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记者问我抱怨过自己的命运吗？

我回答当然抱怨过。

问：哪些方面呢？

答：不该用精神病这种比癌症更不幸的病毁了我兄长的一生，使他至今住在精神病院，使我这个弟弟一心想要与他生活在一起亲自照顾他而不能够；“子欲孝而亲不在”；恩未报而恩人故。

问：仅此三点？

答：人不可以对自己的命运抱怨太多。

他说：你的回答很策略。

我说：与策略无关。我脱口便答，乃因我思考过。

是的，关于所谓命运我的确认真思考过。结论是，其实我还是应该感恩于我的命运——它使我与文学亲近，于是我眼里几乎全没了可与别人争的利益。只要允许我创作，别的利益由别人去争好了。而这又使我的人生，一向处在人际关系单纯的状况，于是友谊多了，芥梗少而又少。个把“小人”也是在我的人生中出现过的，如今想来，却也不能说是“小人”，是由于我没处理好由我引起的他者的利益关系，责任主要在我。

若我的命运能使我对父母多尽十年孝心，能使我对我的恩人们回报几分的话，则我对我的命运感恩不尽。

实际上我是一个从中学时起就被友谊宠着的人；实际上我一直被一位位好人们给予我的友谊宠到至今。因而我每每觉得，凡我较长期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兵团、北影、童影、北京语言大学，无一例外地是好人多多的地方、单位。

我的人生体会之一那就是——命运之神其实每每将好人推到格外需要友谊来温暖己心的人身边；那时人对好人要有本能的感觉，并且要对好人的出现有所感恩。辨别谁是不是好人在我这儿一点都不复杂，简单得很，有时几番交谈，一日相处便足够了。往往是，好人自己都不清楚他或她将是你的贵人，你一经明确地表现出信任好人的态度，他们身上就会相应地表现出比原本更好的好人本色来。在你迷惘又困厄时，即使对别人给予你的友善的一瞥，都应有本能的反应。或许，那正是命运之神要将一个好人推向你了，单等你以好心理亲近之。你若并无本能之反应，那么遗憾的是你自己。

当然有人会这么说：对你好的人就一定是好人吗？

而问题正出在这里——我们要求好人有多好呢？生为芸芸众生之一的我们，若在需要友谊之时而别人无私地给予了，难道他们还算不上是好人吗？

不错，林予、魏国学，入狱十几年的崔长勇，在所有认识他们的人看来，确乎只不过是寻常一个人罢了。

但我倒要反问了——凡那认识他们的人，有谁能说出他们不好的方面吗？我是从没听到过的。

凡那被许多人所认识，却没有谁指摘其不好之点的人，基本上都是好人。甚至，有人具备君子仁人的品质，单等我们去发现。

“文艺作品中的好人都是编的，生活里才没几个好人！”——中国人每每如是想。

“生活里才没那么多坏人，电影小说里的坏人大抵是虚构的。”——别国的许多人却反过来想。

我们中国人实在愧对好人的存在。

我想，我该用我的笔揭示出——倘谁眼中无好人，那不符合人性的进化方向。

我来带个头，让我们学习感恩于好人！

2017年4月10日

北京

初恋杂感

我的初恋发生在北大荒。

许多读者总以为我小说中的某个女性，是我恋人的影子。那就大错特错了。她们仅是一些文学加工了的知青形象而已，是很理想化了的女性。她们的存在，只证明作为一个男人，我喜爱温柔的、善良的、性格内向的、情感纯真的女性。

有位青年评论家曾著文，专门研究和探讨一批男性知青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发现他们（当然包括我）倾注感情着力刻画的年轻女性，尽管千差万别，但大抵如是。我认为这是表现在一代人的情爱史上惨淡的文化现象和倾向。开朗活泼的性格，对于年轻的女性，当年太容易成为指责与批评的目标。在和时代的对抗中，最终妥协的大抵是她们自己。

文章又进一步论证，纵观大多数男性作家笔下缱绻呼出的女性，似乎足以得出结论——在情爱方面，一代知青是失落了的。

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大致正确的。

我那个连队，有一排宿舍——破仓库改建的，东倒西歪。中间是过廊，将它一分为二。左面住男知青，右面住女知青。除了开会，互不往来。

幸而知青少，不得不混编排，劳动还往往在一块儿。既一块儿劳动，便少不了说说笑笑，却极有分寸，任谁也不敢超越。男女知青打打闹闹，是违反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是要受批评的。

但毕竟都是少男少女，情萌心动，在所难免，却都抑制着。对于当年的我们，政治荣誉是第一位的。情爱不知排在第几位。

星期日，倘到别人的连队去看同学，男知青可以与男知青结伴而行，不可与女知青结伴而行。为防止半路会合，偷偷结伴，实行了“批条制”——离开连队，由连长或指导员批条，到了某一连队，由某一连队的连长或指导员签字。路上时间过长，便遭讯问——哪里去了？刚刚批准了男知青，那么随后请求批条的女知青必定在两小时后才能获准。堵住一切“可乘之机”。

如上所述，我的初恋于我实在是种“幸运”，也实在是偶然降临的。

那时我是位尽职尽责的小学教师，二十三岁，已当过班长、排长，获得过“五好战士”证书，参加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但没爱过。

我探家回到连队，正是9月，大宿舍修火炕，我那二尺宽的炕面被扒了，还没抹泥。我正愁无处睡，卫生所的戴医生来找我——她是黑河医校毕业的，二十七岁，在我眼中是老大姐。我的成人意识确立得很晚。

她说她回黑河结婚。她说她走之后，卫生所只剩卫生员小董一人，守着四间屋子，她有点不放心。卫生所后面就是麦场，麦场后面就是山了。她说小董自己觉得挺害怕的。最后她问我愿不愿在卫生所暂住一段日子，住到她回来。

我犹豫。顾虑重重。她说：“第一，你是男的，比女的更能给小董壮壮胆。第二，你是教师，我信任。第三，这件事已跟连里请求过，连里同意。”我便打消了重重顾虑，表示愿意。那时我还没跟小董说过话。卫生所一个房间是药房（兼作戴医生和小董的卧室），一个房间是门诊室，一个房间是临时看护室（只有两个床位），第四个房间是注射室消毒室蒸馏室。四个房间都不大。我住临时看护室，每晚与小董之间隔着门诊室。

除了第一天和小董之间说过几句话，在头一个星期内，我们几乎就没交谈过，甚至没打过几次照面。因为她起得比我早，我去上课时，她已坐在药房兼她的卧室里看医药书籍了。她很爱她的工作，很有上进心，巴望着轮到她参加团卫生员集训班，毕业后由卫生员转为医生。下午，我大部分时间仍回大宿舍备课——除了病号，知青都出工去了，大宿舍里很安静。往往是晚上10点以后回卫生所睡觉。

“梁老师，回来没有？”

小董照例在她的房间里大声问。

“回来了！”

我照例在我的房间里如此回答。

“还出去吗？”

“不出去了。”

“那我插门啦？”

“插门吧。”

于是门一插上，卫生所自成一统。她不到我的房间里来，我也不到她的房间里去。

“梁老师！”

“什么事？”

“我的手表停了。现在几点了？”

“差5分11点。你还没睡？”

“没睡。”

“干什么哪？”

“织毛衣呢！”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只有那一次，我们隔着一个房间，在晚上差5分11点的时候，大声交谈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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