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保证，我能让你们的孩子成为天才。”

萨姆·库克（医学学士、理学学士、医学博士、哲学博士、工商管理硕士、澳洲皇家内科医学院荣誉院士）把他极度自信的目光从安吉拉转向比尔，然后又转回来，像是在问他们敢不敢反对他。

末了，安吉拉清了清喉咙，说：“怎么做？”

库克从抽屉里取出夹在有机玻璃片之间的一小块人类大脑。

“知道这是谁的大脑吗？我让你们猜三次。”

比尔突然觉得很恶心。他不需要猜三次，但他没有开口。安吉拉摇摇头，不耐烦地说：“不知道。”

“当然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头脑了。”

比尔俯身凑近它，惊愕但着迷地问：“怎、怎、怎么可、可、可——？”

“怎么可能落在我的手里？嗯哼，1955年做尸检的那家伙很有生意头脑，在火化前切出大脑作为纪念品。可想而知，各种团体轰炸似的向他索取切片进行研究，于是在接下来的那些年里，那颗大脑被切成碎片，散落在世界各地。过了一段时间，谁拥有什么的记录遗失了，因此大部分碎片实际上已经遗失，但几件样本几年前出现在休斯敦的拍卖会上，一同拍卖的还有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的三段大腿骨，我猜有人正在变现收藏品。可想而知，我们‘人类潜能’公司参与了一块主要皮质的竞拍。五十万美元，我不记得平均每克多少钱了，但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秘密，胶质细胞。”

“胶什么——？”

“它们组成了支撑神经元的结构性矩阵。它们还拥有几种科学家尚未完全理解的积极功能，但我们知道，分配给一个神经元的胶质细胞越多，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就越多；而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越多，大脑就越复杂和强大。到现在都还能听懂吧？很好，这个组织，”他举起那块样本，“每神经元的胶质细胞比普通呆小症患者大脑里的高百分之三十。”

比尔的面部肌肉忽然失控，他扭过头，轻轻地发出痛苦的声音。安吉拉抬头扫视墙上那一排裱好的资格证书，发现其中有几张来自黄金海岸的一家私立大学，但那家学校在十几年前就破产倒闭了。

想到要把她未出生的孩子交给这个男人，她依然有点不安。他们参观了人类潜能公司在墨尔本的总部，见到的情形蔚为壮观。从精子库到产房，所有硬件无疑都非常光鲜，掌管着几百万美元一台的超级计算机、x射线晶体学设备、质谱仪和电子显微镜的那些人也肯定都是内行。但是，当库克向他们展示他最宠爱的项目时，疑虑从她的心中升腾而起：三条小海豚，它们的dna里嫁接了人类基因。（“我们品尝过失败的滋味。”他坦言，然后叹了口气，像是进了什么味觉的天堂。）目标是改造海豚的大脑生理结构，让它们能够掌握人类语言和“人类思维模式”。严格地说，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但库克无法向她解释这些动物为什么只能用打油诗交谈。

安吉拉怀疑地打量那块灰色的大脑切片。“你怎么能确定事情就这么简单？”

“我们当然做了大量实验。我们定位到了编码胶质细胞与神经元比例的生长因子的基因。我们能控制这个基因打开的程度，从而控制合成多少生长因子，进而控制最终的比例。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尝试过每次百分之五地降低这一比例，平均而言，这会造成智商下降二十个点。因此，根据简单的线性外推，假如我们把这个比例提高百分之两百——”

安吉拉皱眉道：“你们蓄意制造出智力低下的儿童？”

“放轻松。是他们的父母自己想要奥林匹克运动员，那些孩子不怕缺那二十个点，事实上，智商低反而能让他们更好地适应训练。另外，我们喜欢平衡。一边提高，另一边就降低，这样才公平嘛。而且我们的生物伦理学专家系统也说这完全没问题。”

“你想从尤金身上拿走什么？”

库克露出受伤的神情。他表演得很出色；他那双棕色的大眼睛（以及他的职业成就）帮他登上了十几本杂志的漂亮封面。“安吉拉，你们的病例非常特殊。为了你，还有比尔——还有尤金——我将会打破所有规定。”

比尔·库珀十岁那年，他存了一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一张彩票。一等奖是五万块。他母亲发现后（无论他干什么，她都会发现），平静地说：“你知道赌博是什么吗？赌博是一种税，智商税，贪婪税。也会有一部分钱随机换手，但净现金流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而去：政府、赌场经营者、场外庄家、犯罪集团。就算你真的赢了，也不可能赢过他们，他们依然会分到应得的份额。你赢的是所有颗粒无收的失败者，就这么简单。”

