，只有三十多厘米，正急剧地喷发着，朝我的方向喷射出青白色火焰。不消一分钟，它就会熔成一团，烧穿屋顶。火焰，消防员的呼喊，然后是绵延数里的白色碎石，之后便什么都没了，什么也不剩，哪怕是那块大火纪念碑。
耳语回廊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我觉得自己好像说了些什么，朗比脸上浮起一丝不自然的微笑。
“圣保罗大教堂会被烧毁的，”我说，“烧得片瓦不留。”
“是的。”朗比说，“他们就是这么想的，不是吗？把圣保罗大教堂烧成平地，不就是他们的计划？”
“谁的计划？”我傻乎乎地问。
“当然是希特勒了。”朗比说，“不然你以为我在说谁？”他看似随意地捡起他的手摇式消防泵。
空袭预警手册里的页面突然在我眼前一闪而过。我把一桶沙子倒在了仍在喷火的燃烧弹上，飞快地又抓起一桶，继续倒上去。黑烟滚滚翻腾，令我险些找不到自己的铲子在哪儿。我用铁铲的尖端轻轻刨到了被扑灭的燃烧弹，挖起来放进空桶里，又挖了几铲沙子撒在上头。刺鼻的烟熏得我眼泪直流。我抬手用袖子擦了擦泪，看见了朗比。
他压根儿没有过来搭把手的意思。他微微一笑：“那个计划其实不坏。不过，当然了，咱们不会让他们得逞的。消防队就是干这个的，阻止他们。对吧，巴塞洛缪？”
现在，我明白自己实习的目标是什么了。我必须阻止朗比烧掉圣保罗大教堂。
9月28日我试着告诉自己，昨晚是我搞错了朗比的意思，是我误解了他的话。他干吗要烧掉圣保罗大教堂呢？他又不是纳粹间谍。纳粹间谍怎么可能混进消防队来？想到自己那封伪造的介绍信，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我要怎样才能确认他的身份？如果我设个套来试探他，问他一些只有生活在1940年的忠诚的英格兰人才会知道的东西，恐怕我自己才是会暴露的那一个。我必须好好地检索一番记忆才行。
在那之前，我应该盯着朗比。至少目前来说，这很容易办到。朗比刚才安排好了接下来两周的值班表，每趟班我俩都是一起的。
9月30日我知道9月里发生过什么了，朗比告诉我的。
昨晚，我们在唱诗席里穿外套和靴子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他们已经试过一次了。”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感到茫然无措，就跟我初到这里的那天，他问我是不是诶亚皮的人时一个样。
“我是说摧毁圣保罗大教堂，他们已经试过一次了。9月10日的时候，用了一枚高爆弹。你当然不知道了，你人在威尔士嘛。”
我甚至都没听进去他的话。他提到“高爆弹”的那一刻，我瞬间记起了全部。有人把炸弹埋到路面下方，安在了路基上。拆弹小队试过拆除它，但那地方还有一条输气管漏了气。他们决定疏散整个教堂，但马修斯主教拒绝离开。他们终究成功拆除了炸弹，在巴金沼泽将其引爆。我一下子检索出了所有的来龙去脉。
“上次是拆弹小队救了它一命。”朗比这么说，“这附近好像总是有人。”
“是的，”我说，“总是有的。”我从他身边走开了。
10月1日我本以为，昨晚自己突然从记忆中检索出了9月10日的事件，这意味着我取得了某种突破。可是，接下来的大半夜里我只是躺在自己的小床上，拼命想检索出关于“圣保罗大教堂纳粹间谍”的信息，却一无所获。我是不是必须知道自己想查询什么，才能记起它来？若真如此，检索记忆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
