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一，又是西堪萨斯地区麦地平原上一个打野鸡的好天气——阳光明媚，天空像云母一样闪闪发光。在过去的几年里，每当这样的日子，安迪·艾哈德先生常常会到他的好友赫伯·克拉特家的河谷农场里打野鸡，而且一去就是一下午。通常，在这项打猎运动中，还有赫伯的三个最好的朋友：j.e.戴尔，一位兽医；卡尔·麦尔斯，一位饲养奶牛的农场主；艾弗利特·奥格本，一位商人。像艾哈德（堪萨斯州立大学农业实验所所长）一样，他们都是加登城有声望的公民。
今天，这四个常在一起打猎的老伙伴再次聚在一起，踏上了熟悉的旅程，但心情却大不相同了。随身所带的装备既古怪又与打猎无关：拖把、提桶、刷子以及装满抹布和强力清洁剂的大篮子。他们都穿上了自己最旧的衣服，自愿来打扫河谷农场十四间房屋中的某几间。正是在这里，克拉特一家四口惨遭杀害。至于凶手，目前所知仅限于死亡鉴定书上所说的，“一个或几个不明人士”。作为基督徒，他们感到自己有责任这样做。
艾哈德和他的伙伴们默默地开车前行。他们中的一位后来说：“那时的情形使你无法说话。真的很奇怪。以前去那里，老远就有人来迎接。”这次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公路巡警，他负责把守警方在河谷农场入口设置的路障。他挥了挥手，放他们进去。他们又沿着榆树成荫的小径开了半英里，来到克拉特家的住宅。唯一住在农场里的雇员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正在门前等候。
他们首先来到地下室里的暖气炉间，克拉特先生就是在这儿被人发现穿着睡衣俯卧在一只装床垫的纸箱上的。清理完这里，他们又来到凯尼恩被杀的游戏室。沙发是凯尼恩维修过的遗物，罩着南希做的沙发套，上面还有绣着字的靠枕，也都溅满了血迹。和纸箱子一样，这些东西都得烧掉。清洗小组逐步从地下室清理到二楼的卧室，南希和她母亲就是在卧室被谋害的。他们需要更多的燃料来焚烧这些沾满血迹的床单、床垫、床边小地毯以及一只泰迪熊玩偶。
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通常话不多，但今天运送热水和协助清扫时，却有很多话要说。他希望“人们别再说废话，而应该试着动动脑子”，为什么他和妻子住在离克拉特家不到一百码的地方，但在暴行发生的时候，却连一声枪响也没听见。“警长和他的那些手下到这儿又是取指纹又是搜查的，他们很有识别能力，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我们没听见，原因之一在于风，西风。西风会把声音吹到另一个方向。第二个原因是，这里和我们家的房子之间有一座大粮仓，这个老家伙就连震天响的火箭炮声都能挡得住。你考虑过这点吗？凶手一定知道我们肯定听不到。否则，他会冒险在半夜里连开四枪吗！如果那样，他肯定疯了。当然，你也可以说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个疯子，下起手来，毫无顾忌。但依我看，他之所以这么干，都是事先策划好的，他了如指掌。有件事我已经想好了，这是我和我老婆在这儿睡的最后一夜。我们打算搬到一所紧邻着公路的房子里去。”
人们从中午干到黄昏。他们把收集到的东西装在一辆货车上，斯托克莱因负责把它开进农场北边麦田的深处。十一月的麦田只有麦茬的单一褐色，但那天在夕阳的映照下，却闪耀着缤纷的色泽。他们在这里卸车，把南希的枕头、床单、纸箱、游戏室里的沙发堆在一起；斯托克莱因浇上汽油，划着了一根火柴。
在场的人里，没有比安迪·艾哈德和克拉特家的关系更亲密的了。艾哈德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虽然是个学者，但他的手因为劳动而起了茧子，脖子也被晒伤了。他是赫伯在堪萨斯州立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他曾说：“我们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艾哈德亲眼看到他的朋友从一个薪水微薄的农业经纪人逐渐成为本地区最有名望、最受尊敬的农场主之一。他说：“赫伯得到了一切，一切都是在上帝的帮助之下，自己努力赚来的。他既谦虚又骄傲，他有权利骄傲。他的家庭令人羡慕，他这辈子确实干成了一番事业。”艾哈德注视着熊熊燃烧的篝火，不禁感到奇怪，这样的人怎么会出这种事？那些付出、那些美德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变成一缕青烟，袅袅上升又渐渐变淡，最终被巨大的苍穹所吞没？
堪萨斯调查局是一个遍及全州的组织，总部设在托皮卡，十九名经验丰富的警探分驻全州各处。当案子令地方当局束手无策时，他们随时都可以提供帮助。调查局在加登城的代表是一位消瘦而英俊的堪萨斯人，名叫艾尔文·亚当斯·杜威。他世居于此，现年四十七岁，其职权范围包括西堪萨斯地区很大一块地方。芬尼县的警长厄尔·鲁滨逊请杜威负责克拉特一案，虽情非得已，但也合情合理。因为杜威曾担任芬尼县的警长（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五年），而在此之前，他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他先后在新奥尔良、圣安东尼奥、丹佛、迈阿密和旧金山等地工作。）其专业能力足以应对像克拉特谋杀案这样没有明显动机和线索的复杂案子。而且，他对犯罪的态度也决定了他必然是合适人选，正如他后来所说：“这里也有个人的情感因素。”他说，他和妻子“真的非常喜欢赫伯和邦妮”，而且“每周日都会在教堂看见他们，彼此拜访过很多次”。他补充说：“不过，就算我不认识他们，不那么喜欢他们，我也不会改变主意。我见识过邪恶的行为，我不怀疑邪恶的存在。但是像这次这样惨绝人寰，我还真没见过。不管花多长时间，哪怕耗尽余生，我也要知道那间屋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要把原因和凶手查个水落石出。”
最后，选定十八个人专职负责此案，其中三位是堪萨斯州调查局最能干的侦查员——哈罗德·奈、罗伊·丘奇和克拉伦斯·邓茨。杜威对这三人组成的“劲旅”来到加登城调查此案感到很满意。他说：“有人得小心了。”
芬尼县法院是一座普通的石头水泥建筑，坐落于一个绿树成荫、颇有吸引力的广场中心。警长的办公室就位于法院大楼的三层。加登城曾经是一座喧嚣热闹的拓荒小镇，如今已变得相当安静。总的来说，警长的工作不是太多，他的三间陈设简单的办公室，是县法院里那些无所事事者经常光临的僻静之处；他那好客的秘书艾德娜·理查森女士通常煮着一壶咖啡，有充裕的时间“闲聊”。然而现在，正如她所抱怨的，“这个克拉特事件”引来了“各地的人”，使“所有的报纸都在大肆宣扬”。这个案件以头条新闻出现在西起丹佛东至芝加哥的报纸上，把大批记者吸引到加登城。
周一正午，杜威在警长办公室里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我要谈的是事实而不是理论。”他对记者们说，“现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一个需要记住的事实：我们所要处理的不是一起谋杀案，而是四起。我们不知道四个人中谁是主要目标，或者说是首要受害者。可能是南希或凯尼恩，也可能是父亲或母亲。有人认为一定是克拉特先生，因为他的喉咙被切断了，他遭受的折磨最厉害。但那只是猜测而并非事实。如果我们能知道四个人死亡的先后顺序，那将对我们大有帮助，但是验尸官无法提供此类线索，他只知道死亡时间是在星期六晚间十一点到星期天凌晨两点之间。”接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杜威说两位女性都没有受到“性侵犯”，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屋中物品被盗；他认为克拉特先生在死前八个小时签署了一份四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合同是“一个奇怪的巧合”。但是，杜威确信这份合同和此凶案没有任何联系，在经济上获益的是克拉特先生仅存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唐纳德·贾乔太太和二女儿贝弗里·克拉特小姐，在这种情况下，二者之间怎么可能有联系呢？不过，他对记者们说，他的确在想凶手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但目前不便透露。
