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是谁吗？”
“如果不是约翰逊先生，我就不知道了。爸爸说过正等他来呢。”
赫尔姆先生（他如今已去世，事发第二年三月死于中风）是位五十多岁、有些阴郁的人，畏缩的神情下掩盖了一种极为好奇和警惕的个性。他喜欢问东问西，“哪个约翰逊？”
“推销保险的那个。”
赫尔姆先生小声嘟哝说：“你爸爸肯定有一大堆文件要签。我估计这辆车停在那儿有三个小时了。”
黄昏即将到来，冷风袭人，天空依然湛蓝，但花园里菊花的高梗已伸出长长的影子。南希的猫正在菊花丛中嬉闹，用爪子挠抓着凯尼恩和老赫尔姆绑植物的麻绳。蓦地，南希出现了。她坐在胖胖的“宝贝”背上，慢慢地自田间踱来，她刚去河里给它洗完澡，这是“宝贝”周六的乐事。特迪，那条狗，陪着他们，三个都是水淋淋的，闪闪发光。
“你会着凉的！”赫尔姆先生说道。
南希笑了。她从未生过病，一次也没有。从“宝贝”身上滑下来后，她躺到花园边的草地上，一把捉住猫，举在头顶上摇着，还亲了亲猫的鼻子和胡子。
凯尼恩有些看不下去，“竟然亲动物的嘴。”
“你以前还亲过斯基德呢。”她提醒凯尼恩。
“斯基德是匹马。”那是他从小马驹养大的一匹漂亮的暗红色公马。它跃过栅栏时才棒呢！“你别把它累坏了，”他父亲曾警告他，“总有一天你会要了它的命。”果不其然，有一天斯基德驮着主人沿一条下坡路疾驰时，它的心脏受不了，一跤跌倒，死了。现在，一年以后的今天，尽管父亲看他很难过，许诺明年春天再给他买一匹小马驹，但凯尼恩还是为它哀痛不已。
“凯尼恩，你觉得特雷西到感恩节的时候会说话了吗？”南希问道。特雷西还不到一岁，是她的外甥，伊芙安娜的儿子，她和伊芙安娜这个姐姐关系特别亲。相比之下，凯尼恩最喜欢贝弗里。“要是听到他叫‘南希阿姨’或者‘凯尼恩舅舅’，我会高兴死的。你难道不喜欢听到这样的称呼吗？我说，难道你不想当舅舅吗？哎呀，你怎么不回答我？”
“因为你是个傻瓜。”他一边说，一边把一朵枯了的大丽花向南希扔去，她顺手把花插到了头发里。
赫尔姆先生拿起铁锹。乌鸦哇哇地叫了几声，太阳快西沉了，但是他的家不在这里。被中国榆树掩映的小道已经变成了一条暗绿色的隧道，而他就住在隧道的尽头，离这儿大约半英里。“晚安。”他说道，开始踏上回家的路程。但是他回头看了一次。第二天他证实，“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们。南希牵着‘宝贝’向谷仓走去。正如我所说的，没有任何异常之处。”
黑色的雪佛兰又一次停了下来，这次是停在恩波里亚郊外一所天主教医院的前面。在佩里持续不断的刺激下，（“那是你的毛病，你以为只有自己的主意是对的——迪克的主意。”）迪克投降了。他让佩里留在车里等候，而他走进医院设法向修女买一双黑色长筒袜。这种买袜子的鬼主意是佩里的灵感，他争论说修女一定有黑色长筒袜。当然，不可否认，这种想法有一个弊端：修女以及任何与之相关的人或事都是不吉利的，而佩里非常迷信（他的一些禁忌包括数字十五、红头发、白花、横穿马路的牧师或梦里出现蛇），但这是不可避免的。极端迷信者通常也是极端的宿命论者，佩里就是一个例子。他出现在这里，干着目前的差事，并非因为他希望如此，而是命运的安排。他可以证明这一点——虽然他无意去证明，以免被迪克知道——他违反假释规定返回堪萨斯州的真实而隐秘的动机与迪克的“计划”或那个邀请完全无关。真正的原因在于数周前他得知，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四这天，他的另一位前狱友将从兰辛的堪萨斯州立监狱获释，“世上没有比这更紧要的”，他急于和这个人重聚，他“真正的、唯一的朋友”——“出类拔萃的”威利－杰伊。
在三年牢狱生涯的第一个年头，佩里一直饶有趣味地远远观察过威利－杰伊的一举一动，同时他又有点担忧：如果一个人希望被别人看作是硬汉，那么和威利－杰伊接近就是不明智的。他在狱中担任牧师的书记，一个瘦弱的爱尔兰人，头发过早地出现了灰白色，一双忧郁的眼睛也是灰色的。他的男高音是监狱唱诗班的光荣。虽然佩里蔑视任何虔诚的表现，但是在听到威利－杰伊唱起《主祷文》时，却禁不住感到“心酸”。这首赞美诗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那庄重的歌词令他感动，使他对一向自认为是的轻蔑多少有点怀疑。最终，被一种微妙的宗教好奇心所驱使，他开始接近威利－杰伊，而这位牧师的书记立即给了他友善的回应。威利－杰伊立刻意识到这个眼神朦胧、声音低沉、略显一本正经的跛脚壮汉是位“诗人”，“一个罕见而可以挽救的灵魂”，一种“要把这个孩子带到上帝那里”的激情吞没了他。有一天，当佩里呈给他一幅用彩色蜡笔画的耶稣像时，他感到成功的希望大增。那是一幅很大的笔法娴熟的画像。兰辛地区受人尊敬的新教牧师詹姆斯·波斯特非常看重这幅画，把它挂在办公室里，至今还在那里挂着：画上是一个圣洁的救世主，带有威利－杰伊的丰满嘴唇和忧郁的眼睛。这幅画是佩里追求宗教寄托的最高境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幅画也是终点，他认为耶稣有点“伪善”，试图“愚弄和背叛”威利－杰伊，因为从过去到现在上帝从未令他信服。然而，他是否应该冒着失去一位“真正理解他”的朋友的风险承认这一点呢？（霍特、乔、杰希，这些在世上撞来撞去、彼此却从不透露真实姓名的家伙，都只是他的“哥们”，但在佩里看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威利－杰伊这样“才华出众”，“如同一位受过良好训练的心理学家那样观察入微、感觉敏锐”。这样一个天才怎么会被关进兰辛呢？这正是令佩里感到诧异的地方。答案是：这位三十八岁的牧师书记是一个贼，一个惯偷，二十年里曾在五个州服过刑。这个答案无需复杂的头脑都可理解，虽然佩里也知道，但他以“更深刻的、人性的问题”为借口而拒绝承认。）佩里决定说出来：他很抱歉，但是天堂、地狱、圣徒和仁慈……这些东西不对他的口味。如果威利－杰伊的爱是建立在设想佩里有一天会和他一起跪倒在上帝的脚下，那么他是被骗了，他们的友谊是虚假的，就像那幅画一样，是假的。
像往常一样，威利－杰伊表示理解。虽然他很沮丧，但却仍旧抱着幻想，坚持呼求佩里的灵魂，直到有一天佩里获得假释、离开了监狱。在佩里走之前的那个晚上，他给佩里写了一封告别信，最后一段这样写到：“你是一个极富激情的人，一个饥饿却不是很清楚想要吃什么的人，一个饱经挫折却拼命在牢不可破的世俗中寻求自己生存空间的人。你悬挂于两种精神状态之间，一种是自我表现，另一种是自我毁灭。你很强壮，但你的强壮有一个缺陷，除非你学会控制自己的力量，否则这个比你的力量还强大的缺陷将打败你。什么缺陷？不分场合随时会爆发的感情用事。为什么？为什么看到别人幸福或满足的时候，你会毫无道理地发怒？为什么你对人类的蔑视以及伤害他们的欲望越来越强？好吧，你认为他们都是傻子，你厌恶他们，因为他们的道德、他们的幸福正是你挫败和愤慨的来源。但是这些正是你内心可怕的敌人，总有一天会像子弹一样具有毁灭性。幸运的是，子弹只是夺去受害者的生命，而细菌却不管你活多久都在折磨你、撕碎你，只留下一具躯壳。你的生命之所以还有火焰在燃烧，是因为你向火里投入了轻蔑和憎恨的干柴。你可以成功地谋事，却不可能谋得成功，因为你就是自己的敌人，你使自己无法享受自己的成就。”
佩里很满意自己成了这篇说教的主角，还让迪克读了这封信，而迪克对威利－杰伊抱有怀疑，说这封信“不过是一派胡言乱语”，还说：“蔑视的干柴？我看他就是干柴！”当然，佩里早料到他会有这种反应，心里还暗暗地对此表示欢迎，因为直到在兰辛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才认识迪克，两人之间的友谊正是他对那位牧师书记极为崇拜的一种平衡，是自然而然的。也许迪克是“浅薄”，或者就像威利－杰伊指称的那样，是“一个堕落的吹牛者”，反正都不要紧。迪克风趣、精明、讲求实际，办事“干净利落”，他脑子里既没有阴郁的影子，也不是个土包子。而且，和威利－杰伊不同的是，他对佩里古怪的想法从不吹毛求疵；他愿意倾听，迎合人意，喜欢和佩里一起分享美梦——埋藏在墨西哥海底和巴西热带雨林里的“肯定有的宝藏”。
