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踢开门的时候，两种气味扑鼻而来：死亡，还有一种动物的异味。
一个每天都要经过这座屋子的男人打匿名电话报警。他看见一扇窗户破了，但一直没有修好，他上去敲过前门，但没人应声。绕到后门的路上，他透过窗帘缝看见厨房的墙上有血迹。
屋里被洗劫一空，底楼只剩下最沉重的家具在地毯上拖拽留下的痕迹。厨房里的那个女人，五十五岁左右，喉咙被割开，死了至少一个星期。
我的头盔在归档音频和视频，但无法记录那股动物异味。标准程序是做个口头评论，但我一言不发。为什么？就当这是对独立人格的残存需求吧。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监控我们的脑电波、心跳和天晓得其他什么能用作呈堂证供的东西了。
“西格尔警探，证据表明，在被告开火的时候，你勃起了。你觉得这是一种适当的反应吗？”
楼上一片狼藉。卧室里，衣服被扔得到处都是。书、cd、文件、倒扣的抽屉散落在书房的地面上。医学文献。一个角落里，几摞光盘期刊因为封套的统一性从混乱的场景中脱颖而出，分别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自然》《临床生物化学》和《实验室胚胎学》。墙上挂着一个装框的卷轴，证明弗里达·安妮·麦克伦堡于2023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桌上有两块地方没有灰尘，形状像是一台显示器和一个键盘。我注意到墙上有个带指示灯的插座，开关是打开的，但灯没亮。房间里的照明灯不亮，其他地方亦然。
回到底层，我在楼梯背后找到一扇门，想必通向地下室。门锁着，我犹豫了。进屋的时候我别无选择，只能用蛮力破门；然而在室内，我的执法依据就没那么靠得住了。我没有仔细找过钥匙，而且也没有不得已的理由表明我必须赶紧进入地下室。
但是，再弄坏一扇门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警察忘了在门垫上擦鞋都会被起诉。要是哪个好公民想整你，哪怕你跪在地上爬进去，手里挥舞着一把令状，把他们全家从折磨和死亡中解救出来，他们也还是能找到理由。
空间太小，没法儿踹门，于是我砸坏了门锁。异味恶心得我想吐，但真正让人不能承受的，是它无处不在的浓烈程度，异味本身并不难闻。我在楼上看到了医学书籍，还以为动物会是豚鼠、老鼠和小白鼠，但这不是笼养的啮齿类动物的臭味。
我打开头盔上的照明灯，快步走下水泥台阶。头顶上是一条四方形的粗大管道。空调通风管？说得通。屋子里平时应该不会弥漫着这样的气味，但如果地下室空调的供电被切断——
光束照亮了一组棚架，上面摆着各种小装饰品和盆栽，还有一台电视机；墙上挂着几幅风景画；水泥地面上有一堆干草，一只强壮的豹子蜷缩在草堆上，看得出正在艰难地呼吸，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动静。
光束落在一团乱糟糟的赤褐色毛发上时，我以为它在啃一个残缺不全的人头。我继续走向它，期待——不，希望——惊扰正在进食的动物会刺激它起来攻击我。我身边的武器能把它打成一团混合肉酱，比起处理这么一个活物所需要的繁文缛节和官僚手续，打死它反而轻松得多。我再次把光束转向它的头部，这才意识到我弄错了。它没在啃任何东西，它的头藏了起来，隐蔽了起来，而那个人头只是——
不，我又错了。是人类的头与豹子的身体连在了一起。人类的颈部长出软毛和斑点，与豹子的肩膀融为一体。
