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科姆村坐落于堪萨斯州西部高耸的麦田高地上，是一个偏僻的地方，被其他堪萨斯人称为“那边”。这里距科罗拉多州东部边界约七十英里，天空湛蓝，空气清澈而干燥，具有比美国其他中西部地区更加鲜明的西部氛围。当地人操着北美大草原的土语，带有牧场牛仔特有的浓重鼻音；男人大都穿紧腿牛仔裤，戴斯泰森牛仔帽，穿尖头长筒牛仔靴。这里土地非常平坦，视野极其开阔；旅行者远远地就可以看见马匹、牛群以及像希腊神庙一样优雅耸立着的白色谷仓。
霍尔科姆村也可以从很远的地方望见。不过这里没有什么景致，只是一堆参差不齐的建筑。圣达菲铁路的主干线从中间经过，将小村一分为二。这个毫无规划的小村庄，南部流淌着黄浊的阿肯色河，北面是第五十号公路，东西两侧是牧场和麦田。这里的街道没有名字、没有遮拦，也没有铺柏油，因而每当雨雪消融，厚厚的尘土就会变成恼人的泥泞。村的一头有一座荒凉陈旧的水泥建筑，屋顶上立着一块霓虹招牌，上面写着“舞厅”二字，但是舞会早已停办，霓虹灯也有好几年没亮过了。附近还有一幢建筑，也有一块失去意义的招牌，安在一块脏兮兮的玻璃窗上，写着“霍尔科姆银行”几个大字，上面的金粉已经剥落。早在一九三三年，霍尔科姆银行就已倒闭，以前的账房改成了公寓。这里是村里仅有的两座“公寓”之一，另一处房子也是摇摇欲坠，因为当地学校很多教师住在那里，所以被称为“教师公寓”。此外，霍尔科姆大部分住宅都是前门带有门廊的木质平房。
靠近火车站的南边，有一所破败不堪的邮局。女邮政局长面庞瘦削，穿着牛皮夹克、牛仔裤，脚踏一双牛仔皮靴，掌管着这里冷清的业务。车站本身也显得有些寒碜，黄绿色油漆正在剥落。“酋长号”、“大酋长号”、“卡皮坦巨岩号”等著名快车天天从这里经过，但从不停留。事实上，除了偶尔有一辆货车停靠外，所有客车都不会停。公路上有两处加油站，其中一处兼做食品杂货店，但货源奇缺，另一处附设咖啡馆——哈特曼咖啡馆，老板娘哈特曼太太卖三明治、咖啡、冷饮以及三点二度的啤酒。像堪萨斯州其他地方一样，霍尔科姆也是“禁酒”的。
除非你把霍尔科姆学校包括进去，否则这些实际就是霍尔科姆村的全部了。这所十分漂亮的学校揭示了小村破败表象下真实的经济状况：总的来说，家长们还是富裕的。他们把子女送进这所现代化、师资力量雄厚、学制也相当完备的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学生通常约有三百六十名——他们开着一辆辆的汽车，把子女从附近各地送来上学，有的甚至远在十六英里外。农场和牧场上的人家大部分都在室外劳作，他们早先是来自各国的移民，有德国人、爱尔兰人、挪威人、墨西哥人和日本人。他们饲养牛羊，种植小麦、高粱、草籽和甜菜。农民总要靠天吃饭，但是在西堪萨斯地区，农民们却认为自己是“天生的赌徒”，因为他们必须和极少的降雨量（年均降雨量为十八英寸）以及令人苦恼的灌溉问题作斗争。不过，过去的七年，老天很仁慈，一直风调雨顺。芬尼县霍尔科姆村的农家日子过得很不错。他们不单靠农业挣钱，也靠开采当地丰富的天然气捞点外快。崭新的学校，农舍里舒适的布置，以及高高鼓鼓的谷仓，无一不是证明。
直至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很少有美国人——实际上，就连堪萨斯人在内——听说过霍尔科姆这个地方。就像河里的水、公路上的摩托车、圣达菲铁路上疾驰而过的黄色列车毫不在意这块地方一样，此处从未发生过任何戏剧性事件。二百七十名村民满足现状，安于平静的生活：工作、打猎、看电视、参加学校的社交活动、在教堂里练习唱诗、出席4-h俱乐部的会议。但到了十一月那个星期天的凌晨，几声外来的异响，扰乱了霍尔科姆原有的声息——野狼歇斯底里的嚎叫，风吹枯草刮过大地的干裂声，以及火车头渐去渐远的汽笛鸣响。当时，霍尔科姆正沉浸在睡乡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听见。四声枪响，共夺去了六条人命。打这以后，向来不加防范、夜不闭户的村民们发现：疑神疑鬼的念头改变了他们，那阴森的枪声在多年老邻居之间点燃了猜忌的火花，他们像陌生人一样怪异地互相打量。
四十八岁的河谷农场主赫伯特·威廉·克拉特，最近因为要买人寿保险的缘故，刚刚做了一次身体检查，得知自己的健康正处于最佳状态。他戴着无框眼镜，不到五英尺十英寸的中等身材，但却很有男人气概。宽阔的肩膀，乌黑的头发，下巴方方正正的，一张自信的面孔充满了健康的朝气。他的牙齿完好无缺，结实得可以咬碎核桃；体重和当年从堪萨斯州大学农学专业毕业时一样，还是一百五十四磅。与住在附近的泰勒·琼斯先生相比，克拉特先生不算是霍尔科姆最富有的人。但是，他的名气却是最大的，在附近的加登城也同样受人爱戴。他是县筹建委员会的负责人，最近主持修建了第一卫理公会教堂，那是一所耗资八十万元的大手笔。他最近还当上了堪萨斯州农业组织联合会的主席。此外，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他一直是联邦农村信用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所以在美国中西部的农家中，他也是有口皆碑的人物。
克拉特先生确信，他的人生希望至今多半如愿以偿。他左手曾被农业机械弄伤过，残存的那只手指上戴着一枚普通的金戒指，那是他婚姻美满的象征：二十五年前，他与自己心爱之人缔结良缘。她是他一位大学同窗的妹妹，羞涩、虔诚、优雅，名叫邦妮·福克斯，比他小三岁。邦妮为他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大女儿伊芙安娜已经出嫁，生了一个儿子，现在有十个月大了。她住在伊利诺伊州北部，但是经常会回霍尔科姆的娘家。实际上，两个星期之后她和家人就要回来，参加家中举办的克拉特家族感恩节大聚会。（克拉特家族起源于德国，那时名字或许拼作克洛特，首批克拉特家的移民于一八八〇年抵达这里。）他们邀请了五十多个亲属，甚至远在佛罗里达州帕拉塔卡的几位也要赶来。二女儿贝弗里现在不住在河谷农场，她已去堪萨斯城学习护士专业，和一位学生物的年轻人订了婚。克拉特先生很欣赏这个小伙子，婚礼定于圣诞节时举办，请柬都已经印好了。家中留下的是十五岁的儿子凯尼恩——他现在长得比父亲还高，以及比凯尼恩大一岁的三女儿南希，她可是全镇人的宠儿。
说到克拉特先生的家庭，有件事令他很不安，那就是妻子的健康。她有点儿“紧张”、“容易眩晕”，这是和她亲近的人委婉的说法。“可怜的邦妮正在受折磨”，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人们都知道近五六年她经常去看精神科大夫。然而，阳光最近也照在了这个阴暗之处，邦妮的病有了治愈的希望。上个星期三，她从威奇塔城的韦斯利医疗中心疗养两周回来，给家人带来了难以置信的好消息。她高兴地告诉克拉特，医生最终确诊了，她的病根不在脑子里，而在脊柱上——她的病是生理上的，是一块脊椎骨错位造成的。当然，她必须动一次手术，术后她就会再次成为以前的自己。难道长久以来的紧张、离群索居、锁上门躲在枕头里哭泣，这一切都是一块脊椎骨引起的？果真如此，那么克拉特先生在感恩节餐桌上致辞时，真的应该作一番祷告了。
通常，克拉特先生早晨六点半就起床了，牛奶桶的咣当声和男孩们的窃窃私语总在这时把他吵醒。两个男孩是雇工维克·伊尔斯克的儿子，每天牛奶都是由他们俩送来。但是，今天克拉特先生却一直躺在床上，任凭伊尔斯克的儿子来来去去。这是因为昨天晚上，也就是十三号星期五，他太累了，虽然部分原因是兴奋所致。昔日的邦妮复活了，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仿佛为了预告她即将恢复常态、重获活力，她涂上了口红，不怕麻烦地做了头发，还换上一身新衣服，陪他去了霍尔科姆学校。学生们正在演《汤姆·索亚历险记》，南希在剧中扮演贝基·撒切尔。观众对演出报以掌声。看到邦妮出现在公众场合，略带紧张地微笑着与人交谈，克拉特先生非常高兴。他们夫妻俩也都为南希感到骄傲。她演得太好了，台词背得滚瓜烂熟，正如他在后台向她表示祝贺时说的那样，南希看起来“美极了”，“宝贝，你是一个真正的南方闺秀”。南希的举止的确端庄，她穿着带花边的裙子，一边向父亲表示感谢，一边问他可不可以开车去加登城，那里的剧院当晚十一点半的特别场要放一场“恐怖电影”，她所有的朋友都去。要是在别的情况下，克拉特先生早就拒绝了。他定的家规是一定要遵行的，其中一条是：南希，包括凯尼恩，必须在晚上十点之前回家，周六可以延长到十二点。但是受那天晚上亲切氛围的影响，他同意了南希的请求。当夜，南希将近凌晨两点才回到家。他听见南希进来便把她叫了过去，他并不是那种轻易动气的人，只不过确实有些事必须跟南希说说。回家晚点儿倒没什么，要紧的是那位开车送她回来的年轻人，博比·鲁普，学校篮球健将。