在获得假释后的四个月里，佩里开着一辆倒了五次手、花一百美元买来的福特汽车，从里诺开到拉斯维加斯，从华盛顿州的贝灵汉开到爱达荷州的比尔。他在比尔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当卡车司机，正是在这里他收到了迪克的信：“佩里老友，我八月份出来了，你离开后，我遇见了一个人，你不认识他，但是他令我们可以干一桩漂亮事。一个易如反掌、异常完美的计划……”在这之前，佩里从未想过会再次见到迪克或者威利－杰伊。但是他们两个经常出现在他的脑子里，特别是后者，在佩里的记忆中，已经变成了一个萦绕在他记忆通道里的贤哲。“你追求的是被人否定的东西，”威利－杰伊在一次说教时曾对他说，“你什么也不在乎，没有责任感、没有信仰、没有朋友，也感觉不到温暖。”
在近来孤独而困窘的颠沛流离中，佩里一次又一次地想起威利的话，他认定这是不公正的。他的确在乎这些，但是谁又在乎他呢？父亲？是的，从某一点来说是这样。还有一两个姑娘，但是“说来话长了”。除了威利－杰伊，没有人在乎过他。只有威利－杰伊承认过他的价值和潜力，承认他不只是一个矮小的、肌肉发达的杂种，看出他在一切德行上，与他本人看到的一样：“特殊”、“罕见”、“有艺术气质”。在威利－杰伊身上，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的敏感得到了保护。四个月的流浪生活使这种高度的评价比梦中的财宝对他更有诱惑力。所以当他收到迪克的来信，并且意识到迪克建议他来堪萨斯州的日子正好和威利－杰伊出狱前后相差不多时，他知道了自己必须做什么。他开车来到拉斯维加斯，把车卖掉，收拾好地图、旧信、手稿和书籍，买了一张灰狗长途汽车票。这次旅行的结果就只能靠命运了；如果“和威利－杰伊一起解决不了问题”，那么他“将考虑迪克的建议”。然而，结果是，他要么选择迪克，要么选择一无所获。就在佩里的汽车在十一月十二日晚上抵达堪萨斯城时，威利－杰伊已经不能欢迎他的到来了，他走了，离开了堪萨斯城，事实上，仅仅五个小时之前，他从佩里抵达的那个车站离开了。是佩里通过电话向波斯特牧师打听来的，但波斯特令他很失望，他拒绝透露威利－杰伊的准确去向。“他往东边去了，”牧师说，“去寻找好机会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个愿意帮助他的好人家。”佩里挂了电话，愤怒和失望令他感到眩晕。
但是，他想知道，当痛苦减弱以后他还会真的期望与威利－杰伊重聚吗？自由把他们截然分开；恢复自由身之后，他们没有共同之处，相反，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在一起——像他和迪克那样，一道去南部边境外的深海去寻宝。但是，如果他没有错过威利－杰伊，哪怕他们能在一起待上一个小时，佩里确信，或者说完完全全地“知道”，他此刻就不可能待在一所医院的外面，等着迪克从里面找到一双黑色长筒袜。
迪克两手空空地回来了。“没有，走吧。”他说道，一副狡猾且漫不经心的表情，令佩里大起疑心。
“你肯定没有吗？你当真问过修女了？”
“我当然问过了。”
“我不相信。我想你走进去，逛了几分钟，然后就出来了。”
“好了，甜心，随便你说什么。”迪克开始开车。沉默着走了一会儿，迪克拍了拍佩里的膝盖。“嗨，行了，”他说，“这就是个狗屁主意。天知道她们会怎么想？我闯了进去像逛百货公司似的……”
佩里说：“也许这样也不错。修女不是什么好兆头。”
当看到克拉特先生旋开派克钢笔、打开支票簿时，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在加登城的代理人不由得露出了微笑。他想起了当地的一句俏皮话，“知道他们怎么说你吗，赫伯？他们说，‘自从理发涨到一美元五十美分，赫伯连理发也开支票了。’”
“没错。”克拉特回答说，他像贵族一样，以从不随身携带现金而闻名，“这就是我做生意的方式。当查税人员找上门来的时候，支票存根是你最好的朋友。”
支票已经填好，但尚未签字，他将身子靠回椅子内，似乎陷入了沉思。那位矮壮的、有点秃顶、不拘小节的代理人名叫鲍勃·约翰逊，他希望自己的客户不要在最后时刻变卦。赫伯是个头脑冷静、做事力求稳妥的人，约翰逊忙活了一年才最终敲定这笔生意。但是，此刻不同以往，他的顾客只是在经历一种约翰逊所谓的“庄严时刻”。这种现象，保险生意人都很熟悉。一个人在买人寿保险时的心情，跟写遗嘱没什么不同，死亡的念头难免涌上心头。
“是的，是的，”克拉特先生说道，仿佛在自言自语，“我该知足和感恩——这一辈子经历了太多美妙的事。”足以纪念他事业里程的各色镜框，挂在他办公室的胡桃木墙壁上，闪闪发光：大学文凭证书、河谷农场的地图、农业比赛的奖状，还有一张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亲笔签名的华丽证书，以表彰他在联邦农业信用委员会的工作。“还有孩子们。我们在这方面一直很庆幸。也许我不该这么说，但我真的为他们感到骄傲。就拿凯尼恩来说吧，虽然目前他倾向于工程或科学，但是你不能说他不是个天生的农业好手。上帝保佑，总有一天他将经营这块地方。你以前见过伊芙安娜的丈夫唐·贾乔吗？他是位兽医。你不知我有多器重那孩子。还有维尔，维尔·英格里希，我女儿贝弗里钟情于他。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我敢肯定，他们一定能承担起责任；但是邦妮，邦妮一个人挑不动这么一副重担……”
约翰逊，在这类意味深长的话题上是个老手，知道这时可以插话了。“哎，赫伯，”他说道，“你还是个年轻人呢，才四十八岁。无论从外表，还是从健康报告上看，你都很年轻，少说也有好几年我们要承蒙你的照顾呢。”
克拉特先生挺直身子，又一次拿起了钢笔。“说实话，我感觉相当好。非常乐观。我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真的可以在这里赚点钱。”在简单阐述未来理财计划的同时，他在支票上签了名，然后把它推到桌子另一边。
此刻已是六点过十分，保险代理人急着回家，妻子正等他回去吃晚饭呢。“承蒙关照，赫伯。”
“哪里的话，老哥。”
他们握了握手。然后，约翰逊带着一种胜利的感觉拿起克拉特先生的支票，把它放进自己的皮夹里。这是一份价值四万美元保险的头期款，一旦出现保险人意外死亡的情况，保险公司将双倍赔偿。
他和我散步，他和我聊天，
他对我说我是属于他的，
我们在那里等待时分享的快乐，
没有人能明白……
佩里用吉他自弹自唱，自得其乐。他能唱大概两百多首圣诗和情歌，从《粗糙的老十字架》到科尔·波特，除了吉他以外，他还会口琴、手风琴、五弦琴和木琴。在他最喜欢的一个舞台生涯的幻想中，他的艺名叫佩里·奥帕尔森，是一位表演“一人交响乐”的明星。
迪克说：“来杯鸡尾酒怎么样？”
其实，佩里并不在乎喝什么，他不是一个很爱喝酒的人。但是迪克却很挑剔，在酒吧里，他通常选择橙花酒。佩里在汽车的工具箱里装着一品脱已经调好的橘子味的伏特加鸡尾酒。他们俩轮流喝了起来。虽然暮色已浓，但迪克仍把速度稳定在每小时六十英里，并且没有打开车头大灯。路很直，土地平坦得像一片湖泊，很少看见别的车驶过。这里便是“那边”，或者离“那边”很近了。
“天哪！”佩里说道，他盯着那开阔一望无际的土地，以及清冷的天空下连绵不绝的青色——除了远处农场里闪烁的灯光以外，一无所有，显得空旷而孤寂。他憎恨这里，就像他憎恨得克萨斯平原和内华达州沙漠一样：空旷的地势和稀少的人口常令他情绪低沉，还伴有一种对陌生环境的恐惧。海港才是他最喜欢的地方，拥挤、嘈杂，塞满了船只，飘荡着下水道气味，比如横滨。朝鲜战争期间，他作为美国陆军的士兵曾在那里度过一个夏天。“天哪！他们对我说离堪萨斯州远点儿！永远别让我的脚再踏上堪萨斯州的土地，好像他们是在禁止我进入天堂似的。好好看看这儿，简直大饱眼福。”
