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红衣主教在等待从英国来的消息，但是除了令人不快和带有威胁性的消息以外，什么消息也没有。
尽管拉罗舍尔被围困得滴水不透，尽管靠了已经采取的那些预防措施，特别是靠了那条不再让一条船进入被包围城市的海堤，胜利看上去已经十拿九稳，但是封锁还需要长时间地继续下去，这对国王的军队是个莫大的耻辱，对红衣主教先生是个莫大的烦恼。红衣主教先生尽管不需要再去挑拨路易十三跟奥地利安娜的不和，因为这件事已经成功，但是他还需要为闹翻了的德·巴松皮埃尔先生和当古莱姆公爵调解。
至于大王爷，围攻是由他开始的，后来他把完成围攻的责任交给了红衣主教。
尽管拉罗舍尔市市长的态度坚定得令人难以置信，城里还是有人进行反叛，图谋投降；市长把那些肇事者处以绞刑。这次死刑的执行使那些最不守本分的人的头脑冷静下来，他们终于打定主意还是听任自己饿死。在他们看来这种死法总比绞死来得慢，而且不像绞死那样必死无疑。
围攻者这方面呢，他们不时抓住拉罗舍尔人派出去给白金汉送信的信使，或者白金汉派到拉罗舍尔人那里去的间谍。对这两类案子的审判都进行得很快。红衣主教先生只简简单单地说这两个字：“绞死！”国王应邀来看执行绞刑。他没精打采地来到，坐在最好的位子上仔细观看执行绞刑的每一个细节。这多少总能让他得到一点儿消遣，帮助他耐下心来进行围城战；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非常无聊，随时都在提出要回巴黎去；因此如果没有这些信使和间谍，法座尽管想象力丰富，还是会感到非常为难的。
然而时间在过去，拉罗舍尔人没有投降。最后捉到的一名间谍身上带有一封信。这封信明确地告诉白金汉，这座城市已陷入了绝境；不过信的结尾没有说：“如果您的援助半个月之内不能到达，我们将投降。”而是简简单单地说：“如果您的援助半个月之内不能到达，我们将全都饿死。”
因此拉罗舍尔人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白金汉身上。白金汉是他们的救世主。显然他们如果有一天确实知道不应该再指望白金汉了，那他们的勇气就会随着他们的希望一起化为乌有。
红衣主教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以极大的耐心等候着来自英国的、宣布白金汉不可能来的消息。
用武力强行攻占城市的问题，常常在御前会议上提出来讨论，但总是遭到否决。首先，拉罗舍尔似乎是攻不破的；其次，红衣主教不管嘴里说什么，心里却十分清楚，在这场法国人不得不跟法国人厮杀的冲突中造成的流血恐怖，从政治观点来看，是朝后倒退六十年，而红衣主教在他那个时代里是我们今天称之为进步人士的那种人。在一六二八年，如果洗劫拉罗舍尔，杀害三四千宁死不降的胡格诺派教徒，这确实太像一五七二年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了。除此以外，国王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虽然对这个极端方法毫无反感，但是这个极端方法每次遇到围城的将军们提出的下面这个理由后总是遭到否决：除了用饥馑这个办法以外，拉罗舍尔是攻不破的。
红衣主教摆脱不掉他那个可怕的女密使在他心里引起的恐惧，因为他也了解这个时而是条蛇，时而是头狮子的女人所具有的非凡能力。她背叛他了吗？她死了吗？不管怎样，他对她有足够的了解，他知道她不论是站在他一边还是站在反对他的一边，不论是作为朋友还是作为敌人而行动，除非遇到巨大的障碍，她决不会待着不动；但是这些障碍来自何方呢？这是他所不能知道的。
尽管如此，他还是有充分理由信赖米莱狄，他猜出在这个女人的过去发生过只有他的红袍才能够遮盖住的可怕的事。他觉出这个女人为了某种原因对他忠诚，因为她只能从他那儿得到保护，来抵挡威胁她的危险。
因此他决定独自进行战争，决定只像期待一种好运气那样企盼着一切靠外来的帮助取得的胜利。他继续派人筑造那条用来迫使拉罗舍尔人挨饿的、出名的海堤；在这同时他朝这座不幸的城市望去，在这座城市里有着那么深重的灾难，有着那么多的英雄业绩；他记起了路易十一的话，路易十一是他的政治先驱者，正如他自己是罗伯斯庇尔的政治先驱者一样，他记起了特里斯丹的朋友的这句格言：“分而治之。”