克拉特先生是喜欢博比的。博比虽然只有十七岁，倒却相当可靠且彬彬有礼。只是三年来，尽管南希获准可以“约会”，但像她这样一个俊俏而惹人喜爱的姑娘竟从未和别人出去过。克拉特先生明白，对现在的少男少女，“山盟海誓”甚至“互换订婚戒指”，已是潮流风尚；但不久前有一次偶然撞见女儿正在和博比接吻，他很不赞成他们小小年纪就这么难分难舍。打那以后他就暗示南希，“别和博比见面太频繁了”，劝告她从现在开始就慢慢冷下来，总比日后突然分手要少伤点儿感情。他提醒南希，分手是必然的。鲁普家信奉的是天主教，而克拉特一家人都是卫理公会教徒，这个现实本身就足以使她和这个男孩有朝一日成婚的梦想化为泡影。南希是理智的，不管怎么说，她从不争辩。此刻，在道晚安前，她向克拉特先生保证会逐渐和博比脱离关系。
这件事打破了克拉特先生通常在十一点休息的习惯。结果，到了第二天，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六，当他醒过来时已是七点多了。他的妻子一般睡到很晚。克拉特先生刮了胡子，洗漱完毕，穿上裤子、牛仔皮夹克以及柔软的马靴，他做这些时并不担心会吵醒妻子——他们不在一个卧室睡觉。这是一幢十四个房间的砖木双层住宅，几年来他一直单独睡在一楼的主卧。克拉特太太的衣柜还在这里，为数不多的化妆品和一大堆内服药也放在隔壁用蓝色瓷砖和玻璃砌成的浴室，但她却住在伊芙安娜以前的卧室，和南希与凯尼恩的一样，都在二楼。
这幢住宅建成于一九四八年，当时花了四万美元，很大程度上都是克拉特先生自己一手设计的。即使装饰方面并不是那么讲究，却也显示出设计者是个沉着而有眼光的建筑师，现在这幢房子可以值六万美元。成排的中国榆树掩映着一条长巷似的甬道，这座漂亮的白色住宅就位于甬道的尽头，坐落在一片开阔整齐的百慕达草坪上。这是一处霍尔科姆居民艳羡的名宅。室内地板上铺着一方红褐色地毯，松软而富有弹性，减弱了地板的反光，还可以消除地板的噪音；起居室内，设有一张特大的新式长沙发，罩着缀有银色碎点的椅套；客厅一角为早餐区，摆着一张蓝白相间的塑胶制可转动餐桌。这种家具风格正是克拉特夫妇喜爱的，他们认识的绝大部分熟人也都喜欢，那些人家里的布置大体与之类似。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一名女管家来帮忙做家务外，克拉特夫妇没有请别的帮手。因此，自从妻子生病、大女儿出嫁后，克拉特先生不得不自己学会做饭；他或者南希——主要是南希——要做全家的饭菜。克拉特先生愿意做家务，而且擅长此道，在堪萨斯州没有哪个女人烤的咸面包能比他的好，他做的椰蓉点心在慈善糕点的义卖中也是最畅销的。不过，他自己的胃口倒不大。他和其他庄稼人不同，颇喜欢简单的早餐。每天早晨，一个苹果、一杯牛奶对他而言已足够了。他既不喝咖啡，也不饮茶，总是习惯于半空着肚子开始一天的工作。实际上，他不碰任何刺激性的东西，哪怕温和些的也不行。他不吸烟，当然也不喝酒。事实上，他从没尝过烈酒，还有意地回避那些嗜酒的人。但这并未缩小他的社交圈子，因为他交往的核心人物都是加登城第一卫理公会的成员，这是一个人数达一千七百多人的组织，其中大部分人都像克拉特先生一样饮食有度。而且，克拉特先生待人谨慎，他很小心避免自己的观点让别人难堪，在他的圈子之外，他从不对别人品头论足；但是在家庭内部和河谷农场的雇员中，他却坚守自己的看法。“你喝酒吗？”这是他对来此谋生计的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使申请者说自己不喝酒，他还是会拿出一份合同，声明一旦发现雇员“暗中藏酒”，整个合同就立刻作废。一位经营牧场的朋友林恩·拉塞尔，有一次对他说：“你毫无怜悯之心。赫伯，我敢发誓，要是你发现了某个雇员在饮酒，他肯定会滚蛋。哪怕他一家老小正在挨饿！”这可能是克拉特先生作为雇主受到的唯一批评。除此之外，他以公正和宽厚闻名。实际上，他给雇员的薪水十分优厚，而且还经常发奖金。为他工作的人，有时多达十八个，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克拉特先生喝罢牛奶，戴上一顶羊毛衬里的帽子，拿了一个苹果便出门去查看早上的活计了。这是一个吃苹果的好天气。强烈的阳光白晃晃地从一碧如洗的天空倾泻而下，东风吹拂着中国榆树的残叶，发出沙沙的声音。秋天弥补了其他季节给堪萨斯州带来的苦头：冬天，从科罗拉多刮来的寒风肆意暴虐，及腰的大雪冻死了大批羊群；春天，满地泥浆，怪雾弥漫；夏天，乌鸦都找不到很小的一块阴凉，成片的褐色麦秆直直挺立着，像着火了一样。过了九月，这种天气就到来了，深秋初冬季节，风和日丽的宜人气候有时会持续到圣诞节。克拉特先生一边盘算着该如何利用现在这个好时节，一边信步往粮仓旁的畜栏踱了过去。他的混种牧羊犬就跟在身后。
他的农场共有三个谷仓，其中一个庞大的活动棚屋内，堆满了快要溢出来的西部地区出产的高粱；另一间谷仓则堆着小山似的黑色耐旱高粱，价值十万美元，这可是一笔巨款。单单这个数字，就几乎相当于克拉特先生一九三四年全部收入的四十倍，甚至还要多一些。那一年，他和邦妮·福克斯结婚，夫妻俩从故乡堪萨斯州的罗泽尔搬到了加登城。在那里，他当上了芬尼县农业社的一名助手。仅仅过了七个月，他就获得了提升，成了该机构的头头。
他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任职期间，是该地区自从白人定居以来条件最艰苦、最穷困潦倒的岁月。年轻的赫伯·克拉特富有头脑，拥有现代化、高效率的耕种技术，他正是政府与当地农民之间最适当的联系人选，这些前途茫茫的农民正需要这么一个乐观且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人来指导。他看起来精明能干。不过，他并没有就此止步。作为一个农家子弟，他从一开始就想经营一个属于自己的农场。抱着这个想法，四年后他辞掉了农业社的工作，用借来的钱，租了一块土地，建立了河谷农场。
芬尼县的几个保守主义者抱着看笑话的心态仔细观望，这些守旧的老家伙喜欢以这个年轻的县农业社员在大学里的那套观点来奚落他。“赫伯，很不错呀。你总是知道在别人的土地上种什么是最好的。你告诉别人，在这块地上种这个，在那块地上修那个。但是，如果那块地是你自己的，你说的恐怕就不大一样了吧。”他们错了。这个“自命不凡者”的试验成功了！主要原因是，开始的几年里，他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当然也有过一些挫折：小麦歉收了两次；一个冬天的一场暴风雪，损失了好几百只羊。但十年之后，完全属于克拉特先生的土地已经超过了八百英亩，还有三千多英亩的土地是租来的，他的那些庄稼朋友们也不得不承认，那是“一片相当肥沃的土地”。小麦、高粱和合格的牧草种子，这些都是农场繁荣的基础。牲畜——羊，特别是牛——也同样重要。虽然畜栏简陋，但是人们不会因此怀疑河谷农场的实力，因为仅赫里福种牛，克拉特先生就有几百头。畜栏有专门的用途，用来饲养病牛、奶牛、南希的猫，以及一匹被全家人视为最爱的马。这匹又老又肥的马名叫“宝贝”，它性情温和，宽阔的后背常常能驮三四个小孩子。
此时，克拉特先生正在用苹果核喂“宝贝”，向在畜栏内耙碎草的男人道了声早安，他名叫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是唯一住在河谷农场内的雇员。斯托克莱因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住在离主屋不到一百码的一处房子内；除了他们，克拉特一家在方圆半英里就没有别的邻居了。斯托克莱因长着一张长脸，满口黄牙，他问克拉特先生：“今天您有什么特别的吩咐吗？我女儿病了，我老婆和我昨晚忙了大半夜。我想带她去看医生。”克拉特先生关切地询问了孩子的病情，嘱咐他早上的活就不用干了，如果需要他或太太帮忙，尽管告诉他们。之后，狗跑到克拉特先生前面，他紧随其后，向南边那片麦田走去。收割后的麦茬呈现出闪闪发光的金黄色。
河流在他前进的方向延伸，河岸附近是一片果树林，种着桃子、梨、樱桃和苹果。在当地人的记忆里，放在五十年前，一个伐木工人不到十分钟就能把堪萨斯州西部的树砍个精光。即使在今天，也只有像仙人掌一样耐旱的棉白杨和中国榆树能在这里种植。然而，正如克拉特先生经常说的那样：“只要多下一些雨，这片土地就能变成天堂，变成人间的伊甸园。”沿河种上一小片能结果实的树是他奋斗的目标，不管下不下雨，一定要使这里成为一小片乐土，一座绿色的、飘着苹果香味的伊甸园。他幻想着出现这样的美景。他妻子曾说：“我丈夫对那些树比对孩子还关心。”在霍尔科姆，每个人都记得一架失事的小飞机在果园中坠毁的事。“赫伯十分恼火！天呀，飞机的螺旋桨还没停止旋转，他就把飞行员告上了法庭。”