迪克把酒瓶递给他，里面的酒只剩下一半了。“剩下的留着吧，”迪克说，“我们也许还用得着。”
“还记得吗，迪克？我们谈过关于那条船的事？我想，我们可以在墨西哥买条船，一条便宜但很结实的船。我们可以横渡太平洋，去日本。有人做过，好几千人曾经是这样过去的。我不骗你，迪克，你该去日本看看。日本人善良，性格温和，彬彬有礼。真的很周到——不仅仅是为了你的钱。说到女人，你从没见过那么温柔的……”
“我有过女人。”迪克说他仍爱着有一头蜜色金发的第一任妻子，虽然她已经和别人结婚了。
“日本那儿有许多澡堂子。有一间叫‘寻梦池’，你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里面，美丽迷人的姑娘会从头到脚给你擦洗。”
“你以前告诉过我。”迪克有些不耐烦。
“那又怎么样？我就不能再说了吗？”
“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嗨，伙计，我脑子里想的已经够多了。”
迪克打开收音机，佩里又把它关上。他不管迪克的抗议，自顾自弹起了吉他。
我独自一人去花园，
露水还在玫瑰上。
我耳中传来声音，
原来是神子主耶稣……
一轮满月正在天边冉冉升起。
案发后的星期一，年轻的博比·鲁普在接受测谎仪检测之前作证时，描述了他最后一次拜访克拉特家的情形。“当时是一轮满月，我想，如果南希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开车出去，去麦金纳湖或者去加登城看电影。但是当我给她打电话时——当时大概是七点十分左右——她说她得去问问父亲同意不同意。然后，她回来了，回答是不行，因为昨晚我们在外面待得太晚了。不过，她说我干脆过来看电视算了。我经常去克拉特家看电视。你知道，南希是我唯一约会过的女孩。我从小就认识她，从一年级开始我们就一起上学。从我记事起，她就那么漂亮、那么惹人喜爱，她是一个人物，甚至当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如此。我的意思是，她让每个人都觉得开心。我第一次和她约会是在八年级。当时班里大多数男孩子都想带她去参加八年级的毕业舞会，所以当她说愿意和我一起时，我很吃惊，也有点自豪。我们俩当时都是十二岁。我爸把车借给我，我开车和她一起参加舞会。对于南希，我是越看越喜欢；对于他们全家人，也是这样——没有哪家能和他们相比，至少这里没有，反正我不知道谁能和他们相提并论。克拉特先生也许在某些事情上过于严厉——比如说宗教信仰或者诸如此类的事——但是他从未试图使你感觉他是对的，你永远错。
“我们家住在克拉特家西边三英里。我通常是走着来回，但是夏天我一直在打工，去年我攒够了钱，买了一辆自己的车，一辆一九五五年的福特，所以那晚我开车过去，大约是七点刚过时到的。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通往她家的林荫车道上，我一个人都没看见，屋子外面也没有人。只有老特迪冲我汪汪叫。一楼的灯亮着，那是客厅和克拉特先生的办公室。二楼是黑的，我想克拉特太太一定睡着了，如果她在家的话。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她究竟在不在家，我从来也没问过。但是我发现我猜对了，因为后来凯尼恩想要练习小号——他在学校乐队里吹中音——但南希对他说别练了，怕他把克拉特太太吵醒。不管怎么说，我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吃完了晚餐，南希收拾了碗盘，把它们都放在洗碗机里了。他们三个人——两个孩子和克拉特先生——都在客厅里。所以我们像以前那些晚上一样围坐在一起：南希和我坐在沙发上，克拉特先生坐在椅子上，就是那把带坐垫的摇椅。他没怎么看电视，他正在读一本书，书名是《流浪的男孩》，那是凯尼恩的。他去了一次厨房，回来时拿着两个苹果，他给了我一个，但我不想吃，所以他全吃了。他的牙齿很白，他说那是吃苹果的缘故。南希当时穿着短袜和软拖鞋，蓝色牛仔裤，我想她上身穿的是一件绿色毛衣；她戴着那块金表和去年一月她十六岁生日时我送她的礼物——一个表明我们关系的手镯，一面刻着她的名字，另一面是我的。她还戴了一枚小小的银戒指，这是她今年夏天和基德维尔一家去科罗拉多的时候买的，并不是我们的定情戒。你知道，两个星期前，她冲我发火了，说要把我们的戒指摘下来放一段时间。当你女朋友这么做时，那就意味着你要经受考验了。我是说，的确，我们有过争吵，但男女朋友谁没吵过架？这次是因为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在招待会上喝了一点啤酒，只有一瓶，却被她知道了。不知是谁嘴快，说我喝得大醉。唉，从那以后她仿佛成了石头人，一个星期连招呼都没和我打。但是最近我们又和好如初了，我相信她正打算重新戴上我们的戒指。
“好吧，那天晚上我们看的第一个节目是第二频道的《人与挑战》，讲的是几个人在北极的故事。然后我们看了一部西部片，这之后是一个间谍的冒险故事《五指》。九点半时演的是麦克·海默的侦探片。然后是新闻。但是这些节目凯尼恩全不喜欢，之所以如此，很大原因是我们没让他选节目。他对每一个节目都挑三拣四的，南希一直叫他闭嘴。他们俩总是这样拌嘴，不过实际上两人是很亲密的，比大多数兄弟姐妹都要亲。我猜大半是因为他们单独待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克拉特太太经常不在家，而克拉特先生也经常去华盛顿或别的什么地方。我知道南希很爱凯尼恩，但是我认为即使是她也没有真正了解凯尼恩。他似乎总是一个人魂不守舍。你永远也别想知道他在想什么，甚至也不会知道他是不是在看着你——他有一点儿轻微的斜视。有人说他是一个天才，这话也许是真的。他确实读了很多书。但是，正如我所说，他当时有些不安。他不想看电视，想练小号，当南希不让他练时，我记得克拉特先生对他说，为什么不去地下室的娱乐间里去练呢，在那儿没有人会听见。但是他又不想去地下室。
“电话响了一次，或者两次？哎，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有一次电话响了，克拉特先生到办公室去接。门——客厅和办公室之间的滑动门——是开着的，我听见他说‘冯’，所以我知道他正在和他的雇员冯·弗里特先生谈话。他说他有点头疼，不过正在好转。还说要在星期一早晨见见冯·弗里特先生。他回来时，麦克·海默刚播完，然后是五分钟新闻，接着是天气预报。每次一到播天气预报的时候，克拉特先生就会来精神。实际上，他一直等的就是天气预报。这就和唯一吸引我的是体育节目一样，接下来就是体育节目。体育节目结束时已是十点半了，我起身要走。南希送我出来。我们说了会儿话，约定在周日晚上一起去看电影，一部所有女孩都盼望看的电影——《情窦初开》。然后她跑回了屋里，我开车离开。那晚夜色很亮，像白天一样，月光皎洁，天有些凉，微风吹过，无数风滚草随风飘动。这就是我看到的一切。只是现在我回想起来，我觉得一定有人一直躲在那里，也许就在那边的树丛里。有人就等着我离开。”
迪克和佩里在大弯城的一家饭馆前停了下来。因为身上只剩十五块钱了，佩里打算点一份饮料和三明治，但迪克说不，他们需要的是一顿实实在在的“盛宴”，不必为费用发愁，他来付账。他们点了两份半生的牛排、烤土豆、法式土豆丝、炸洋葱圈、豆煮玉米，还点了意大利通心粉、玉米片粥、千岛沙拉、肉桂面包卷、苹果派、冰淇淋和咖啡。吃饱喝足后，他们俩去了一家杂货店挑选雪茄；在同一家杂货店里，他们还买了两卷厚厚的胶带。
