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床上躺了半个小时，才重新说起这个话题。夜里很凉，他们拉起床罩盖在身上。楼下传来熟悉的歌声和靴子行走在石板路上的声音。温斯顿第一次来这里时看到的那个红胳膊的健壮女人似乎已成为这院中风景的一部分。白天，没有一个小时她不是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中走来走去，她要么叼着晾衣夹，要么唱着欢快的歌。朱莉亚侧着身子躺着，看上去快要睡着了。他伸手拿起放在地板上的书，靠着床头坐起了身。

“我们必须读下它，”他说，“你也是。所有兄弟会的会员都要读。”

“你读吧，”她闭着眼睛说，“大点声读。这样最好了，你可以边读边解释给我听。”

时针指到6点，也就是18点，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他把书放在膝盖上，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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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一章 无知即力量/b

有史以来，大约从新石器时代结束开始，世界上就有三种人：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按照不同的方式继续划分，他们有过很多名字。他们的相对人数以及对彼此的态度都因时而异，然而社会的基本结构却没有发生改变。即使在经历了重大剧变和看起来不可挽回的变化后，依然能恢复其原有的格局，就好像无论向哪个方向推进，陀螺仪都能恢复平衡。

“朱莉亚，你还醒着吗？”温斯顿问。

“是的，亲爱的，我听着呢，继续，写得真好。”

他继续读了下去：

这三个阶层的目标完全无法协调。上等人的目标是保住自己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和上等人调换地位。至于下等人，他们被欺压得太厉害，生活太艰苦，以至于偶尔才能想起日常生活以外的事，这已成为他们的一大特点，若他们真有目标，那无外乎是消除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因此，纵观历史，类似的斗争总是一而再地上演，很长时间，上等人都看似坚固地把持着权力，但总有一天，他们要么不再相信自己，要么不再相信自己还能够进行统治，又或者二者皆有。之后，他们会被中等人推翻，中等人装出为自由和正义而战的样子，将下等人争取到自己的一边。但只要中等人达成目的，他们就会把下等人重新推回被奴役的地位，而他们自己则摇身变成上等人。不久，新的中等阶层又会从某一等人或某两等人中分化出来，这场斗争又再次开始。三等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未成功实现，哪怕是暂时实现过自己的目标。如果说历史上人们从来没有取得过实质性的进步，不免有些夸张。就算在今天，在这个衰败的时代，人们平均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比几个世纪前要好。但无论是财富的增长，还是行为的文明程度，抑或是改革与革命，都没能让人类向平等前进一星半点。站在下等人的视角上，改朝换代无非是主宰者的名字发生变化而已。