克拉特先生穿过果园，沿河继续向前行走，河流在这里变窄了，点缀着片片汀洲。在河流中间有一片柔软的沙地，以往的那些星期天或炎炎夏日，邦妮“身体还吃得消”的时候，就用车把野餐篮子运到这儿来，一家人在此垂钓，消磨一个下午。克拉特先生很少碰见有人擅闯他的领地；这里离公路有一英里半，只有几条偏僻的小路与之相连，因而不是陌生人偶然出现的地方。但此时，却有一群人迎面而来。特迪（他的狗）狂叫着向前冲过去，向这伙人发出挑战。但特迪的表现真是奇怪。虽然它是一个出色的岗哨，警惕性高，随时准备着扑上前去，但它的英勇却有一个缺陷：只要一看到枪——就像现在一样，这群入侵者手里拿着枪——它的脑袋就立刻耷拉下来，尾巴也夹了起来。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人了解它的过去，只知道它是凯尼恩几年前收养的一条流浪狗。
拜访者原来是五个从俄克拉荷马州来打野鸡的猎人。捕猎野鸡是堪萨斯州十一月里的大事，吸引了邻近几个州的大群猎户。上个星期，这些头戴花格呢帽子的人就成群结队地向这秋季的旷野涌来。那些饱餐了麦壳的野禽，在鸟枪的枪林弹雨中，有的被惊飞，有的饮弹而亡。按规矩，猎人们如果不是应邀而来，应该向土地的主人交一笔费用，以获许在人家的土地上追逐猎物。但是当这几个俄克拉荷马州的猎人主动提出这一点时，克拉特先生乐了。他说：“我还没穷到那个地步。去吧，不管打多少都带走吧。”然后，他碰了碰自己的帽檐，向家中走去，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并不知道这是他的最后一天了。
这个年轻人正在“小宝石”咖啡馆吃早餐。他和克拉特先生一样，也从不喝咖啡。他宁愿喝沙士。三片阿司匹林、冰沙士、几根摩尔香烟，这就是他的早餐。他一边喝着饮料、吸着烟，一边研究摊在他面前柜台上的一张从菲利浦六六加油站拿的墨西哥地图。因为正在等一个朋友，他很难集中注意力，那朋友偏偏又迟到了。他向窗外看去，小镇街道寂静无声，昨天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仍旧没有迪克的影子，不过他肯定会来的。毕竟，会面是迪克的主意，是他制订的计划。完事后，下一站是墨西哥。
地图因为翻动太多，已被揉得破破烂烂，软得像一张羚羊皮。在他暂住的旅馆房间角落里，像这样的地图还有几百张：美国各州、加拿大各省以及南美洲各国。这个年轻人经常幻想旅行。不过，他实际去过的地方还真不少：阿拉斯加、夏威夷、日本和香港等地。现在，由于收到一封信，一个请他去实现一项计划的邀请，他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来到了这里。一只硬纸板做成的手提箱，一把吉他，两只重得要命的大箱子，里面装满了书、地图、歌词本、诗集和旧信。第一次看到这些箱子时，迪克的脸色都变了。“上帝啊，佩里，你带着这些破烂儿到处走？”佩里说道：“破烂儿？其中有本书还花了我三十块钱呢。”
此时，他正在堪萨斯州的小奥莱西镇上暗自想着。有件事，实在很可笑：仅仅四个月前他获得假释出狱时，还对州假释委员会和自己发誓说，有生之年绝不再踏进堪萨斯州半步！没想到如今又回来了。不错，没隔多久。
地图上布满了用墨水圈起来的名称。科苏美尔是墨西哥尤卡坦半岛海岸线以外的一座岛屿，他曾在一本男性杂志上读到过，在那座岛上，你可以“脱掉衣服，轻松自在地过着像王侯一样的生活，每个月只花五十美元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任何女人！”他还在同一篇文章里读到了另外一些令人想入非非的句子，“科苏美尔是一个没有社会、经济和政治压力的世外桃源，政府在岛上没有一兵一卒”，而且“每年都有成群的鹦鹉从大陆飞过来在岛上产卵”。阿卡普尔科的深海捕鱼，肆意的赌博以及饥渴的阔女人。妈妈山有挖不尽的金矿，《浴血金沙》这部电影他看过八遍。这是亨弗莱·鲍嘉主演的最好的电影，这个老家伙扮演的那个淘金者令佩里想起了他的父亲，两个人都一样了不起。没错，他告诉迪克的话都是真的：他的确知道淘金的内幕，是父亲一手传授的——他是个职业的淘金者。那为什么他们俩不买两匹驮马，到妈妈山去碰碰运气呢？但是，迪克，他太现实，他说：“还是算了吧，亲爱的。我看过那部电影。到最后，个个都玩儿完了，又是疟疾，又是吸血虫，人人染上一身瘴气。还记得吗，最后一阵大风吹过来，人和金子全刮跑了？”
佩里合上了地图。他付过饮料钱后，站了起来。坐着时，他看起来好像比常人魁梧，强壮有力的肩膀、手臂，就像一个正蹲着运气的举重大力士。（事实上，举重正是他的业余爱好。）但是他身上的某些部位和其他部分并不协调。那双包裹在带钢扣的黑色短筒靴里的小脚，如果穿上女士们精致的跳舞鞋可能更合适些；站起来的时候，他不会比一个十二岁大的孩子高多少，两条摇摇晃晃的短腿似乎不足以支撑成年人的身躯，看上去奇形怪状的，不像一个身材出众的卡车司机，倒像个退休的赛马骑师——已过盛年，肌肉松弛。
佩里站在杂货店的外面，全身笼罩在阳光中。还有一刻钟就到九点了，迪克晚了半个小时。不过，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反复强调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每一分钟都很重要，佩里是不会注意到时间的。对他而言，时间几乎无足轻重，他有许多打发时间的法子，照镜子就是其中之一。迪克曾说：“每次你一看镜子就仿佛丢了魂一样，好像看见了什么天仙般的小骚妇。天啊，你就不觉得腻吗？”佩里不但不感到厌烦，反而被自己的脸深深地迷住了。每一个角度都会产生不同的印象。这是一张变化莫测的脸，照镜子的实验已经教会他唤起各种变化，怎样一会儿看起来凶神恶煞，一会儿看起来天真顽皮、充满热情；头这么一歪，嘴唇这么一抿，一个堕落的流浪汉就变得温文尔雅、风流倜傥。他的母亲是纯种的切诺基人，他的外貌完全是从母亲那儿继承来的：碘酒般的肤色、黑而湿润的眼睛，黑色的头发保养得油光锃亮，浓密得好像和连鬓胡子连成一片，额前还留了一绺滑溜溜的刘海儿。而他父亲，一个长着雀斑的红头发爱尔兰人，留给他的就没那么多了，仿佛印第安人的血统已经完全掩盖了凯尔特人的特征。只有粉红色的嘴唇和看起来得意扬扬的鼻子证实着它的存在。而在他弹起吉他、唱起歌来的时候，他的活泼淘气以及爱尔兰人盛气凌人的自我吹嘘个性，就会占据主导地位。唱歌，尤其是幻想当众表演，是他另外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他总是在脑子里设想同样一个场景：一间拉斯维加斯的夜总会——巧的是拉斯维加斯正是他的家乡——优雅的房间里挤满了来捧场的知名人士，他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位轰动一时的新星身上，听他演唱《后会有期》。最后，再献上一首最近自己创作的歌曲：
每年四月，鹦鹉一群又一群，
红色的、绿色的，
还有橘红色的，
飞呀飞，飞过头顶，
我看见它们飞呀飞，我听见它们高高在天上歌唱，
唱着歌儿唤来四月的春光……
（迪克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说：“鹦鹉不唱歌。它们说话，也许还大声嚷嚷。但是鹦鹉绝对不唱歌。”迪克太现实了，他不懂音乐和诗歌。你认真思考这一点就不难发现，迪克的讲求实际，他对每个问题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正是吸引佩里的主要原因，这使得迪克看起来如此坚强，如此不可战胜，有“地地道道的男子汉气概”。）
对拉斯维加斯的幻想尽管令人陶醉，然而和他想象中另外一个场面比起来，还是逊色很多。自童年开始，三十一年来他有一半时间是在订购各种印刷品（“潜水发财好机会！业余时间在家中训练。潜水快速赚大钱。免费小册子！”）和回复广告（“沉没的财宝！五十张正版地图！千载难逢的良机！”）。这些东西唤起了他对冒险的渴望，使他的想象活跃起来，他一次又一次地梦想穿过那陌生的海域，潜入那绿色幽暗的海洋，从眼露凶光的守护鱼群旁边游过去，奔向前方隐约显现的庞然大物——一条西班牙大帆船！船上装满了钻石、珍珠和一箱箱的黄金。
汽车的喇叭响了。迪克终于出现了。
像往常一样，总是凯尼恩在大喊大叫。他的叫声不断地传到楼上：“南希，下来接电话！”
“哎呀，凯尼恩！我听见了。”南希穿着睡衣，光着脚就跑下了楼梯。家里有两部电话，一部在她父亲的办公室里，另外一部在厨房。她拿起了厨房的分机，“喂？哦，是的，早上好，卡茨太太。”
