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时间，马丁广场和往常一样，挤满了狂乱的人群。我紧张地扫视一张张脸。那个时刻就快到了，而我甚至还没看见艾莉森。1时27分14秒。我会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犯错吗？尤其是现在，我对错误的认知还记忆犹新。但是，知不知道不会造成任何区别。它当然能影响我的心境，会影响我的行动——但我清楚地知道那种（以及其他每一种）影响会产生什么结果：我要写下我读到的东西。
我不需要担心的。我低头看手表，1:27:13变成了1:27:14，有人拍拍我的肩膀。我转过去，当然是艾莉森了。我从未在现实中见过她真人，但我很快就会耗费一个月的带宽份额去送回一张巴恩斯利压缩的快照。我犹豫片刻，然后说出我的台词（老实说，非常糟糕）：“很高兴在这儿遇到你。”
她微微一笑，我忽然忘乎所以了，幸福使我头晕目眩——与我在日记里说的一模一样，自从我九岁时第一次翻到这一天的记录以来，我已经读过了上千次；今天发生的事与我那天晚上在终端上描述的必定一模一样。但是（抛开事先知道不谈），我感受到的除了狂喜还有可能是其他吗？我终于遇到了我将与之度过一生的女人。前方有五十八年的时光等待我们共同度过，我们一直到最后都会深爱彼此。
“所以，咱们去哪儿吃午饭？”
我微微皱眉，思考她是不是在开玩笑——也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允许自己产生最微不足道的一点儿怀疑。我犹豫着说：“弗尔维奥餐厅吧。你没有……？”但当然了，她对这顿饭的琐碎细节都毫无概念；而我会在2074年12月14日钦慕地写下：a专注于重要的事情，从不让自己因为琐事而分心。
我说：“好的，食物不会按时做好；他们会搞乱时间表，但——”
她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她的嘴唇上，然后俯身亲吻我。有一瞬间，我震惊得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像雕像似的傻站在那儿，但过了一两秒钟，我开始回吻。
嘴唇分开时，我愣愣地说：“我不明白……我以为咱们刚……我——”
“詹姆斯，你的脸红了。”
她说得对。我尴尬地嘿嘿笑。真是太荒唐了：我们会在一周后做爱，而我已经知道了每一个细节——然而这一个出乎意料的吻却让我心慌意乱加不知所措。
她说：“走吧。也许食物不会按时做好，但咱们在等待时有很多话可说。我只希望你没有在事前全都看完，否则这段时间你会过得非常无聊。”
她拉住我的手，领着我向前走。我跟着她，依然心潮澎湃。去餐厅的半路上，我终于憋出了一句：“刚才——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
她大笑：“不知道。我没有把所有事情都告诉自己。我喜欢时不时来点儿小惊喜。你不是吗？”
她轻松自如的态度刺痛了我。她从不让自己因琐事而分心。我搜肠刮肚思考该怎么说；这整个交谈对我来说都是未知数，而我除了闲聊实在不擅长临场发挥。
我说：“今天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一直以为我会尽可能仔细和完整地写下一切。我是说，我会把我们见面的时间记录下来，精确到秒。我无法想象今晚等我坐下来，竟然会只字不提我们的初吻。”
她捏了捏我的手，然后凑近我，假装密谋地说：“但你会的。你知道你会的。而我也会的。你非常清楚你会记录什么和漏掉什么——事实上，那个吻将永远是咱们俩的小秘密。”
弗朗西斯·陈不是第一个搜寻时间逆流星系的天文学家，但他是第一个从太空中这么做的天文学家。在所有重要的研究工作都转移到月球背面（相对）无污染的真空区域之后很久，他依然在遍布太空垃圾的近地轨道上用一台小型仪器巡天。几十年来，某些高度推测性的宇宙学理论认为，我们有可能瞥见宇宙未来重新收缩的景象，而在那个阶段，所有的时间箭头都会逆转。
