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区别在于，科幻容许从根本上改变的可能性，并探讨它。幻想则专注于那些可以追溯至《伊利亚特》《奥德赛》《吠陀经》的更古老的传统：半人半神的英雄总是比公民和社会秩序重要，王位更迭可能会很激烈，但终将有国王。
jw：你的作品都是直面那些东西的。我又想到了你那些写非人类的小说。
db：我不是第一个谈到将动物提升至人类智慧水平的作家。不过那些作家写的可能也是我会写的，假如我处于他们的场景中。他们讲述了那类故事最简单的版本，也就是写它自己，也就是一个弗兰肯斯坦场景。人类创造这些新的生物就是为了让它们成为奴隶。我们对它们很残忍。我们因为傲慢和狂妄地行使上帝的权力而遭到了报应。
好吧，这些故事都写过了。我也没有完全相信行使上帝的权力就会被自动惩罚。在《圣经》里有一些段落，说那是我们生来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在我的《提升之战》宇宙中，我决定试试其他路子。假如我们带着最好的意愿，将智慧的天赋给予其他生物，并且公开地进行，使其暴露在舆论的评判下，尽量避免错误，并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呢？那难道不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故事吗？难道就不会有充满戏剧性和悲剧性的错误吗？难道中间几代人就不会进步并痛苦着吗？那会成为一件不错的艺术作品。实际上，我认为在一个善意的环境之中，这些生物可能给人带来的混合感受，会比那些刻意描绘的怪诞残忍行为要更加有趣。
jw：在你作品里出现的那些生物，比如大猩猩、海豚，我们是否需要从它们身上吸取什么教训呢？
db：我们需要变得不害怕复杂性。我相信幻想小说吸引人的一点，就是那简单过时的社会秩序。你知道你是谁，知道你的角色是什么。相较于地球上的其他动物，我们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如果动物开始跟我们说话，如果机器人开始要求权利，如果外星人来临——不管是来征服或避难，还是只是出于好奇——生活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我们已经应对过的复杂性，无论是其复杂程度，还是我们所获得的成功，都远超我们祖先的预言。我们生存下去的唯一机会就是继续这样。这就是科幻真正的贡献。
jw：你如何看待科幻的变化？
db：我对写作黑暗小说并不陌生。我的漫画小说《食生者》，其背景就是纳粹和北欧诸神赢得二战的未来，是反乌托邦的。话说回来，我还是喜欢剑走偏锋。
《末日邮差》不是讲一个人或一帮人获得胜利的故事，相反，它是讲一位复杂而焦躁的半英雄，不情愿地意识到自己有撒谎的能力，而且他的谎言可以激发幸存者们记住一件简单的事情——很久以前他们曾是公民。
反乌托邦很有用，也很有趣，因为它可以指出错误或者可能性。最伟大的反乌托邦小说包括乔治·奥威尔的《1984》、哈利·哈里森的《超世纪谍杀案》以及《寂静的春天》《海滩之上》《奇爱博士》等。它们都有什么共同点呢？它们都是自我阻止的预言。它们每一部都指出了一种潜在的失败模式，描绘得如此生动，以至于千百万人都决意阻止它变成现实。然而，在今天那些如海啸般席卷而来的想法单一、陈腔滥调的反乌托邦和后世界末日故事中，这一特征是看不到的。
如果你想要你的英雄们展开一场血脉偾张的行动，以一场大屠杀作为故事的前提，也没问题。那很懒，但尽管去写。另一方面，如果你的失败模式令人乏味、或者脱离现实、或者毫无可能性，那么你将读者带入此处的唯一理由就是作者的惰性。
我在《轨迹》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得到了很多关注，大家可以在我的网站上看到这篇叫《白痴情节》的文章，它阐述了好莱坞以及很多作者，用末日之后的反乌托邦轰炸我们的根本原因。
他们并非真的相信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任何一位导演或者作家遇到麻烦了，都会打911，并且如果专业人士无法及时赶来支援，他们会很生气。但是他们笔下的角色永远不会这样：就算这些角色打了911，也打不通；就算打通了，接线员也无法应付；就算警察得以赶到现场，也来得太迟；就算及时赶到，也无能为力；而警察的不作为正是其与坏人狼狈为奸的有力佐证。只有一个例外。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坏人的邪恶程度。当你的坏人不像《蝙蝠侠》里的小丑时，警察就会显得很无能，刚好给蝙蝠侠添堵的那种。如果坏人像《独立日》里的外星人那么超级无敌，那么美国政府和军方就会显得既伟大又有能力。
我不会因为这些作者和导演把上述选择搞得如此刻意而不爽。要让他们的英雄，在九十分钟或三百页里都处于令人血脉偾张的危险之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假设一切机构都不管用了，并且你也无法指望你的邻居，因为他们都是一帮窝囊废。不过对他们而言，做出这样毫无新意的东西纯粹是出于习惯和懒惰，那是可耻的，因为每一部这样的反乌托邦作品都在说：“观众们或读者们，我不是在提供一个你能够做出改变的失败模式，我是将你沉浸在一片阴暗中，教会你终极一课，那就是切勿相信任何机构，无论有多少公民致力于把它变得更好更有用。而且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要信任你的邻居。”