我在它旁边蹲下，心想：要是我一个不留神，它的巨爪会如何撕扯我的身体？这个头部属于一个女人，皱着眉头，似乎在睡觉。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鼻孔底下，感觉到随着豹子强壮胸部的起伏，气流喷在我的手上。这一点比皮肤的平滑过渡更让我觉得两者的结合是真实的。
我查看房间的其他部分。房间一角有个坑，那是个嵌在地板上的蹲厕。我踩了一下旁边的踏板，暗处的水箱随即冲水。有个直立的冰柜，周围是一摊水。我打开冰柜，发现里面的架子上有三十五个塑料小瓶。每个瓶身上都有被抹开的红字，拼出“已污染”这三个字，是用对温度敏感的染色剂写成的。
我回到豹女身旁。她在睡觉？装睡，病了，还是昏迷？我拍拍她的面颊，动作并不轻柔。皮肤似乎在发烫，但我不知道她的正常体温是多高。我摇了摇她的肩膀，这次我放尊重了一些，就好像通过触碰豹子部分的身体来唤醒她也许会更加危险。她毫无反应。
我站起身，按捺住恼怒的叹息（心理学家会揪住你发出的每一个细小声音不放。我曾经因为不明智地欢呼一声而被盘问了几个小时），然后呼叫救护车。
我早该知道不能寄希望于这样就能结束我的麻烦。我不得不用身体堵住楼梯口，阻止急救人员的溃逃。他们中有一个吐了出来。然后他们拒绝把她放上担架，直到我保证我会陪她去医院。不算尾巴，她只有两米长，但体重至少一百五十公斤，我们三个人好不容易才费劲地把她抬上楼梯。
离开屋子前，我们用一块被单从头到脚盖住她，我特地花了点儿心思摆放被单，以免暴露出它底下的形状。一小群人聚集在外面，就是常见的那种乱七八糟的围观者。法医队伍姗姗来迟，不过我已经在无线电里通报了全部情况。
来到圣多明各医院的急救室，医生一个接一个掀开被单往下看，然后一个接一个抱头鼠窜，有几个人嘟囔着半通不通的借口，大多数人甚至懒得撒谎。就在我即将爆发的时候，我堵到的第五个医生（一个年轻女人）尽管面无血色，但总算没有逃跑。穆丽尔·比蒂医生（姓名牌上标着的）这儿戳戳，那儿捏捏，掰开豹女的眼皮，用手电筒照瞳孔，然后宣布“她在昏迷”，紧接着开始向我盘问细节。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她，然后提出了我内心的一些疑问。
“这是怎么做到的？基因剪接？移植手术？”
“我猜两者都不是。更有可能的是，她是个奇美拉。”
我皱起眉头。“那是某种神话——”
“对，但也是个生物工程术语。你可以物理混合不同基因的两个早期胚胎的细胞，得到的囊胚会发育成一个单一的生物体。假如两者来自相同的物种，那么成功率就非常高；假如是不同的物种，情况就比较棘手了。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就初步造出了绵羊与山羊的奇美拉，但最近这五到十年内，我没在这方面读到过任何新文章。要我说，现在已经没人在认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了。”她盯着床上的患者，表情既不安又着迷，“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确保头部与身体之间的明确区分的，比起把两团细胞直接搅拌在一起，他们肯定付出了千百倍的努力。我猜可以说这东西介于胎儿移植手术和奇美拉化之间，必定还做了某些基因操控，以消除生物化学上的差异。”她干笑两声，“所以你那两个被我否认的猜测很可能都是部分正确的。啊哈，对啊！”
“怎么了？”
“难怪她在昏迷！你前面说过有个装满了小瓶的冰柜——她很可能需要外部补充至少半打在物种间不够活跃的激素。我能叫个人去那地方检查死者的文件吗？我们需要知道小瓶里装的是什么。就算她是用现成材料自己制作的，我们也必须找到配方才行——但更有可能的是她和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签订了合同，定期获取预调好的成品。因此，我们最好能找到带有产品编号的发票，这样你的患者就能最快、最稳妥地得到能帮她维持生命的东西了。”