陈把一个光子探测器充电到饱和状态，然后在天空中寻找一个不会让它曝光的区域——以可识别图像的形式让像素放电。来自普通星系的光子经过普通望远镜的集光，会在光电聚合物阵列上以电荷图案的形式留下标记；而时间逆流星系则要求探测器失去电荷，发射出的光子离开望远镜，踏上前往未来宇宙的漫长旅程，被数百亿年后的恒星吸收，为推动它们从消亡回归诞生的核反应过程贡献一点儿微不足道的力量。
陈宣布他的实验获得了成功，但迎接他的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怀疑——人们有权怀疑，因为他拒绝分享他所发现的坐标。他只举办过一场新闻发布会，我看过录像。
“假如你把未充电的探测器对准那东西，会发生什么？”一个困惑的记者问。
“你不能。”
“不能是什么意思？”
“假如你把探测器指向普通的光子源。除非探测器失灵，否则最终它肯定会带电。声称‘我要把探测器暴露在光子下，而它最终会不带电’是毫无意义的。荒唐得可笑，因为它不可能发生。”
“对，但是——”
“现在逆时间来看这整件事。假如你把探测器对准时间逆流的光子源，它必定会是事先带电的。”
“但假如你在曝光前彻底给探测器放电，然后……”
“对不起。你做不到。就是不能。”
没过多久，陈退隐江湖，过上了自我封闭的生活——但他的研究工作是政府出资的，而他严格遵守了审计的要求，因此他所有的笔记在各种存档中都有副本。过了快五年，新的理论模型让他的主张变得更受欢迎，这才有人想起来去挖掘他的笔记；坐标终于公开之后，十几个团队只花了几天就证实了他最初的结果。
大部分相关的天文学家在这时放弃了这个课题，但有三个人坚持下去，得出了符合逻辑的结论：
假设有一颗小行星在数千亿公里外凑巧挡住了地球到陈氏星系之间的视线。在这个星系的时间轴上，在近地轨道上观测到这次掩星之前（或者说在最后一个擦过小行星的光子抵达之前）会存在半小时左右的延迟。而我们的时间轴方向是相反的，这个“延迟”对我们来说会是负数。我们会认为光子源是探测器，而不是星系——但探测器依然必须在小行星穿过视线前半小时内停止发射光子，这样探测器才会只在光子能直接抵达目的地时发射它们。因与果；探测器必须有失去电荷和发射光子的理由——即便这个原因存在于未来。
用一个简单的电子快门代替不可控也不太可能存在的小行星；用一组镜子折叠视线，将实验规模缩小到可控的尺度——从而允许你并排放置快门和探测器；用手电筒照射镜子里的自己，你就会得到一个来自过去的信号；用来自陈氏星系的光做相同的事情，这个信号就来自未来。
哈扎德、卡帕尔迪和吴在太空中安放了一对相距数千公里的镜子。他们通过多重反射得到了长度超过两光秒的光路。他们在这个“延迟”的一端安装了一台瞄准陈氏星系的望远镜，在另一端安装了一台探测器（光学意义上的“另一端”，物理上说，它和望远镜就在同一颗人造卫星上）。在他们最初的实验中，望远镜配有一个快门，由少量的某放射性同位素“不可预测”的衰变所触发。
电脑记录下了快门的开关序列和探测器的放电时间。对比两组数据之后，不出预料地发现两者的模式是相匹配的。当然只有一点除外，探测器在快门打开前两秒开始放电，在关闭前两秒中止放电。
随后，他们用手动控制取代了同位素触发器，轮流尝试改变不可更改的未来。
几个月后，哈扎德在采访中说：“刚开始，这只是某种反常的反应时间测试，但不是绿灯亮时你必须按下绿色按钮，而是尽可能去按红色按钮，反之亦然。而刚开始，我真的相信我是在‘服从’信号，原因仅仅是我无法约束我的反射，去做违背本能那么‘困难’的事情。回想起来，我知道那只是在合理化现实，但当时我真的深信不疑。于是我让电脑交换了规则，但当然毫无用处。每次屏显说我要打开快门了——无论它是如何表述这个事实的——我都会去乖乖打开。”
“这让你有什么感觉呢？没有灵魂？机器人？宿命的囚徒？”
“不。刚开始只是觉得……我手笨。不协调。手笨得不管多么努力，都没法儿按下错误的按钮。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整件事开始显得完全……正常了。我不是在‘被迫’打开快门，而是在我想打开快门的时候打开它，并且观察结果——是的，在事件发生前观察它，但这似乎不再重要了。在我知道我会打开它的时候想要‘不打开’它，这就像试图改变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一样荒唐。无法重写历史会让你感到‘没有灵魂’吗？”