克拉伦斯·卡茨太太是一位农场主的妻子，住在公路附近，她说：“我跟你爸爸说过不要吵醒你。我说，南希昨晚演得太精彩了，肯定累坏了。你真可爱，亲爱的。你头发上扎的白色发带太美了！演到人们以为汤姆·索亚死了的那段，你眼里真的饱含热泪呢，比电视上演得还好。不过，你爸说你一般这个时候起床。噢，快九点了。亲爱的，我想说的是，我的小女儿，小乔利妮，想做樱桃馅饼都想疯了，她知道你是这方面的能手，总得奖，我今天上午能带她去你家，你来教她吗？”
要是在往常，南希甚至会心甘情愿地教乔利妮做整套火鸡大餐，在小姑娘们向她请教烹饪、缝纫、音乐，或者向她倾吐衷肠（这是经常的事）的时候，她都义不容辞，那是她的责任。只要有空，她仍然设法“操持一大堆家务”，她是一名全优学生，同时还是班长、4-h俱乐部和卫理公会青年团的领导者、熟练的骑手、优秀的音乐家、县里每年义卖大会的获胜者（酥皮糕点、蜜饯、刺绣和插花），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女孩怎么做到这一切的？而且她毫不炫耀，仅仅是露出一副灿烂的微笑，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令社区所有人都沉思的一个谜。能解释的只有一句话：“她有一种品格。一种从她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品格。”毫无疑问，她最鲜明的特征——优秀的组织能力——是从她父亲那儿得来的，这个特征是其他一切品质的基础。每个时间段她都会作出安排；在任何时候，她都知道应该做什么，会需要多久。今天碰到的麻烦是她的时间早已预约好了。她答应帮助邻居家一个叫洛克希·李·史密斯的小男孩练习小号独奏，洛克希准备在学校音乐会上演奏；她还答应替妈妈做三件复杂的差使，还准备和父亲一起去加登城参加4-h聚会。聚会结束后，还有午餐要做，吃完午餐还要缝制在贝弗里婚礼上当伴娘时穿的礼服，样式她已经设计好了。照目前的状况，除非取消某项安排，否则根本没有时间教乔利妮做樱桃馅饼。
“卡茨太太，请等一会儿，不要挂断电话，好吗？”
她穿过屋子，走到父亲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对外有一个供普通来访者进出的入口，一扇推拉门把办公室和客厅隔了开来。有一位名叫杰拉尔德·冯·弗里特的年轻助手帮克拉特先生管理农场，虽然他偶尔也会用这间办公室，但基本上这里是克拉特先生个人的偷闲所在。里面很整洁，房间墙壁上镶嵌着胡桃木薄板，上面挂着气压计、雨表和一副双筒望远镜。坐在写字台后面的克拉特先生就像一位船长，领导河谷农场穿过岁月中的危险航线。
“没关系，”对于南希的问题，他回答说，“不用去聚会了。我带凯尼恩去。”
于是，南希拿起办公室里的电话，告诉卡茨太太说：“可以，就把乔利妮带来吧。”但是她皱着眉头挂了电话。“真奇怪，”她一边说一边环视办公室，只见父亲正在教凯尼恩算账，冯·弗里特先生坐在靠近窗户的桌子旁。他是那种沉默寡言的人，英俊的面容略显刚毅，这使得南希总在背后称他是希斯克厉夫。“我老是闻到一股烟味儿。”
“是你呼出来的？”凯尼恩问道。
“不，是你呼出来的。”
南希的话令凯尼恩安静下来，因为他明白南希知道他曾偷偷抽过一阵子烟。不过，那以后，南希也抽过。
克拉特先生拍了拍手，说道：“好了，别说了，这里是办公室。”
南希跑上楼，换上一条褪色的李维斯牛仔裤和一件绿色的套头衫，在手腕上戴上了一块金表，这块表在她最有价值的财产中排名第三。第二名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一只名叫艾温鲁德的猫。而居第一位的是博比送她的图章戒指，这是一个沉甸甸的表明两人“情侣关系”的证物。她把它戴在大拇指上，因为戒指是按男人的尺寸做的，即使在上面缠了胶带，也没有哪根手指能恰好戴上。南希是个漂亮的姑娘，身材苗条，像男孩子一样充满活力，她长得最美的部分是那一头闪着栗色光芒的齐肩短发（每天早晚各刷一百下）和像香皂一样光洁的皮肤，虽然脸上有淡淡的雀斑，去年夏天被太阳晒过的红棕色也仍未消退。她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湿润而透明，像阳光映射下的淡色啤酒。就是这双眼睛令她立刻赢得别人的好感，也同时说明了她的纯洁、细心和善良。
“南希，”凯尼恩喊道，“苏珊来电话了！”
苏珊·基德维尔是南希的闺中密友。她又一次去厨房接电话。
“老实交代，”苏珊用这种命令的口气在电话里发出了连珠炮式的责问，“你为什么挑逗杰里·鲁斯？”和博比一样，杰里·鲁斯也是学校的篮球明星。
“昨天晚上？哎呀，我没有和谁调情呀。你这么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拉手来着？演出的时候，他刚好来到后台。我当时正紧张着呢。所以他握着我的手，给我鼓劲儿。”
“很甜蜜呀，然后呢？”
“博比带我去看恐怖片。我们手挽着手。”
“吓人吗？我说的不是博比，是电影。”
“他觉得不吓人，还笑呢。但是你了解我，砰！我吓得从座位上掉了下来。”
“你在吃什么呢？”
“什么也没吃。”
“我知道你在啃指甲。”苏珊说。她猜对了。尽管南希努力过，但还是改不掉啃指甲的习惯，只要一遇到麻烦，她就会啃指甲，一直啃到指甲肉。“说呀，出了什么事？”
“没有。”
“南希。c’estmoi……”苏珊正在学法语。
“唉，是我爸爸。三个星期以来，他的情绪一直很可怕。至少，在我身边的时候是这样。昨天晚上我回家时，他又开始说那件事了。”
“那件事”无需暗示，这个问题两个朋友已经彻底讨论过了，并且意见一致。有一次，苏珊从南希的角度总结这个问题说：“你现在爱博比，你需要他。但博比心里也清楚发展下去是没前途的。以后，等我们离开这儿去曼哈顿时，一切会变得不一样。”堪萨斯州立大学就在曼哈顿，两个女孩计划到那里去学艺术，并且住在一起。“不管你愿不愿意，一切都将改变。但是现在你没法子。住在霍尔科姆，每天看见博比，每天能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也没有理由改变什么。你和博比现在是非常幸福的一对儿。即使将来分了手，这也会成为令人愉快的回忆。你难道就跟你爸爸说不通？”是的，南希没办法。“因为，”正如她向苏珊解释的那样，“无论我什么时候谈起这件事，他就瞪着我，好像我不应该爱博比，或者不该那么爱他。我一下子就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只想做他的女儿，做他希望我做的事。”对此，苏珊没有回答，这涉及到父女情感，这种关系超越了她的经验。她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在霍尔科姆学校教音乐。苏珊早已记不清自己父亲的样子了，因为多年前，他们还在加利福尼亚老家时，父亲有一天离开后就再也没回来过。
“不管怎么样，”此时南希接着说道，“我敢肯定，不是我使他发脾气。肯定是别的事，他真正忧虑的事。”
“你妈妈？”
南希其他的朋友可不敢作出这样的暗示。然而，苏珊早已得到了特许。她刚来霍尔科姆的时候，是一个忧郁、爱幻想、身体瘦弱、脸色苍白的敏感女孩，当时她八岁，比南希小一岁。克拉特夫妇热情地接纳了她，这个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没有父亲的小姑娘很快便成为克拉特家的一员。七年来，南希和苏珊这对朋友从未分开过，她们两个罕见的相似，同样的敏感，彼此都认为对方是难以替代的。但去年九月份，苏珊从当地的学校转到加登城一所规模较大、据说水准也较高的学校去了。对于霍尔科姆那些想上大学的学生而言，这是正常的程序。可是，克拉特先生是一个热爱社区的死硬派，认为这种背叛行为是对社区精神的冒犯。霍尔科姆学校对他的子女来说已经足够好了，所以他们将继续待在那儿。这样一来，两个女孩便不能在一起了。白天里，南希深深地感到了朋友不在身边的空虚，和苏珊在一起，不用拘谨，可以无话不谈。
“但是我们都为妈妈感到高兴，那些好消息你都知道。你留心听着，”她犹豫了一下，仿佛正在鼓起勇气，要说出一番出人意料的话，“不知怎么搞的，我老是闻到一股烟味。老实说，我怕自己要得神经病了。不论是在车里，还是在房间里，到处都好像有人在那儿抽过烟似的。肯定不是我妈妈，也不可能是凯尼恩。凯尼恩不敢……”
克拉特家里故意不设烟灰缸，来访者多半也不敢在他家里抽烟。苏珊慢慢明白了南希话中的含意，但这样的想法是有悖常理的。不管克拉特先生面临着怎样的焦虑，她都无法相信他会在香烟中寻求安慰。苏珊还没来得及问这是否是南希真正的意思，南希就急急忙忙地说道：“对不起，苏珊。我得挂了，卡茨太太来了。”