19世纪晚期，很多观察家都注意到这种明显的反复情况。一些思想学派也由此产生，他们将历史诠释成一个循环发展的过程，并声称不平等是人类生活的永恒法则。这一理论一直都不乏拥护者，不过现在它的提出方式有了重大改变。在过去，社会需要分成三六九等的说法特别为上等人所强调，国王、特权者、教士、律师，以及其他寄生者们都在宣扬这一学说，通常，他们向人们承诺，人们可以在死后的世界里得到补偿，并以此来缓和等级间的矛盾。而中等人只要还在为权力进行斗争，就一定会鼓吹自由、正义、博爱，但是现在，人类皆兄弟的观点却遭到了暂未掌权、不久之后可能掌权的人的攻击。过去，中等人打着平等的旗号进行革命，在推翻专制后，建立新的专制。现在，新的中等人会事先声明他们就是要建立专制。19世纪初期出现了社会主义理论，该理论是可以追溯到古奴隶反叛时代的思想链条中的最后一环，深受历代乌托邦思想的影响。不过，在1900年后出现的若干社会主义理论都越来越公开地摒弃关于建立自由与平等的社会的目标。本世纪中期出现了新的社会运动，在大洋国它是英社，在欧亚国它是新布尔什维主义，在东亚国则是崇死，它们都有明确的目标让不自由、不平等永远持续下去。它们都由旧运动发展而来，都趋向于保持原有的名字并对旧有的意识形态作口头宣传，都把阻挠进步、让历史在某一时刻冻结起来当作目的。众所周知的钟摆现象会再次发生，随后停止。像之前一样，上等人被中等人推翻，中等人成为上等人。只是这次由于采取了明智的策略，上等人将永远保持自己的地位。之所以出现新的学说，一部分因为历史知识的积累和历史意识的产生，这在19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今天，对历史的循环运动性，人们已有所了解，或者表面上是这样。而既然了解它，就可以改变它。但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却是早在20世纪初，人类的平等在技术上便成为可能。虽然人的天赋有高低，职责各不同，有些人就是要比其他人都强是事实，但已经没有让阶级存在差别、制造财富悬殊的必要。在早些时候，阶级的差别不仅不可避免，还是理所应当的。不平等是文明的代价。而随着机器大生产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即便人们仍要从事不同的工作，他们也没有必要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没有必要生活在不同的经济水平下。因此，在那些即将夺取权力的人看来，他们用不着再为人类的平等进行奋斗，而是要避开危险。在更加久远的时代，当建立公正和平的社会行不通时，人们反倒更相信这种社会的存在。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梦想拥有一个人人亲如兄弟、没有法律也没有牲畜般艰苦劳动的人间天堂，一些人即使在每一次历史变革中都得到切实的好处，也仍抱有这种梦想。法、英、美等国大革命的继承者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所说的人权、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以为真，甚至其行为业已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影响。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所有主流政治思想就都是独裁主义的了。人间天堂在即将实现的时候遭到了人们的怀疑。所有新的政治理论，不管自称什么，都发生后退，主张等级化和组织化。大约在1930年的时候，在形势普遍严峻的情况下，一些长期弃用甚至几百年都没用过的做法，比如未经审讯的关押、把战俘当奴隶用、公开处决、严刑逼供、扣押人质、放逐大批人口等，不仅又成为寻常的做法，还得到了那些自认开明、进步的人的容忍、辩护。

英社及与它并立的政治理论得到贯彻执行还是在世界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国际战争、内战、革命与反革命之后。不过，此前已有一些体制预见了它们的出现，这些体制通常被称作集权主义，出现在本世纪早些时候。世界的主要轮廓将在动乱之中浮现出来，是显而易见的，哪种人将掌控这个世界同样显而易见。新的特权阶层大部分由官僚、科学家、技师、工会组织者、宣传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职业政客组成。他们出身于领工资的中产阶级和上层工人阶级。他们由垄断工业和中央集权政府下的贫瘠世界塑造、聚集。相较于过去，他们没那么贪婪，也没那么奢侈，但他们却更渴望拥有绝对的权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着更清醒的认识，在镇压反对者上更加坚决。后者是极其重要的，和今天相比，曾经的僭主政治既不彻底，又缺乏效率。其统治集团总不免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心甘情愿地让该思想在所有地方都留下影迹，他们只关注那些明目张胆的行为，对国民的想法则不感兴趣。在今天看来，就连中世纪的教会都算得上宽容。这一部分因为，在过去没有哪个政府有能力将自己的公民置于不断地监控之下。但随着印刷术的发明，操纵公众意见变得更加容易，之后电影和无线电的发明又加剧了这一情形。电视业的发展以及用同一设备进行信息手法的技术的进步，终结了人们的私生活。所有公民，至少那些重要的、需要被关注的公民，可能一天24小时全部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和官方的宣传之中。其他的信息渠道通通被切断。至此，第一次，不仅所有公民都要完全屈服于国家意志，对任何问题，他们的看法还都将被统一起来。