实际上，此时对这个问题，杜威并无结论。他依然抱有两种看法，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在推理重演犯罪的过程时，形成了两个设想：“单人作案”和“双人作案”。在前一种设想里，凶犯被设定成这家的朋友，或至少对这所住宅和居住者的情况相当了解。这个人知道克拉特家的门很少上锁，知道克拉特先生单独睡在一楼的主卧室里，知道克拉特太太和孩子们分别睡在二楼的卧室里。因此，杜威设想这个人很可能是在半夜前后步行接近了屋子。窗户是黑的，克拉特一家都睡了。至于农场的看门狗特迪，嗯，谁都知道它怕枪怕得要死，它一定是见到入侵者手里的武器，就瑟瑟发抖，呜咽着偷偷溜走了。在进入屋子后，这个杀手首先破坏了电话，一部在克拉特先生的办公室，一部在厨房。之后，他摸进克拉特先生的卧室，把他弄醒。克拉特先生在持枪者的威逼下，被迫服从命令，陪着他走上二楼，叫醒了其余的人。然后，克拉特先生用凶手提供的绳子和胶带绑住妻子并封住她的嘴，又绑住女儿（无法解释为什么他女儿的嘴没有被封住），然后把她们拴到床上。接着，父亲和儿子被押到了地下室，在那里克拉特先生被迫封住凯尼恩的嘴，并把他捆在游戏室的沙发上。然后，克拉特先生被带到了暖气炉间，头部受到猛击，嘴被封住了，手脚也被捆住了。现在，凶手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他一个接一个地杀死了他们，每次都会把散落的子弹壳仔细地捡起来。当他完成这一切，就关掉所有的灯，离开了。
事情可能就是按这样的步骤发生的，这种可能性很大。但是杜威有一些疑点，“如果赫伯认为他的家人处于危险之中，面临致命的威胁，他一定会像老虎一样奋起搏斗。而且赫伯不是脓包，而是身体状态处于最佳的壮年男人。凯尼恩也是，像他父亲一样强壮，个子还更高些，肩膀宽厚。很难想象一个人，不管有没有武器，能同时对付他们两个。”另外，还有一个理由认为这四个被害者是由一个人捆起来的：四人身上的绳结都是同一种半结。
杜威以及他的大部分同事都倾向于第二种假设。第二种假设在很多要点上与第一种一样，但重要的区别在于凶手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同伙，这个同伙帮助他制服克拉特一家，用胶带封嘴，用绳子捆绑。但是，第二种假设仍然有漏洞。比如，杜威就发现很难理解“两个人怎么会同样的愤怒，怎么会在同样疯狂的暴怒状态下实施犯罪”。他继续解释：“假设凶手为克拉特家所认识，是社区的一员；假设他是个普通人，一个有着怪癖但对克拉特一家或某位家人抱有邪恶忌妒之心的普通人，他从哪儿找到一个足够疯狂、愿意帮他的同伙呢？这讲不通，也不合理。这样一接触这个问题，就讲不出个所以然了。”
新闻发布会后，杜威返回自己的办公室。这间屋子是警长临时借给他的，里面摆着一张桌子和两把笔直的靠背椅。桌子上散乱地放着杜威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法庭上展示的物证：胶带，从受害者身上解下的绳套（这些东西现在都封装在塑料袋里，作为线索都不能寄予太大希望，因为二者都是大路货，在美国随处可得），警方摄影师拍摄的犯罪现场的照片，总共二十张放大的照片——克拉特先生破碎的头盖骨，凯尼恩遭毁容的面孔，南希被绑着的手以及邦妮死后却仍然睁得大大的眼睛，等等。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杜威将花大量时间研究这些照片，希望能“突然从中发现什么”，也许某个有意义的细节会不言而喻。“犹如那些拼图。叫你猜猜‘在这张画里能找到多少野兽？’从某方面来说，这正是我要做的，找出隐藏的野兽。我觉得他们肯定在那儿，如果我能看见他们的话。”实际上，一张克拉特先生躺在床垫纸箱上的照片已经令人惊奇地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沾满泥土、有菱形花纹的脚印。虽然肉眼难以辨认，但是在闪光灯的照射下却逼真地显露出来。这些脚印，再加上在同一个纸箱上发现的另一个脚印，前脚掌留下的猫爪图案的醒目血脚印，是侦查员们目前所能宣称的唯一“重要线索”。但是他们不打算公之于众；杜威和他的小组决定保守秘密，不透露这些证据的存在。
杜威桌子上的另一件材料是南希·克拉特的日记本。他已经浏览了一遍，此时他打算仔细阅读每天的记录。这本日记南希从十三岁生日开始记起，离她十七岁生日不到两个月时结束。这是一个聪慧的女孩子感情的真实吐露，她极喜欢小动物，并且爱看书、烹饪、缝纫、跳舞和骑马，是个讨人喜爱的漂亮而纯洁的少女，她认为“谈情说爱很有意思”，然而“实际上一心一意地爱着博比”。杜威首先读的是最后一天的记录。只有三行字，大概是她死前一到两个小时写的。“乔利妮来过了，我教她如何做樱桃馅饼。帮洛克希练习小喇叭。博比过来了，我们一起看电视。十一点，他离开了。”
年轻的鲁普目前所知是最后见到克拉特一家的人，他已经接受了详细的讯问。虽然他一五一十地讲述了自己“只不过和克拉特一家度过了一个平常的夜晚”，但是他仍然要接受第二次讯问，这一次将要对他使用测谎仪。事实很明显，警方不想轻易地把他从嫌疑犯中排除出去。杜威自己相信这个孩子“和案件没有任何联系”，但毫无疑问，在调查的初期，博比是唯一可以认为有犯罪动机的人，尽管这很牵强。在日记里，南希时不时提到的情形令警方认为可以使博比产生作案动机：她父亲坚持要她和博比“一刀两断”，停止“频繁的接触”，反对的理由是克拉特全家都是卫理公会教徒，而鲁普家是天主教徒，在他看来，这足以使他们俩结婚的希望变成泡影。但是日记中最吸引杜威的不是克拉特家、鲁普家以及卫理公会和天主教的区别，而是一只猫，一只神秘死亡的猫。这只名叫“小笨笨”的猫是南希最喜爱的宠物，据南希死前两个星期的日记，她发现小笨笨“躺在谷仓里，死了”，她怀疑“是被人毒死的”。日记中写到：“可怜的小笨笨。我把它埋在了一个特别的地方。”读到这句话时，杜威觉得“这可能非常重要”。如果猫是被毒死的，那么这一行为会不会是谋杀者一次小小的、恶毒的预演呢？他决心找到南希埋葬宠物的这个“特别的地方”，虽然这意味着要找遍面积广阔的河谷农场。
在杜威研读日记的时候，他的首要助手丘奇、邓茨和奈正穿街走巷，像邓茨所说，“和那些能向我们提供点什么的人谈话”。这些人包括霍尔科姆学校的教职员工，南希和凯尼恩都是载入该校荣誉名册的高才生；河谷农场的雇员，其人数在春夏之际有时可以达到十八名，但是在现在是休耕季节，只有杰拉尔德·冯·弗里特和其他三位雇员，外加赫尔姆太太；受害者的朋友、邻居，还有他们的亲戚。大约有二十名亲戚从各地赶来参加定于星期三早晨举行的葬礼。
三十四岁的哈罗德·奈是堪萨斯州调查局中最年轻的成员，他短小精悍，翘鼻子、尖下巴，有一双充满怀疑精神的眼睛。他头脑敏锐，负责的任务是克拉特家亲戚的访谈工作，他称之为“该死的敏感差事”。“这对你是痛苦，对他们也是痛苦。一谈到谋杀案，你就不能尊重什么悲伤、隐私和个人感受了。你必须问那些问题。而有些问题会很伤人。”但是，在他询问的人里，在他所问的问题里，（“我正在调查情感方面的背景。我认为，答案也许是另一个女人，一个三角关系。哎，想想看：克拉特先生正值壮年，身体健康，但他的妻子却半死不活的，两人还分房睡……”）没有一个可以提供有用的信息；就连克拉特先生活着的两个女儿也想不出凶杀的原因。总之，奈仅仅明白了一件事：“在全世界所有的人里，克拉特一家是最不可能被谋杀的。”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时，三个警探聚集在杜威的办公室里。邓茨和丘奇比“奈老弟”（这是他们对奈的称呼）的运气好。（堪萨斯州调查局的人都爱起外号。邓茨的外号是“老头儿”，这真冤枉，他还不到五十岁，身材魁梧，走路轻快，一张宽脸长得像猫。而丘奇六十岁上下，皮肤白里透红，一副学者派头，但实际上同仁都知道他“很强硬”。据他的同事讲，他是堪萨斯州拔枪最快的人，他的头发已经半秃，被人们称为“卷毛”。）这两个人在调查过程中已经找到了“有希望的线索”。
邓茨的叙述牵涉到父子俩，这里称他们为老约翰和小约翰。几年前，老约翰和克拉特先生做了一笔小生意，这笔交易的结果触怒了老约翰，他觉得克拉特先生损害了他的利益。现在，老约翰和小约翰都成了“酒鬼”；事实上，小约翰经常因饮酒过度而被监禁。有一天，很不走运，约翰父子俩又喝醉了，在酒精的刺激下，他俩鼓足勇气，来到克拉特家，想和克拉特先生“说个明白”。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因为克拉特先生强烈反对饮酒和醉酒胡闹，他拿着一把枪，把父子俩赶出了自己的领地。这种“无礼”行为是约翰父子难以忍受的；就在一个月前，老约翰还对一个熟人说：“每次我一想到那个浑蛋，我的手就痒痒，真恨不得掐死他。”
丘奇发现的线索和邓茨的在性质上有点类似。他也听说某人承认对克拉特先生有敌意，不妨称这个人为史密斯先生（这当然不是他的真名）。史密斯认为河谷农场的人开枪打死了他的猎犬。丘奇前往史密斯的农场住宅进行调查，看见在谷仓里的椽子上系着一根绳子，其打结的方式和捆绑克拉特家四口的方式一样。
杜威说：“说不定其中一件正是我们要找的。一种失控了的个人仇怨。”
“很难说就一定不是抢劫。”奈说。抢劫作为动机已经讨论过了，但多少被排除了。反对很充分，其中最明显的是：克拉特先生从不带现金，这在县里是尽人皆知的；他没有保险箱，也从不随身携带大量现金。而且，如果把抢劫作为动机，那么为什么劫匪没有拿走克拉特太太的结婚金戒和钻戒？但是这些疑问没有说服奈。“整个过程都透露了抢劫的迹象。别忘了克拉特先生的钱包！有人打开把它抖落在克拉特先生的床上，我想不会是钱包的主人所为。还有南希的钱包，为什么会在厨房的地上？它是怎么到厨房的？是的，屋里确实连一毛钱的硬币都没有，但是却有两美元。我们在南希书桌的一个信封里找到两美元。我们知道出事前一天克拉特先生刚兑换了一张六十美元的支票。我们认为屋里至少还应剩下五十美元。当然有些人会说：‘没有人会为了五十块钱杀人的。’还说：‘确实，杀手也许把钱拿走了，但他这样做就是为了误导我们，使我们认为抢劫才是原因。’对此，我很疑惑。”