黑色的雪佛兰重新上路，急匆匆地穿越乡村，悄悄地向更加寒冷、更加干燥的麦地高原驶去。佩里闭目打盹，进入了酒足饭饱后昏昏欲睡的状态，当听到播放十一点钟的新闻时，他醒了过来。他摇下车窗，让清冽的空气吹着自己的脸。迪克告诉他已经进入芬尼县境内。“我们进入县界十英里了。”他说。汽车跑得飞快。公路两旁指示牌上的广告词被汽车前灯照得闪亮，瞬间又一晃而过：“瞧，北极熊”、“伯蒂斯汽车”、“世界上最大的免费游泳池”、“麦田汽车旅馆”。终于，一转眼的工夫，路灯亮了起来，“您好，异乡客！欢迎来到加登城，竭诚为您服务。”
他们沿着城市北面的边缘前进。将近午夜时分，路上空无一人，除了孤零零的加油站还亮着灯，其他商店都关门了。迪克拐进一间名为赫德的菲利浦六六加油站。一个年轻人出现了，问道：“要不要把油加满？”迪克点了点头。佩里从车里出来，走进加油站的盥洗间，然后把门反锁上。他的双腿像平时发作那样令他疼痛难忍，疼得好像以前那场事故就发生在五分钟前。他从一个瓶子里倒出三片阿司匹林，慢慢地嚼碎（他喜欢阿司匹林的味道），然后从洗脸盆的水龙头里接水喝。他坐在马桶上，伸开腿，揉了揉，按摩着那几乎无法弯曲的膝盖。迪克说过他们差不多快到了，“只要再走七英里就到了”。他拉开上衣一个衣兜的拉链，拿出一个纸盒，里面是刚买不久的橡胶手套。手套上粘着一层薄薄的胶水，黏糊糊的，他一只手指一只手指地伸进去。有一只破了，破得不是太厉害，只是在两个手指间裂开了，但对他而言不是什么好兆头。
门把手转动了，格格地响。迪克说道：“想吃糖吗？他们这儿有一台自动售糖机。”
“不。”
“你还好吧？”
“我很好。”
“别在里边蹲一整夜。”
迪克往自动贩卖机里投了一枚硬币，拉了一下杠杆，拾起一包软糖豆，大嚼着回到车里，懒洋洋地靠在车座上，看着那个加油站的年轻人清扫挡风玻璃上的堪萨斯尘土和粘着的飞虫尸体。那年轻人名叫詹姆斯·斯波尔，他感到有点不安。迪克的眼神和阴沉的表情，佩里在盥洗室里长时间不出来，令他心烦意乱。第二天，他向加油站的老板汇报说：“昨天晚上，我们这儿来了两个看起来很难缠的顾客。”甚至很长时间以后，他从未把这两个人和霍尔科姆的惨案联系起来。
迪克说：“这里有点不景气呀。”
“可不是嘛，”詹姆斯·斯波尔说，“两个小时来，你们是唯一在这里停下来的。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堪萨斯城。”
“来这儿打猎？”
“只是路过。我们要去亚利桑那州，在那儿找到了工作，建筑工，正等着我们去呢。你知道从这里到新墨西哥州的图克姆卡里有多远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一共三元六角。”他接过迪克的钱，找了零钱，说道，“失陪了，先生。我还要工作，给一辆卡车装保险杠。”
迪克边吃糖豆边等，不耐烦地启动油门，按了按喇叭。难道他判断错了佩里的性格？一向神勇过人的他，这会儿突然“怯场”了吗？一年前，他们初次相遇时，他认为佩里有点“顾影自怜”、“多愁善感”、太爱“幻想”，但仍不失为一个“好小伙”。他喜欢佩里，但并不认为他值得自己花力气去交往。直到有一天，佩里给他讲了一起谋杀案，告诉他仅仅是“为了好玩”，自己在拉斯维加斯怎样用自行车链条杀死一个黑人。这件奇闻改变了迪克对小个子佩里的看法，他开始对佩里另眼相看，像威利－杰伊一样——虽然两人考虑的动机不同——渐渐断定佩里具有不同寻常且很有价值的特质。在兰辛监狱，有好几个人吹嘘自己杀过人或对此类事根本不畏惧，但迪克确信佩里是其中罕见的一个，“一个天生的杀手”——头脑绝对冷静，但却毫无怜悯之心，不管有没有动机，都可以实施最冷酷的致命打击。迪克认为，这一能力在他的监督下可以得到最完美的施展。在得出这个结论后，他向佩里展开了追求攻势，大拍佩里的马屁：比如，假装相信所有埋藏宝藏的故事，说自己和佩里一样渴望流浪、喜欢海港，但实际上，这些事情没有一件是他喜欢的，他想过“正常的生活”——有一份自己的生意、一间房子、一匹马、一辆新车，当然还少不了“一大群金发女郎”。但是，在佩里凭借自己的才能帮助迪克实现野心之前，无论如何不能使他对这点产生怀疑，这是至关重要的。但也许迪克估计错了，被耍了；如果真是这样，如果事实证明佩里不过是个“草包”——那就没戏唱了，数月来的计划也就白费了，除了转身回去，别无其他。绝不能发生这种事。迪克又返回了加油站。
盥洗室的门仍然锁着。他砰砰砰地敲门，“搞什么，快点，佩里！”
“马上就好。”
“怎么了？你病了？”
佩里抓住洗手台的边沿，支撑着站了起来。他的腿在发抖，膝盖的疼痛令他汗如雨下。他用纸巾擦了擦脸，打开门，说道：“好了，我们走吧。”
南希的卧室是家中最小、也最具个性的房间——充满少女的情调，像芭蕾舞女孩的短裙一样活泼可爱。除了柜子和写字台外，所有的墙壁、天花板都是粉色、蓝色或白色。粉白相间的床上堆放着蓝色的枕头，其余的空间都被一只白粉相间的特大号泰迪熊占去了，这是博比在县商品交易会的射击游乐场上赢来的奖品。在镶着白边的梳妆台上方挂着块漆成粉色的软木质小布告板，上面钉着一些干了的栀子花、几张旧情人节卡片、自报上剪下的食谱以及许多照片，都是小外甥、苏珊·基德维尔以及博比·鲁普的。其中博比的占了一大半：挥球拍的、打篮球的、开拖拉机的、穿着泳裤在麦金纳湖畔玩水的（这是他敢走的最远距离，因为他一直没有学会游泳），还有几张是两个人的合影。其中南希最喜欢的一张是他们俩在郊游时坐在树荫下，两个人彼此含情凝视，虽然未曾微笑，但却能看出满心愉悦。还有一些是马呀猫呀的照片，虽然它们已经死了，但却没有被遗忘——比如“可怜的小笨笨”，它在不久前离奇死亡（南希怀疑是被人毒死的）——这些照片堆满了她的书桌。
南希一直是全家最后一个睡下的。正如有次她对朋友和家政老师波利·斯特林太太所说的那样，午夜是她“既得意又自在的时间”。这个时候，她会像例行公事一样做美容，先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擦上晚霜，如果是周六夜里还要洗头发。今晚，她把头发吹干、梳亮，又用一条薄薄的花色纱巾包起来，然后准备好明天早晨去教堂时穿的衣服：尼龙长袜，一双黑色的鞋子，一套红色天鹅绒礼服——这是她亲手缝制的最漂亮的一件衣服。下葬时，也是穿的这件。
在开始祈祷前，她总会写点日记，记些琐事（“夏天来了。我希望永远都是夏天。苏来过了，我们骑着宝贝去河边。苏吹起了长笛。有萤火虫”）以及偶尔迸发的情感（“我爱他，真的”）。这是一本可以用五年的日记，过去四年来，她从未漏记过一天，倒是好几件显著的大事（伊芙安娜的婚礼、小外甥的出生）和别的戏剧性事件（她“和博比第一次真正的吵架”——这一页上沾有泪痕）促使她多占了未来记日记的地方。不同色彩的墨水用来区分年份：一九五六年是绿色，一九五七年是红色，一九五八年是淡紫色，而现在一九五九年，她决定用高贵的蓝色。但是在每一页日记里，她都用自己的笔迹作了修饰，一会儿向右斜，一会儿向左倾，时而活泼，时而夸张，忽而松散，忽而紧凑，她仿佛在问：这是南希吗？是这一个，还是那一个？哪个才是我？有一次，她的英语老师里格斯太太在一篇作文里潦草地写下这样的评语：“写得好。但为什么用三种不同的字体写？”对此，南希的回答是：“我尚未成人，无法确定今后该用何种字体。”不过近几个月来，她有所进步，用显露出成熟的笔迹写着：“乔利妮来过了，我教她如何做樱桃馅饼。帮洛克希练习小喇叭。博比过来了，我们一起看电视。十一点，他离开了。”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肯定没错，那是学校，那是车库，现在我们往南拐。”迪克兴高采烈，口中念念有词，在佩里看来，迪克仿佛在嘀嘀咕咕地说着咒语。他们离开公路，加速转向一条荒凉的霍尔科姆小道，越过圣达菲铁路。“银行，肯定是那家银行。现在往西拐——看见那树了吗？就是这儿，没错。”车前的大灯照亮了一条榆树夹道的小路，一丛丛被风吹动的风滚草急速地在路边闪过。迪克关掉大灯，将车速放慢了下来。直到他的眼睛适应了月夜的环境，才将车停住。半晌，车又开始向前蠕动。
