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良知的人们回忆回忆，你听到的，从报刊上从电视里了解到的，甚至当时在场目睹到的此类事件，是不是这样？！

而另一个事实是——在今天，第二次热衷于讨论救人值得不值得，并且要求社会承认“不救也不可耻”，有权进行“多种选择”的——据我所知，多数仍是中国的当代男人们！

我真的不知该对此怎样评说了。

似乎也只能这样感想了——明明白白某些中国男人的心。

不久前，在中国的某一城市（姑隐确切市名，否则人家的领导会不高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两名歹徒追杀一名手提拷克箱的男子（大约猜测其箱内有很多现金），那男子逃入一个楼院，不料那楼院并无另一出入口，于是等于自闯入“笼”，无处可逃。两名歹徒追杀得他满院四处逃窜，挨了一刀又挨一刀浑身鲜血淋淋。其呼救惨叫，耳不忍听。时值盛夏，许多人家都将家门紧插了，而一些男人们，则站在各家的窗口、阳台上，吸烟观看，如看警匪片。那男人企图从来路逃去，但那唯一的楼口，早已被街上里三层外三层的观看者堵住了（天地良心，观看者中，确实很少老人、妇女、儿童和青少年，真的多数是所谓大男人！）——他们观看得投入，竟没人说一句“我们该给他让出条逃路”！——我说“耳不忍听”，是我的想象。观看者中，只怕没什么“不忍听”的。否则，不就不观看了，捂双耳离去了吗？

结果当然只有一个——那男子被乱刀砍杀死于血泊之中。

观看的男人们，却那么自觉地，一致地给两名杀人的男人闪开了去路——因为他们凶恶、危险，自觉地为他们闪开去路是明智的。也许还因为——被杀的，已死了；没第二个将要被杀的了；“戏”已结束，“演员”退场……

而我要举的另一个例子，是我的中学同学也是我的知青战友告诉我的。他叫杨志松，是北京《大众健康》的主编。

两个月前，晚7点多钟，家家吃晚饭的时候——忽听楼道里有女人尖声呼救。情况不明，实在没胆量一个人冒险出去。怎么办啊，急得在屋里团团转。充耳不闻，他是做不到的。他对人性和人道的理解，还没达到有充耳不闻的“自由”和“权利”的高度，望着妻儿惊悚的表情，他忽然明白了自己起码应该做些什么——于是将自家防盗门摇晃得一阵猛响，并且站在防盗门内大吼：“想杀人啊？没王法了？还不快滚！”

于是楼上楼下都发出摇晃防盗门的响声……

于是楼上楼下都发出了男人们的吼声……

借助这一种人性和人道的起码良知的威势，他手持木棒第一个跨出了家门……

尚是少年的儿子欲紧随其后，被他喝止在家里。

其实，在他摇晃防盗门后，在他发出第一声大吼之后，歹徒已丧胆而逃。

那女人仅被抢去了皮包，受了一刀轻伤。她报警时说：“幸亏有人摇晃防盗门，有人喊，否则我完了！”有时，救人一命，只要想救，只要不理念地选择“也不可耻”的不救，既不但是完全可以救成的，也是完全可以不必搭上自己性命的。

如果坚持“也不可耻”的不救，并且从“自由”和“权利”的“高度”去强调“也不可耻”，如果这不但仅仅是某些人士，而且逐渐成了大多数中国人，主要指中国男人的理念——那么，我也只有从此对这一讨论永远地沉默了……

至于那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值不值得想救她一命的人们摇晃几下防盗门，发几声大吼，很有讨论的必要吗？

十五六年前张华的死，依我浅薄的头脑想来，提供给我们讨论的话题意义恐怕更应该是，主要应该是——在具体的情况下，怎样救人是经验？怎样救人是莽勇？而怎样救人是教训？蹈了那样的教训为什么不可取？

怎样救？——值不值得救？在我看来，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讨论。如果我们由张华而进行前一种讨论，我想，包括张华及其亲人，都是会多少感到些欣慰的。而我们中国人，主要指中国的大男人们，究竟是从一种什么心理出发，一而再地一味地热衷于后一种讨论呢？值不值得救——这根本不是关于人性和人道的什么新的理念。在“文革”中，在几乎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进行过完完全全一样性质的讨论。“我为什么要救那个我不认识的人呢？他也许是‘黑五类’！”“他也许是‘黑五类’的狗崽子！”只不过当年还没发生过伸手要钱的事。我们当代人，在这一点上，真的像我们自以为的那样，比“文革”时代的人长进了很多吗？请更有思想的人士解答解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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