他讨厌她。她没有拿走那张彩票，也没有惩罚他，她甚至没有禁止他继续这么做——她只是简单地陈述了她的观点。唯一的问题在于，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十岁儿童，他根本没听懂她的一半用语，他连准确地评估她的论点都做不到，更不用说反驳了。她居高临下地教育他，相当于用权威的声音宣布：你是愚蠢、贪婪和错误的——他沮丧得险些哭了，而她在保持冷静和通情达理的同时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彩票连一分钱都没赢到，他也没有再买过第二张。八年后他搬出父母家，在社会保障局找到一份数据录入员的工作，这时的政府彩票已经被一种新的诡计取代：参与者在奖券上勾选数字，希望他们的选择能符合一台机器吐出的小球上的数字。

比尔意识到这个改变是个奸诈的阴谋，旨在向不懂统计学的大众低声暗示，他们现在有机会试用“技巧”和“策略”来提高获胜的可能性了。他们不再受到彩票上不可改变的数字的控制，而是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小方格里打叉，爱怎么选就怎么选！拥有控制权的假象会带来更多的玩家，从而制造更多的利润。这他妈真是糟透了。

这种游戏的电视广告是他从未见过的最粗俗和最让人想吐的东西，钞票像瀑布似的浇在傻笑的白痴身上，他们拙劣地假装兴奋，啦啦队在旁边挥舞绒球，俗气的特效点亮屏幕。游艇、香槟、带司机的豪车的画面穿插其中。他真的都快呕出来了。

但是，这把叉子还有第三个尖头。电台广告没这么空洞，而是描述了暴富之后报复欺压者的美妙场景：驱逐你的房东，裁掉你的老板，买下不让你进门的夜店。对愚蠢和贪婪的玩弄双双宣告失败，这个手段触动了一条易感的神经。比尔知道他受到了操控，但他无法否认，想到要在未来四十二年里对着显示器打字（或者做日新月异的科技要求底层办事员做的烂事，前提是他没有被彻底淘汰），把大部分薪水花在房租上，甚至没有无穷小的逃脱机会，这样的前景实在令人无法忍受。

因此，尽管道理他都明白，但他还是屈服了。他每周填一张奖券，缴他的费。但他认为这不是贪婪税，而是希望税。

安吉拉是超市收银员，教顾客把电子支付卡放在哪儿，在扫描器找不到商品条码时转动瓶罐和纸盒（日立公司制造了能自动完成这个任务的机器，但美国国防部偷偷地买光了所有现货，企图阻止其他国家掌握这种机器使用的模式识别软件）。无论有多少人排队，比尔总是带着他的杂货去她的柜台结账，有一天他终于克服了他的病态羞怯，请她出去约会。

安吉拉并不介意他的结巴和他的其他问题。没错，他在情感方面简直是残疾人，但他还算英俊，表面上挺和善，而且过于内向，不可能暴力或苛刻。他们很快就开始定期约会，进行糟糕但还算令人愉快的行为，总之主旨是尽量不在两人之间转移人类或病毒的遗传物质。

但是，再多的乳胶也不可能阻止性亲密把钩子插进他们大脑的其他部位。两人一开始都没想到这段情缘能够持续下去，然而几个月过去，没有任何因素驱使两人分开，他们对彼此的欲望不但没有消减，反而在越来越多的方面习惯于（甚至喜欢）对方的外表和行为。

这样的耦合效应有可能是纯粹随机的，也有可能可以追溯到个性形成期的经验，还有可能最终反映了他们显性表达的一些基因结合的过往优势，究竟是什么，我们难以确定。也许三个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所贡献。总之，他们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增长，直到结婚看上去比脱钩简单得多，而且一旦接受了这个事实，结婚就变得和青春期或死亡一样自然而然了。尽管比尔与安吉拉祖先的后代活得挺好，而且成功地完成了繁殖，但这个问题现在完全是纸上谈兵——这对夫妻的收入总和徘徊在贫困线上下，生儿育女只是痴心妄想。