亨利四世围攻巴黎时，曾经派人往城墙里面扔面包和食物；红衣主教派人扔的是一些传单，他在传单上告诉拉罗舍尔人，他们的首领的所作所为多么不公正，多么自私，多么野蛮。这些首领有大量的小麦，却不拿出来分配；他们也有他们的准则，他们所遵循的一条准则是：女人、孩子和老人死活并不重要，只要替他们守卫城墙的男人仍旧身强力壮。到当时为止，这条准则虽然还没有被普遍接受，但是或者是由于市民们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或者是由于他们没有力量反抗，已经从理论过渡到实践阶段；不过传单却给它带来了打击。传单提醒男人，被听任饿死的这些孩子、女人、老人是他们的儿子、妻子和父亲；如果人人都分担共同的苦难，才会显得更为公正，到那时相同的处境会使人作出全体一致的决定。
这些传单起到了书写人所期待的作用：它们促使许许多多居民决定和国王的军队单独谈判。
但是就在红衣主教看见自己的方法已经产生效果，为自己使用这个方法感到庆幸的时候，有一个拉罗舍尔的居民，天知道他怎么能够穿过国王军队的一道道防线，因为巴松皮埃尔、绍姆贝格和当古莱姆公爵监视得那么严密，而他们呢又处在红衣主教的监视之下；我们说到有一个拉罗舍尔的居民进了城，他来自朴次茅斯，说他亲眼看见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已经做好在一个星期之内出航的准备。另外白金汉通知市长，反法的大联盟终于即将宣布组成，王国将同时遭到英国军队、帝国军队和西班牙军队的入侵。这封信在所有的广场上公开宣读，信的抄件还张贴在各条街的街角上，甚至那些已经开始进行谈判的人也终止了谈判，决定等待被如此夸张地宣布出来的援助。
这个出乎意料的情况出现后，黎塞留又回复到最初的忧虑之中去了，而且他不由自主地把他的眼睛又重新转向大海的彼岸。
王国军队可没有它的惟一的、真正的首脑的那些忧虑，这时候过着快乐的生活，军营里不缺少食物，也不缺少钱；所有的部队都在互相比胆量，比玩得开心。捉间谍处以绞刑，到海堤上或者海上去，冒险远征，先想出一些冒失事，然后头脑冷静地去干；正是有了这些消遣，军队才觉得日子短，而这些日子不仅受着饥饿和焦虑煎熬的拉罗舍尔人觉得长，而且坚决对他们进行封锁的红衣主教，也觉得非常非常长。
红衣主教经常像军队里最普通的骑兵那样骑着马外出。他从法兰西王国各地招来了一些工程师，在他的指挥下修建工事，他觉得进度太慢。当他用沉思的目光扫视着这些工事时，如果遇到特雷维尔的队伍里的火枪手，就会走到跟前，用一种古怪的眼光望着他，等到认出他不是我们那四个伙伴中的一个以后，就让自己的深邃的目光和广阔的思想转向别处。
有一天，因为既没有与城里人进行谈判的希望，也没有英国来的消息，红衣主教心烦得要命，仅仅由卡于扎克和拉乌迪尼埃尔跟随着出去走走；除了出去走走，这次外出没有别的目的。他骑马沿着沙滩走去，把他无边无际的梦想混入在无边无际的大西洋之中。他让他的马迈着小步来到一座山冈上，从山冈上他看见在一道树篱后面有七个人，他们躺在沙滩上，顺便享受一下在一年的这段时期中是那么罕见的阳光。四周围丢弃着许多空酒瓶。这七个人中有四个是我们的火枪手，他们正准备听他们中间的一个念他刚收到的一封信。这封信是那么重要，连纸牌和骰子都被扔在一面鼓上。
另外三个人在忙着打开一个巨大的坛子的盖子，坛子里装的是科利乌尔葡萄酒。他们是这些先生的跟班。
红衣主教，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心情极不愉快；当他处在这种心情中时，没有什么能像别人的快乐那样更增添他的阴郁了。况且他抱有一个奇怪的成见，那就是他始终认为促使别人快乐的正是造成他忧愁的那些原因。他朝拉乌迪尼埃尔和卡于扎克做了一个停住的手势，他从马上下来，朝这些有说有笑、形迹可疑的人走过去，他希望靠了减轻他脚步声的砂子和遮住他前进的树篱的帮助，可以听见几句他们的谈话，他觉得他们的谈话一定很有趣。到了离树篱仅仅还有十步远的地方，他听出了吱吱喳喳的加斯科尼口音。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些人是火枪手，所以他毫不怀疑其中三个人就是被人称为形影不离者的那三个人，也就是阿多斯、波尔朵斯和阿拉密斯。
我们能够判断出，他偷听谈话的欲望是不是因为这个发现而有所增加。他眼睛里有了一种古怪的表情，他迈着山猫般的步子朝树篱走去；但是他还只能够听见一些含含糊糊的、没有任何肯定意思的音节，就在这时候突然响起一声响亮的、短促的叫喊，吓得他打了个哆嗦，而且引起了火枪手们的注意。
“军官！”格里莫叫道。