天黑了，杜威打断讨论，打电话给家中的妻子玛丽，告诉她自己不回家吃晚饭了。她说：“好吧，艾尔文。”杜威注意到妻子的声音里有一种不常见的焦虑。杜威夫妇结婚十七年了，有两个儿子。玛丽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曾是联邦调查局的速记员，杜威在新奥尔良工作时认识了她。玛丽很能理解丈夫职业上的难处——生活没有规律，一个电话就会突然把他叫走，奔赴州里偏僻的地方。
他说：“有什么事吗？”
“没事。”她要他放心，“只是，你今晚回家时只能按门铃了，我把所有的锁都换了。”
现在他明白了，说道：“别担心，亲爱的。把门锁上，打开门廊上的灯就行了。”
杜威挂断了电话，一位同事问道：“出了什么事？玛丽害怕了？”
“当然害怕了！”杜威说，“不仅是她，所有的人都害怕。”
并非所有的人都害怕。霍尔科姆那位守寡的女邮政局长——勇敢的默尔特·克莱尔太太就不害怕，她讽刺镇上的人都是“胆小鬼，吓得瑟瑟发抖，睡觉时连眼睛都不敢闭上”。在说到自己时，她说：“我这个老女人睡得和以前一样香。如果有谁想对我耍花招，让他来试试好了。”（她的话还真灵验，七个月后，一伙蒙面匪徒持枪闯进邮局，抢走了她九百五十美元。）通常，克莱尔太太的观点只得到很少一部分人的支持。据加登城一家五金商店的老板说：“近来，锁头和门闩是卖得最快的商品。人们不在乎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只要管用就行。”当然，想象力可以打开任何一扇门，只要轻轻转动钥匙，恐怖就趁机而入。星期二拂晓，一卡车从科罗拉多州来打野鸡的陌生人，不知道当地发生了惨案，在他们越过草原、穿过霍尔科姆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几乎所有房屋的窗内都灯火通明，人们甚至是全家人都正襟危坐、彻夜不眠，全神贯注地凝神谛听着。他们害怕什么呢？“谋杀可能再次发生。”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回答。一位学校的女教师评论说：“如果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克拉特一家身上，而是别人，那么人们的情绪可能不会如此激动。无论哪一家都不能和克拉特一家相比，他家那么令人敬佩、那么友善、那么安全。这个家庭代表了附近人们真正珍视和尊敬的一切。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唉，那就等于告诉人们上帝不存在一样。这使得生命看起来毫无意义。我认为，与其说他们吓坏了，倒不如说他们寒心透了。”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最简单、最丑陋的事实，那就是：迄今为止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不见了，骤然间老朋友们要承受彼此猜疑的痛苦，他们难免认为凶手就是左邻右舍。更不幸的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不赞成死者的兄弟阿瑟·克拉特的观点。十一月十七日他在加登城一家旅馆的大厅里对记者说：“这件事水落石出之时，我可以打赌，无论是谁，此人不会超出我们现在站着的地方十英里的范围。”
离阿瑟·克拉特当时所站的地方以东大约四百英里，两个年轻人坐在堪萨斯城一个名叫老鹰餐馆的雅座内。其中一位是个窄脸，右手上刺着一个蓝色的猫，他已经吃掉了好几个鸡肉沙拉三明治，此时正在吃他同伴的饭——一个没有动过的汉堡和一杯加了三片阿司匹林的饮料。
“佩里，宝贝儿，”迪克说道，“你不想吃那个汉堡，我吃吧。”
佩里把盘子推到桌子的另一边，“上帝啊！你就不能让我集中精力吗？”
“你也不必看上五十遍呀。”
迪克指的是十一月十七日《堪萨斯城星报》的头条新闻。标题是：“四尸命案线索极少”。这篇文章是对前一天谋杀案首次见报的后续报道，最后一段作了总结：
警方调查员目前正在寻找一个或数个虽然动机不明但异常狡猾的凶手。主要基于此一或此帮凶手：（一）小心地切断了屋内的两部电话线。（二）熟练地捆绑受害人，并封住他们的嘴，且没有留下任何搏斗痕迹。（三）屋里没有留下任何线索，除了克拉特先生的钱包，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曾企图搜寻任何物件。（四）在屋中不同的地方分别射杀四名被害人，事后冷静地捡起猎枪子弹的弹壳。（五）携带杀人武器到达和离开时，没有让任何人看见。（六）其行为没有任何犯罪动机，唯一勉强可供参考的动机（企图抢劫）也被警方推翻。
“‘主要基于此一或此帮凶手’，”佩里大声地念出来，“这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语法应该是‘这个或这几个凶手’。”他一边呷着加了阿司匹林的饮料，一边继续说：“不管怎么样。我不相信这篇文章。坦率地讲，迪克，老实说，你会相信这篇没有线索的鬼话吗？”
昨天，他在钻研了一番报纸后，曾提出同样的问题，而迪克认为他不会再提起。（“听着，如果那些牛仔们哪怕找出一点蛛丝马迹，我们在一百英里之外早就听到风声了。”）此刻听到旧话重提，迪克厌烦得不想再理他。只听佩里说道：“我总是有预感，所以我才能活到今天。你认识威利－杰伊吗？他说我是一个天生的‘巫师’，他了解这种事，对此很感兴趣。他说我有高度的‘超感应力’，类似于建在体内的雷达，使你在眼睛还没看见之前就可以预见到即将发生事情的大概。比如，我弟弟和他妻子的事。他们彼此疯狂地爱着对方，但吉米同时是个大醋坛子，他忌妒心特强，总认为老婆背着他红杏出墙，她受不了这种折磨结果自杀了。第二天，吉米也用一颗子弹打穿了自己的脑袋。这事儿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当时我和老爸正在阿拉斯加的瑟克尔城做事，我对老爸说，‘吉米死了。’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得到了消息。千真万确。还有一次，在日本，我帮一艘船卸货，正坐在一边歇息。突然，我脑子里一个声音对我说，‘快跳！’我猜那一跳大概有十英尺。就在我刚才坐着的地方，一吨重的货物从天而降，砸了下来。像这样的事我可以给你举出一百个例子。你相不相信，我不在乎。还有一个，就是在我发生车祸之前，我看见了整个事件，在我脑海中看见的：那雨、那车轮打滑的痕迹、我躺在地上流血，腿折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模样。这是一种预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圈套。”他轻轻拍了拍报纸，说道，“这篇文章里有许多支吾搪塞之处。”
迪克又点了一份汉堡。在过去的几天里，他似乎成了一个永远吃不饱的饿汉——一连吃了三天的牛排、几打好时巧克力和成磅的软糖。而相形之下佩里却没有胃口，他只喝饮料，吃阿司匹林和抽雪茄。“怪不得你变得这样。”迪克对他说道，“噢，算了，宝贝儿。别胡思乱想了，我们成功了。计划很完美。”
“听你这话真叫我吃惊，所有的事情都得考虑进去。”佩里说。他平静的口气凸显出对迪克回答的厌恶。但是迪克并没放在心上，甚至还笑了笑——他的微笑是一种熟练的技巧。仿佛在说这个有着孩子般笑容的人，亲切和蔼，任何人都可以信任他。
“好吧。”迪克说道，“可能有些事我想错了。”
“哈利路亚。”
“但总体上计划是完美的。我们把球打出了场地。现在球没了，球失踪了。一点儿联系都没有了。”
“我能想起一个来。”
佩里有些过分了。他继续说道：“弗洛伊德——是这个名字吗？”这样说有些卑鄙。但话说回来，这也是迪克自作自受，他的自信犹如风筝，需要绳子的牵引。然而，佩里也注意到迪克因狂怒而面部表情发生变化：下巴、嘴唇甚至整个脸都拉长了，嘴角泛着唾沫。如果要打一架的话，佩里还是能招架得住的。他比迪克矮了几英寸，一双短腿还受过伤，不大管用，不过他比迪克重，比迪克结实，他的胳膊可以勒死一头熊。然而，为了证明这一点就打一架，真的翻脸，是不值得的。不管喜不喜欢迪克，（现在他并不讨厌迪克，只是不像以前那样喜欢和看得起他。）很明显，此时分道扬镳是不安全的。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看法一致。迪克曾说：“如果我们被抓住了，那就一起被抓吧。那样我们俩还能相互照应。他们开始那一套招供的把戏时，咱们俩得口供一致。”而且，和迪克拆伙就意味着计划功亏一篑了，但它对佩里仍很有吸引力，虽然近来屡受挫折，但两人仍对那个计划深具信心——找一个小岛或沿着南部海岸线一起过潜海寻宝的生活。
迪克说道：“是威尔斯先生！”他拿起一把叉子，“如果他敢说出去，那他就得死。就如同我因开假支票被逮捕一样，就这样从后面——”叉子落了下来，插进了桌子里，“穿透心脏，亲爱的。”
“我没说他会说出去。”佩里说。既然迪克的愤怒自他那里转移到别人身上，他愿意作出让步。“他会吓得不敢说。”