我同意了，陪同一名实验室技术人员回到那间屋子，但他在书房和地下室里都没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我和穆丽尔·比蒂在电话里商量了一下，然后开始给本地的生物科技公司打电话，用死者的姓名和地址查询。有几个人说他们知道麦克伦堡博士这个名字，但她不是他们的顾客。第五个电话问到了结果，一家名叫“应用兽医研究”的公司曾发运过东西到麦克伦堡的住址，在威逼利诱之下（例如捏造一个供他们在发票上引用的订单号），应用兽医研究终于答应立刻生产一批制剂，并火速送往圣多明各医院。
劫匪有时候会切断供电，希望能让没有备用电池供电的安保设施失效（非常罕见），但这座屋子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窗户的碎玻璃掉在地毯上，从形状来看，没有被碰过，但地毯上有沙发留下的明显印记。那伙白痴在搬走沙发后才想到要打破窗户。有些人会扔掉发票，但麦克伦堡保留了过去五年间的视频电话和水电煤账单。因此，是有人知道这个奇美拉的存在，而且想杀死她，他们一方面不想弄得过于明显，另一方面又不够专业，事情做得不够微妙和自信。
我安排人来保护奇美拉。这么做本来就很正确，免得媒体发现她的存在后蜂拥而至。
我回到办公室，在医学文献库里查了查麦克伦堡，发现她署名的论文只有六篇，而且全都写于二十多年前，全都与胚胎学有关，但（就我能理解的充满术语的摘要而言，其中充满了“透明带”和“极体”）没有一篇明确地提到奇美拉。
所有论文都出自同一个地方：圣安德鲁医院的人类早期发育实验室。照例与秘书和助理你来我往了一番之后，我终于逼着他们把电话转给了麦克伦堡当初的一名论文合作者，亨利·芬戈尔德博士，他看上去又老又弱。麦克伦堡的死讯引来了一声悲叹，但没有显露出明显的惊讶或痛苦。
“弗里达在2022年还是2023年离开了我们。从此，除了偶尔在研讨会上碰面，我就没怎么见过她。”
“离开圣安德鲁医院后她去了哪儿？”
“某家商业公司。她对此语焉不详，我甚至不确定她有没有找好下家。”
“她为什么辞职？”
他耸耸肩。“受够了这儿的条件呗。薪水低，资源有限，官僚作风，还有伦理委员会。有些人能学会适应这一切，有些人做不到。”
“你对她离开后的研究有什么了解？她特别感兴趣的领域是什么？”
“我不知道她后来还做不做研究了。她似乎不再发表论文了，所以我真的不清楚她都在干什么。”
这之后没过多久（速度快得不寻常），上面批准了我调阅她的纳税记录。她从2035年开始以“自由职业的生物科技顾问”为名头自行开业。天晓得这个头衔是什么意思，但它在过去十五年间给她带来了七位数的年收入，至少有上百家公司成为她的收入来源。我打给第一家，发现拨通的是一台自动答录机。时间已经过了七点。我打给圣多明各医院，得知奇美拉依然昏迷不醒，但状态良好；激素混合物已经送达，穆丽尔·比蒂在大学里找到了一名有相关经验的兽医。于是我吞下我的去亢奋药，回家去了。
我其实没有彻底平静下来，最确凿的证据是，当我打开前门时，一股挫败感油然而生。这一切都太平淡、太容易了：三把钥匙插进锁眼，再把大拇指按上扫描器，屋里没有任何危险或挑战性的东西。去亢奋药按理说应该在五分钟内见效，但在有些夜晚感觉更像五个小时。
马里恩在看电视，她大声说：“你好，丹。”
我站着客厅门口。“好。你今天过得好吗？”她在一家托儿所工作，要我说，这才叫压力巨大的职业。她耸耸肩。“一般般吧。你呢？”
电视屏幕上的画面吸引了我的视线。我咒骂了大约一分钟，骂的主要是某位通信管理员，我知道他应该为此负责，但我没有证据。“我今天过得好吗？你一看就知道了。”电视在播放我的部分头盔日志，就是我在地下室里发现奇美拉的过程。