迪克开着一辆一九四九年的黑色雪佛兰。佩里钻到车里以后，检查了一下后座，看看他的吉他是否安然无恙。昨天晚上，给迪克的一群朋友演奏完，他忘了把吉他拿走，结果落在了车里。这是一把很旧的吉布森牌吉他，经过砂纸打磨，上过蜡，外表呈淡黄色。在吉他旁边还有另外一些东西：一把崭新的十二毫米口径的半自动猎枪，枪管镀着一层烤蓝，枪托上刻着猎人瞄射野鸡的图案；此外还有一个手电筒，一把钓鱼时用的小刀，一副皮手套，以及一件装满了子弹的打猎马甲。一切都给此刻增添了诡异的死静气氛。
“你就穿这玩意儿？”佩里指着马甲问道。
迪克用指节笃笃地敲着挡风玻璃说：“打扰你了，先生。我们是出来打猎的，迷了路。能用一下电话吗……”
“西，西诺尔。又康姆润多。（是的，先生。我明白。）”
“小菜一碟。”迪克说道，“我向你保证，亲爱的，我们将血染他们墙。”
“应该是‘那些墙’。”佩里说。佩里是字典迷，十分喜爱那些晦涩生僻的字眼，自从在堪萨斯州监狱和迪克同处一室以来，他就一直尝试提高迪克的语法水平，扩展他的词汇量。迪克并没有辜负佩里的指教，他这个学生有次试图取悦老师。他写了一些诗，虽然内容非常淫秽，佩里觉得倒也妙趣横生。他托人在一家监狱工厂把手稿用皮革装订成册，封面上还烫上了“荤笑话”几个金字。
迪克身穿一件蓝色的工作服，衣背上写着“鲍伯·桑兹汽车修理厂”字样。他和佩里驱车沿奥莱西大街一直开到鲍伯·桑兹汽车修理厂。八月中旬出狱后，迪克便受雇于此，他是个能干的机械师，每周能挣六十美元。今天上午工作迪克没想拿工钱。桑兹先生每周六都让迪克值班，他万万没想到竟然付钱让雇员修理自己的车。在佩里的协助下，迪克开始工作了。他们更换了机油，调整了离合器，检查了电池，更换了一根坏掉的轴承，还安了新轮胎，所有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工作，因为今明两天要指望这辆老雪佛兰立下汗马功劳呢。
佩里想知道约好了在“小宝石”咖啡馆见面，迪克为什么来晚了。“因为老头子总是在我身边，”迪克回答说，“我不想让他看见我拿着枪走出屋子。上帝，那样他就知道我扯谎了。”
“明白了。但你是怎么说的呢？最后又怎么样了？”
“正像我们说好的。我说我们要出去一个晚上，去斯科特堡看你姐姐。因为你姐姐为你存了一笔钱——一千五百块。”佩里有一个姐姐，实际有过两个，但活着的那个并不住在斯科特堡，而是在离奥莱西八十五英里的一个小镇。事实上，佩里也不清楚姐姐眼下的地址。
“那么他很恼火？”
“他为什么要恼火？”
“因为他讨厌我。”佩里说道，他的声音既柔和又一本正经，虽然音量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晰，仿佛是从牧师嘴里吐出的烟圈。“你妈也讨厌我。我看得出来，他们看我的方式简直难以形容。”
迪克耸了耸肩，“这和你无关，真的。不过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我和任何从监狱里出来的人见面。”二十八岁的迪克结过两次婚都离了，现在是三个男孩的父亲，他这次获得假释的条件之一就是保证和父母住在一起。他的家人，包括一个弟弟，都住在奥莱西附近的一个小农场里。“凡是我的伙伴，他们都看不顺眼。”他补充道，一边摸着左眼下一个蓝色的刺青小点。这是一个标记，凭借这个，以前的某些狱友便可以认出他来。
“我懂了，”佩里说，“我不怪他们。他们都是老实人。你妈真是一个老好人。”
迪克点了点头，他也是这么想的。
中午时分，他们放下工具。迪克启动了发动机，听着马达空转时发出持续不断的咆哮声，知道已经大功告成，他很满意。
南希和她的崇拜者乔利妮对于她们早上的工作也很满意。实际上，乔利妮，这个瘦瘦的十三岁女孩既骄傲又兴奋。她久久地凝视着这位曾获得蓝绶带的获胜者，当看到烤箱中取出的散发着热气和香味的樱桃脆饼时，她情不自禁地拥抱南希，问道：“说实话，这真的是我自己亲手做的吗？”南希笑了，也拥抱着乔利妮，向她保证这的确是她亲手做的，自己只是助了一臂之力而已。
乔利妮一个劲儿地劝她立即品尝——放凉了就没味儿了。“求你了，我们俩吃一块儿吧。还有您，您也来吃吧。”她对走进厨房的克拉特太太说。克拉特太太因为头疼，只能勉强露出一丝苦笑，说道：“谢谢你，但是我没胃口。”至于南希，她根本没有时间，洛克希·李·史密斯的小号独奏正等着她呢，然后还要给妈妈办几件事，其中一件是参加贝弗里婚前的最后一次闺中密友聚会，另一件事是为即将到来的感恩节做准备。
“你去吧，亲爱的，我会陪乔利妮等她妈妈来接她的。”克拉特太太说，然后以一种让人无法婉拒的羞怯对女儿补充道，“如果乔利妮不介意的话。”虽说她在少女时代曾荣获演讲比赛的奖项，但人到中年以后，说起话来似乎变成了一样的道歉式口吻，行为举止也都仿佛担心会冒犯别人。“我希望你理解，”在女儿走后，她继续说道，“我希望你不会认为南希粗鲁吧？”
“哎呀，怎么会呢！我都爱死她了。是的，每个人都爱她。没有人能与南希相比。你知道斯特林太太怎么说吗？”乔利妮指的是她的家政教师。“有一天她对全班同学说：‘南希·克拉特总是很忙，但她永远都会抽出时间。而这就是一个淑女的定义。’”
“是的。”克拉特太太回答说，“我所有的孩子都很能干，他们不需要我操心。”
乔利妮以前从未和南希“古怪的”妈妈单独待过，但是不管之前听过怎样的议论，她现在感到很自在，因为尽管克拉特太太自己不太放松，但却具有一种令人放松的品质，正如自身没有防备的人对别人也不构成威胁一样。克拉特太太那张传教士一般的心形脸、那无助的表情，以及朴素淡雅的气质，甚至令乔利妮这样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也激起了一股要保护她的情感。但想想看，她竟是南希的母亲！她看起来更像姑妈，一个来探亲的老处女姑妈，虽然有点儿古怪，但人是很好的。
“是的，他们不需要我。”她一边重复，一边给自己冲了杯咖啡。虽然家里的其他人都遵守她丈夫对这种饮料的禁令，但她每天早晨都要喝两杯，而且经常在这之后，一整天都不吃别的东西。她体重只有九十八磅，瘦骨嶙峋的手上松垮地戴着两枚戒指，一枚结婚戒指，另一枚镶有钻石，发出含蓄柔和的光。
乔利妮切下一块樱桃馅饼。“哇！”她说着便狼吞虎咽起来，“这些东西我打算一周七天每天都做。”
“唔，你家有弟弟，男孩子吃得才多哩。克拉特先生和凯尼恩，我知道他们对于馅饼从不感到厌烦。但是厨师不行——南希现在对馅饼看不上眼。你也一定会这样的。不，不，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克拉特太太把无框眼镜摘了下来，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原谅我，亲爱的。我肯定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什么是厌倦的。我肯定你会永远快乐……”
乔利妮沉默不语。克拉特太太声音中的慌乱使她的感觉起了变化。乔利妮有些惶恐，她希望妈妈快点儿来带她回家，妈妈答应十一点钟会过来。
半晌，克拉特太太平静了一些。她问道：“你喜欢小玩艺儿吗？喜欢不起眼的小东西吗？”她邀请乔利妮到餐厅去参观古董架，那上面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小人国的东西：小剪子、小顶针、水晶花篮、玩具小人像、刀叉等等。“其中有些东西，我从小就有。爸爸妈妈，我们全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加利福尼亚，就在海边上，那儿有间商店专门卖这些可爱的小玩意儿。你瞧，这些杯子，”一套放在一个小盘子里的玩具茶杯，在她的手里微微颤抖，“这是我父亲送给我的，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她是靠种植小麦致富的福克斯先生唯一的女儿，上面有三个哥哥，全家人都把她当作掌上明珠。虽然没有被惯坏，但一帆风顺的成长却令她认为生活就是一系列惬意之事的组合：堪萨斯州的秋天，加利福尼亚的夏天，以及一堆茶具礼品。她十八岁的时候，受《南丁格尔传》的激发，进入设在堪萨斯州大弯城的圣玫瑰医院学习护士专业。她其实并不想当护士，两年以后，她承认，医院的现实，那里的情景和气味，令她感到恶心。然而直到今天，她仍然为没有完成学业获得学位而后悔——“只是想证明，”正如她对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我也曾经有所追求。”后来，她遇见了赫伯，并且和他结了婚。赫伯是她大哥格伦的大学同学。实际上，两家住的地方相距不过二十英里，她早就认识了赫伯，不过那时克拉特家是普通的农民，从不跟富裕而有教养的福克斯一家来往。但是赫伯英俊，为人很有责任感，性格坚毅，他希望和邦妮在一起，而她也坠入了情网。