在五六十年代的革命之后，像往常一样，社会重新划分成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但新的上等人和之前的并不相同，他们并非凭直觉行事，他们知道要确保地位的稳固需要做些什么。他们一早就意识到，对寡头政治而言最牢靠的基础便是集体主义。财富和特权若为集体所有，保护它们就最为容易。本世纪中期出现的所谓的“消灭私有制”运动，实际上意味着将财产集中到更少的人手中。不同的在于，新的财产所有者不是若干个人，而是一个集团。就个人而言，除了少得可怜的个人物品，党员什么财产都没有。但对集体来说，在大洋国，所有的一切都属于党，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在它控制之下，它会按照它所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产品。革命后的几年里，党之所以能够未经任何反抗就占据统治地位，就是因为这一过程是以集体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们总会这样想，如果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所有权，社会主义必紧随而至。资产阶级的财产的确被剥夺了，工厂、矿山、土地、房屋、运输工具——他们拥有的一切都被夺走了。这些东西不再是私有财产，它们必然成为公有财产。英社诞生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继承了后者的用词，也在事实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纲领的主要部分，得到了将经济不平等永久化的结果。而这既是可以预见的，也是它有意为之。

但是等级社会的永久化却是更加深刻的问题。只有在四种情况下统治集团才会丧失权力：被外部势力征服，管理效率低下造成大众起义，一个强大的、心怀不满的中等阶层出现，它自己失去了统治信心和统治的意愿。四者都并非独自发生作用，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总是同时存在已成为一种规律。统治集团若能防止它们出现，就能长久地统治下去。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统治集团本身的精神状态。

本世纪中期以后，第一种危险已在现实生活中绝迹，三个超级大国瓜分了世界，除非通过人口的缓慢变化，其每一个都不可征服，但只要其政府拥有广泛的权力，这点就很容易避免。第二种危险仅仅存在于理论中，人们从来不会自发地起来造反，从来不会只因为受压迫就揭竿而起。确实，只要没有比较标准，他们就意识不到他们正遭受压迫。之前频频发生的经济危机完全没有必要，而且也不许在现在发生。至于其他大范围的混乱就算确有可能出现，也不会产生政治后果；因为没有能让不满的声音清晰地表达出来的途径。说起生产过剩的问题，自机械技术发展以来就一直潜伏在我们的社会中，可以依靠不断地进行的战争来解决（参见第三章），战争有利于将公众士气激励到必要的高度。按照我们当前统治者的观点，只有一个真正的危险，那就是从他们自己的阶层分化出一个有能力、有权欲、又没能充分发挥才干的新的集团，这会让他们之中出现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也就是说，问题在于教育。要不断地加强领导集团以及其下关系紧密又人数众多的执行集团的觉悟，但对大众的觉悟就只需通过消极的方式加以影响。

即便一个人之前不清楚大洋国的主要结构，在了解了这一背景后，也可以将其推断出来。金字塔的顶端是老大哥。老大哥绝对正确，无所不能。所有成就，所有成功，所有胜利，所有科学发明，所有知识，所有智慧，所有幸福，所有美德都直接来自于他的领导和激励。没人见过老大哥。他是宣传栏上的一张脸，是电屏上的一个声音。我们确信他永远不会死，而他出生的时间则没人能确定。老大哥是党挑选出来向世界展示自我的一个形象，他的作用是充当热爱、恐惧、崇敬等情感的焦点。老大哥之下是内党，其人数限制在六百万之内，在大洋国人口中不到2%。内党之下便是外党，如果把内党形容成国家的大脑，外党就像国家的手。外党下面是愚笨的大众，我们习惯上将他们称作“群众”，他们大概占了总人口的85%。按照之前的社会分类方法划分，群众就是下等人，由于赤道一带被奴役的人总是从一个征服者手上转到另一个征服者手上，所以不能算作社会的固定组成或必要部分。