马里恩说：“啊哈，我正要问你认不认识这个警察呢。”
“你知道我明天要做什么吗？会有几千个看过录像的人觉得他们知道内情，然后纷纷打给警察局，我的任务就是整理这些材料。”
“那个可怜的姑娘，她会好起来吗？”
“应该会的。”
电视台播放了穆丽尔·比蒂的推测（依然是我的视角），然后切到两个没名气的专家，他们没完没了地争论嵌合体的细枝末节，而采访者竭尽所能地胡乱引用从希腊神话到《莫罗博士的岛》的各种材料。
我说：“我饿了，咱们吃饭吧。”
凌晨一点半，我突然惊醒，颤抖呜咽。马里恩已经醒了，她尽力安慰我。最近，这样的延宕反应把我害得很惨。几个月前我处理了一场特别凶残的伤害案，接下来两个晚上，我一连几个小时心烦意乱，语无伦次。
我们在执勤时处于所谓的“亢奋”状态，用一组混合药物增强各种生理和情绪反应，同时抑制其他反应，提高我们的本能反射能力，让我们保持冷静和理性。据说这样能增进判断能力。（媒体喜欢说药物让我们更具攻击性，但那是胡扯。警局为什么会有意制造更喜欢舞刀弄枪的警察？快速决断和迅捷行动是愚钝野蛮的反义词。）
下班时，我们要“去亢奋”。理论上说，这能让我们变得像是从没使用过亢奋药物。（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个模糊的概念。像是从没使用过亢奋药物，也从未在执勤中度过一天？还是说，像是我们看过、也做了相同的事情，但没有亢奋药物帮助我们应对那一切？）
有时候这个跷跷板运行良好，有时候它也会搞砸。
我想向马里恩描述我对奇美拉的感受。我想说一说我的恐惧、嫌恶、怜悯和愤怒。但我能做到的仅仅是发出愠怒的怪声。说不出字词。她一言不发，只是抱紧我，修长的手指凉丝丝地贴着我面部和胸口滚烫的皮肤。
等我终于耗尽力气，进入类似平静的状态，我总算勉强能开口了。我用沙哑的声音说：“你为什么待在我身边？为什么要忍受这一切？”
她转过去背对我，说：“我累了。睡吧。”
十二岁时，我志愿加入警队。我继续接受普通人的教育，但如果想获得现役资格，就必须从这个时候开始注射生长因子，每周末和假期参加训练。（这不是一个不可撤销的义务，以后我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职业道路，只要在接下来三十年里每周偿还三百块左右政府对我的投资。或者，我也可以当掉心理测试，这样他们就会开除我，我一分钱也不用还。然而，在培养我之前给我做的那些测试往往能淘汰有可能这么做的人。）这是符合逻辑的。与其把招募范围限定在符合特定生理标准的人群之内，还不如根据智力和态度来选择候选人，然后人工培育次要但有用的体形、力量和敏捷性特征。
因此，我们是为了满足职业需要而制造和调试的怪物。我们比不上士兵和职业运动员，更比不上平均水准的街头帮派成员，他们想也不想就会使用会将预期寿命降低三十年的非法生长促进剂。他们不需要武器，只靠狂战士剂和翘速剂（注射这种试剂会对疼痛和绝大多数身体创伤无动于衷，反应速度则提高二十倍）就能在五分钟内杀死人群中的一百人，然后在兴奋期过去和持续两周的副作用开始前逃进安全屋。（某位非常受欢迎的政客建议秘密出售掺有致命杂质的这些药物，但法案尚未通过。）
对，我们是怪物。但要说我们还有什么问题，那就是我们依然太有人性了。
假如有十几万人为了一项调查打电话给警局，想要处理这些来电，办法只有一个。它名叫自动化远程线人分析，简称aria。