“克拉特先生经常去旅行。”她对乔利妮说，“哦，他总是东奔西跑的。华盛顿、芝加哥、俄克拉荷马，还有堪萨斯城。有时候，他好像从不在家一样。但不管走到哪儿，他总是记着我是多么喜爱这些小东西。”说着她打开一把小纸扇，“这是他在旧金山给我买的，只花了一便士。但它很漂亮，不是吗？”
婚后第二年，伊芙安娜出生了，三年后，她生下了贝弗里。每次分娩之后，这位年轻的母亲都会经历一次难以形容的情感低潮：悲伤攫住了她，她在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下不停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来回徘徊。南希和贝弗里差三岁，这三年里，每到周末全家便去野餐，夏天还到科罗拉多州去度假，这三年是她真正掌管全家的三年，她是全家快乐的中心。但是，随着南希和凯尼恩的出生，产后抑郁症再度发作。尤其是在凯尼恩出生之后，那种悲伤就再也无法摆脱了，如同一块密聚不散的乌云，晴雨难测。此间也曾有过“好日子”，这些日子偶尔延长数周、数月，在这些日子里她又恢复了“原样”，变成了被朋友们视为珍宝的热情而迷人的邦妮。但即使在最好的日子里，处于最好的状态时，她依然无法达到丈夫日益频繁的社交生活需要的那种活跃。“他是爱参加各种组织的人”，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她什么也不是，也不想是。因此，虽然彼此相敬如宾、绝对忠贞，但其实两人已经开始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他选择了一条事业的公众大道，步步高升、尽如人意，而她走了偏僻的小路，最后被引到医院的病房里。但她并没有万念俱灰，对上帝的信仰一直支撑着她，来自世俗的援手也坚强了她的信念，使她相信上帝的仁慈即将到来。她到处寻求特效药，打听最新疗法，或者就像最近那样，她开始相信是“错位的神经”在折磨她。
“这些小东西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她一边说着，一边合上扇子，“不必把它们留在家里。你可以把它们装进一个鞋盒里随身带走。”
“带它们去哪儿呢？”
“哦，去哪儿都行。你也许会出去很长一段时间。”
几年前克拉特太太打算去威奇塔疗养两个星期，结果竟在那儿住了两个月。有位医生认为经历一些事情会有助于她重新获得“充实和有用的感觉”。按照这位医生的建议，她租了一间公寓，找了一份工作——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当档案管理员。她丈夫非常理解也鼓励她大胆地去做，她真是欢喜至极。然而后来她又过于热衷，以致认为自己这么做有违本身的宗教信仰，结果负罪感愈积愈深，最终超过了这次实验性疗法的价值。她只有选择放弃。
“也许你永远不再回家了。所以随身带一点自己的东西很重要，它们是真正属于你的。”
门铃响了，乔利妮的妈妈来了。
克拉特太太说道：“再见，亲爱的。”她把纸扇塞进乔利妮的手里，“虽说只花了一便士，但它很漂亮。”
后来，屋里只剩下克拉特太太一人了。凯尼恩和克拉特先生去了加登城，杰拉尔德·冯·弗里特一早便离开了，女管家——也是她可以无话不谈的人——赫尔姆太太周六不工作。她也许应该回到床上去——她太少下床了，以至于可怜的赫尔姆太太必须每星期抢空给她换两次亚麻床单。
二楼有四间卧室，她的那间位于宽敞的走廊尽头，在最里边。走廊上，只有一个摇篮，是她给来访的外孙女买的，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显得空荡荡的。如果摆上帆布床，这里还可以当一间大卧室用。克拉特太太估计，在感恩节期间，这条走廊可以容纳二十位客人，其他客人可以住汽车旅店或邻居家。在克拉特家族，感恩节聚会是一年一度的盛事，大家轮流做东，今年轮到了赫伯，所以必须得做准备。但是正巧贝弗里的婚礼又已迫近，克拉特太太对能否经受得住一点信心也没有，无论哪一件都必须花费心思。这正是她不喜欢的，一听就感到恐惧。无论丈夫哪一次出差在外，希望她对农场的事务作出随机应变的判断，都是她不堪忍受的，是一个折磨。如果她犯了错怎么办？如果赫伯不满意怎么办？最好还是锁上卧室的门，假装什么都没听见，或者，就像她有时说的那样：“我不行。我不知道。对不起。”
她深居简出的那个房间很是简朴，如果不是有一张床的话，来访者也许会认为这间房子一直没人住。一张橡木床，一个胡桃木柜子，一个床头桌——上面光秃秃的只有一盏小灯，一扇挂着窗帘的窗户，以及一幅耶稣涉水的画像，此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她并没有把随身物品搬进这里，还是和丈夫的东西混放在一起，好像通过保持屋子的冷清，可以减轻她和丈夫分房睡的歉疚。柜子上唯一正在使用的抽屉里放着一罐抹在胸口用来治感冒的维克斯药膏、一盒纸巾，一条电热毯，几件白色的女式睡衣和一些白色棉袜。她总是穿着袜子睡觉，因为她总是觉得冷。出于同样的原因，她习惯关着窗户。
前年夏天，八月里一个炎热的星期天，当她独自待在这儿的时候，经历了一次难言的痛苦。那天来了一些客人，他们是应邀来农场摘桑葚的，苏珊的妈妈威尔玛·基德维尔太太也在其中。像大多数经常受到克拉特夫妇款待的人一样，基德维尔太太也接受了女主人不出现的现实，她以为，像往常一样，邦妮不是“不舒服”，就是“去了威奇塔”。等大家出发去果园时，基德维尔太太却打了退堂鼓：作为一个在城市中出生的女人，她比较容易疲倦，于是表示希望待在屋里。后来，当正无聊地等待朋友们摘完果实回来时，她听到了恸哭声，悲伤得令人心碎。“邦妮？”她一边叫着，一边跑上楼去，穿过走廊跑进邦妮的房间。当她打开屋门，屋里聚集的热气像一只突如其来的可怕的手，捂住了她的嘴，她急忙过去想打开窗户。“别动！”邦妮大叫一声，“我不热，我冷。我快冻僵了。天哪，天哪，天哪！”她猛烈地挥动着胳膊，“求你了，天哪，别让别人看见我这样。”基德维尔太太坐到床上，她想用胳膊搂住邦妮，最终邦妮也让她搂住了。“威尔玛，”她说道，“我听见了，威尔玛，你们所有的人都是欢声笑语，过得幸福愉快。而我样样都得不到乐趣。包括一生中最好的时期，包括在孩子们身上——所有的事情都不如意。不久以后，就连凯尼恩也要长大成人，变成一个男子汉。在他的记忆里，我会是什么样呢？像幽灵一样，威尔玛。”
此时，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她将惯常穿的印花便服挂在衣橱里，穿上拖地的睡衣和一双崭新的白色袜子。临睡前，她把日常戴的眼镜换成一副阅读时用的眼镜。虽然她订了好几份期刊（《妇女之家》月刊、《麦考斯》、《读者文摘》，以及《卫理公会教徒家庭》半月刊），但这些杂志都不在床头桌上面，那上面只放了一本《圣经》。书页中间夹着一张绢制书签，上面绣着这样的箴言：“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不知那日期何时来到。”
这两个年轻男子之间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表面看来两人还倒有几分相似。比如，两人都爱吹毛求疵，有洁癖，对于指甲的清洁很在意。上午检修完汽车后，两人在汽车修理厂的盥洗室里花了大半个钟头梳洗打扮。身上脱得只剩一条三角裤的迪克和他穿好衣服时判若两人。穿着衣服时，他看起来像一个中等身材、头发灰黄的年轻人，身体瘦型，胸部还有些凹陷；但脱下衣服后则绝非如此，相反倒显现出一个重量级拳击手的体型。一个咧嘴狞笑的蓝色猫脸文身覆盖在他的右手上，一侧肩膀上还刺着一朵盛开的蓝玫瑰。更多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的标记装饰着他的胳臂和身体：一个龙头，张开的大嘴里吐出一个人头；乳房丰满的裸女以及一个挥舞着干草叉的小鬼，在潦草的十字架旁是“和平”两个字，还发出神圣的光芒；两件表达感情的图案，一束献给父母的鲜花，另一个是纪念自己和卡罗尔之间爱情的心形印记。他十九岁时和卡罗尔结婚，六年后，他为了和另一个年轻的女士“去做正确的事”，和卡罗尔分手了。那位女士成了他小儿子的母亲。“我有三个孩子，我绝对会好好照顾他们。”在申请假释时他曾这样写到，“我妻子再婚了。我已经结了两次婚，我不想与我的第二任妻子再有任何联系。”
比起体格和遍身的文身，迪克的脸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那是一张各个部分搭配错位的脸。他的脑袋就像一个苹果切成两半再组合起来，但果核去掉了。事实上，他曾出过事，不对称的五官是一九五〇年一次车祸的结果。那次车祸把他的长下巴和窄脸撞歪了，左半边脸比右半边低，因而嘴也有点斜，鼻子也歪，而他的两只眼睛不但不在一条水平线上，连大小也不一样了。左眼狭长上翘，透着毒蛇般阴险的蓝光，当他瞟人一眼时，虽出于无意，却清楚地反映了他恶毒的本性。但是，佩里曾对他说：“眼睛并不重要。因为你有一个迷人的微笑，这一笑真起作用啊。”的确，微笑的动作使他的五官回到了正确的位置，让人觉得他没有那么阴险，再加上他的平头，使他看起来倒像个典型的美国“好小伙”：健全但并不聪明。（实际上，他智商很高。在监狱中他接受了智商测验，分数高达一百三十；平常人的智商，犯人或非犯人，得分在九十到一百一十之间。）