原则上说，这三等人的身份并不是世袭的。父母都是内党党员的孩子在理论上并非一出生就是内党党员。不管是加入内党还是外党，都需要在16岁时参加考试，不存在任何种族歧视，也不存在某个地区压制另一个地区的情况。人们可以在党的最高层中找到犹太人、黑人、纯印第安人血统的南美人，且每个地区的行政官员总是从当地居民中选拔出来。在大洋国没有哪个地方的居民觉得自己被殖民，也没有哪个地方的居民觉得自己被远方的首都所管理。大洋国没有首都，其元首只徒有其名，没人知道他在哪里。除了英语是通用语，新话是官方语外，在语言方面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统一。这些统治者不是靠血缘联系在一起，而是靠共同的信仰。没错，我们的社会是分等级的，而且是严格的分级，一眼看过去好像是按世袭划分。不同阶层间的流动比资本主义或前工业时代的都要小得多。党的两个分支间存在一定数量的人员流动，但这只是为了剔除掉内党中的低能分子，并给外党里野心家以向上爬的机会，免得他们造成危害。无产者实际上是不允许入党的，他们中最有天分的很有可能成为不满情绪的核心，会引起思想警察的注意并遭到清除。但这种情况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主要的原则问题。党在定义上已不是一个阶级，它不再以“将权力传给子女”作为目标，若没有其他办法让最能干的人留在党的最高层，它很乐意从无产者中征募一代新人。在关键时期，在消除反对力量上，党的这种非世袭性起到了很大作用。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一直接受反对阶级特权的训练，都以为非世袭的东西不可能永久存在。他们没看出来寡头政治的延续不一定需要什么实际的依托，也没有想到世袭贵族一向短命，倒是像天主教那样的组织方式有时竟可维持几百或几千年。寡头政治的关键不是父子相传，而是让一种由死者加诸于生者的特定的世界观、生活方式延续下去。只要能指派后继者，统治集团就永远是统治集团。党关心的不是血统的不朽，而是党本身的不朽。只要等级结构永恒不变，谁掌权并不重要。

我们时代的所有信念、习惯、兴趣、情感、思想状况都是设计好的，都是为了保持党的神秘性，避免什么人看穿当前社会的真相。造反，或者任何和造反有关的准备工作，在目前都不可能发生。不用担心无产阶级，随他们去，他们会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劳作、繁衍、死亡，不仅不会有揭竿而起的冲动，也无法理解世界还可以有其他的样子。只有当工业技术发展到需要为他们提供更高级的教育，他们才会成为危险分子。然而，由于军事竞争和商业竞争都已无足轻重，公众的教育水平实际上下降了。大众有见解，大众没见解，都没什么不同。他们之所以可以拥有思考的自由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思考能力。而对党员来说，即便在最不重要的事情上的最轻微的思想出轨，都不被容忍。

党员从生到死，都生活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中。就算独自一人，也永远不敢确定自己是否真是独自一人。无论在哪里，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工作还是休息，是泡在浴缸里还是躺在床上，他都有可能被人监视。而这监视不会有通知，也不会被察觉。他的所作所为都至关重要。他的友谊、他的娱乐、他对妻儿的态度、他独处时的表情、他沉睡时的梦呓、他特有的肢体动作都将受到谨慎而详细的检查。不要说确实有不检的行为，任何细小的乖张之举，任何习惯上的变化，任何神经质的怪癖——任何有可能反映内心争斗的征兆，都一定会被发现，对任何事情他都没有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他的行为并不受什么法律或什么明文规定的约束。大洋国没有法律。一些思想、行为，尽管没有被正式禁止，一旦被查到就意味着死，无休无止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蒸发都并非是对所犯之罪进行的惩罚，而仅仅为了将那些有可能在未来犯罪的人清除。对一个党员来说，光有正确的思想还不够，他还要有正确的本能。至于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信念、态度则从未被清楚说明，因为要想在不暴露英社内在矛盾的情况下说明这些根本不可能。若他天生正统（用新话说就是“思想好的人”），那他无须思考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念，什么是应有的情感，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无论如何，当他还是孩子时就接受了复杂的充斥着新话词语的思想训练，如停止犯罪、黑白、双重思想。这让他不愿意也没能力对问题有深刻的思考。