也许朗比不是纳粹间谍。那他是什么人？纵火犯？疯子？地下墓室真不是适合思考的地方，这里压根儿就不安静，没有点墓地的样子。打杂女工聊了大半个夜晚，而地下墓室里的声音是被困在墙内的，反而更响亮。我发现她们的说话声令我难以忍受。到今天早晨，我总算睡着了一会儿，就梦见了被炮火击中的地铁避难所、破损的水管、快要溺死的人们。
10月4日我今天尝试了抓猫。我有了个主意：可以让这猫来赶走吓到了女工们的那只老鼠。另外，我也很想近距离地看看猫。我带了水桶——前一晚我还用这桶和手摇式消防泵扑灭了一些燃烧的高射炮流弹，里头还剩一些水，但不足以溺死一只猫。我的计划是，把桶扣在它的上方，从底下伸手，逮住它，带到地下墓室去，把老鼠指给它看。我甚至都没能靠近它。
我晃悠着水桶这么做的时候，甩出了大概一英寸深的水。我记得猫是一种家养动物，但看来一定是我记错了。它那张趾高气扬的大脸向后一拉，就变成一副十分吓人的骷髅般的面具，我原本以为温柔无害的猫爪也伸出了杀气腾腾的尖钩，它还发出了一声音量远超打杂女工的叫声。
我惊得把水桶扔到了地上，它滚到了一根柱子前。猫消失了。在我的身后，朗比的声音响起：“猫可不是这么抓的。”
“显然是的。”说着，我弯腰去捡水桶。
“猫讨厌水。”他说，声音还是那么毫无情绪起伏。
“噢。”说着，我走到了他的前面，准备把桶放回唱诗席，“我真不知道呢。”
“谁都知道这个，就连愚蠢的威尔士人都知道。”
10月8日我们这个星期值双倍的班，因为最近都是满月，适合轰炸。朗比没有来房顶，所以我便去教堂找他。我发现他正站在西门那里，和一个老人说话。那人胳膊底下夹着一张报纸，抽出来递给朗比，可朗比又还给了他。那人一瞧见我，便退了出去。“是游客，”他说，“想问风车剧院怎么走。他看到报纸上说那儿的姑娘都裸体表演。”
我知道自己露出了一脸不大相信的样子，因为他说：“老兄，你看上去糟透了。没怎么睡觉，对吧？今晚的第一轮班，我找个人替你值吧。”
“不，”我冷冷地说，“我自己值。我喜欢待在屋顶上。”我又默默在心底补充了一句：在这儿我才能逮到你啊。
他耸耸肩，说：“我觉得总比待在地下墓室强。至少炸弹飞过来的时候，你能听见。”
10月10日我觉得，值双倍的班也许对我有好处，能让我暂时不去想检索记忆失败这件事。就好比如果你一直盯着一壶水，它就仿佛永远烧不开一样。有时候，放一放真的有用。你只要花几小时的心思在别的事情上，或者睡几晚的好觉，不必费劲，也不用服人工辅助品，需要的信息就会自己冒出来。
睡好觉是不可能了。不仅女工们老是不停地讲话，连那只猫也搬进了地下墓室，悄无声息地走到每个人跟前，发出勾人的叫声讨要腌鱼。出去值班之前，我要把自己的小床搬出耳堂，挪到纳尔逊的旁边。他是被酒精腌着没错，可起码他不吵啊。
10月11日我梦见了特拉法加，梦见了船炮、烟雾和坠下的灰泥，以及朗比大喊我的名字。我醒来的头一个念头就是，那些叠成一堆的椅子垮了。眼前全是烟，我什么也看不清。
“我来了。”说着，我一边跛着脚朝朗比的方向走去，一边努力套上靴子。耳堂里有一大堆灰泥，折叠椅乱糟糟的。朗比正在那堆东西里挖着什么。“巴塞洛缪！”他大声吼着，把一大块石膏扔向一旁，“巴塞洛缪！”
我仍然以为眼前雾蒙蒙的东西是烟。我往回跑，取来手摇泵，在他旁边跪下，把一只破裂的椅子朝后拉。拉不动，我突然反应过来：这底下有具尸体。也许我伸手去捡一块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灰泥，结果却发现它其实是一只手。我往后一倒，坐在了脚踝上，下定决心不要呕吐，继续对着那堆东西挖起来。
