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班结束不久，《向导》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虽仅三千余字，却也占了一版。珍惜树木之内容，与政治无涉。
那时老崔已从别人口中了解到我的家境。他居然写信问我家的住址，信中说他经常到哈尔滨开会，可代我探望我老母亲。我因我家太不成个样子，本不愿告诉他，犹豫再三，还是回信告诉了。
而他，每到哈尔滨开会、办事，但凡时间允许，必会到我家去，总不空手。当年五六元钱能买到的无非蛋糕、饼干、罐头。但当年的中国人在单位随婚礼的份子钱，五六元钱也是很拿得出手的了！
我心大为不安，去信表达之。
而他的回信中，有几行字令我沉思良久。用今天的时髦说法是——受到了震撼。那几行字是：“我所满腔热忱来做的事，不但是要为兵团培育文学种子，还有更大的心愿，便是为中国的将来在兵团保留一批文学种子。也许你们中有人以后会成为作家的，我老崔此生有缘为你们竭诚服务，尽量爱护你们，我认为是我的荣幸，简直也可以说是我的幸福……”
第一次有人将我以后的人生同“作家”二字联系在了一起，尽管只不过“也许”性地联系在一起，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那时，我母亲和我留城的弟弟妹妹，已经将老崔视为一个亲人了，正如将林予视为亲人。他俩还在我家见到过，亦随之建立了良好关系。
我离开团报道组成为木材加工厂抬木工后，患了肝炎却不自知，每觉抬大木时脚下打晃，意志极为消沉，给老崔写信表示，打算离开兵团干脆回山东老家插队算了。他回了一封电报，电文是——万万不可，给我时间，容我想办法。
以后三四个月再无来信，我一度以为他的电报只不过是敷衍。
忽一日团政治部的电话打到连部，要我去会客。我到后，见老崔坐在政治部副主任办公室里，居然穿一身领章帽徽的军装！
老崔说：“刚才我表明态度了，你们团如果并不爱护你，我要将你调走。”
政治部副主任说：“我也表明态度了，一定尽量关照你。你有什么要求，以后可以直接向我提出。”
他来去匆匆，当日便走。
我送他到长途车站时，他说：“专为你来到一团的。”
我问：“也是专为我借了一套军装？”
他说：“否则，我一名干事，谁把我当回事呢？”
相视依依不舍之际，他又说：“你如果真想调到别的团，决定了就写信告诉我。”
我明白那是他的最大能力了。
木材加工厂的男知青们都挺高看我，在哪里还不一样呢？我珍惜他们对我的厚爱，反而又安心了。
我上大学后，老崔之喜悦过我，在写给我的信中，谆谆告诫，嘱我要学会政治方面的自我保护。并作词一首，题曰——“欣闻晓声录取于复旦，夜不能寐”。
又忽一日，他出现在我面前。
拥抱都属情不自禁。
我问：“该不会是为我来到上海的吧？”
他说：“还真是因为想念你了，出差理由那是好编的。”
他的上海之行果无正事，却极其关心我的个人问题，非要我认识一位同是兵团的女知青，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读英语，极言对方品貌俱佳，毕业后是要定向分配到外交部的。
我拗他不过，与他同去了一次外国语学院，对方果如其言。
但我无心谈情说爱，更不敢高攀，自行地止于“一”了。
我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他也借出差之便到北影看我，偏不住北影招待所，而要睡我设在办公室的床。白天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晚上每在我家吃饭，那时我老母亲住在我那儿，一见到他就亲热地拉着他的手直呼“长勇”，与他聊起来没够——竟也使他很享受。
我陪他在办公室聊天时曾说：“我相信自己会成为好编辑的。”
他却说：“你还是要写啊，不该仅仅成为好编辑吧？”
希冀之情，溢于言表。那时，我除了《兵团战报》发的《向导》，尚再没写过什么。
他的话竟使我如芒在背。
兵团已经取消；绝大多数知青陆续返城；当年的文艺处翻过了历史一页；老崔成了农场总局的教育处副处长。
他踌躇满志，像当年口必言文艺那般口必言教育。然而我还是看出来了，他内心深处存在着巨大的孤寂和失落，尽管时刻在我面前加以掩饰。
我劝慰他：由干事而副处长了，终究是值得高兴的事。
他却说：当干事时只知干事，干得愉快。而一成为副处长，忽然觉得身在官场了，不适应，不愉快也多了……
我问：有什么不适应的呢？
他苦笑道：你不懂的，不跟你聊那些。
……
几年后，我由编辑而兼是作家了，却传来他下海经商的消息。实际上，农场总局的人曾告诉我，他“搞教育”也搞得风生水起，气象更新。我认定他绝非经商的“料”，去信严厉地批评他太过自信，若尚能归位，应赶快退回“岸上”去。成为作家后，我认为我有资格批评他了。
他却在回信中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放心吧，老崔干什么没干好过呢？……”
后来他到南方去了。再出现于我面前，有时似乎心想事成，前途坦阔；有时则分明地很落魄，几近身无分文——于是轮到我反过来关爱他了。每每，关爱得很心疼。
再后来，他“杀回”哈尔滨去搞民办学校了。这我倒是支持的，放下了一块心病。
然后一年后传来了他被判刑入狱的消息。
我一直拒绝相信老崔会是骗子，我一直认为他只不过是将一心想办好的事办“砸了”。
我因怀念他而写了中篇小说《又是中秋》，竟有狱方的干部读到了，于是他受到了些规定允许范围内的照顾——这使我感慨万千。
我曾为他补交过两次伙食费，两次都获得了与他交谈几句的机会。
双方能说什么呢？
无非他说：监狱也挺重视开展文艺活动，他又“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我说：好，很好。
放下电话，心中五味杂陈。
我嘱哈市的弟弟妹妹去看他。他们去了，没见到他。非亲非眷，狱方不同意，好在东西是可以代收下的。
他在狱中给我写过两封信，内容是读我作品的感想，有批评，也有勉励。
去年他“保外”就医，我俩开始手机通话频频。
他又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勉励我再写出有分量的作品。信中有“我相信你。我期待着。”两行字。
我正打算安排时间回哈市看他，忽一日，惊闻他猝故了！
我之怆然，无可诉处，便只有回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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