霍尔科姆位于山地时区分界线东边的十二英里处，这个位置引得很多人的抱怨，早晨七点（在冬天则是八点或更迟）天仍然是黑的，倘若有星星的话，也仍然在闪烁。这个星期天早上，维克·伊尔斯克的两个孩子来干活时就是如此。九点，两个男孩干完活——其间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太阳已经升了起来，依旧是打野鸡的一个好天气。他们离开干活的地方，沿着小路跑回家的时候，对着一辆迎面而来的汽车挥了挥手，车中一个女孩也向他们挥手。她是南希·克拉特的同班同学，名字也叫南希，南希·埃瓦尔特。她是正在驾车的克拉伦斯·埃瓦尔特先生的独生女。埃瓦尔特先生是一位已届中年的农场主，以种植甜菜为生。他本人是不去教堂的，他的妻子也不去，但是每到周日，他都会开车送女儿到河谷农场，好让她和克拉特一家一起去参加加登城卫理公会教徒的礼拜仪式。这样的安排使他“避免了来回去城里两趟”。他总是要等到女儿安全地进屋后才放心离去，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讲究衣着的南希，有着电影明星的身材，戴着眼镜，走起路来婀娜不胜娇羞。她穿过草坪，按了按前门的门铃。这座房子有四个门，她在前门不停地敲着，里面却没有反应，于是她走到下一处门——克拉特先生办公室的那扇。这儿的门半掩着，她又推开了一点儿，里面一片漆黑，空无一人，但她想到就那么“闯进去”，克拉特一家会见怪的，于是她又敲门，又按了按铃，也是没有任何动静。最后绕了一圈来到房子后面。这儿是车库，她看到两辆雪佛兰都在车库里，可见他们一定在家。她又试了试第三个通往“储物室”的门以及第四个——这扇门通往厨房，但全都没有反应。她只好回到父亲身边。她父亲说：“也许他们在睡觉。”
“那是不可能的。你能想象克拉特先生会为了睡觉而错过去教堂？”
“要么我们走吧。我们去教师公寓。苏珊应该知道出了什么事。”
教师公寓坐落在新式学校的正对面，是座陈旧的大厦，阴暗而寒酸。二十套临时房间被分成半租半送的公寓住宅，提供给那些找不到或租不起房子的学校员工住。尽管如此，苏珊·基德维尔和她的母亲还是苦中作乐，把她们位于一楼的房间布置得温暖而舒适。令人难以相信的是，那间弹丸大小的起居室里除了几把椅子外，还放着一架风琴、一架钢琴、一些花盆（盆中的鲜花正在盛开），通常还有一只蹿上蹿下的小狗和一只昏昏欲睡的肥猫。这个星期天的早上，苏珊站在窗前望着街道。她是一位个子高挑、神情倦怠的年轻姑娘，鸭蛋脸上有一双美丽的灰蓝色眼睛；她的手很有特点，手指修长、灵巧，带有一丝神经质的优雅。她打扮整齐也准备去教堂，正盼着克拉特家的雪佛兰赶快到来，她和南希·埃瓦尔特一样，也经常和克拉特一家一起去参加教堂的礼拜仪式。结果，克拉特一家没来，来的是埃瓦尔特一家，而且还带来了一个令人纳闷的消息。
但苏珊无从解释，她母亲也一样，只是说：“如果计划有变，他们肯定会打电话来的。苏珊，你为什么不给他们家打个电话？他们也许真是睡过头了呢。”
“我也这样想。”苏珊在后来所作的陈述里这样说，“我给他们家打电话，电话铃响了，至少我有这样的印象，电话铃是响着的，噢，响了一分钟或更长，没人接。所以，埃瓦尔特先生建议我们去他们家，把他们‘叫醒’。但是当我们到了那儿时，我却不想这么做了。一走进屋里，我就感到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从未料到……那样的事怎么可能发生呢。但是阳光如此明媚，一切看起来都那样明亮而安静。当时，我看见他们的小汽车都在家，连凯尼恩的那辆老式追狼车也在。埃瓦尔特先生当时穿着工作服，靴子上沾满了泥；他觉得穿成这样不适合去拜访克拉特一家，尤其是他以前从未拜访过，我是说，从未登门拜访过。最后，南希·埃瓦尔特说愿意和我一起去。我们绕到厨房门口，当然，那儿的门没锁，只有赫尔姆太太会锁上它，但克拉特家从来不锁。我们一走进去，我就知道克拉特家还没吃早餐，没有看见碟子，炉子上也空无一物。我注意到事情有点不对劲：南希的钱包掉在地上，口微微开着。我们穿过饭厅来到楼梯下方，南希的卧室就在上面。我一边叫着她的名字，一边走上楼梯，南希·埃瓦尔特跟在我的后面。我们的脚步声大得令人害怕，周围一片死寂。南希房间的门是开着的。窗帘没有拉上，满屋子阳光。我不记得自己是否惊声尖叫过。但南希·埃瓦尔特说我确实叫了起来——叫啊叫啊，拼命地叫。我只记得南希的泰迪熊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看。南希……我跑，我……”
在这期间，埃瓦尔特先生认为也许他不应该让两个女孩单独进入房子。当听到尖叫声时，他正从车里出来，准备随她们一起进屋。但是，还没等他冲进屋里，两个女孩已经向他跑了过来。他的女儿大叫道：“她死了！”说着便一头栽进他的怀里。“真的，爸爸！南希死了！”
苏珊向她转过身来，“不，她没死。你别这样说，你怎么敢这么胡说！她只是流鼻血而已。她总是流鼻血，流得很厉害，就是这么回事。”
“太多太多的血。墙上也有。你没看清楚。”
“我是摸不着头脑，”埃瓦尔特后来作证说，“我想可能是那孩子受伤了什么的。在我看来，首先该做的是叫救护车。基德维尔小姐（苏珊）告诉我厨房里有一部电话。我在她说的位置找到电话，但是话筒并未挂上，当我把话筒捡起来时，才发现电话线被切断了。”
二十七岁的英语教师拉里·亨德里克斯住在教师公寓的顶楼。他喜欢写作，但他的公寓对于一个立志成为作家的人来说不是理想之地。他的房子比基德维尔家的还小，而且他要和妻子、三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以及一台永远都在开着的电视机分享有限的空间（只有如此，才能让孩子们安静下来）。年轻的亨德里克斯生于俄克拉荷马州，曾在海军服役，很有男性气概，他嘴角叼着烟斗，留着胡子，一头乱蓬蓬的黑色头发，虽然还没发表过作品，但至少看起来有点文人的样子。事实上，他的打扮颇有几分他最崇拜的作家海明威年轻时的样子。为了弥补当老师收入的不足，他还给学校开校车。
“有时我一天开六十英里，”他对一位熟人说，“这样留给写作的时间就不多了。星期天是例外。当时，正是那个星期天，十一月十五日，我端坐在公寓里，正仔细地看报纸。你知道吗，我大多数故事的灵感都来自报纸。唉，电视开着，孩子们在嘻嘻哈哈地玩。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听见了楼下的声音，是从基德维尔太太家传出来的。但我想这也许不关我的事，我是新来的，这学期开学时我才搬到霍尔科姆。可没过多久，我妻子雪莉——当时她正在外面晾衣服——急急忙忙跑进来说：‘亲爱的，你最好到楼下去看看。他们全都吓疯了。’那两个女孩，当时的确是吓坏了。苏珊一直没有从惊吓中回过神来，我看以后也很难。还有可怜的基德维尔太太，她的身体一向不太好，她紧张得要命，一直说个不停。但是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哦，邦妮，邦妮，出了什么事？你是那么高兴，你对我说一切都结束了，你再也不会生病了。’大意是这样。就连埃瓦尔特，连像他这样的人都惊吓成那样了！他打电话给加登城的警长办公室，长官亲自接的电话。埃瓦尔特先生告诉他‘在克拉特家发生了极端可怕的事故’。警长答应马上过来，埃瓦尔特先生说好的，他会去公路上迎他。雪莉下楼，和女人们坐在一起，试图安慰她们，好像这样就管用似的。我和埃瓦尔特先生一起开车出去，到公路上等候警长鲁滨逊。在路上，他对我讲了发生的事。当他说到发现电话线被切断时，我立刻想到，嗯，从现在起我就应该留神了，该把每一个细节都记下来。说不定会叫我到法庭上去作证。