“您好像说起话来了，混账东西，”阿多斯用一边的胳膊肘支起身子说，同时用炯炯的目光慑服了格里莫。
因此格里莫一句话也没有再补充，仅仅朝树篱的方向伸出食指，用这个手势通知了红衣主教和他的随从的来到。
四个火枪手一下子蹦了起来，站好，恭恭敬敬地行礼。
红衣主教好像火气很大。
“看来火枪手先生们也派人保卫自己了！”他说，“难道是英国人从陆路来了，还是火枪手把自己看成是高级军官？”
“大人，”阿多斯回答，在普遍的恐惧之中只有他一个人还保持着从来不离开他的那种大贵人才有的沉着和冷静，“大人，火枪手在不值班的时候或者值完班以后喝酒和掷骰子，他们对他们的跟班来说是很高级的军官。”
“跟班，”红衣主教不满地咕哝着，“得到命令在有人经过时通知他们的主人，这样的跟班不再是跟班，而是哨兵。”
“不过法座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没有采取这个预防措施，我们就完全可能看不见您经过，错过机会向您表示我们的敬意，并且为了您出面把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恩情，我们应该向您表示我们的感谢。达尔大尼央，”阿多斯继续说，“您刚才还说您希望能有机会向大人表达您的感激之情；瞧，机会来啦，别错过了。”
说这番话用的冷静的态度，正是使阿多斯在危险时刻显得与众不同的那种不可动摇的冷静态度，还有他表现出的极端的谦恭有礼，使他在某些紧要关头成了一个比那些天生的国王还要威严的国王。
达尔大尼央走过来，结结巴巴说了几句表示感谢的话；但是在红衣主教的阴沉的目光下他很快就说不下去了。
“反正一样，先生们，”红衣主教继续说，阿多斯提出的这件事看来丝毫没有改变他最初的意图，“反正一样，先生们，我不喜欢有些普通士兵，因为有幸在一个享有特权的部队里服役，就大摆其老爷架子，纪律对他们和对所有的人应该是同样的。”
阿多斯让红衣主教把话说完，鞠了一个躬表示同意，然后开口说：
“纪律，大人，我希望，丝毫没有被我们忘记。我们不在值班，我们相信不值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随我们高兴去支配我们的时间。如果我们幸运的话，正巧法座有特殊的命令要下达给我们，我们准备立即服从。大人也能看出，”阿多斯继续说，他皱紧了眉头，因为这种盘问已经使他感到不耐烦，“为了应付任何紧急情况，我们出来都随身带着武器。”
他把四支火枪指给红衣主教看，这四支火枪架在上面放着纸牌和骰子的鼓旁边。
“请法座相信，”达尔大尼央补充说，“如果我们能猜到您在这么少的人的陪同下朝我们走来，我们一定会前来迎接您。”
红衣主教咬住唇髭，也略微咬住了嘴唇。
“你们总是像这样在一起，带着武器，还有你们的跟班保卫着，你们知道你们看上去像什么吗？”红衣主教说，“你们看上去像四个密谋分子。”
“啊！至于这个，大人，这倒是真的，”阿多斯说，“我们搞密谋，正如法座曾经在一天上午能够看到的，不过是为了对付拉罗舍尔人。”
“嘿！政治家先生们！”红衣主教也皱紧眉头说，“你们看见我来了，连忙把信藏起来，如果能像你们看那封信一样看到你们的脑子里，也许可以在你们脑子里发现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阿多斯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朝法座走了一步。
“您好像真的怀疑我们，大人，我们好像是在受一次真正的审问；如果确实如此，那就请法座俯允略微解释一下，让我们至少心中也有个数。”
“如果是审问又怎么样？”红衣主教说，“在你们之前已经有许多人都被问过，阿多斯先生，而且都一一回答了。”
“因此，法座，我也对您说过，您只管问，我们做好了回答的准备。”
“您将要念的，阿拉密斯先生，后来又藏起来的是封什么信？”
“一封女人来的信，大人。”
“噢！我明白了，”红衣主教说，“这种信需要保密；不过让一个听忏悔的神父看看还是可以的，你们也知道，我得到过神品。”
“大人，”阿多斯平静地回答，因为他的这番回答是在拿自己的脑袋冒险，所以他的平静更显得可怕了，“信是一个女人写来的，但是信上签的名字不是马里翁·德·洛尔姆，也不是代吉荣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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