朗比动作太快了，他正拿着一条椅子腿对着那堆废墟猛戳。我抓住他的手，想要制止他，却被他用力挣开了，仿佛我也是一块应该丢到一旁的废料。他捡起一大块灰泥板，却发现底下就是地面了。我回头望向身后。两名女工都蜷缩在圣坛旁边的凹陷处。“你在找谁？”我问，同时抓住了朗比的胳膊。
“巴塞洛缪。”说着，他将那些残骸扫开。他的双手沾了厚厚一层灰，上面正渗出血来。
“我在这儿，”我说，“我还好好的。”白色的烟尘呛住了我，“我把我的床从耳堂搬出去了。”
他猛然转身朝向那两名女工，语气颇为冷静地问：“这底下有什么？”
“只有煤气炉。”缩在阴影笼罩的凹处的女工怯生生地答道，“还有加尔布雷斯太太的钱包。”他继续在那堆东西里挖着，直到把这两样东西都找了出来。煤气炉正在迅速地漏气，尽管上面的火已经熄灭了。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救了圣保罗大教堂和我。”我站在那里，只穿着内衣和靴子，手里拿着没派上用场的手摇泵，“不然我们可能都窒息而死了。”
他站起来。“我不该救你的。”他说。
第一阶段：休克，意识麻木，意识不到自己受了伤，说的话除了自己旁人都听不懂。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手在流血。过后他也想不起自己说了什么话。他说的是，他不该救我的。
“我不该救你的，”他又重复了一遍，“我有职责在身。”
“你在流血，”我语气尖刻地说，“你最好躺下来。”我的语气就跟当时耳语回廊里的朗比一个样。
10月13日击中我们的是一枚高爆弹。它在唱诗席上炸出了一个大洞，把大理石雕塑炸坏了一些，但地下墓室的天花板并没有坍塌，我一开始也是这么猜想的。只是震落了一些灰泥。
我想，朗比并不知道自己说过些什么。这能让我占得些先机，因为现在我知道危险潜伏在何处，确定它不会从其他方向迎面扑来了。可仅仅知道这些，却不知道他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又有何用？
可以肯定的是，昨天教堂被炸弹击中的史实一定早就保存在我的长期记忆里了，可就连瞧见灰泥被震落都没能让我想起它来。现在，我甚至都懒得去尝试检索记忆了。我只是躺在黑暗里，等待房顶在我的头顶垮塌。我还回想着朗比是如何救了我的命。
10月15日那个女孩今天又来了。她感冒仍然没好，但找到了能付薪水的工作。见到她我很开心。她穿着一身漂亮的制服和露趾的鞋子，头发精心烫过。我们仍然在清理地下墓室的烂摊子，朗比和艾伦一起出门了，去找木板来盖住唱诗席。于是，我一边扫地，一边任由女孩对着我说话。灰尘令她打起喷嚏来，但至少这回我知道她是怎么回事了。
她告诉我，她叫埃诺拉，目前在妇女志愿服务队工作，负责一个派往一线的移动食堂。她这回过来，主要是为了感谢我让她有了这份工作。她说，她告诉妇女志愿服务队，圣保罗大教堂没有像样的带食堂的避难所，于是她们就派她来负责城里这一块了。“所以，以后我如果在附近，就过来看你，讲讲我们的近况，怎么样？”
她和弟弟汤姆仍然睡在地铁站里。我问那地方安不安全，她说大概不安全，但至少炸弹飞过来的时候你听不见，那也是一种福气。
10月18日我太累了，几乎连写字的力气都没了。今晚我们遭遇了九枚燃烧弹，还有一枚空投雷——它眼看着就要落在圆顶上，结果一阵风吹来，它飘离了教堂。我扑灭了其中两枚。到这儿以后，这种事我已经做过至少二十回了，还帮忙应付了其他几十枚炸弹，但这仍然不够。只要一枚燃烧弹烧起来，只要我有一瞬没看住朗比，就会前功尽弃。