“肯定，”迪克说，“肯定，他会吓得要命。”奇怪，迪克的情绪轻易地转变了。顷刻间，所有卑劣的痕迹、愠怒的表情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说道：“讲一讲你的那些所谓的预兆吧。我倒想知道：如果你早知道自己会出车祸，为什么不把车停下来？如果你停下摩托车，不就没这回事儿了吗，对不对？”
这正是佩里曾经认真思考过的问题。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答案，但是他的答案很简单，而且多少有些含糊。“不。因为一旦某件事注定要发生，你所能做的就是希望它别发生。或者，听天由命。只要你还活着，就总会有事情发生，即使是坏事。你知道是坏事，但你能做什么呢？你不能不活吧。就像我的梦。从小时候起，我就一直在做同一个梦。在梦里，不知怎么我来到了非洲，在一片热带雨林里。我穿过树林朝一棵孤立的树走去。上帝啊，那棵树臭得要命！那种味道令我恶心。不过，它看起来很漂亮，树叶是蓝色的，上面挂满了钻石，橘子般大小的宝石。这就是我来到这儿的原因，我要给自己摘一箩筐的钻石。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一动手，只要我一碰到钻石，一条蛇就会落到我身上。那条蛇是守卫这棵树的。这个可恨的畜生就盘绕在树枝上。我早就知道了，明白不？妈的，倒霉的是，我不知道怎么对付蛇。但是，我想，我会利用机会的。最后权衡的结果是我对钻石的渴望超过了对蛇的恐惧。所以我要去摘钻石，要把钻石攥在手里。我的手刚一触到钻石，正要往下扯的时候，那条蛇就落到了我身上。我们滚作一团，但那个畜生滑溜得厉害，我抓不牢它，它却死死地缠住我，越缠越紧，我能听见自己腿被夹碎的声音。接着就更吓人，现在即使是一想到这里，我都会冒冷汗。那畜生开始吞噬我，从脚开始，像是掉进了流沙里一样。”佩里停了下来，他发觉迪克正用叉子尖抠指甲，显然对他的梦根本不感兴趣。
迪克说道：“说呀！后来蛇吃了你没有？到底怎么了？”
“别介意，结果并不重要。”但事实上结果是重要的！结果至关重要，这是他自得其乐的源泉。他曾对朋友威利－杰伊说过，他向威利－杰伊描述了一只硕大无朋的鸟，一只黄色的鹦鹉之类的鸟。当然，威利－杰伊不同，他敏感细腻，是个“圣人”，他理解佩里。但是，迪克？迪克也许会发笑。佩里无法忍受任何人对鹦鹉的嘲笑。那只鹦鹉第一次飞进他的梦里，他才七岁。当时他是个惹人憎恶、同时也憎恨别人的小杂种，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孤儿院里。管理孤儿院的修女，那穿黑衣的舍监，常因他尿床而鞭打他。在一次令他终身难忘的鞭打（“她叫醒我，用手上的手电筒打我。打啊打啊，直到手电筒都坏了，她还在黑暗中继续打”）之后，鹦鹉出现在他的睡梦中，这只鸟“比耶稣还高，像向日葵般金黄”，是个守护天使，它用喙把修女的眼睛啄瞎，还吃掉了她们的眼珠子，撕碎她的肉体，任凭她们无助地“求饶”，然后温柔地托起他抱在怀里，挥动翅膀，飞向天堂。
随着时光的流逝，折磨的形式不断发生变化，虐待他的人变成比他年岁大的孩子、他的父亲、一个负心的女友以及他在军队里认识的一位中士，但这只鸟仍然存在，这个复仇者仍在盘旋。这样，那条守卫着钻石树的蛇虽然从未停止过要吞噬他，但它自己倒总被吞掉。得救之后，自己升上了天堂！在佩里的诸多说法中，一个版本是，“升上天堂”仅仅是“一种感觉”，一种拥有权力的感觉，一种牢不可破的优越感；但在另一种说法里，天堂又被说成是“一个真实的所在”，就像电影里放的那样。“也许我是在电影里看到或记下的。不然我从哪里看见过这样的花园，这样的白色大理石台阶，这样的喷泉？而且如果你走到花园的边缘向下探望，你就能看见大海。真是妙极了！就像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卡尔梅勒附近。不过，最妙的是一张很长很长的桌子。桌上的食物多得你想象不到。有牡蛎、火鸡、热狗，水果多得可以拼成百万盘水果拼盘。而且，听着，这一切全是免费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不必为拿了这些食物而担心。我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一分钱都不用花。我真是找对了地方！”
迪克说道：“我可是个正常人。我只梦见金发女郎。说起这件事，你听说过母羊的噩梦吗？”这就是迪克，随时可以拿任何话题开下流玩笑。但他的笑话讲得好，虽然佩里多少有点假正经，但也总是忍不住笑起来。
谈起她和南希·克拉特的友谊，苏珊·基德维尔说：“我们就像亲姐妹一样。至少，我对她的情感是这样，仿佛她是我姐姐。在开始的那些天里，我不能去上学。葬礼结束后才去学校。博比·鲁普也同样。有一段时间，博比和我总在一起。他是个好男孩，心地善良，但是以前从未经历过可怕的事情，比如失去自己所爱的人。而那时，最让人难受的是他不得不接受谎言测试。我的意思不是他为此而更加痛苦；他知道警察只是在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我曾经历过两三件艰难的事，但他却没有，因此当他发现生活也许不是一场过瘾的篮球比赛时，会深感震惊。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只是开着他的老福特四处兜风，沿着公路或到机场开个来回。或者我们就去克瑞密露天餐馆，点上一杯可乐，坐在车里听收音机，收音机一直开着。
“我们并没有多少可说的。只有一次，博比说起他是多么爱南希，不可能再爱别的女孩了。唉，我确信南希不希望他这样，我也是这样对他说的。我记得有一天，是星期一吧，我们开车来到河边，停在一座桥上。从那儿可以看见克拉特家的房子，也可以看见克拉特先生的果园和远处的麦田。在其中的一块地里，一团火正在燃烧，有人正在焚化从房子里拿出的遗物。放眼望去，到处都能唤起伤感的回忆。男人们带着网和鱼竿在河边搜寻，他们不是在钓鱼，博比说他们在找凶器——刀和枪。
“南希爱这条河。在夏天的夜里，我们经常一起骑着南希的马，那匹又老又胖的灰马‘宝贝’。我们一直骑到河边下到水里去，然后宝贝会在浅水处踢水，而我们就会吹起笛子、唱歌。现在天气凉了，它怎么办？我是说宝贝。我一直在想。加登城的一位太太收养了凯尼恩的狗，带走了特迪，但它又跑了回来，它认得回霍尔科姆的路。那位太太回来又一次带走了它。我留下了南希的猫，艾温鲁德。但是宝贝，他们也许要把它卖掉。南希一定不肯，她会气死的。
“那天，也就是葬礼前一天，博比和我坐在铁路旁，看着火车飞驰而过。那火车真傻，就像暴风雪里的绵羊。突然博比回过神来，对我说，‘我们应该去看南希，我们应该在她身边。’所以我们开车去了加登城美茵大街的菲利浦殡仪馆。我记得博比的弟弟也和我们在一起。是的，我肯定他也在，我记得我们是在他放学后接的他。我还记得他说第二天不用去上学了，因为霍尔科姆所有的孩子都要去参加葬礼。他一直在对我们说学生们的想法。他说学生们深信是‘雇佣杀手’干的。我不想听见这种话，全是流言飞语，都是南希所厌恶的。不管怎样，我不关心是谁干的。这毫无意义。我的朋友死了。知道是谁杀了她并不能让她起死回生。别的有什么要紧的？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我指的是停尸间。他们说除了亲属，谁也不许看这家人一眼。但是博比坚持要进去，最后那个殡仪员——他认识鲁普，我猜，他可能也为鲁普感到难过——他说好吧，叫我们别出声，悄悄进去。现在，我真的希望我们没有这么做。”
四具棺材把小小的、堆满鲜花的停尸间挤得满满的。棺盖在举行葬礼仪式时已经封上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尽管对受害者的外貌作了精心的修饰，但呈现出的相貌仍然令人不安。南希穿着她那件樱桃红色的天鹅绒裙子，她弟弟穿了一件明亮的花格子衬衫；父母的打扮就黯淡肃穆多了——克拉特先生身着一件深蓝色的法兰绒外套，他妻子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绉纱裙。此外，下面的情形使周围的气氛变得可怕……每个人的头颅都完全包裹在棉布里，像是比普通气球大两倍的膨胀的茧，棉布上喷了一层有光泽的东西，像圣诞树上的雪花一样闪闪发光。
苏珊立刻退了出去。“我走到外面，坐在车里等。”她回忆说，“街对面有个男人正在扫落叶。我一直看着他。我不敢合上眼睛。我想，如果我闭上眼睛，一定就会晕倒。所以，我看着他扫落叶，烧落叶，但却视而不见，因为浮现在我眼前的还是那件衣服。那对我来说太熟悉了。是我帮她挑选的衣料，她自己设计并亲手缝制的。我还记得她第一次穿上这件衣服时是多么激动，那是在一次聚会上，我所能看见的全是南希的红色天鹅绒裙子，南希穿着它，翩翩起舞。”