时间一年年过去，信息革命还在继续，两人原先的工作全都消亡了，但他们依然勉强保住了工作。光学字符阅读器取代了比尔，但他升职当上了电脑操作员，也就是给激光打印机换硒鼓、解决卡纸问题。安吉拉成为监督员，也就是店内侦探。盗窃商品已经变得不可能了（超市现在摆满了刷卡操作的售货机），她的存在是为了阻止破坏和抢劫（真正的保安开销更大），并且协助顾客搞清楚该按什么按钮。

与此相反，他们与生物科技革命的第一次接触既是自愿的，也是有益的。两人天生都是粉色皮肤，晒太阳后不但不会变黑，反而会变得更红，他们都通过科技手段获得了深黑色略偏紫的皮肤；一种人造逆转录病毒把基因片段插进他们的黑色素细胞，从而提高了黑色素的合成和转移。这种治疗虽说也符合时尚，但价值远不止美观；由于南极臭氧空洞已经扩展到了覆盖几乎整块大陆，澳大利亚本已世界第一的皮肤癌患病率又增加了三倍。化学防晒霜既容易弄得到处都是，效率也不见得高，而且日常使用还会造成不怎么好的长期副作用。没人想在炎热且越来越热的气候下把自己从手腕严严实实地裹到脚踝，况且在两代人最大限度地暴露皮肤之后，重归类似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着装风格在文化上实在难以接受。小小的审美转变无疑是最容易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推崇能晒多黑就晒多黑，还有承认天生白皮的人也可以变成黑人。

当然了，争论也还是免不了的。多疑的右翼团体（几十年来一直声称他们的种族主义“有逻辑地”建立在文化排外主义上，而不是像肤色这么琐碎的小事）大肆宣扬阴谋论，将这种不具备传染性的病毒称为“黑死病”。少数政客和记者企图找到办法利用人们的不安而又不显得太傻，可惜他们全都失败了，最终纷纷闭嘴。新黑人开始出现在杂志封面上、肥皂剧里和广告中（原生黑人觉得既好笑又生气，因为他们依然无法出现在这些地方），而这个潮流还在加速。有人游说政府，想要禁止这么做，但找不到符合逻辑的立论根据：因为没人被迫变成黑人——甚至还有一种病毒可以剪除嫁接的基因，供改变了主意的人使用——而且国家在健康保护支出方面还节省了海量的资金。

有一天，比尔在上午十点左右走进超市。他看上去魂不守舍，安吉拉还以为他被抢劫了，要么就是死了父母，甚至刚刚得知他患上了不治之症。

他事先想好了要说什么，几乎毫不犹豫地一口气吐了出来：“咱们昨晚忘了看开奖，”他说，“我们赢了四千七百万……”

安吉拉打卡下班。

他们义务性地做了一次环球旅行，同时建造了一座简朴的屋子。他们资助了亲戚朋友几十万澳元（比尔的父母连一分钱都不肯要，但他的兄弟姐妹和安吉拉的家人拿得毫无顾虑），剩下的钱依然超过四千五百万。购买他们真心想要的消费品并不能让这笔钱显著减少，而两人对镀金劳斯莱斯、私人喷气机、凡·高画作和钻石都没什么兴趣。他们分出一千万做最稳妥的投资，就足以过上奢华的生活，是拿不定主意而不是贪婪让他们没有立刻把差额捐给值得帮助的事业。

在一个政治、生态和气候灾难肆虐的世界上，可以做的事情多得数不胜数。哪个项目最值得他们的赞助呢？拟建的喜马拉雅水电工程？因为它能让孟加拉国不至于被因温室效应而涨水的洪泛河流淹没？为非洲北部的贫瘠土壤改良更耐旱的作物？从跨国农业公司手中买回巴西的一小部分土地，它就可以在种植而不是进口粮食的同时减少外债了？想办法降低本国原住民依然高企的婴儿死亡率？三千五百万澳元能够实打实地帮助这些事业中的任何一项，但安吉拉和比尔过于担忧他们能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因此一再推迟做出决定，时间就这样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地过去。

与此同时，由于摆脱了财务方面的约束，他们开始尝试生儿育女。两年的徒劳无功之后，他们最终开始寻求医学帮助，医生说安吉拉对比尔的精子产生了抗体。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两人都不是真正的不育症患者，他们可以提供配子制造试管婴儿，而安吉拉可以怀孕生产。唯一的问题在于，谁来实施这一整套程序呢？