这些例外实际上很是暖心。在每一部《蜘蛛侠》电影里——它们不是什么伟大的艺术作品——英雄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里都在拯救纽约人民。但是，总会有一个很美好的场景，纽约人民拯救了蜘蛛侠。这是在向一种文明致敬，一种实际上善待我们所有人的文明，而我的观点是，文明可以是你作品中的一个角色，它可以有缺陷，可以失败，也可以是英雄需要的正能量的那一面。
这就是《星球大战》和《星际迷航》的根本区别。在《星球大战》里，飞船就像一战时期的战斗机。那些围着丝巾的英勇飞行员宛若半神，可以回溯到漫画书，回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回溯到阿喀琉斯。战斗机上甚至还有空位给勇敢的炮手或机器人。飞船就是骑士的军马，而文明则无处安放。
在乔治·卢卡斯的史诗巨作中，你永远看不到文明在做什么。共和国什么都没做。它甚至连可以被称之为错误的行动都没有。它什么都没做。另一个机构，绝地委员会简直比一群草包还没用。
这是一个古老的叙事主题。它是自身写就的，你从那三部前传的编剧质量就可见一斑。
在《星际迷航》里，飞船是一艘海军舰艇。船长的水平远在普通人之上，他不仅有主要角色的知识和技能，而且每一集都有来自下层甲板的人自告奋勇，为团队贡献力量。这艘船应对的就是复杂性。“企业号”和“航海家号”上承载的那些货物和乘员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文明，也就是联邦。它会犯错吗？肯定会。这些就是剧集的主题：纠正错误，揭露错误，以及人类后代可能远超我们的思想实验。
当文明成为主题时，这些就都有了可能，你不会落入半人半神的窠臼。“企业号”遇到一个半人半神会有什么反应呢？肯定会双臂抱在胸前，带着一副怀疑的神情，看着眼前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然后说：“行吧，你是什么来历？”个人主义是我们文化中的核心观点，那些使用半人半神主题的人实际上在说服自己：他们为赞扬个人主义而写作，因为他们有一位英雄，英雄会战胜一切险阻和坏人。事实上，他们错了。他们在欺骗自己。他们并不是在宣扬个人主义，因为人类个体可以是脾气暴躁的、傲慢自大的、自我中心的，但讽刺的是，他们只有在文明的大环境中才会实现真正有意义的目标。它的确很讽刺，那些发生在正常运转的文明里的故事，恰恰是那些最有价值地、最现实地与个人主义对话的故事，并且给出了超越怨恨、复仇和愤怒的真知灼见。
jw：你的作品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db：我写小说《陶偶》其实是发出一声呼救。我要参加大量的公开演讲，我要为很多跟未来相关的事宜充当顾问。除开这些，我还有三个孩子，还要教书，总之，我一直都疏忽了我那核心的写作事业。因此，我梦想着能发明一台机器，可以每天创造自己的分身。在《陶偶》里，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分身。很多科幻小说里都有类似的概念，就是新的科技成果诞生，然后将其一直保密，再接着你就得到了一个迈克尔·克莱顿式的情节。
而我想要知道如果每个人都得到这种新事物会怎么样。于是在这个世界里，你每天都把自己的脸套在家中那个复制品上，然后，一只属于你自己的廉价偶人就走了出来。它能维持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后就会化掉。它知道一切你知道的事情，拥有你的人格。它唯一能继续存活的方法就是做完一天的工作后，回到家，下载这一天的记忆。这么一来，你昨天是五个人。你过了五个昨天。今天你可能要做六个复制品，因为事情太多了。在这个世界里，你可以做成一切你想做的事情。你现在能明白为什么它是一个幻想的愿望吗？你可以造两个便宜的绿人偶来处理所有的杂事，修好房子里里外外，做好全部的清洁工作。你还可以造一个昂贵的黑偶人，派它去图书馆学习。你可以造一个战斗版偶人，派它去竞技场并战死，但是得记得把它的头冷冻起来，这样你才能记得这一切。
《存在》这部小说的题材跟《地球》一样。这是我从《克洛诺斯》中得出的两大近未来推断。小说主题基于约翰·布拉诺的《立于桑给巴尔》，内容包括媒体上的摘录和围绕着人物发生的故事，描绘了一个在我们有生之年可能见到的复杂社会。顺便提一句，大家可以在上看到《存在》的三分钟预告，里面有精美的艺术作品和主角画像，由著名的网络艺术家帕特里克·法雷创作。我敢保证那会是你在不脱衣服的情况下最享受的三分钟。我的妻子给我之前的两部小说做了预告片，分别是《荣耀赛季》和《彗星之心》。
阿西莫夫遗产基金会请我、“b字杀手组”和格雷格·贝尔写第二部“基地三部曲”。这些是独立小说但又联系紧密。阿西莫夫的遗孀很客气地称它为最好的“非阿西莫夫”作品。
自夸的话就不说了，我认识了很多真的很棒的新人。他们聪明绝顶、知识丰富，会成为比我更好的作家。但我仍然认为我是仅剩的真正伟大的科幻作家之一，只因为一个原因，牙医学。（假装一本正经）这些傲慢的家伙都是天才，也是才华横溢的作家，但是他们嘴里都没有种过牙，所以他们无法接收到来自三体星系的电波辐射，因此，我的创作源泉是无穷无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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