《堪萨斯城星报》详细报道了克拉特家的葬礼，但是载有那篇报道的报纸到达佩里的手中已是两天以后了。他躺在一家旅馆的床上，抽空读了读。即使这样，他也只是粗略地看看而已，其中几段写到：“今天有一千人参加了四个受害者的葬礼，是第一卫理公会五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霍尔科姆中学南希生前的几个同班同学在伦纳德·里奥纳多·考文牧师祈祷时潸然泪下，他说：‘即使我们走在死亡山谷的阴影里，上帝也会给我们勇气、爱和希望。我确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上帝与他们同在。耶稣从未向我们许诺不让我们经受痛苦和悲伤，但是他常会告诉我们，他会分担我们的痛苦和悲伤。’……在这个热得异乎寻常的日子里，大约六百人来到本城北边的谷景公墓。在那里，在下葬仪式上，他们朗诵了主祷文。他们低沉的朗诵声汇合在一起，穿过墓地，久久不息。”
一千人！佩里对此印象深刻。他想知道葬礼花了多少钱。他这两天一直在想钱的事，特别是这天早上他真是窘迫得要命，甚至“连猫粮都买不起”了。好在后来形势得到好转，他的境遇得到了改善，这多亏了迪克。现在他和迪克拥有“一笔不小的数目”，足够他们去墨西哥的。
迪克！巧舌如簧，聪明机警。是的，你不得不把这事儿交给他。天呀，他“唬人”的那一套本事，简直难以置信。就拿堪萨斯城那个售货员来说吧，密苏里人，在一个服装店，那是迪克决定首先“下手”的地方。至于佩里，他从未“在支票上耍过花枪”。他很紧张，但是迪克告诉他：“我需要你做的就是站在那儿，不要笑，对我说的任何话都不要吃惊。你只要听着就行了。”听他这么说，迪克似乎胸有成竹。他展开软磨的功夫，花言巧语地把佩里介绍给店员，说：“这是我的朋友，他就要结婚了。”又胡说道：“我是他的男傧相，陪他到商店里转转，帮他买几件合适的衣服。哈哈，你也可以说是他的‘嫁妆’。”售货员“上钩了”，很快佩里便脱下了他那条斜纹裤，试了一套蹩脚的西装，那售货员还说是“简单婚礼中最理想的装束”。接着又对佩里奇特的比例失调的身材——一双小短腿支撑着庞大的身躯——作了一番评论后，补充说：“要是不经过修改，我们这儿恐怕没有什么适合您的了。”“哦，没关系，时间有的是，离婚礼举办还有一个星期呢。”迪克说。那就好办了。之后他们又挑了一堆俗丽的夹克衫和裤子，迪克说，这些衣服适合去佛罗里达度蜜月。“你知道伊登·罗克吗？”迪克对售货员说，“在迈阿密的海滩上，他岳父母预定了一套房间，是给他们的礼物：每天四十美元，一共两周。怎么样？像他这样一个矮子，竟然和一个既有身材又有钱财的漂亮姑娘结婚。而像你我这样的帅小伙……”店员将账单递给他。迪克把手伸进裤兜里，皱起了眉头，手指啪地弹了声说：“糟糕！我忘了带钱包。”在他的同伴看来，这个花招太弱智了，小孩子都不可能骗过去。但是店员显然不那么想。因为迪克拿出一张空白支票，在支票上开出八十元钱，超过了账单总数，多余的钱还用现金找了回来。
迪克走到外面说：“你下个星期不是要结婚了吗？那么，你不能没有戒指呀。”一会儿，他们坐着迪克那辆老掉牙的雪佛兰轿车，来到一家名叫“最佳珠宝”的商店。在那儿，他们用支票买了一枚婚戒和一个钻石戒指，紧接着就开车到当铺当掉了这些东西。看着珠宝从手中离开，佩里有些怅然若失。他开始向往起那个假想的新娘了，尽管他设想的与迪克的说法恰恰相反。她既不富有，也不漂亮；但打扮得很精致，说话柔声细语，想象中“是个大学生”，从各方面来讲“都是一位十足的知识分子”，他总想结识这类姑娘，但从未如愿以偿。
除非把“小甜饼”算上，那是他出车祸住院时认识的一位护士。“小甜饼”是个时髦的女孩，她喜欢佩里，同情他，宠爱他，鼓励他读“严肃文学”，比如《飘》和《吾爱如斯》。两人曾有过一段非同寻常但双方又都不愿提起的韵事，也曾论及爱情和婚姻，但是最终，在伤愈后，他却对她说再见，并且冒用了别人的一首诗向她解释自己的苦衷：
有一类人与俗世不容，
这类人不能在原地停留；
因此，他们使亲朋伤心；
他们自由自在漫游世界。
他们在田野徘徊，在激流中跋涉，
他们攀上悬崖峭壁；
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吉卜赛人的血液，
他们不知道停歇。
如果他们笔直前行，将会有个远大前程；
因此他们坚强、勇敢而率真；
不过他们厌倦了平凡的过往，
他们渴望陌生而新奇的人生。
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收到她的来信或听过她的消息。然而，数年后，他却把她的名字刺在胳膊上。有一次，当迪克问起“小甜饼”是谁时，他说道：“没什么，只是一个姑娘，我差点儿和她结婚。”（迪克结过两次婚，有三个儿子，这些都是佩里忌妒的。娶妻生子，这些都是“一个男人应该有的经历”，虽然对迪克而言，妻子儿女“并未使他幸福或对他有什么好处”。）
戒指当了一百五十块钱。他们又去了一家名叫高德曼的珠宝店，戴着一只男式金表悠闲地出来。下一站，在厄尔克照相机商店里，他们“买”下一架精致的摄影机。“摄影机最好捞钱，”迪克教导佩里说，“最容易典当或卖掉，还包括电视机。”这话没错，他们决定再去弄几台电视机。完成这一任务后，他们又对几家大型服装店下手，谢泼德和福斯特商店、罗恩柴尔德商店、顾客乐园商店等等都走了一遭。到夕阳西沉、商店关门时，他们的兜里已经装满了现金，车里也堆满了适于销售、易于典当的物品。衬衫啦，打火机啦，昂贵的电器啦，便宜的袖扣啦，真不少。佩里检查了一遍，不由得兴高采烈，因为下一站就是墨西哥，一个新的机会，“过一种真正的生活”。但迪克似乎情绪低落，他耸耸肩对佩里的赞扬（“迪克，我想你真是令人吃惊，我都快被你唬住了”）并不领情。佩里感到迷惑，他不明白为什么平日里自负自得的迪克在完全有理由大吹大擂的时候，突然会变得消沉，看起来颓丧难过呢。佩里说：“我带你去喝一杯。”
他们在一家酒吧停了下来。迪克喝了三杯橙花酒。第三杯酒下肚后，他突然问道：“我父亲怎么办？想想看，哦，耶稣啊，他真是个好老头儿。还有我母亲，唉，你见过她。他们怎么办？我，我自己可以跑到墨西哥或别的什么地方。但是等银行拒付支票时，他们可跑不了。我了解父亲，他肯定会设法还清它们，他以前就这么做过。但是现在他哪有能力——他老了，又有病，什么都没有。”
“对此，我也非常过意不去。”佩里的话是真心的。他虽然称不上善良，但却容易动感情，迪克对父母的感情和关心真的感动了他。“不过，也没什么，迪克，也挺简单的，”佩里说，“我们自己可以偿清支票。只要我们到了墨西哥，只要我们到了那儿，我们就有钱了，赚好多钱。”
“怎么赚？”
“怎么赚？”迪克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让佩里愣住了。毕竟这类发财的计划两人已经讨论过。淘金，潜海寻宝，这些只是佩里热心提出的诸多计划中的两项。其他还有，比如弄艘船。他们经常谈起要买一艘深海捕鱼船，自己当水手，还可以把船租给度假的人——虽然两人不但连小船都没划过，更没捕到过一条鱼。此外，偷一辆汽车开到美国南部边境也是一个来钱快的办法。（“跑一趟就可以挣五百块钱”，佩里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种说法。）此刻他能作出种种回答，但他只选择了提醒迪克，别忘了在哥斯达黎加海岸线外的科科斯岛上，好运正在等着他们。“别傻了，迪克，”佩里说，“这是真的，我得到了一张地图。我搞清楚了那地方的全部历史。它一八二一年沉埋在那里——秘鲁金块、珠宝等价值六千万美金——这可是千真万确的。即使我们没有找到全部财宝，即使只找到了一小部分，迪克，你仍会和我一起去吧？”此前，迪克一直鼓励着他，认真地听他讲地图和宝藏的传说。但是此刻，一种前所未有的想法涌上心头，他想知道，迪克是不是一直在假装，仅仅是在耍他。
这一令佩里感到痛楚的想法转瞬即逝，因为迪克对他眨了眨眼，还开玩笑地捅了他一下，说：“没错，亲爱的，我和你一起，永不分离。”
凌晨三点，电话铃又响了。倒不是因为时间关系，艾尔文·杜威根本就毫无睡意。玛丽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九岁的保罗和十二岁的小艾尔文·亚当斯·杜威——也同样没睡。在这间朴素的平房里，电话铃每隔几分钟就响一次，谁又能睡得着呢？杜威下床时向妻子保证“这次我会把听筒挂掉”，但这是一个他不敢遵守的诺言。实际上，许多电话要么是追踪新闻的记者，要么是爱开玩笑的促狭鬼，或是喜好辩论的家伙打来的，（“是艾尔文吗？听着，伙计，我已经想明白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了。是自杀加谋杀。我偶然得知赫伯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传闻他正缺钱用。因此他怎么办呢？他买了一份巨额保险，然后开枪杀死了邦妮和孩子们，最后用一个炸弹炸死了自己。他在手榴弹里塞满了猎枪子弹。”）要么就是刻薄、喜欢陷害别人的匿名电话，（“认得李一家吗？外国人，又不工作，整天办舞会，花天酒地的，哪儿来的钱？如果不是他们杀死克拉特一家才怪呢。”）还有一些被周围的流言飞语吓坏的老太婆。（“艾尔文，哎呀，我可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我希望你别瞒着我，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喜欢并尊敬克拉特先生，我决不相信这个堂堂男子汉，这个正派人，会拈花惹草，我绝对不相信……”）