“不会。”
“这完全是相同的道理。”
扩展设备的量程很容易。通过让探测器自身在反馈回路中触发快门，两秒钟可以变成四秒钟、四小时或四天。理论上，四个世纪也没问题。真正的难点是带宽。遮挡或不遮挡陈氏星系的视线，一次都只能编码一个字节的信息，而且快门的闪动频率还不能太快，因为探测器需要近半秒的时间才能失去足够的电荷，明确地发出信号供未来曝光。
尽管目前这一代哈扎德仪器的光路长度已经达到一百光年，但带宽依然是个问题。它的探测器由数百万个像素构成，每个像素都足够敏感，能够以兆波特的速率进行调制。这个巨大容量基本上被政府和大公司占用，目的始终没有公之于众，而且他们还想获得更高的波特率。
不过，作为一项与生俱来的权利，地球上的每个人每天都分配到了一百二十八个字节的带宽。使用最高效的数据压缩算法，一百二十八个字节能够编码大约一百个单词；虽说还不足以描述未来的微观细节，但足以对一天内的大事做个总结了。
一天一百个字，一生三百万个字。我的最后一条日记是在2032年收到的，离我出生还有十八年，离我去世一还有百年。学校里教的是下一个千年的历史：饥馑和疾病的结束，民族主义和种族灭绝的结束，贫穷、偏执和迷信的结束。辉煌的时代就在前方。
假如我们的后代说的是实话。
婚礼大体而言就是我所知道的那个样子。伴郎普里亚的一条胳膊挂在吊带上，因为他今天凌晨遭遇了抢劫——十年前我们在高中认识时曾因为此事开过玩笑。
“但要是我不去那条巷子呢？”他说笑道。
“那就让我来替你打断吧。你可不能分流我的婚礼！”
分流是儿童的幻想，是青少年劣等rom的主题。分流是你龇牙咧嘴、浑身冷汗、咬牙切齿、拒绝参与你知道一定会发生的不愉快事情时发生的事情。在那些rom里，在纯粹的精神训练和情节发展的伟力作用下，不讨人喜欢的未来会被魔术般地转移去另一个平行宇宙。喝特定品牌的可乐似乎也有帮助。
在现实生活中，随着哈扎德仪器的出现，犯罪、自然灾害、工业与交通事故以及多种疾病所致的死亡和伤残率确实急剧下降，但这些事件并没有被预测和自相矛盾地被“避免”，它们只是在来自未来的报告中变得越来越少——事实证明，这些报告与来自过去的报告一样可靠。
不过，少量“看似可避免”的悲剧依然存在，明知自己会卷入其中的人以不同方式做出反应：有些愉快地咽下他们的命运；有些在梦游所谓的信仰中寻求安慰（或麻醉）；极少数人屈服于rom里一切愿望都能得到实现的幻想，一路踢打尖叫着走向终点。
当我如期在圣文森特医院的急诊室里见到普里亚时，他浑身是血，颤抖不已。如同预言中的那样，他的胳膊断了。袭击者还用瓶子折磨了他，割破了他的双臂和胸部。我站在他的病床边，头晕目眩，开过的所有愚蠢玩笑随着胃酸一起涌上来，呛得我难以呼吸，我无法摆脱那种罪恶感。我骗了他，骗了我自己——
医生给他注射止痛药和镇静剂的时候，他说：“詹姆斯，我不会多说什么的。我不会描述情况有多么可怕，我不想吓死小时候的我。你也最好别乱说。”我使劲点头，发誓说我不会的；这当然是多此一举，但我可怜的朋友已经在说胡话了。
到了总结当天大事的时候，我尽职地重复了我对朋友遇袭的轻松描述，早在我认识他之前，我就记住了这段话。
尽职？还是仅仅因为这个循环已经闭合，因为我别无选择，只能写我已经读到的内容？还是……两者都对？归纳动机是个奇怪的活儿，但我确定它一向如此。知道未来并不等于我们已经被踢出了塑造未来的方程式。有些哲学家还在唠叨“自由意志的丧失”（我猜他们也控制不了自己），但我一直没能找到一个有意义的定义，能告诉我他们认为这个有魔力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未来从来都是已决定的。除了每个人独特而复杂的遗传因素和过往经验，还有什么能够影响人类的行为？我们的本质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我们还有可能要求什么更巨大的“自由”呢？假如“选择”不是绝对基于因果关系，那决定其结果的又是什么呢？难道是大脑里的量子噪声产生的无意义的随机伪信号？（这个理论曾经风行一时——在量子不确定性被证明仅仅是古老的时间对称世界观下的人工造物之前。）或者被称为灵魂的神秘学理念？但假如是这样，究竟是什么在支配它的行为呢？形而上学的法则和神经生理学的法则一样充满漏洞。