佩里也一样有残疾，他在一次摩托车车祸中受的伤，比迪克还要严重。他在华盛顿州立医院住了半年，出院后又拄了六个月的拐杖。虽然这起车祸发生在一九五二年，但那条五处受伤、伤痕累累的短小肥腿令他疼得成了阿司匹林成瘾者。他的文身比迪克少，但却更为精致，不是那种业余爱好者自我陶醉的作品，而是经过檀香山和横滨文身大师的精心设计。“小甜饼”是他住院时一个对他很好的护士的名字，他把它刺在了右臂二头肌；在左臂二头肌上刺着一只蓝毛、黄眼、红牙、正在咆哮的老虎；胳膊上刺着一条盘在匕首上、正在吐信子的蛇；身上其他地方有着隐约可见的骷髅、墓碑以及盛开的菊花。
“好啦，美人儿，放下梳子吧。”迪克说着穿好了衣服，准备出发。他脱掉工作服，穿上一条灰色的卡其裤，一件同色的上衣，和佩里一样，他也穿了一双过踝黑短筒靴。佩里一直没找到适合他的裤子，就穿了一条裤脚挽起的蓝色牛仔裤，上身穿了一件皮外套。他俩又是擦洗，又是梳头，打扮得像一对要去约会的花花公子似的。两人走出屋门，向汽车走去。
奥莱西是堪萨斯城的郊区，而霍尔科姆也许可以称为加登城的郊区，奥莱西和霍尔科姆之间的距离大约是四百英里。
人口一万一千人的加登城是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由聚集而来的开拓者们建设成的。在一位c.j.琼斯先生（外号“野牛”，依靠游牧捕猎野牛为生）的苦心经营下，加登城从几间帐篷和一些拴马桩演变成一个富饶的牧场中心。这里有让人嬉戏欢闹的酒吧，有一座歌剧院，还有一座加登城和丹佛地区最奢华的旅馆。总而言之，只有五十英里以外的道奇城——该城以旅馆设施完善著称——可以和它媲美。“野牛”琼斯先生破产以后发了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一直在向居民大声疾呼，禁止对动物实行不道德的灭绝性捕杀，竟忘记自己是如何起家的。今天，昔日的荣耀已经随着琼斯先生一道被埋葬了，只留有一些陈迹：一排褪了色的被称为“野牛街区”的商业建筑；曾经辉煌壮丽的温莎旅馆，连同它那至今仍显华丽的高天花板酒吧、痰盂以及盆栽棕榈树等摆设，被美茵大街上标志性的百货商店和超市所包围，已经很少有旅客光临了。它阴暗巨大的房间以及走廊上此起彼伏的回声，虽然可以使人发思古之幽情，但却无法和装备了空调的华伦旅店相比，就连麦田汽车旅馆也竞争不过——那家旅馆以室内配有电视机和户外“温水游泳池”为特色，因而生意兴隆。
在美国大陆旅行的人，无论是坐火车还是汽车，都可能经过加登城，但能记住这段旅程的却没有几个，这种看法也是合情合理的。加登城看起来不过是美国大陆中部——几乎是正中间——一座司空见惯、不大不小的城镇。尽管当地的居民未必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即使它是正确的。尽管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当地的条件，（“找遍全世界，哪里还能找到比这儿更友好的居民、更清新的空气、更甘甜的水？”“如果我去丹佛，也许会拿到比这儿高三倍的薪水，但是我有五个孩子，我觉得没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适合抚养子女了。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我们甚至还有一所两年制专科学院。”“我来这儿当律师，这是一件偶然的事，我从未想过要留在这里。但是当有机会可以离开时，我却想，为什么要走呢？到底为什么要走呢？也许这儿不是纽约——但谁稀罕纽约？很好的邻居，人们互相关心，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体面人需要的一切我们这儿都有，漂亮的教堂，还有高尔夫。”）但是新来到加登城的人一旦适应了晚上八点以后主要街道的寂静，就会发现许多支持居民们这样自我夸耀的理由：一所管理出色的公共图书馆，一家有竞争力的日报，到处是绿草茵茵、树荫怡人的广场，在平静的住宅区街道上，孩子和动物可以安全自由地奔跑。此外，还有一座含有小型动物园的大公园，（“看啊，北极熊！”“瞧，大象彭尼！”）以及一座占地数英亩的游泳池。（“世界上最大的免费游泳池！”）诸如此类的设施加上灰尘、风沙，连同长鸣的火车汽笛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家乡小镇”的风味，令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在想起家乡时顿生愁思，也给那些依然留在此地的人一种落地生根的满足。
毫无例外，加登城的居民也不承认他们之间存在着阶级的区别。（“不，先生。这儿没那种事。不考虑财富、肤色或宗教信仰，所有人一律平等。所有事情都应按照民主的方式办理。我们就是如此。”）但是事实上，如同其他人类聚居处一样，这里等级的区分还是鲜明可辨的。从这儿往西一百英里，就会越出“圣经区域”，那里是福音最难生根的地域，人们很少把宗教挂在嘴边或放在心上。而芬尼县仍处于圣经区域之内，因此，一个人的宗教选择是影响其社会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浸礼会教徒、卫理公会教徒和天主教徒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不过在精英阶层中——商人、银行家、律师、医生，以及占据金字塔顶部的地位显赫的农场主——长老派教徒和圣公会成员占了绝大多数。偶尔，卫理公会教徒也受到欢迎，曾经有一位民主党人士也渗透进来，但总的说来，统治阶层是由信仰长老会和圣公会的右翼共和党人组成的。
克拉特先生受过高等教育，事业有成，又是一个杰出的共和党员和教会领袖——虽然是卫理公会——他有资格跻身于当地的名门望族之列，但是就如同他从不参加加登城乡村俱乐部一样，他也从未试图与当地的统治阶层有什么联系。那些人的爱好他全不喜欢，他从不玩纸牌、打高尔夫、喝鸡尾酒，或者晚上十点才开始吃自助餐。任何他觉得“没有益处”的娱乐他都不喜欢。这就是为什么在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他没有参加高尔夫球四人对抗赛，而是去4-h俱乐部担任当日会议主席的原因。（南希和凯尼恩从六岁起就是4-h的忠实会员。）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克拉特先生说：“现在我要说一件有关我们的一位成年会员的事情。”他的眼睛向一位圆胖的日本女人望去，她身边围绕着四个胖乎乎的日本小孩。“你们都认识芦田英夫的太太，知道他们一家是两年前从科罗拉多州搬到这儿来的，在霍尔科姆开始经营农场。他们是一个善良的家庭，拥有他们这样的人是霍尔科姆的幸运。任何人都会告诉你，无论谁生病，芦田太太都会过去探望，没有人能知道芦田太太把亲手烹调的味道鲜美的汤送给他们前走了多少路。还有那些鲜花，谁见过长得那么好的花？你们都还记得吧，她去年为4-h俱乐部义卖的成功作出了多大贡献。因此，我建议，在下星期二的庆功宴上给芦田太太颁发奖品。”
她的孩子用力拖她，用肘推她，她的大儿子叫道：“啊，妈妈，说的是你呀！”但是芦田太太很害羞，她用那双圆圆胖胖的手擦了擦眼睛，笑了。她是一位佃农的妻子。她的农场风沙很大，十分偏僻，位于加登城和霍尔科姆之间。平常4-h俱乐部会议结束后，克拉特先生都会开车送她们母子回家，今天也同样如此。
“哎，真是令人大吃一惊。”当他们坐在克拉特先生的轻便货车里沿五十号公路回家时，芦田太太说道，“赫伯，我好像总是谢个没完。不过，还是得谢谢你。”她来到芬尼县的第二天就遇到了克拉特先生，那天正是万圣节前夜，克拉特先生和凯尼恩带着一大堆南瓜和西葫芦登门拜访。在艰苦的第一年里，这些农产品——一筐筐的芦笋、莴苣，都被作为礼物送给了芦田，当时她没有种这些作物。还有，南希经常带着“宝贝”来，让孩子们骑。“你知道，不管从哪方面看，这儿都是我们住过的最好的地方。英夫也这么说。我们的确不愿意离开这里，连想到这个念头都感到讨厌。离开这儿，就要全部重新开始。”
“离开？”克拉特先生感到诧异，放慢了车速。