但是大部分打电话的人都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人士，他们希望能提供帮助。（“不知你是否和南希的朋友苏珊·基德维尔谈过？我和这个孩子聊过，她说的一些事情令我震惊。南希曾告诉她克拉特先生情绪很坏，持续了三个星期。南希还说他可能正在为什么事担心，非常焦虑，以至于抽起了雪茄……”）也有些是与办案有关的人——其他各州的司法人员与警官。（“这不知是否有关联，但是这儿的一个酒吧男招待说他无意中听到两个家伙在谈论案件，从话里听出好像和这个案子有很大关系……”）到目前为止，这些谈话没有一次使调查员的工作取得进展，但可能性总是有的，正如杜威所指出的，也许下一次谈话“就能带来进展”。
此刻，在接这个电话时，杜威刚拿起听筒就听到“我想自首”。
他问：“请问，你是谁？”
来电话的是个男人，他不断地重复最初的那句话，并补充说：“是我干的。我把他们全杀了。”
“是吗？”杜威说，“那么，能否把你的名字和地址告诉我……”
“噢，不，你休想。”这个男人说，他的声音带着一种醉酒后的愤怒，“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除非我拿到了赏金。你把赏金送过来，我就告诉你我是谁。就是这样。”
杜威回到床上。“没什么，亲爱的，”他说，“无关紧要，又是一个醉鬼。”
“他想干什么？”
“想自首，条件是我们先把赏金交给他。”（堪萨斯州的《霍奇森新闻报》，悬赏一千美元征求破案线索。）
“艾尔文？你怎么又抽了一根烟？说真的，艾尔文，就不能试着睡一会儿吗？”
他太紧张了，即使电话铃不响，他也睡不着，他太心焦，太沮丧了。他的“线索”四处碰壁，没有一条有用。即使有也是一条死胡同。博比·鲁普？测谎仪已经解除了他的嫌疑；史密斯先生，那个和凶手打一样绳结的农场主，也已从嫌疑犯中排除出去，案发当晚他“正在俄克拉荷马州”；剩下的约翰父子也提供了可信的证据。“所以，”引用哈罗德·奈的话来说，“这一切的总和是一个漂亮的整数：零。”就连寻找那只猫的墓穴工作也毫无结果。
话虽如此，事实上也有一两件有意义的发现。第一，南希的姑妈伊莱恩·塞尔索在整理她的衣服时，在一只鞋里找到一块金表。第二，赫尔姆太太在堪萨斯州调查局探员的陪同下，仔细查看了河谷农场的所有房屋，希望能发现什么异常，结果真的找到了。事情出在凯尼恩的房间。赫尔姆太太闭着嘴唇，在屋里转啊转、看啊看，这里摸摸、那里翻翻的，凯尼恩的旧棒球手套、沾满泥点的工作靴，还有那副可怜的被弃置一旁的眼镜。她一边看着这些东西，一边自言自语道：“这儿有点不对劲儿，我感觉到了，我知道的，但是说不出到底是哪儿。”但话没完她就想起来了，“是收音机！凯尼恩的小收音机哪儿去了？”
这些发现合在一起迫使杜威再次考虑“抢劫”的可能性。那块手表绝对不是自己掉进南希的鞋子里的。当时正躺在黑暗中的她肯定听见了某种声音，脚步声或说话声，这使她猜想可能屋里进来了贼，因此认为必须立刻把表藏好，这是父亲送的礼物，她很珍视，至于收音机，一台灰色的奇尼斯牌小型便携式收音机，毫无疑问，是不见了。同样，杜威无法接受仅仅为了这么一丁点儿微不足道的利益，“几十美元和一台收音机”，就杀害一家人的假设。接受这个假设违反了他对那个凶手——应该说凶手们的设想。他和他的同事一致认定凶手绝非一人。犯罪手段之老练足以证明其中至少一个冷静而狡诈，而且一定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家伙，没有明确的动机绝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接着，杜威也逐渐觉察到几项特别之处，至少其中有一个凶手与受害者有情感上的牵连，即使在杀害他们的时候，也对他们表示出同情，显示出某种扭曲的关怀。否则，怎么解释那个用来装床垫的纸箱呢？
有关床垫纸箱的来龙去脉，是杜威最困惑的。为什么凶手要费力气把纸箱从地下室的一头儿搬过来，放在地板上呢？除非是想让克拉特先生舒服一些，让他在注视着渐渐逼近的刀子时，垫子总比冰冷的水泥地舒服？在研究死亡现场的照片时，杜威辨别出其他一些细节，似乎也可以证实他的观点：其中一个凶手不止一次动过感情。“或者，”他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有些事总之挺讲究。瞧瞧那些柔软的床单。什么样的人会做这种事？把邦妮和南希两个女人捆起来，然后拉起床单，给她们盖好，好像在说“晚安”和“做个好梦”？还有，凯尼恩头下垫着的枕头。一开始，我想放枕头也许是为了瞄得更准。但是现在我认为不对，这样做的原因和纸箱的道理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使受害者更舒服些。”
像这样的思考虽然令杜威全神贯注，但并没有使他满意或有一种“现出眉目”的感觉。很少有案件是靠“美妙的推断”来解决的，他要把信心建立在事实之上，“必须为此鞠躬尽瘁、一查到底”。大量的事实需要收集和筛选，加之时间紧迫，这些都预示着要付出辛勤的努力，像已做过的寻访——检查了数百个人，包括河谷农场所有的雇员、死者的亲友以及任何和克拉特先生有过大小生意往来的人——都只是龟行般追查过往。对此，正如杜威告诉他的小组：“我们必须继续追踪下去，直到我们比克拉特一家还了解他们自己为止，直到我们看清上个星期天早晨发生的事也许与五年前发生的某些事情之间存在联系为止。联系，必须找到这种联系。必须。”
杜威的妻子在打盹，但是当她感觉到他下床时便醒了，她听见杜威又在接电话，同时隔壁儿子们的卧房中传来哭泣声。“是保罗吗？”通常，保罗既不难缠也不烦人的，他不是一个爱哭的孩子。平日里，他不是在后院里挖沟，就是忙着练习跑步，他要成为“芬尼县的飞毛腿”。但是那天吃早餐的时候，他突然哭了起来。他的妈妈不必问为什么，她知道保罗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自己周围的骚动，他感到这件事威胁到他了——那些令人烦恼的电话、门口的陌生人以及父亲疲惫而焦虑的眼睛。她走过去安慰保罗。比保罗大三岁的哥哥也帮着劝。“保罗，”他说，“别怕，明天我教你玩扑克。”
杜威在厨房里，玛丽去找他。发现他正在那儿等着过滤咖啡，一堆谋杀现场的照片摊在厨房的餐桌上，凄惨的画面与印有漂亮水果图案的桌布极不协调。（有一次他曾让玛丽来看这些照片。她拒绝了，说：“我想记住邦妮通常的样子，他们家人也一样。”）他说：“也许孩子们应该和我妈待在一起。”他的母亲是一位寡妇，住在不远处，她认为自己的房子太空荡、太安静了，随时欢迎孙儿们光临。“就住几天，等到，等到……”
“艾尔文，你认为我们还能回到从前正常的生活吗？”杜威太太问道。
他们的正常生活是这样的：夫妻俩都工作，杜威太太当办公室秘书，他们共同承担家务，轮流做饭和刷碗。（“艾尔文当治安官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那些同事开他的玩笑，打趣说：‘看啊，杜威警官来了！硬汉一条！六把手枪挂在腰！一旦回到家，枪带换成围裙一条！’”）那个时候，他们正在攒钱，打算在农场里盖一座房子。这个位于加登城北部数英里的农场是杜威在一九五一年买下的，面积达四十英亩。如果天气好的话，尤其是在天气炎热、小麦长高吐穗的日子里，杜威喜欢开车去那里练枪法——打乌鸦、射罐头盒，或者幻想着逛逛他想盖的那栋房子，看看打算修的花园，在尚未栽种的树荫下漫步。他非常肯定，总有一天，一个属于他的种满橡树和榆树的绿洲，将会出现在那片荒凉的平原之上，“总有一天，上帝保佑。”
笃信上帝，严守教规，每个星期天去教堂，饭前与睡前祈祷，这些是杜威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不明白谁能坐下来用餐而不感谢上帝庇佑。”杜威太太曾经说，“有时，当我下班回家时，唉，真的很累了。但是炉子上总会有咖啡，冰箱里总会有牛排。孩子们生火做牛排，我们聊着天，彼此交流着一天的见闻。晚餐做好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完全有理由感到幸福和愉快。所以，我说，感谢你，上帝。我这样说并非迫不得已，而是心甘情愿。”
此刻，杜威太太说道：“艾尔文，回答我，你认为我们还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吗？”
他正准备回答，但电话阻止了他。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夜里，那辆破旧的雪佛兰离开了堪萨斯城。行李放在车顶上，用绳子从车尾一直紧扎到车头；后备箱由于塞得太满，连盖都盖不上；在车子里面，两台电视机摞在一起，放在后座上。两个人挤在前座，迪克开车，佩里抱着他那把旧吉布森牌吉他，这是他最心爱的宝贝。佩里其他的行李还有一只硬纸箱、一台灰色的奇尼斯牌便携式收音机、一加仑沙士（他担心他最喜欢喝的饮料也许在墨西哥买不到）以及两只装满了书籍、手稿和珍藏多年的纪念物的大箱子，（迪克怎么会不发火呢？他咒骂着，踢着箱子，称它们是“五百磅猪泔水！”）这些也都塞在汽车内。
午夜前后，他们穿越边界，进入俄克拉荷马州。离开了堪萨斯州，佩里十分高兴，彻底放松了下来。此刻，这一切是真的，他们踏上了前程，而且永不回头——至少对他来说没什么好遗憾的，他没有丝毫可以留恋的事物，也没有一个人会担心他到底去了哪里。迪克就不同了。他有几位自认为很爱的人：三个儿子、父母以及一个弟弟。他不敢把此次远行透露给这几个人，也不敢向他们说再见，虽然他从未想过要再见到他们，至少这辈子是不可能了。