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金钱能买到的最优秀的生育专家。

萨姆·库克是最优秀的，至少也是最广为人知的。过去这二十年间，在多胚胎植入早已不再是确保成功的必要条件之后，他还一直在帮助不孕不育的女性一次生下多至七名婴儿（媒体不肯为五胞胎以下的案例竞争独家报道权）。他的同侪拍马也赶不上他在质量控制方面的名声。他精通分子生物学，就像他精通妇科、产科和胚胎学。

正是质量控制让这对夫妻的计划变得更加复杂。为了办理结婚证，他们把血样送去检验，一名普通的病理学家只筛查了一些极端病症，如肌肉萎缩症、囊性纤维化和亨廷顿氏病等。人类潜能公司装备了最新的所有探查手段，比普通机构彻底千百倍。结果他们发现，比尔携带的基因使他们的孩子容易患上抑郁症，而安吉拉携带的基因可能让孩子患上多动症。

库克向他们列举各种选项。

一个解决方案是使用所谓的tpgm，也就是第三方遗传物质。人类潜能公司用的绝对不是什么陈年垃圾货，他们拥有大量诺贝尔奖获奖者的精子；尽管没有相应的卵子——采集卵子要困难得多，而且大部分获奖者在获奖时都早就过了六十岁——但备有血液样本，实验室可以从血液中提取染色体，用人工手段将二倍体转为单倍体，然后插入安吉拉提供的卵子。

另一个解决方案则昂贵得多，他们可以坚持使用自己的配子，用基因疗法来纠正偏差。

他们讨论了两个星期，但做出选择并不困难。tpgm所生孩子的法律地位依然是一团糟——哪怕在澳大利亚的各个州，一团糟程度都只是略有不同，更不用说在各个国家了——另外，只要有可能，他们当然都希望有个在生物学上属于自己的孩子。

他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安吉拉解释完上述原因之后，向库克透露了他们的财富规模，这样库克就不需要为了经济原因考虑偷工减料了。他们一直没有公开他们就是大奖的获得者，但这个人即将为他们创造奇迹，向他隐瞒任何秘密似乎都是不应该的。

库克对他们说出的秘密泰然处之，然后祝贺他们做出了明智的决定。但他抱歉地补充道，由于他对他们的财务情况一无所知，他有可能误导了他们，使他们对他能够提供的服务产生了有限的看法。

他们既然已经选择了基因疗法，怎么会不全心全意地投入呢？把一个孩子从失调中拯救出来，为什么又要用平庸来诅咒他或她呢？而他们明明可以做得更多更好。他们有钱，人类潜能公司有设施和技术，创造一个真正的超凡儿童根本不在话下：聪明、有创造力、魅力四射。相关的基因多多少少都已经被确定了，而适时注入研究资金——比方说两三千万澳元——能够非常迅速地厘清头绪。

安吉拉和比尔交换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眼神。三十秒之前，他们还在说一个健康的正常婴儿。现在对方赤裸裸地对他们的钱袋子打起了主意，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库克只当没看见，继续说了下去。当然了，这么一笔捐赠必须得到纪念，公司会把大楼内的l.k.罗宾逊/玛格丽特·李/杜恩赛德扶轮社实验室改名为安吉拉与比尔·库珀/l.k.罗宾逊/玛格丽特·李/杜恩赛德扶轮社实验室，并通过合同确保在此项研究产出的所有科学论文和媒体稿里提及他们的慈善事业。

安吉拉憋笑憋得咳了起来，比尔盯着地毯咬住腮帮子。想到要加入这座城市令人厌恶、热衷于自我推销的慈善名流行列，两人都觉得这个前景和吃自己的粪便一样诱人。

但是，叉子还有第三个尖头。

“这个世界，”库克说，突然变得严肃和阴郁，“是个烂摊子。”两人傻乎乎地点头，依然在强忍笑意——他们完全同意，心想医生现在是不是要劝他们干脆别养孩子了。“这颗星球上的生态系统不是已经被推平，就是正在死于污染。气候变化超过了我们改造基础设施的速度。物种大批消失，人们在饿肚子。过去十年内死于战争的人比上个世纪加起来的都多。”两人再次点头，这次端正了态度，但话题的突然转向依然让他们摸不着头脑。

“科学家在做他们力所能及的所有事情，但这还远远不够。政治家的处境也一样。非常可悲，但也不足为奇：他们与害得我们陷入这个烂摊子的那些人只隔了一代。我们能指望什么样的孩子来避免、来消除——来彻底超越——他们父辈的错误呢？”

他停顿片刻，然后突然露出近乎神圣的灿烂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