“警长到的时候是九点三十五分，我看过手表。埃瓦尔特先生向他挥手，示意他跟着我们的车走，我们直接开车去了克拉特家。我以前从未去过那儿，只是远远地望见过。当然，我认识克拉特一家人。凯尼恩在我所教的二年级英语班里，我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一剧里给南希做过导演。这两个孩子真是很特别，非常谦虚，你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出身富贵人家或住这么大的房子——树林，草坪，一切都在精心照管之下。我们到达那里时，警长已经听完了埃瓦尔特的讲述，他用无线电话通知办公室，要他们多派一些人外加一辆救护车前来增援，并告诉他们说‘发生了一些意外’。然后我们三个走进住宅，穿过厨房，看见一只女式钱包撂在地上，电话线已被割断。警长的后腰上挂着一支手枪，从我们上楼到进入南希的房间时，我注意到他始终把手按在枪上，随时准备拔出来。
“唉，太惨了！那么优秀的女孩，可惜你们永远都没法认识她了。她被人用猎枪从距离后脑大概两英寸的地方开枪打死了。她侧身躺着，面对着墙壁，墙上溅满了鲜血，肩膀以下的身子用床单盖着。鲁滨逊警长将床单拉下，我们看见她穿着浴袍、睡衣、短袜和拖鞋。看样子，虽不知是几点钟，她那会儿应该还没有上床睡觉。她的手被反绑在身后，脚踝被百叶窗的白绳子捆着。警长问道：‘这是南希·克拉特吗？’以前他从未见过这个孩子。我说：‘是的，这就是南希。’
“我们又返回走廊，往四处瞧。门都关着。我们推开一扇门，原来那里是浴室，似乎有点不对头。我认为之所以令人感到奇怪，是因为里面有一把椅子，一种餐厅里用的椅子，在浴室里看起来完全不合适。隔壁的一扇门，我们一致认为那里肯定是凯尼恩的房间，许多男孩子的东西散落在屋里。我认出了凯尼恩的眼镜，就在床边的书架上。但是床上没有人，虽然看起来像是有人睡过一样。我们走到走廊的尽头，最后一扇门，在那儿，在床上，我们发现了克拉特太太。她也被捆着。但不同的是，她的手是在前面绑着的，所以看起来她好像正在祈祷一样，一只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块手帕。也许是克利内克斯纸巾？捆住她手腕的绳子一直连到脚踝，然后绳子又拖到床底下，再绑在床脚上。这么复杂且费尽心机。想想吧，这样做得花多长时间啊！她躺在那里任人摆布，怕是吓也吓死了。她手上还戴着两枚戒指，（这就是为什么我总不同意这命案是为了谋财害命，其中一条理由就在于此。）穿着一件长袍、一件白色睡衣和一双白色袜子。她的嘴被胶带紧紧粘住，但因为她是从头部的一侧被直接瞄准，子弹的冲击力把胶带都崩开了。她的眼睛是睁开的，睁得老大，仿佛仍在盯着杀人者，她一定是无法避免看着他用枪瞄准自己的。大家默默无言。我们都太过震惊。我记得警长四处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散落的子弹壳，但是杀人者非常狡猾和冷静，没有留下类似的线索。
“很自然，我们感到奇怪，克拉特先生在哪儿？还有凯尼恩？警长说：‘我们到楼下去找找。’我们找的第一个地方是主卧，克拉特先生睡觉的地方。床单被拉开了，有只钱夹丢在床脚，周围是一叠弄得乱七八糟的卡片，好像被人抖过要找什么东西，一张便条，一张借据，谁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呢。事实上，钱夹里一分钱也没有。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是克拉特先生的钱夹，他是从来不带现金的。这一点就连我这个搬到霍尔科姆仅仅两个多月的人也知道。我知道的另一件事是，无论是克拉特先生，还是凯尼恩，不戴眼镜就什么也看不见。而克拉特先生的眼镜就放在写字台上。所以我判断，不管他们去了什么地方，都不是自愿的。我们仔细察看，一切都很正常，没有搏斗的痕迹，也没有任何扰乱的迹象。只是办公室的听筒也没有挂在电话机上，电话线也被割断了，和厨房里一样。警长鲁滨逊在壁橱里发现了几支猎枪，用鼻子闻了闻，查看最近是否开过火。他说没有。我从未见过他那副困惑的表情，只听他说道：‘真要命，赫伯到底在哪儿？’就在那时，我们听到了脚步声，从地下室逼近楼上。‘是谁？’警长把手按在枪上问。一个声音说道：‘是我，温德尔。’原来是温德尔·迈耶，副警长。大概是他进屋时没发现我们，就径直跑到地下室去搜查了。警长告诉他，声音有点悲悯：‘温德尔，我实在想不通。楼上有两具尸体。’‘哦，’温德尔随即回答说，‘下面也有一具。’于是我们跟随他走进了地下室。我想你也许会把那称为游戏室。那里并不怎么暗，有窗户，可以让充足的阳光照射进来。凯尼恩就躺在角落里的一张沙发上。他的嘴被胶布封住了，手脚都像他母亲那样被捆在一起，绳子从手连到脚，最后绑在沙发扶手上，其过程同样复杂。不知怎么回事，凯尼恩的样子让我最难忘。我想是因为他最容易辨认吧，看起来最像本人生前的模样，虽然枪是正对着他的脸开的。他穿着一件t恤衫和一条蓝色牛仔裤，光着脚，像是匆忙之中抓起身边的衣服就穿上了。他的头用两个沙发枕头垫着，好像是为了便于瞄准才这么做。
“警长接着问道：‘这个通向哪里？’他指的是地下室的另一扇门。警长走在前面，进去后伸手不见五指，好在埃瓦尔特先生找到了电灯开关。这是暖气炉间，里面非常暖和。这个地方的人都在家里装一个煤气炉，插根管子就能在地下抽出天然气，一分钱都不用花，所以这里的屋子都暖和得要命。先不谈这个。我瞧了一眼克拉特先生，就不忍再看了。我知道单单开枪是不会流那么多血的。我猜得没错。他也被枪射杀，和凯尼恩一样，正对着面部。但是也许在被子弹击中之前，他就已经死了。或者，不管怎么说吧，快要死了。因为他的喉咙被割断了。他穿着条纹睡衣，除此什么也没穿。他的嘴被胶布封住，缠了满满一头。脚踝也捆在一起，但手没有捆住，也许是他设法挣脱了，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不管出于愤怒还是疼痛，反正他把绑在手上的绳子给挣断了。他四肢伸开躺在炉子前，身下是一只很大的硬纸板箱，看来是特意放在那儿的。这是一只用来装床垫的箱子。警长说：‘瞧这里，温德尔。’他指着箱子上一个带血迹的脚印，脚印中间有两个洞，像两只眼睛。我们中的一个人（也许是埃瓦尔特先生？我记不清了）指出了另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件事我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在我们头顶上有一条暖气管道，上面垂下来一条绳子，是杀人者用的那种绳子。很显然，克拉特先生曾被绑着双手吊在这里，然后绳子又被切断了。但是为什么呢？折磨他？我猜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原因了。不会知道是谁干的、为什么，那天晚上这幢住宅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过了一会儿，屋子里开始挤满了人。救护车来了，验尸官来了，卫理公会派来了牧师，警方的摄影师、州警、电台和报纸的记者，噢，满满一屋子人。大部分人都是从教堂跑出来的，那神情仿佛还在做礼拜。屋里非常安静，只有低声耳语。仿佛谁都不相信一样。一位州警问我在这儿是否有公干，如果没有最好离开。在屋外的草坪上，我看见副警长正在和一个人讲话，那是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农场的雇工。看起来斯托克莱因住的地方离克拉特家不到一百码，两座房子之间除了一座谷仓外就没有别的建筑了。但是他说他从未听见任何声音，他说：‘我五分钟前才知道这件事，当时我的一个儿子跑回来对我说警长来了。我和妻子昨天夜里睡了不到两个小时，一直忙上忙下的，因为我们的一个孩子病了。我们听到的唯一声音是在大约十点半或者十点四十五分，我听见一辆小汽车开走了，我对妻子说，博比·鲁普走了。’我回家时，大约在半路，看见了凯尼恩的那条老牧羊犬。那条狗吓坏了，夹着尾巴坐在那里，既不叫也不动。看见那条狗，不知怎的，又使我触景生情。刚才那一会儿我太茫然、太麻木了，竟没有体会到整件事的邪恶、痛苦与恐怖。他们全死了，整整一家子。温和善良的人，我所认识的人，竟被谋杀了。你必须相信，因为这的确是真的。”