“克拉特与英格里希两家订于周六联姻”，这则刊登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加登城《电讯报》社会版上的新闻令许多读者深感意外。看起来，克拉特先生活着的二女儿贝弗里，已经和那位订婚已久的年轻的生物系大学生维尔·英格里希先生结婚了。贝弗里小姐一身白纱，婚礼盛大而隆重，（伦纳德·考文太太独唱，霍华德·布兰查德太太风琴伴奏。）“在第一卫理公会教堂庄重举行”——三天前，就是在这座教堂里，新娘哀悼了她的父母、弟弟和妹妹。然而，据加登城《电讯报》报道：“维尔和贝弗里本来打算在圣诞节结婚。请柬都印好了，她父亲已经向教堂预订了结婚的日子。由于突如其来的悲剧，再加上许多亲戚是从遥远的地方赶来的，这对年轻的情侣决定将婚礼提前到周六举行。”
婚礼结束后，克拉特家的亲戚们便各自散去。星期一，在最后一批亲属离开加登城的日子里，《电讯报》在头版刊登了霍华德·福克斯先生的一封信，他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俄勒冈，是邦妮·克拉特的哥哥。在信中，福克斯首先对当地民众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蒙难家庭表现出的“关怀与哀悼”，然后笔锋一转，写到：“在这个社区，也就是在加登城里，已经有太多的愤恨之情，我不止一次听人说，一旦找到凶手，就立刻在最近的树上把他吊死。让我们不要这样感情用事。事情已经发生了，夺取另一个生命也不能改变事实。相反，让我们像上帝宽恕我们一样宽恕他吧。在心中积攒仇恨是不对的。犯下如此罪行的人将发现他很难面对自己。只有当他祈求上帝的宽恕时，他的灵魂才能得到平静。我们不要阻挡他，而是祝愿他，愿他找到这种平静。”
汽车停在一处海角，佩里和迪克在此歇脚、野餐。此时是正午时分。迪克用双筒望远镜望着周围的景色：群山、在晴朗的天空盘旋的老鹰，一条泥土路蜿蜒进入一个灰蒙蒙的小村，而后又蜿蜒而出。今天是他来到墨西哥的第二天，到目前为止，他喜欢这里，甚至是这里的食物。（此刻，他正吃着一个冰冷油腻的墨西哥春卷。）他们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早晨在得克萨斯州的拉雷多穿过边境，在圣路易斯波托西的一家妓院里过了一夜。此刻他们离目的地墨西哥城只有两百英里了。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佩里说，“我想我们俩一定有什么毛病，不然怎么会做出那种事。”
“做什么？”
“那边，那件事。”
迪克把双筒望远镜放进皮套里，这是一只精美的皮套，上面烫着赫·威·克三个缩写的金字。他恼火到了极点。该死的佩里为什么还不闭上嘴？上帝啊，老是提起那件该死的事有什么用？这真令人恼火。特别是他们已经达成一致，不再谈论这件事的，最好全忘掉。
“做出那种事的人肯定有毛病。”佩里说。
“饶了我吧，宝贝儿。”迪克说，“我可是个正常人。”迪克说的话是当真的。他认为自己和别人一样心理正常、头脑清楚，或许比常人聪明一点儿，就是这么回事。但是佩里，在迪克看来，“小佩里才真是毛病不小”。去年春天，他们一起关在堪萨斯州监狱时，他了解到佩里不少鲜为人知的怪癖：佩里竟会是“这样一个小孩子”，总是尿床，还老在睡梦中哭喊，（“爸，我到处找你，爸，你到哪里去了？”）迪克经常看见他“一坐几个小时，咂着大拇指，细心研究那些骗人的寻宝指南”。这只是一部分，还有别的呢。在某些方面，佩里简直“古怪极了”，尤其是他的脾气。他翻起脸来，“比十个喝醉了的印第安人还快”，而且你根本无法提防。“也许他就要杀了你，可是你根本不知道，既看不出，也听不到。”迪克曾说。尽管内心愤怒到了极点，佩里在表面上仍然是个冷静的年轻壮汉，目光平静，带点儿微微的睡意。有段时间迪克认为自己能够驾驭抑或掌控他朋友这种爆发性的冷热无常脾气，但他错了，这个发现令他对佩里逐渐失去了信心，他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只是下意识地觉得他应该对佩里有所戒备，但却奇怪为什么自己实际上并不害怕他。
“在我内心深处，”佩里继续说道，“我从未想过我能做出那种事。”
“那个黑鬼你怎么解释？”迪克说道。一阵死寂。迪克意识到佩里正在盯着他。一个星期前，佩里在堪萨斯城买了一副极为讲究的墨镜，镶着银灰色的边，配有反光的镜片。迪克讨厌这副墨镜；他对佩里说，要是被人看见“和戴着这种鬼玩意儿的人在一起”，他会感到耻辱的。实际上，真正令他厌恶的是那镜片：佩里的眼睛隐藏在后面，令他觉得很不舒服。
“不过是一个黑鬼，”佩里回答，“就另当别论了。”
这个牵强的回答促使迪克继续问道：“真是你干的吗？像你说的那样把他杀了？”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他最初对佩里的兴趣、对佩里性格和潜力的判断都建立在这件事上。佩里曾告诉他如何亲手打死一个黑人。
“当然是我干的。只是一个黑鬼，那不一样。”佩里接着说道，“知道真正困扰我的是什么吗？是那件事。原因就在于我不相信，谁能做出那种事来还逃之夭夭。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干下那样的事，还能毫无牵连。我的意思是，困扰我的是这个，我总想着事情迟早会暴露。”
虽然小时候上过教堂，但迪克从未“想过”自己会信上帝，也从未受过迷信的困扰。与佩里不同，他不相信一块镜子碎了就意味着七年的厄运，也不相信从玻璃反射出来的新月光辉是邪恶到来的征兆。但佩里的这种敏锐而凌乱的直觉也引发了迪克内心的疑虑。当这个疑虑在迪克的头脑中盘旋时，迪克难免也感到痛苦：他们两个“向上帝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后，真的能逃脱惩罚吗？”突然，迪克对佩里说道：“现在，你给我闭嘴！”然后，他踩下油门，倒车，离开了海角。在他们前面的泥土路上，他看见一条狗，正在温暖的阳光下小跑着。
群山。几只老鹰在明亮的天空中盘旋。
当佩里问迪克“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时，他知道自己又挑起了一场令迪克不快的谈话，他本该尽量避免的。他同意迪克的观点：为什么总是没完没了地说呢？但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一旦他“记起某些事情”（黑屋子里爆发出的蓝光、一个大玩具熊的玻璃眼睛），回想起某些声音，特别是那几个最能啃噬人心的字眼，（“噢，不！噢，求你了！不！不！不！不！求你别……噢，不要！求你了！”）一种无助的恐惧就抓住了他。而且，有些声音怎么也挥之不去：银币在地板上滚动，硬木楼梯上的脚步以及呼吸与喘气声，一个喉咙被切断了的男人的呼噜声，这些都令他心悸。
当佩里说“我认为我们俩肯定什么地方有毛病”时，他承认了一件他不想承认的事。毕竟，设想自己也许“不正常”是“令人痛苦的”，特别是那毛病根本不是自己的过错，而“可能是与生俱来的”。看看他的家庭！看看他们家的德性！母亲是个酒鬼，酒后呕吐窒息而死。她的两儿两女中，只有小女儿芭芭拉过上了正常的生活，结了婚，安分地相夫教子。另一个女儿弗恩在旧金山一家旅馆跳窗自杀。（佩里“设法向自己解释她是失足滑下去的”，因为他一直爱着弗恩。她是“那么可爱的一个人”，“很有艺术气质”，跳舞“很厉害”，还擅长歌唱。“如果她能有半分运气，以她的相貌和条件，肯定会有所成就，肯定会出人头地。想到她爬上窗台，从十五层楼上跳下来，真令人感到难过。”）还有大哥吉米，有一天他把自己的妻子逼得自杀了，然后他也自杀了。
不久，他听见迪克说：“饶了我吧，宝贝儿。我可是个正常人。”这简直让人笑掉大牙！但不必介意，管它呢。“在我内心深处，”佩里接着说道，“我从未想过我会做那种事。”刚说完，他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迪克当然会这样问：“那个黑鬼是怎么回事？”他当时对迪克讲这个故事无非是为了博取迪克的友情，希望迪克因此会“看得起”他，认为他“冷酷”，和迪克一样“充满男子汉气概”。因此，有一天他们俩读到《读者文摘》上一篇题为“你洞察他人性格的能力有多强？”的文章，（“当你在牙医诊所或火车站等候时，不妨研究一下身边的人们不经意流露出的小细节，比如说走路的姿势：两腿笔直可以看出这人坚毅不屈的个性，走路踉踉跄跄则表示犹豫不决……”）两人进行了讨论。佩里说：“我一直都是一个杰出的观察者，否则我不可能活到今天。我很能判断什么时候信任什么人。这点你就不太行了，迪克。但是我已经开始信任你了。你会见到我这样做，因为我打算有一天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你。我会告诉你一件我从未告诉过别人的事。就连威利－杰伊都没告诉。就是我杀了一个人的事。”佩里看出来，迪克对此很感兴趣，他听得很出神。“几年前的一个夏天，在拉斯维加斯，我住在一个供餐的旧公寓，那儿过去曾是妓院，但妓女们早就不在了。那个地方十年前就该拆掉，总之我在的时候已经有些垮了。我住在顶楼最便宜的房间，那个黑鬼也住在那儿。他叫金，是外地人。住在那上面的除了我们两个人，还有数以万计的蟑螂。金不是很年轻了，但他曾做过多年修路和别的苦差事，所以体格还很棒。他戴着眼镜，整天读书。他从不关自己房间的门。每次从他门口经过时，我总能看见他赤条条地躺在床上。他那会儿正闲着，说上一份工作攒了点钱，现在就想在床上躺着，读点书，摇摇扇子，喝点啤酒。他读的东西全很无聊——连环漫画和牛仔的荒唐故事什么的。说实话，他人不错。有时我们一起喝杯啤酒，他还借给过我十块钱。我没有理由害他。但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阁楼上，天热得我睡不着，于是我说，‘走吧，金，我们去兜兜风。’我有一辆偷来的旧车，我把它漆成了银色，管它叫银色幽灵。我们开出去好远，一直开进了沙漠。沙漠里很凉爽。我们停下车，又喝了些啤酒。金走出车，我跟在他后面。他没看见我拿起了一根铁链，一根我藏在座位底下的自行车链条。实际上，直到下手的时候，我还说不清为什么要干掉他。我抽在他的脸上，把眼镜打碎了。我不停地打。后来，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就把他留在了那儿。许多日子过去了，我也从未听人谈起过这件事。也许除了秃鹰，根本就没人发现他。”