初步的筛选过程能够识别出明显的恶作剧者和疯子。一个人打电话来，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里在胡扯飞碟、阴谋论，或要用刀片割开我们的身体，但他永远有可能会随口提到一些相关和真实的东西，然而赋予其证词的权重会低于开门见山直奔要点而去的人，这似乎也完全合情合理。对手势（大约有三成来电者没有关闭视频）和语言模式做更复杂的分析，据说能筛选出看似理性得体，但实际上患有精神错乱或异常固恋的人。每一个来电者最终会被赋予一个从零到一之间的“可信因子”，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撒谎或精神疾病迹象的人会被假定在说实话。有时候，评估软件的精妙程度会让我啧啧称奇。其他时候，我会咒骂它是个装神弄鬼的没用废物。
电脑会提取出每一通来电的相关主张（定义较为宽泛），并创建一个频度表，为每一个主张清点相应的来电数量和平均可信因子。不幸的是，不存在一套简单的规则来确定哪些主张最有可能为真。一千个人有可能会认真地重复同一个流传甚广但全无根据的谣言，而一个诚实的证人有可能心神狂乱或生化水平失衡，被电脑不公平地赋予一个低分。总的来说，审核者必须阅读每一个主张，尽管这是个乏味无聊的活儿，但还是比查看每一通来电快几千倍。
001.奇美拉是一个火星人。153120.37
002.奇美拉来自ufo。141060.29
003.奇美拉来自亚特兰蒂斯。90030.24
004.奇美拉是一个突变体。89730.41
005.奇美拉是由人类和豹子的性行为交合的产物。68840.13
006.奇美拉是上帝的征兆。26540.09
007.奇美拉是反基督者。24320.07
008.来电者是奇美拉的父亲。23900.12
009.奇美拉是希腊的一个神祇。13450.10
010.来电者是奇美拉的母亲。11560.09
011.当局应该杀了这个奇美拉。10090.19
012.来电者以前在他住的地方附近见过奇美拉。9880.39
013.奇美拉杀死了弗雷达-麦克伦堡。9450.24
014.来电者打算杀死奇美拉。9030.49
015.来电者杀死了弗里达-麦克伦堡。8300.27
（要是实在走投无路，我可以逐一查看第14和15条共计1733通来电。但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我有很多更好的方式来消磨时间。）
016.奇美拉是由一个外国政府创造的。7240.18
017.奇美拉是生物战的结果。6900.14
018.奇美拉是一只狼豹。6040.09
019.来电者希望与奇美拉发生性关系。5820.58
020.来电者以前见过一幅奇美拉的画。5270.89
考虑到来电者肯定展示了不少奇幻和神话动物的画作，这也不足为奇，但就在下一页上：
034.奇美拉与一幅名为《爱抚》的画作所描绘的生物非常相似。940.92
出于好奇，我调阅了其中的一些来电。最开始的几次通话与电脑输出的摘要没多大区别。然后，一个男人把一本打开的书举到镜头前。光面纸反射的灯泡眩光使这一页上有几块地方看不清楚，而且整本书还有点失焦，但能看见的内容已经足够耐人寻味了。
一只长着女人头部的豹子蹲伏在一个挑高平面的边缘旁。一个瘦削的年轻男人光着上半身，站在较低的地面上，侧身倚着挑高平面，与豹女脸贴脸，豹女的一只前爪按在他的腹部上，别扭地拥抱着他。男人冷冷地直视前方，嘴唇抿紧，给人以颓废的疏离感。豹女闭着眼睛，更准确地说是几乎闭着眼睛，我越是盯着这幅画看，就越是拿不准她的表情——有可能是平静而迷离的满足，也有可能是性爱的高潮。两人的头发都是赤褐色的。
我围绕女人的面部画了个矩形，把它放大到占满屏幕，然后使用平滑功能，让被放大的像素不至于太难看。由于炫光、失焦和有限的分辨率，图像质量一塌糊涂。我顶多只能说，画里这张脸与我在地下室发现的豹女的脸不算是有着天壤之别。
但是，又浏览了几十通来电后，所有的疑虑都烟消云散了。有一名来电者甚至不厌其烦地截取了新闻播报里的一帧画面，然后在充足的光线下拍摄了她手上的那幅画的特写，把两者并排放在她的来电镜头里。从一个视角观察一个表情不足以描绘一张人脸，但相似性过大，所以不可能仅仅是个巧合。由于（正如许多人告诉我的，而我后来自己也去核查过）《爱抚》是比利时象征主义画家费尔南德·赫诺普夫于1896年创作的，这幅画的原型不可能是这个活生生的奇美拉。因此，真实情况必然刚好相反。