我知道，这只是我为什么这么累的一部分原因。每天夜里我都精疲力竭，一来是要完成自己的分内事，二来是要盯住朗比，确保自己没有漏掉一枚燃烧弹而让它落地。然后我要回到地下墓室，竭尽全力地尝试检索信息，任何一点关于1940年秋天的间谍、火灾、圣保罗大教堂的信息，任何东西都行。我坐立难安，始终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却又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如果无法检索记忆，我就和出生在这个时代的可怜人毫无区别，对明天将要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如果有必要，我将继续这么做下去，直到被召回的那天。只要我一天在这里负责扑灭燃烧弹，他就一天不能烧垮圣保罗大教堂。“我有职责在身。”在地下墓室里，朗比是这么说的。
我也有我的职责。
10月21日上一次被轰炸是两周前的事了，而我这才意识到，自那以来就没人见过那只猫了。它不在地下墓室的那堆废墟里。我和朗比已经很确定那堆东西里没有任何人，却还是又筛查了两遍。不过，它也可能是在唱诗席里。
老本斯·琼斯说不必担心。“它会没事的。”他说，“就算德国佬把伦敦炸成了平地，这些猫也会大摇大摆地出来迎接他们的。你知道为啥吗？猫谁也不爱。咱们当中有一半的人就是因为这个死掉的。前几天，斯特普尼区有个老太太为了救她的猫丧了命。那该死的猫躲在家庭防空洞里呢。”
“那咱们的猫现在在哪儿呢？”
“某个安全的地方，这点可以保证。如果它不在圣保罗大教堂混了，就说明我们快完了。老话说耗子会抛弃沉船。其实说错了，会抛弃沉船的不是耗子，是猫。”
10月25日跟朗比问过路的那名游客又出现了。他总不可能还在找风车剧院吧。今天他仍然在胳膊底下夹了张报纸，并且想找朗比，然而朗比和艾伦一起去了城的另一头，想给我们搞到防火布制的外套呢。我瞧见了那报纸的名字：《工人报》。那是一份纳粹报纸？
11月2日我已经连续在房顶上待了一个星期了，要帮几个不靠谱儿的工人修补炸弹炸出的破洞。他们活儿干得极糟糕。房顶上仍然有一道大大的裂口，足以让一个成年人掉进去。可他们坚持说这没关系，毕竟你最多只会落到天花板的上方，这么点距离摔不死人。他们似乎理解不了，这地方对燃烧弹来说简直是完美的藏身之所。
只需掉进去一枚燃烧弹，朗比的目的就达到了。他甚至都不必亲自向圣保罗大教堂放火。他所需要的，只是放任一枚炸弹燃烧，直到为时已晚。
跟工人们交涉无果，我爬下房顶进入教堂，去找马修斯反映问题，却看见朗比和那名游客正一起待在柱子后面靠近窗口的位置。朗比拿着报纸，正和那人说着什么。一小时后，我从图书馆下来的时候，他们仍然在原处。房顶上的裂口也一样。马修斯说，咱们只能放些木板在上头，祈祷好运了。
11月5日我已经放弃检索记忆了。我的睡眠严重不足，就连针对已经知道名字的报纸，也检索不出上面的信息。如今，值双倍的班成了常态。那些打杂女工已经弃我们而去（和那只猫一样），所以地下墓室里是静悄悄的，可我仍然睡不着。
当我成功打起瞌睡时，便会做梦。昨天我梦到了基芙琳，她站在房顶上，穿得像名圣人。“你实习期间到底有什么秘密经历？”我问，“你的任务是要发现些什么？”
她用一块手绢擤了鼻子。“两件事。第一，沉默与谦逊是历史学者肩负的神圣责任。第二，”她停顿一下，再次用手绢擤鼻涕，“别睡在地铁里。”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搞到人工辅助品，让自己进入入定的状态。这就遇上了一个问题。我很肯定的是，这个时代离化学合成的内啡呔问世还早得很，致幻剂多半也是。酒精倒是必定能弄到手，可我需要比麦芽酒浓度更高的东西——这是我唯一叫得出名字的酒了。我不敢去问消防队的人。朗比已经够怀疑我的了。还是得去翻《牛津英语词典》，查找一个我不知道的酒名。