霍尔科姆每昼夜有八列直达列车匆匆开过，其中有两辆负责收发邮件。正如热心负责这一工作的人解释的那样，办理这样的事务自有其困难之处。“是的，先生，你不得不保持警觉，这些火车打这里经过，有时时速达一百英里。光是那阵风，唉，就能把你刮倒。当这些邮包飞出来时，真吓死人！就像橄榄球赛时抢到球抱了跑一样：轰！轰轰！我并不是在抱怨，告诉您这是个好工作，是公家的差事，它使我保持年轻。”霍尔科姆的邮递员萨蒂·特鲁伊特太太看起来确实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镇上的人称她为特鲁伊特大妈，她已经七十五岁了。她是一个身材矮壮、饱经风霜的寡妇，头上戴着三角大头巾，脚踏一双牛仔靴（穿在脚上非常舒服，像鸟儿的羽毛一样柔软），她也是霍尔科姆年纪最大的土著居民。“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我的亲戚，那会儿我们还管这个地儿叫舍洛克。后来来了个叫霍尔科姆的陌生人。他是个养猪的，发了财，认为应该用他的名字命名这个村子。改了没多久，您猜怎么了？哼！卖了房子，搬到加利福尼亚去了。我们可没有。我是在这儿出生的，我的孩子也是。这儿！我们永远在这儿！！”她的女儿默尔特·克莱尔太太，碰巧是当地的邮政局长。“只是你千万别认为我是凭着她才有这份公家差事的。默尔特甚至还不想让我来呢。这份工作你要铆足劲儿才能得到。谁投标最低就归谁。而我总是喊得最低，连毛毛虫都不屑一顾。哈哈！这肯定激怒了小伙子们。不错，先生，许多小伙子喜欢当邮递员。但是，当大雪积得有普里莫·卡内拉老先生那么高，风刮得呼呼直响，而一袋袋邮包还得送时，我真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喜欢邮递员这差事！轰——”
特鲁伊特大妈的这份工作，星期天也没得休息。十一月十五日那天，正当她等着十点三十二分西去的列车时，她吃惊地发现两辆救护车穿过铁道，向克拉特家驶去。这件不寻常的事使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擅离职守。就让邮件随便掉哪儿吧。这件新闻是默尔特必须立刻知道的。
霍尔科姆人都称他们的邮局是“联邦大厦”，给这座四处透风、满是灰尘的小屋贯以这样的美称似乎名过其实。天花板裂开了缝，地板颤颤巍巍的，信箱门关不上，灯泡是坏的，钟也不走了。“是的，这很丢脸。”这位说话尖刻、不会作假、令人印象深刻的女负责人承认，“但邮票还是真格儿的，不是吗？再说，关我什么事？我只干我自己的事，自得其乐。我有一把摇椅、一个不错的炉子、一把咖啡壶，还有许多书报杂志可以读。”
克莱尔太太在芬尼县是个著名人物。她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目前的工作，而是她以前的职业——舞厅女老板，这个身份单从外表也看不出来。她面容憔悴，脸色蜡黄，穿着长裤、羊毛衫、牛仔靴，看不出年龄的大小（“我自己是知道的，你得猜一猜”），为人快嘴多舌，大多数情况下说起话来嗓门又高又尖，活像公鸡打鸣。直到一九五五年前，她一直和丈夫经营霍尔科姆舞厅，这在当地也算是个新鲜独特的场所，方圆一百英里的酒鬼和喜欢跳踢踏舞的人都被吸引过来。他们的举止还经常会引起警长的注意。“我们这行也不容易，”克莱尔太太回忆说，“有些罗圈腿的乡巴佬，你给他们一点酒尝尝，他们就像印第安人一样，想把眼前看到的一切都一扫而光。当然，我们只出售调酒的饮料，从不卖烈性酒，即使是合法的，我们也不会卖。我丈夫霍莫尔·克莱尔不赞成，我也一样。有一天，霍莫尔·克莱尔——他是七个月零十二天前在俄勒冈州动了五个小时的手术后过世的——对我说：‘默尔特，我们一辈子都生活在地狱里，现在我们要设法进天堂了。’第二天，我们就关了舞厅。对此我从不后悔。哦，起初我失去了夜生活，觉得怪寂寞的，也想念那些曲调、那些欢乐。但现在，霍莫尔已经先我而去，我很高兴能在联邦大厦里做自己的事。闲来没事就坐坐，喝点咖啡。”
事实上，那个星期天早晨，克莱尔太太刚从壶里给自己倒上一杯新煮的咖啡，突然特鲁伊特大妈回来了。
“默尔特！”她喊了一声就再也讲不出话，直到喘过气来才接着说，“默尔特，有两辆救护车往克拉特家去了。”
她女儿说：“十点三十二分的邮包呢？”
“救护车，去克拉特家——”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肯定是邦妮。她又发病了。十点三十二分的邮包在哪儿？”
特鲁伊特大妈平静了下来。她知道默尔特一向嘴快，从不给人接话的机会。但立即她想起了一件事。“不过，默尔特，如果只是邦妮生病了，为什么会来两辆救护车呢？”
克莱尔太太凡事讲究逻辑、喜欢说理，但她也不得不承认这次母亲说得有些道理。她说她会给赫尔姆太太打个电话。“梅布尔会知道的。”她说。
和赫尔姆太太的谈话持续了几分钟。这会儿时间特鲁伊特大妈很心焦，除了女儿含含糊糊的几个“嗯，哦”的回答之外，她什么也没听到。更糟的是，当女儿挂断电话的时候，她并未试图打消这位老妇人好奇的念头；相反，她不动声色地喝了口咖啡，回到桌子前，开始给一堆信件盖邮戳。
“默尔特！”特鲁伊特大妈叫道，“看在上帝的分上，梅布尔到底说了些什么？”
“我早料到了，”克莱尔太太说，“你想想吧，赫伯·克拉特是怎么匆匆忙忙过这一辈子的。就连到这里取信都没有工夫说声‘早上好’和‘嘿，多谢了’，像只到处乱跑的无头小鸡，参加俱乐部，管这管那的，哪怕是别人靠着谋生的工作他也插一脚。可是看看现在——报应来了。唉，他倒是不用这么奔忙了。”
“为什么？默尔特？为什么他不用了？”
克莱尔太太提高嗓门：“因为他死了。邦妮也死了，还有南希和那个男孩，有人开枪杀了他们。”
“默尔特，别那样说话。谁杀了他们？”
克莱尔太太一刻也没有停止盖邮戳，她回答说：“飞机里的人呗。就是被赫伯控告开飞机撞了果园的那个。如果不是他，那也许就是你了。或者街对面的某个人。所有的邻居都是响尾蛇，都想找机会把门砰的一声摔在你的脸上。全世界都一样。这你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特鲁伊特大妈说着用手捂住了耳朵，“这些事我从来都不知道。”
“一帮歹徒。”
“我害怕，默尔特。”
“怕什么？命中注定，眼泪也救不了你。”她发觉母亲开始洒下几滴泪。“霍莫尔死的时候，我身上所有的恐惧和悲伤都没了。如果有人想开枪、想割断我的喉咙，我祝他好运。这有什么不同呢？来世都一样。只要记住：要是一只鸟把地上的沙子一粒一粒地衔过大海到达对岸的时候，就是永生的开始。所以你就擤擤鼻子吧。”
这一惨绝人寰的消息通过教堂的牧师、电话以及加登城的kiul广播电台传播开来，（“一起难以置信、骇人听闻的惨案，在星期六夜间至今日凌晨时分夺去了赫伯·克拉特一家四口的性命。这是一起惨无人道的谋杀，至今动机不明……”）在当地民众中普遍引起的反应更接近特鲁伊特大妈而非克莱尔太太：由吃惊转为恐慌。个人的恐惧如同一股冷泉，由起初的浅浅水流骤然加深。