我播放了这个主张下的全部94通来电。绝大多数只叙述了有关这幅油画的同样几个简单事实，但有一通来电走得稍微远一些。
来电者是个中年男人，他说他名叫约翰·奥尔德里奇，是个艺术品经销商和业余艺术史学家。在指出两者的相似性之后，他大致聊了聊赫诺普夫的生平和《爱抚》这幅画，然后又说：“考虑到这个可怜的女人看上去那么像赫诺普夫的斯芬克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林德奎斯特主义的支持者参与其中的可能性？”他的脸微微一红，“也许有点牵强，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提一句。”
于是我调出《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在线版，说：“林德奎斯特主义。”
安德里亚斯·林德奎斯特，生于1961，卒于2030年，是一名瑞士行为艺术家，作为一个制药业巨型帝国的继承人，他在财产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在2011年之前，他做了五花八门的各种生物艺术行为，从最初通过电脑处理生理信号（心电图、脑电图、皮肤电导率、免疫电探针持续监测的荷尔蒙水平）产生声音和图像，到让医生在座无虚席的礼堂中央的无菌透明茧室里给他做外科手术，一次手术是交换左右眼的眼角膜，另一次是把它们换回来（他宣布过要搞一个更具野心的版本：切除他身体内的每一个器官，然后翻个面重新植入。可惜他没能找到一个认为这在解剖学上有可行性的外科医生团队）。
2011年，他产生了新的痴迷方向。他把经典名画的幻灯片投在银幕上，但涂黑了画面中的角色，让模特扮上相应的服饰和妆容后，在银幕前摆出各种姿势，填补画面中的空缺。
为什么？用他自己的原话（也许经过了翻译）说：
伟大的艺术家让我们窥见了一个分离的、超验的、永恒的世界。那个世界存在吗？我们能前往那里吗？不能！我们必须强迫它出现在我们身边！我们必须捡起这些零星窥见的片段，把它们变成切实和可感知的事物，让它们活过来，在我们之间呼吸和行走，我们必须把艺术引入现实，从而将我们的世界改造成艺术家视野中的世界。
不知道aria对此会有什么看法。
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不再投影幻灯片，而是雇用电影布景设计师和地貌景观建筑师，以三维方式重建他选中的画作的背景。他不再用化妆来改变模特的外形，当他发现他不可能找到与画中人一模一样的模特时，他转而雇用愿意在足够报酬的鼓励下接受整容手术的那些人。
他并没有彻底失去对生物学的兴趣。2021年，在他六十岁生日那天，他在颅骨里植入了两根管子，于是他能够不间断地监测和精确改变脑室液体里的神经化学成分。在这以后，他的要求变得愈加严格。他禁止使用电影布景中的“欺骗”技巧，房屋、教堂、湖畔甚至山峰，只要在画作的一个角落里出现一丁点儿，就必须被“真实再现”，不但必须存在，而且在所有细节上都必须1∶1完整还原。房屋、教堂和湖泊需要人工建造，山峰则由他亲自寻找——但为了改造颜色与质地，他移植或破坏了数千公顷的植被。他的模特需要在“真实化”之前和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按照林德奎斯特根据他对画中“人物”诠释设计的复杂规则与剧情，严格地“过他们角色的生活”。这个方面对他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