我认为我们没有失去任何东西；正相反，我们得到了我们从来没有过的唯一一种自由：我们现在的本质不但由过去塑造，也由未来塑造。我们的生活就像被拨动的琴弦一样在共鸣，时间中向前和向后流动的信息在碰撞之下形成了驻波。
信息，还有反信息。
艾莉森趴在我的肩膀上看我打字。“你肯定是在开玩笑吧。”她说。
我的回应是按下检查按钮——这是个毫无必要的摆设，但从未阻止过任何人去使用它。我刚刚输入的文字百分之百符合已经收到的版本（人们讨论过要自动化整个过程——传送必须传送的文字，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预——但一直没人这么做，所以这也许是不可能的）。
我点击保存，把今天的日记烧录在芯片上，我死后不久它就会被发送出去，然后我说——麻木地、愚蠢地（也是不可避免地）：“要是我提醒了他呢？”
她摇摇头。“那你就已经提醒他了。但事情依然会发生。”
“也许不会。为什么生活的结果不可能比日记更好或更坏？为什么结果不可能是我们捏造了整件事，而他根本没有受到攻击？”
“因为就是不可能。”
我在写字台前又坐了一会儿，瞪着我无法撤回和永远不可能撤回的文字。但我的谎言是我承诺会说的谎言，我做了正确的事情，对吧？多年来我一直知道我会“选择”写什么——但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决定这些文字的不是“命运”，也不是“宿命”，而是我的本质。
我关掉终端，起身开始脱衣服。艾莉森走向卫生间。我对着她的背影喊道：“咱们今晚会做爱吗？还是不做？我的日记里没说。”
她大笑：“詹姆斯，你别问我。是你坚持要记录这种事情的。”
我坐在床上，心烦意乱。这毕竟是我们的新婚之夜，我当然能读懂潜台词。
但我一直不太擅长临场发挥。
2077年的澳大利亚联邦选举是五十年来各方选票最接近的一次，在未来近一个世纪内也将是如此。十几名独立候选人（包括一个新的无知异端的三名成员，这个派别名叫“上帝避开他的视线”）实现了权力的平衡，但确保政府稳定运转的交易早已达成，熬过四年任期不在话下。
我猜这场选战也是近期记忆或短期预期中最激烈的一次。即将成为反对党领袖的竞选人不厌其烦地列举新总理将会打破的承诺；后者则利用对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财长期间造成的烂摊子的统计数据来进行反驳。（经济学家还在争论将要到来的大衰退的原因。大多数人声称那是20世纪90年代大繁荣“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而市场以其超越时间的无穷智慧，将会/已经选择所有可能的未来中最好的一个。就我个人而言，我怀疑这无非证明了即便能预见未来，对于无能，我们依然毫无办法。）
我常会思考政客说话时会想什么，自从他们的父母第一次向他们展示未来—历史的rom并解释了以后会发生什么后，他们就知道了自己会说什么。普通人无法承担回送动态视频的带宽，只有值得关注的角色才要被迫面对他们人生的详细记录，而不留任何模棱两可或转弯抹角的余地。当然了，摄影机也会撒谎——数字视频造假是全世界最简单的事情——但绝大多数时候，它们没有撒谎的动机。人们发表（看似）慷慨激昂的选举演说，尽管他们知道这么做其实并没有任何意义，而我对此也不觉得惊讶；我读过相当多的过去历史，明白政治这东西一向如此。然而我还是很想知道，他们在采访和辩论、国会质询和党内会议上对口型的时候，脑子里究竟在思考什么。而这些景象被拍摄成高分辨率的全息影像并送回过去，他们事先知道自己会说的每一个音节、会做的每一个手势，会不会觉得自己沦为了被扯动着抽搐的木偶？（不过即便是这样，情况恐怕也还是一成不变。）或者，自我合理化还是一如既往地顺畅和高效？毕竟，每天晚上我在填写日记的时候，同样受到严格的约束，但我（几乎总是）能够找到足够好的理由，写下我知道我会写下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