哈特曼咖啡馆内，有四张做工粗糙的桌子和一张午餐柜台，只能容纳一小撮心怀恐惧、闲言碎语的人们，其中绝大多数是男人。店主贝丝·哈特曼太太瘦瘦的，为人精明，一头灰黄相间的头发剪得很短，一双绿色的眼睛明亮而慑人；她是邮政局长克莱尔太太的表妹，其直率的脾气和克莱尔太太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说我是个老江湖了，可克拉特家的这桩事还是把我吓坏了。”她后来对一个朋友说，“想想竟会有人干这样的事！当每个来店里的人都在谈这件可怕的事时，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邦妮。当然，这很傻，但我们谁不知道怎么回事，因此很多人都在猜想——也许她的病又发作了。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肯定是仇杀。是某个熟悉他们家里里外外的人干的。但是谁会恨克拉特一家呢？我从未听过有人说他们一句坏话，任哪里也找不到像他们这样招人喜欢的人家。如果这样的家庭也会遭受这样的事，那么请问，还有谁家是安全的呢？那个星期天，一个老头儿坐在这儿，倒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为什么现在大家都睡不好觉。他说：‘住在这儿的彼此都是老朋友，根本没有一个陌生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才是最可怕的。邻居们打照面都不免疑神疑鬼的，这是多么心寒啊！是的，这很难接受，但如果他们找到了是谁干的，那么我敢保证那将比谋杀案本身更令人吃惊。”
纽约人寿保险公司代理人鲍勃·约翰逊太太，做得一手好菜，但她做好的星期天晚餐却没有人吃——至少在饭菜还热乎的时候——因为她丈夫刚把刀插进烤野鸡准备享用的时候，就接到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就是那时，”他事后回忆起来十分悲伤，“我刚听说霍尔科姆发生的事。我不相信，我承受不起这样的事。老天呀！我兜里还揣着克拉特先生的支票呢。一张价值八万美元的支票。如果我听到的一切是真的……但是我想，这不可能，肯定有人弄错了，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你刚卖出一份大保险，一眨眼投保人就死了，被谋杀了！这意味着双倍赔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给威奇塔的办公室主管打了电话。告诉他支票还在我身上，但是还没有存入户头，问问他有什么高见。嗯，这件事很微妙，很棘手。从法律上看，我们不必赔偿，但道义上是另一码事。当然，我们决定按照道义办。”
因保险推销员慷慨义举而受益的两个人是伊芙安娜·贾乔和妹妹贝弗里，她们是财产的继承人。在得知噩耗后几个小时内，她们就赶到了加登城。贝弗里是从堪萨斯州的温菲尔德赶过来的，她去那儿看望未婚夫；伊芙安娜则是从伊利诺伊州卡罗尔山的家中。在这一天，别的亲戚也陆续得到了通知，其中有克拉特先生的父亲、两个兄弟阿瑟和克拉伦斯、他的妹妹哈里·纳尔逊太太，他们都住在堪萨斯州的拉尼德；二妹伊莱恩·塞尔索住在佛罗里达州的帕拉塔卡。邦妮·克拉特的双亲阿瑟·b.福克斯夫妇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她的三个哥哥——加利福尼亚州威塞利亚的哈罗德、伊利诺伊州俄勒冈的霍华德以及堪萨斯城的格伦，也都通知到了。实际上，他们大部分是克拉特一家感恩节聚会要邀请的人，本来是要在那天的感恩祈祷会相聚的，但现在却聚集在墓地旁，参加好几个亲人的葬礼。
在教师公寓，威尔玛·基德维尔不得不振作起来，为的是宽慰女儿。苏珊的眼睛肿得大大的，几度昏厥、呕吐，但她仍坚持要自己跑到三英里外的鲁普农场去。“难道你不明白吗，妈妈？”她说道，“要是鲁普恰好知道了这件事怎么办？他爱南希。我们俩都爱她。这件事必须由我来告诉他。”
但是博比已经知道了。埃瓦尔特先生回家途中在鲁普农场停了下来，和他的朋友约翰尼·鲁普交谈。约翰尼是八个孩子的父亲，博比是老三。两个人一起向一处小屋走去——这所房屋和农场的住宅是分隔开的，农场住宅太小了，住不下鲁普家所有的孩子，所以男孩子们住在简易屋里，女孩子们住在“家里”。他们发现博比正在整理床铺。博比听完埃瓦尔特先生的话，什么问题也没问，只是对埃瓦尔特先生的到来表示感谢。之后，他站在屋外的太阳底下。鲁普家位于一块突起的、毫无遮挡的高地上，从那儿可以看见河谷农场丰盈而生机勃勃的土地，他在那里站了大约有一个小时。别人想方设法转移他的注意力，但全失败了。吃晚餐的铃声响了，妈妈叫他进去，唤呀，叫呀，到最后丈夫说：“算了，别打搅他了。”
博比的弟弟拉里也没去吃饭。他在博比身边转来转去，想要帮点什么忙，虽然博比一直叫他走开，但他不听。后来，博比移动了身子，开始穿过田野径直奔向霍尔科姆。拉里追上他，说道：“哎，博比，听着，如果我们要去哪儿，干吗不开车去呢？”他的哥哥没有回答。他一心一意地走着，实际上是在跑，但拉里跟上博比的脚步一点都不费劲。虽然拉里只有十四岁，但个子比哥哥高，胸膛比哥哥厚实，腿也比哥哥长。博比尽管是学校的体育健将，但不过中等身材，结实却瘦小，一张英俊的面孔流露出直率而朴实的神情。“哎，博比，听着，他们不会让你看她的。你这样做没有任何好处。”博比转过身来，对着他说道：“回去，回家去。”弟弟往后退了几步，但还是跟着，保持一定的距离。虽然已是收获南瓜的季节，但天气干燥而炎热，兄弟俩走近州警在河谷农场入口设置的路障时，已是汗水淋漓。克拉特家的许多朋友，以及从芬尼县各处赶来的陌生人，都聚集在这个地方，没人获允通过路障。当鲁普兄弟赶到时，路障被移开了，以便让四辆救护车出来，这是最后派来运走尸体的，还有一辆装满警长办公室人员的汽车也开了出去。甚至就在那时，那些人还都在提博比·鲁普的名字。到了傍晚，博比才得知自己是他们主要的怀疑对象。
苏珊·基德维尔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只见一列白色救护车队悄然滑过，她一直出神地望着，直到它们拐过街角，那随之扬起的灰尘重又落在那条没有铺柏油的街道上。当她正对着眼前的景象陷入沉思时，博比突然出现了，他摇摇晃晃地向苏珊走来，身后跟着形影不离的大个子弟弟。她走到门廊前迎他，说道：“我多么想告诉你……”博比开始哭泣。拉里在教师公寓院子的四周逡巡，最后倚在一棵树上。他从未见过博比流泪，也不想看见，因此他低下了头。
在遥远的另一个地方，奥莱西镇的一家旅馆的房间里，窗帘挡住了中午的阳光。佩里躺着，正在睡觉，一个灰色的便携式收音机还在他身边吱吱作响。除了靴子，他连衣服都懒得脱下，脸朝下趴在床上，睡眠仿佛一件武器从后面击中了他。那双带有银色扣环的黑色靴子浸泡在脸盆里，里面的温水染成了淡淡的粉红色。
朝北几英里，在一幢朴素的农家住宅的舒适厨房里，迪克正在享受一顿周日大餐。其他坐在桌边的人，他的妈妈、爸爸、弟弟，没有注意到他的举止有何异常。中午时分到家后，他吻过母亲，流利地回答了父亲对他所谓一整夜去斯科特堡旅行的提问，然后坐下来吃饭，看起来与平常没什么两样。饭后，三个男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里的篮球比赛。节目刚开始，父亲就吃惊地听到迪克的鼾声；正像他对小儿子所说的那样，他做梦也从未想过这辈子会见到迪克宁可睡觉而不看篮球赛。当然，他怎么明白迪克是多么疲倦，也不知道他那沉沉睡去的儿子在刚刚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内，不只做了点其他事情，还开了八百多英里的车。
4-h代表head（头）、heart（心）、hand（手）、health（健康）。该组织旨在帮助乡村生活的人们尤其是儿童，发展实际生活能力，培养道德人格。
一种碳酸饮料，用植物sarsaparilla（墨西哥菝葜）制成。
即马雷德山，位于墨西哥境内的山脉。
北美的一个印第安部落。
《呼啸山庄》里的男主人公。
法语，“是我”的意思。
科尔·波特（colealbertporter，1891－1964），二十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爵士乐与音乐剧的天才作曲家。
美国冷硬派侦探小说家米基·斯皮兰（mickeyspillane）笔下的人物。
生于北美洲沙漠地区，秋季干枯，枝叶断落，随风滚动。
普里莫·卡内拉（primocarrera，1906－1967），意大利的巨人拳击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