“嗯，赫伯。在这儿的农场，我们是给人家干活，英夫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也许要去内布拉斯加。但是一切都还没定下来。到目前为止，还只是这么一说。”她说话的声音是热忱的，总像是要笑出来，令人伤感的消息一经她的嘴，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带着喜气洋洋的味道。但是看到克拉特先生有些难过，芦田太太转换了话题。“赫伯，我想听听你们男人的意见。”她说，“我和孩子们一直在努力攒钱，我们想在圣诞节的时候给英夫一个像样的礼物。他最需要补几颗牙。现在，假设你的妻子要给你三颗金牙，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像话？我的意思是，让一个男人在牙医的椅子上度过圣诞节，合适吗？”
“你在难为大家。别想着法儿离开这里。哪怕我们把你捆起来，也不让你们走。”克拉特先生说，“好，不错，金牙，当然可以。要是我，我高兴还来不及。”
他的回答令芦田太太感到高兴，因为她知道除非他真这么想，否则不会这样说的。他是一位绅士。她从未看过他对人摆架子、占便宜或者不遵守诺言。因此，她趁机大胆向他要求一件事。“我说，赫伯，别叫我在宴会上发言了，好吗？那不适合我。你不一样。你可以站着向几百人、几千人讲话，你一点都不慌，不论什么你都能把人说得服服帖帖的。什么事都吓不倒你。”她评论着克拉特先生被人公认的品质：无所畏惧的自信。这使他脱颖而出，不过这为他赢得尊敬的同时，也多少限制了别人对他的爱意。“我真想不出什么会让你害怕。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能谈吐自如，沉着应对。”
中午时分，那辆黑色的雪佛兰到了堪萨斯州的恩波里亚，一个很大的市镇，差不多算是一座城市。这儿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因此车里的人决定下来买点东西。他们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四处漫步，直到一家挤满顾客的百货商店出现在眼前。
他们买的第一件物品是一副橡胶手套，这是给佩里买的，他忘记了带自己的那副旧手套，而迪克带了。
他们向一个陈列着女用纺织品的柜台走去。在经过一番争论后，佩里说：“我要买一双长筒袜。”
迪克不同意，“我的眼睛怎么办？这些袜子颜色都太浅，什么也遮不住。”
“小姐，”佩里的叫喊引起了一位女售货员的注意，“你们有黑色的长筒袜吗？”当售货员告诉他没有时，佩里建议他们另找一家商店，“黑色十分安全。”
但是迪克已经拿定了主意：任何颜色的长筒袜都不必要，都是累赘，这笔钱是白白浪费的（“我为这次行动花的钱已经够多的了”），而且毕竟他们遇到的任何人都不会活着成为目击证人。“绝不会有证人。”他提醒佩里，佩里的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这句话令佩里感到愤怒，迪克说出这句话的口气仿佛他们俩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也许就有他们没发现的目击者，不承认这一可能性是愚蠢的。“一旦发生不应发生的事情，可就全砸了。”他说道。但是，迪克却露出了扬扬自得、略显幼稚的微笑，他不同意佩里的说法。“不要瞎想了。绝对不会出错的。”没错。因为这是迪克制订的计划，从第一步到最后悄悄收场，每一步都完美无缺。
接着，他们去买绳子。佩里仔细察看绳子的质地，还试了试。他曾在船上工作过，精通此道，擅长用绳子打结。他选了一条白色尼龙绳，这种绳子像钢筋一样结实，却又比较轻。他们商量需要多长的绳子。这个问题使迪克急躁起来，虽然认为自己的通盘考虑都是完美的，但他却无法确定究竟需要多长，这使他感到很尴尬。最后，他说：“上帝啊，我怎么知道？”
“你他妈的最好有点准头！”
迪克只好算了一下。“他跟她，那小鬼，那小妞，也许还有另外两个。但这是星期六，他们也许有客人。就算八个吧，或者十二个。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一个个都得去见上帝。”
“听你这口气，倒真不少。”
“我不是早就给你打过包票吗？亲爱的，我们将使他们血溅墙头。”
佩里耸了耸肩，“既然这样，我们最好买一整捆。”
绳子长达一百码——足够绑十二个人。
凯尼恩自己动手做了一只箱子，一只雪松镶边的樱桃木嫁妆箱。他想把它作为结婚礼物送给贝弗里。此刻，他正在所谓的地下“密室”给箱子上最后一遍清漆。水泥地面的密室和屋子一样宽，里面的家具差不多全是凯尼恩的木工作品（架子、桌子、凳子、一张乒乓球台）和南希的女红（令旧沙发焕然一新的印花棉布沙发罩、窗帘、绣着字的枕头——“快乐吗？在此不必疯狂，疯狂却也无妨”）。凯尼恩和南希试图用油漆来驱散地下室里难以消除的阴郁气氛，但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失败了。实际上，他们都认为拥有密室是一种胜利和幸福。对南希而言，她可以在这里招待“同伴”而不用担心会打扰到妈妈；凯尼恩则可以独自待在这里，随便钉呀锯呀，摆弄他的“发明”，他最新作品是一口深底电煎锅。紧邻着密室的是暖气间，里面有一张放工具的桌子，上面还堆着一些其他正在做的东西：一台扩音器，一台老式的、需要上发条的手摇留声机，凯尼恩正打算让它恢复运转。
凯尼恩的外表和他双亲都不像，大麻色的平头，六英尺的瘦长个子，虽然很结实——据说有一次他为了救两只成年羊，在暴风雪里走了两英里——但却有着瘦高男孩的一项缺点：肌肉不太协调，看起来终究不够魁梧。这个缺点，再加上没有眼镜便手足无措，使他无法参加很多运动（篮球、棒球），哪怕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成员也不行。而这些运动正是大部分男孩子喜爱的，他因此少了不少友伴。他只有一个亲密的朋友，鲍勃·琼斯，泰勒·琼斯先生的儿子，他家的农场在克拉特家西边一英里。在堪萨斯农村，男孩子很小就开始开车了。凯尼恩十一岁的时候，经父亲允许，用养羊赚的钱买了一辆装有a型发动机的旧卡车，他和鲍勃称它为“追狼车”。在离河谷农场不远的地方有一片被称为“沙丘”的神秘土地，它像一片没有海水的沙滩，夜里郊狼在沙丘中潜行，成群结队地嚎叫。在月圆之夜，两个男孩会去袭击郊狼，追得它们四散奔逃；他们俩试图超过狼群，不过很少能追上，因为即便是骨瘦如柴的郊狼也能跑出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而他们的卡车最高时速不过三十五英里。但是开车追狼有一种狂野而美妙的乐趣：沙地上滑行的卡车，月色映照下逃命的郊狼，正如鲍勃所说，这令人觉得心都快跳出来了！
同样令人陶醉而收获更大的是围猎兔子。凯尼恩是个好射手，鲍勃的枪法更好，有时候两人可以把五十只兔子送到“兔子工厂”去。那是加登城的一座加工厂，每只兔子他们出价十美分，在快速冷冻后，卖给毛皮商人。但是对凯尼恩而言——也包括鲍勃——最重要的是周末。每到这时，他们俩整夜沿着河边打猎，四处游逛，日出时裹在毯子里倾听翅膀的拍动声，然后踮着脚尖向发出声响的地方摸去，然后，最甜蜜的时刻到来了，两人腰间挂满了成打野鸭大摇大摆地回家与家人分享美味。但是，最近凯尼恩和他朋友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点变化。他们没有吵架，也没有刻意的疏远，其实什么也没发生，只是十六岁的鲍勃开始“交女朋友”了，这意味着比鲍勃小一岁、还是个不解风情的孩子的凯尼恩不能再指望他的陪伴了。鲍勃对他说：“等你到了我这么大，你的感觉就会不一样。我过去想的和你一样，觉得女孩子算什么，但是当你开始和她们谈话时，感觉非常美妙。你会明白的。”凯尼恩疑惑不解，他无法想象在一个女孩子身上浪费哪怕一小时，与其那样还不如打枪、骑马、摆弄工具、修理机械甚至看书。如果鲍勃不来，那么他宁愿独处。在性格上，他一点也不像克拉特先生的儿子，而更像邦妮的孩子，一个敏感而沉默寡言的男孩。他的同龄人都认为他“冷淡”，不过又都谅解他，“哦，凯尼恩。他是那种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
在等着油漆晾干的同时，凯尼恩要去料理另一项杂活，一件需要他走到户外的工作。他想清扫一下妈妈的花园，那块树叶乱堆的宝地正好位于邦妮卧室的窗户下面。当凯尼恩来到花园时，他看见一位雇工——女管家的丈夫保罗·赫尔姆，正在用铁锹松土。
“看见那辆车了吗？”赫尔姆先生问道。
是的，凯尼恩看见了停在车道上的那辆车，一辆灰色的别克，就停在父亲办公室的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