这个故事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佩里的确认识一个叫金的黑人。但是如果那个人死了，也与他毫无关系，他从未动过金一个手指头。佩里自己心里有数，金也许还躺在某地的床上，扇着扇子，喝着啤酒呢。
“结果呢？像你说的那样把他打死了？”迪克问道。
佩里既没有撒谎的天才，也没多少撒谎的经验。但是，一旦他讲了一件虚构的事，就会一口咬定。“当然，我杀了他。只不过一个黑鬼。这就不同了。”此刻他说，“知道真正困扰我的是什么吗？是那件事。我就是无法相信，谁能做出那种事还逃之夭夭？”他怀疑迪克也不相信，因为他多少也已经感染到自己那种诡秘的、良心上的不安了。所以他才会说：“你现在给我闭嘴！”
车子还在开。在前方一百英尺处，一条狗正沿着路边小跑。迪克猛然向狗撞去。这是一条老得半死的杂种狗，瘦得皮包骨头，一身污秽，这么一撞，就像一只鸟一样，立刻完蛋了。但迪克很满意。“伙计！”他叫道。每次一追狗，他就这样叫，而每次一有这样的机会，他绝不放过。“伙计！我们肯定杀得它落花流水！”
感恩节过去了，打野鸡的季节也即将结束，但是晴朗而温暖的晚秋天气尚未消逝。最后一批外地来的新闻记者确信这个案子大概永远破不了了，也离开了加登城。但是对芬尼县的人来说，这个案子并没有完结，至少对那些光顾霍尔科姆最受欢迎的聚会场所——哈特曼咖啡馆的人而言，还没结束。
“自从出了这件麻烦事，我们这里的生意一直忙得不可开交。”哈特曼太太扫了一眼自己这间算得上温暖舒适的小馆子，这里的每一小块地方都或坐或站或倚地挤满了浑身烟味、喝着咖啡的农夫或农牧场雇工。“都是一群像老娘们儿似的家伙。”哈特曼太太的表姐、女邮政局长克莱尔碰巧在场，她补充说，“假如是春天活儿忙的时候，他们不会来这儿的。但是现在麦子已经割了，冬天就快来了，除了坐在这儿你吓我、我吓你之外，他们没有别的好做。你认识《电讯报》的比尔·布朗吧？看过他写的那篇社论吗？标题是‘另一场犯罪’那篇。他说，‘所有人应立即停止嚼舌头这种行径。’因为无凭无据地瞎说，也是犯罪。但是你能指望什么呢？看看周围这群家伙，哪个不是獐头鼠目、满嘴瞎话的？哈！费尽力气也是白说。”
从哈特曼咖啡馆传出的一个流言牵涉到泰勒·琼斯，他的产业紧邻着河谷农场。在哈特曼咖啡馆的顾客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谋杀者的目标是琼斯先生及其家人，而不是克拉特一家。“这样才讲得通，”其中一个这样争辩道，“泰勒·琼斯比赫伯·克拉特富多了。假设行凶者不是咱附近的人，又假设他也许是被雇来的，他只晓得凶宅的路径。唉，这是很容易弄错的。转错一个弯，结果来到了克拉特家。”“琼斯说法”传了又传，特别对着琼斯一家吹了过去，好在那是一个有涵养而且很理性的家庭，始终不为谣言所困。
一张便餐柜台，几张桌子，架着一副烤架的壁炉以及一台冰箱和一台收音机，这就是哈特曼咖啡馆的全部家当。“但是我们的顾客喜欢这里，”女老板说道，“他们不喜欢也没办法。除此以外，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去，除非他们开车一去七英里才能找到另一家。不管怎么说，我做买卖厚道，而且自从梅布尔来这儿工作后，咖啡也变得特别香。”梅布尔就是赫尔姆太太。“悲剧发生后，我说，‘梅布尔，现在你没工作了，你为什么不到我的咖啡馆里帮帮忙呢？煮煮咖啡，端端盘子什么的。’结果呢，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所有人都到这儿来了，他们用各种问题纠缠梅布尔。问的全是关于那场悲剧的事。但梅布尔不像默尔特表姐，也不像我。她很害羞。再说了，她也不知道什么特别的事情。她不见得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但是大多数光临哈特曼咖啡馆的人都认为她一定瞒着一些事。实际上确实如此。杜威曾和她谈过几次话并要求她对谈话内容保密，特别是她不得提起失踪的收音机以及在南希鞋里找到的手表。这就是为什么她对阿齐贝尔德·威廉·华伦－布朗太太说：“任何看报纸的人知道的和我一样多，甚至比我还多，因为我不看报纸。”
阿齐贝尔德·威廉·华伦－布朗太太是一位不苟言笑、身材矮胖、四十出头，说话带一口不太地道的上流社会腔调的英国妇人，她和咖啡馆的其他常客毫无相似之处，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她就好像是掉进火鸡围栏里的一只孔雀。有一次，她向一位熟人解释为什么她和丈夫放弃“英国北部的家产”，从世代居住的家——“最令人高兴的，哦，最优雅的老房子”，搬到西堪萨斯平原上一座破旧的、让人极为不快的农场，“税！亲爱的。遗产税重得要命。这就是逼得我们离开英格兰的原因。是的，我们是一年前离开的，毫无遗憾。一点儿也不遗憾。我们喜欢这里。简直喜欢极了。当然，虽然这儿和我们以前的生活截然不同。那种生活我们曾经很熟悉，巴黎、罗马、蒙特卡罗、伦敦。我确实偶尔想念伦敦。哦，我并不是真的想念它——那种忙乱的生活，永远打不着出租车，总要担心穿着和打扮。绝对不喜欢。我们喜欢这里。我猜有些人，他们知道我们的过去，了解我们以前的生活，会感觉奇怪，我们住在这儿不觉得太寂寞了吗？我们本来是想要定居到大西部的。怀俄明、内华达最理想了。我们曾盘算过在那边说不定能挖到一口油井。但是在半路上，我们在加登城停下来看望朋友，实际是朋友的朋友，但他们热情得不得了，坚持要我们多留些日子。我们想，嗨，倒也是，为什么不在这儿买块地，开个牧场呢？或者种种田？不瞒您说，到今天我们还没打定主意究竟是开牧场呢还是开农场。奥斯汀医生也问我们是否觉得这里太安静了。实际上，不，实际上我从未见过比这儿更热闹的地方，比空袭还要命：火车，郊狼，整夜里还不知有什么怪物在不停鬼号，吵死了！自从凶杀案以后，我更有些受不了了。很多事情都让我这么觉得。我们那所破房子老是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别误会，我不是在抱怨。说真的，这间房子还是挺实用的，现代化设备齐全；可是，天哪！它那咳嗽和哼唧声真够呛！天黑后，一起风，可恶的大草原的风，听上去就像是吓人的呻吟。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人神经有点紧张，便免不了疑神疑鬼地瞎想。天哪！那一家真够可怜的！不，我们没有打过交道。我只见过克拉特先生一次，是在‘联邦大厦’。”
十二月初，仅仅一个下午的时间，咖啡馆就有两个常客宣布他们将打点行装，不但要离开芬尼县，还要离开堪萨斯州。第一位是为莱斯特·麦科伊干活的佃农——麦科伊先生是西堪萨斯州闻名的农场主和商人。这位佃农说：“我和麦科伊先生谈过了。尽量让他知道霍尔科姆及其周围发生了这种事，谁在这里能睡着觉呢？我老婆睡不着，也不让我睡。所以我对麦科伊先生说，尽管我喜欢他这儿，但是他最好另找一个人来。因为我们要搬家了，搬到东科罗拉多州去。也许在那儿我能好好歇歇。”
第二个宣布要走的是芦田太太。她带着四个脸蛋红扑扑的孩子来到了咖啡馆。她让孩子们在餐桌前站成一排，然后对哈特曼太太说：“给布鲁斯一盒糖浆玉米花。博比想要一杯可乐。邦妮琼，你呢？我们知道你的感受，但是别这样，过来吃点儿吧。妈妈请客。”邦妮琼摇了摇头，芦田太太接着说道：“她有点儿伤心。她不想离开这儿。这儿有她的学校和所有的朋友。”
“唉呀，我说，”哈特曼太太冲邦妮琼笑了笑，说道，“那没什么好伤心的。从霍尔科姆学校转到加登城高中会有更多的男孩的。”
邦妮琼说：“你不明白。爸爸想把我们带到内布拉斯加州去。”
贝丝·哈特曼太太看着孩子的妈妈，仿佛希望她否认女儿的说法。
“这是真的，贝丝。”芦田说道。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哈特曼太太说，她的声音充满惊讶和失望。芦田一家是霍尔科姆的一部分，人人都欣赏他们。这家人总是高高兴兴的，工作勤奋、与人为善、慷慨大方，虽然他们没有多少可慷慨的东西。
芦田太太说：“我们讨论搬家已经很久了。英夫，是他认为我们在别的地方也许会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