11月11日那只猫回来了。朗比又和艾伦一起出门去找防火布质的外套了，所以，我认为这时离开圣保罗大教堂是安全的。我去杂货店购买食材，希望也能买到人工合成物。天色已晚，我还没走到齐普赛街，警报声便响了。不过，空袭一般不会在天黑之前来临。我花了一番功夫才找齐要买的日用品，最后鼓足勇气，问店员有没有酒卖。他叫我去酒吧，于是我走出杂货店，就在这时，我感觉自己仿佛突然一头栽进了黑洞里。
我一下子不知道圣保罗大教堂在哪个方向或者街道，还有我刚才走出来的商店在哪里了，脚下也不再是人行道，我只能紧紧攥着棕色纸袋包裹的腌鲱鱼和面包。此时，即使我把手伸到脸前，也看不见它。我将围巾收紧了些，祈祷自己的双眼能逐渐适应，眼前却没一丝微弱的光线来让我适应。要是此时有月亮，我会很开心，尽管圣保罗大教堂消防队的队员都咒骂它，管它叫内奸。或者有公共汽车也好，被遮挡的车头灯露出一点点光，就足以让我找到方向。或者探照灯也好，哪怕高射炮发射时反冲的火焰也行。任何东西都行。
然后，我就真的看到了一辆公共汽车：远处两盏黄色的细缝似的灯。我开始朝它走去，险些从路缘上滑倒。这意味着，那辆公共汽车其实是在人行道上，这又意味着，它其实不是公共汽车。离我很近的地方，一只猫喵喵叫着，上来蹭我的腿。我低头看向那两团被自己误以为是车灯的黄色光芒。那是它的眼睛，映射着不知来自哪里的光——尽管我敢肯定，这方圆几英里内都没有一点光源——直直地朝我照来。
“你眼睛这样放光，是会被民防队员抓到的，老汤姆。”我说，听见一架飞机轰鸣着掠过头顶，“或者被哪个德国佬抓到。”
突然，世界爆发出光线，探照灯以及泰晤士沿岸的光源似乎在同一时间都亮了起来，照亮了我回家的路。
“你是来接我的，对吧，老汤姆？”我欢快地说，“你之前去哪儿啦？知道我们的腌鲱鱼吃完了，是不是？你还真是讲义气啊。”我一路跟它说着话，回到家给了它半罐腌鲱鱼，以报答它救了我的命。本斯·琼斯说，它是闻到杂货店的牛奶味了。
11月13日我梦见自己在灯火管制中迷了路。四周很黑，伸手不见五指，而邓沃尔西走过来，用一支手电筒照着我，我只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却不知要往哪儿去。
“这么做又有什么好处？”我说，“人们总归是需要光，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
“泰晤士河反射的光也行？火光和高射炮的光也行？”邓沃尔西问。
“对，什么都比乌黑一片要强。”他凑近，把手电筒递给了我。不过，它其实不是手电筒，而是中殿以南亨特那幅画里的耶稣手提的灯。我用它照着前方的路，想找到回家的方向，它照亮的却是那块大火碑。我连忙将灯扑灭。
11月20日今天我试着找朗比谈了谈。“我瞧见你和一个老人家说话。”我说，语气听起来如同质问。我是故意的。我就想让他觉得我在质问他，从而中止他的计划，不管他在盘算些什么。
“是在读报，”朗比说，“不是说话。”他正在整理唱诗席上的东西，把沙袋堆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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