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的理念》发表在《文汇报》，实不过是一次寻常之写作行为——一因关鸿同志曾约稿，拖怠久矣，寄予了却承诺；二因纵观中国之人性及人道现状，每叹思多多，竟遇触机，有感而发，一吐为快罢了。拙文坦语，一己陋见，字数所限，议意难全。初衷简单——试图唤起点儿同胞对同胞的人性温情而已。不料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又一次“引爆”关于什么人救人什么值得不值得的讨论，而且据说还讨论得很热烈，令我怔愕且又懵懂，三思而后，仍不能太明白其讨论的意义和价值。我仅知目前已讨论出了这么个结果——“救人当然光荣，不救也不可耻”。所谓“救”与“不救”，前提当然是在人命危险、生死瞬间之际，否则不是就不存在“救”与“不救”的问题了吗？故那一种关于人性和人道的新观点，又可以更直截了当地说成是——见死而救“当然光荣”；见死不救“也不可耻”。

我想，我们一切人，见了人命危险、生死瞬间的情形，无外乎四类选择——或智勇救之；或视而不见，悠然自去；或亦不去，驻足安全线内，抱臂旁观，“白相白相”；或虽有一救的实力，但声明议价在前，救命在后。价钱满足，救之；不满足，人命危险者，也便只有“死你妈的去了”！

某些人士所言的“选择的自由”，也不知除了以上四类，是否还有别类？据我想来，怕是没有了吧？

那么，见死不救“也不可耻”，抱臂旁观，“白相白相”就一定可耻吗？倘同样的并不可耻，又据我想来，接钱在手才肯一救的人，便自有他们的不可耻的理论逻辑了。起码的一条也许是——现在是商业时代，一切按经济规律办！

这样的推论实在不是妄论啊！近十几年间，此类事在中国各地发生的还少吗？

最令我们国人目瞪口呆的，要算发生在南方沿海某市的那一件事了——台风骤起，数艘渔舟难以归港，求救泊于港口的机轮船。那机轮船如果前去营救，既完全来得及，自身也毫无危险。

但并不即刻起锚营救，而是命岸上渔民们的亲人先回家取一大笔钱去。仓促之间，哪里能凑足一大笔钱呢？于是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那理由也是言语铿锵，掷地有声的——“领导”指示，不交足钱，不发动船！领导者，可是国家的官员啊！那船，可是国家的机轮船啊！结果是十几名渔民丧生大海，十几个家庭成了残破的家庭。这不是我胡编之事——中央电视台报道过此事。当记者问那“领导”——何以始终不改变那么冰冷的命令？答曰：怕去救了，被救的渔民过后不交钱（这也是完全可能的），白救。一笔营救费在三十几名渔民的性命（几条渔船皆翻，半数渔民劫后幸存）之上！如此冰冷的理念之下，能不有那么冰冷的命令吗？十五六年前，我们中国人多么热烈地讨论人救人值得不值得啊！

十五六年后，我们仍多么热烈地讨论同一问题——这真的是个需要动员了有思想的中国人进行空前大讨论的问题吗？两次讨论之间的现实，无须我赘言，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十分清楚的。倘认为第二次讨论比第一次讨论“更深入了”，“层次更高了”，关于人性和人道的“思想内涵更丰富了”——则真的令我越来越糊涂，越来越自惭浅薄了。

不就是讨论出了见死不救“也不可耻”，每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之新理念吗？

我并不提倡人人都不顾自己的能力，遇险皆一逞“英雄本色”。非但不提倡，而且坚决反对。因为这是莽勇，而莽勇往往适得其反。

大约三年前，北京发生这样一件事——一名歹徒企图骗劫一名女中学生，她的两名男同学恰巧赶来。歹徒心怯，欲转身逃跑，被那两名男同学紧紧揪住不放。他们欲将歹徒押往派出所去。歹徒央求再三，二少年不放。扯扯拽拽，行至黑处，歹徒向其中一名少年猛刺一刀，结果是少年因失血过多，亡命于医院抢救室……

这是很悲痛的教训。

那少年的母亲我见过——她要为她的儿子出一本纪念册。请我写序。我写了，是作为悲痛的教训来写的。后来，在团中央的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过关于加强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切勿炒作式宣扬“青少年英雄主义”的观点。这是那次座谈会上最一致的观念。包括团中央的一位副书记也完全赞同。

我甚至认为——老人、妇女、儿童和青少年一样，也都是需要我们的社会特别加以保护的。也根本不应在他们之间过分号召什么不适当的“英雄主义”。

谁来保护他们和她们？

法律和治安部门。

仅仅如此还不够！

还要有全社会的男人们自觉自愿地肩负起这一社会义务。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两次关于救人值得不值得的讨论之间，生命受各种各样危害最多的，乃是中国的许多老人、妇女、儿童和青少年！而见死不救的，又大抵是男人！而抱臂旁观的，也大抵是男人！而明明有能力救，却要等钱递到了手里才肯一救的，还是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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