对外观（尽管是三维的，但我依然称之为“表面”）的精确真实化仅仅是最初步的一个起点。主题之间和主题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网，构成了我之后这一代人的真正挑战。
刚开始我很惊讶，因为我居然从没听说过这么一个狂人，他的虚掷千金肯定让他背上了某种恶名。不过话说回来，世界上有几百万个脑子不正常的家伙，其中极度富有的怎么说都有几千个——林德奎斯特于2030年死于心脏病发作时，我只有五岁，他把财富留给了九岁的儿子。
至于他的信徒，《不列颠百科全书》列出了散居于东欧各处的六七个人，他在东欧似乎得到了最大的尊重。他们似乎彻底无视了他的过度奢侈，用大量美学理论来论证使用彩绘三合板和戴风格化面具的哑剧演员的合理性。事实上，大多数人仅仅止步于此——只提供理论，甚至懒得去碰三合板和哑剧演员。我无法想象他们中的任何人有钱或有意愿去支持数千公里外的胚胎学研究。
由于版权法的晦涩规定，视觉艺术作品很少出现在向公众开放的数据库里，因此我趁着午餐时间出去买了一本关于象征主义画家的书，书里有一张《爱抚》的铜版彩图。我（非法）复制了十几张，放大到各种尺寸。说来奇怪，我觉得在每一张复制品里，斯芬克斯（按照奥尔德里奇的叫法）的表情都微妙地有所不同。她的嘴唇和眼睛（一只完全闭着，另一只张开了无限小的一条缝）虽然不能说确切地勾勒出一个笑容，但在某几张放大的复制品里，从某些特定的角度看，面颊的明暗对比似乎暗示她在微笑。
年轻男人的面容也在改变，从隐约不安到略显厌烦，从坚定到放浪，从尊贵到颓废。两人的面容似乎都位于明确的情绪区域之间那复杂而不确定的边界上，观看条件的细微改变就足以迫使欣赏者做出完全不同的重新解释。假如这就是赫诺普夫的意图，那么他的成就无疑非常了不起。不过，这幅画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挫折感。书里的简评毫无用处，它盛赞这幅画拥有“完美平衡的构图和令人愉悦的主题模糊性”，并提示读者注意豹女头部“反常地以画家的妹妹为模特，而他一直迷恋于她的美貌”。
我一时间不确定该不该、该如何朝这个方向继续调查，于是在办公桌前坐了几分钟，思考（但不打算去验证）画里豹女身上的每一个斑点是否都得到了真实再现。在我放下《爱抚》并回归更常规的调查路线之前，我想做点实打实的事情，让调查运转起来。
于是我又放大复制了一张画，这次用复印机的编辑功能以黑色背景盖住画面，只露出男人的头部和肩膀。我拿着成品走进通信室，把它递给斯蒂夫·伯贝克（我知道就是他把我的头盔日志泄露给了媒体）。
我说：“放出这个人的警讯，通缉他来接受讯问，理由是他与麦克伦堡谋杀案有关联。”
我在aria的输出结果里没找到其他值得关注的内容，于是捡起前一天晚上的工作，继续给使用过弗里达·麦克伦堡服务的公司打电话。
她做的工作与胚胎学没有直接联系。各家公司似乎在十几个不同领域中因为各不相同、互不相关的问题向她寻求建议和帮助——组织培养、逆转录病毒作为基因治疗载体的使用、细胞膜电化学、蛋白质纯化，还有我连单词都看不懂的另外一些领域。
“麦克伦堡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绝对的。她知道一个完美的办法，能够绕过阻挡了我们几个月的绊脚石。”
“你们是怎么找到她的？”
“有个顾问的登记表，按专业做过索引。”
确实如此。她出现在登记表里的五十九个不同地方。要么她不知怎的了解所有这些领域的底层细节，比全职投身其中的许多科学家都厉害；要么她能接触到世界级的专家，是他们通过她的嘴巴说出了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