作为一个党员不应该有任何私人情感，其对党的热情不应有丝毫松懈。他应该生活在对内外敌人的疯狂的仇恨中，生活在对胜利的欢欣鼓舞中，并拜倒在党的英明和力量之下。他对贫乏又不尽如人意的生活的不满，被小心引导，宣泄出来，在两分钟仇恨会上消散得无影无踪。而那些有可能促发怀疑或反抗情绪的思想，则会被他早年接受的内心训练扼杀。用新话来说，这种训练的最初也是最简单的阶段便是“停止犯罪”，它被教授给幼小的孩子。所谓停止犯罪，即是指在危险思想即将萌生的时候，如本能一般，迅速地停止思考。它包括以下一些内容：无法进行类比、看不到逻辑的谬误、不能理解最简单的抨击英社的理论，以及对任何可能发展成异端的思想感到厌倦。概括地说，停止犯罪就意味着把愚蠢当成保护措施。但只有愚蠢还不够，相反，正统要求人像柔术师控制自己的身体那样控制自己的思路。大洋国社会的终极信仰是：老大哥无所不能，党永远正确。但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老大哥并非无所不能，党也并非永远正确，对待事实，人们就需要时刻保持灵活性，且不能有丝毫懈怠。对此，有一个关键词“黑白”，像很多新话词语一样，它包含两个相互矛盾的意思。用在敌人身上，就意味着肆无忌惮地、罔顾事实地说黑为白。用在党员身上，就意味着根据党的纪律要求，出于忠诚说黑是白，但它还意味着相信黑即是白的能力，还包括知道黑即是白并忘记自己曾经相信过相反的东西的能力。如此，无休无止地篡改过去就成了一种需要，而篡改过去只有通过一种的确能轻而易举包容一切的思想体系才能做到。用新话来说，便是双重思想。

篡改过去之所以必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次要的，也可以说是预防性的，那就是党员之所以能像群众一样忍受当下的生活条件，部分由于他没有比较的标准。为了让他相信他比他的祖先生活得更好，为了让他相信平均的物质水平有在提高，就必须让他同过去断绝开来，就像将他和外国断绝开一样。而另一个原因则重要得多，即确保党永远正确。为了让党的预言在任何情况下都准确无误，要不断地修改过去的讲话、统计资料、各种记录，同时不能承认党的教义或大洋国的政治结盟情况发生过什么变化，因为承认这些就相当于承认自己有错。比如，今天的敌人是欧亚国或东亚国（不管是哪一国），那它就必须永远是敌人。如果事实与之矛盾，就必须篡改事实，历史因此不断被重写。由真理部负责的篡改工作每天都在进行，一如仁爱部要从事侦察和镇压的工作，这是维护政权稳定的必需。

过去变化无常是英社的中心原则。英社认为过去并不是客观的存在，它只存在于文字记录和人类的记忆里。只要记录和记忆一致，不管是什么，都是过去。党既有能力全面掌控所有记录，也有能力全面掌控党员的思想，党想让过去是什么样那它就是什么样。不过，与此同时，虽然过去可以被篡改，但就具体事件而言，过去从未被篡改，任何事件都是如此。因为，无论当时出于什么目的将过去改头换面，改后的新样子即是过去，不能存在与这个过去不同的过去。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当同样一件事在一年之内被篡改好几次且面目全非时，依然如此。党无时无刻不掌握着绝对真理，显然，既然是绝对真理就不可能和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出入。由此可见，控制过去首先要仰仗于对记忆的训练，而确保所有文字记录都和当下的正统思想相吻合不过是一种机械式的行为，不仅如此，还需要记住事情是按照人的意愿发生的。如果重新安排记忆或篡改文字记录是必需的，那么忘记自己曾做过这样的事也是必需的。人们可以像学会其他思考方法一样学会这种思考方法，大部分党员都学会了，更不要说那些又聪明又正统的人。在老话中，它被直白地称作“现实控制”，在新话里，它被称为“双重思想”，不过“双重思想”还包括其他一些东西。

双重思想意味着一个人的思想中同时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且两种信念还都为这个人所接受。党的知识分子知道自己的记忆应该往哪个方向转变，因此他清楚自己在戏弄现实。但是通过实行双重思想，他会让自己相信现实没有受到损害。这一步必须是有意为之的，否则就不够精确，但它又必须是无意为之的，否则就会让人觉得虚假，并由此产生罪恶感。双重思想是英社的核心思想，因为保证目标坚定不移需要绝对的诚实，但在保证目标坚定不移的同时进行有意识地欺骗又是党的本质性行动。一方面有意说谎，一方面又对谎言信以为真，忘掉那些令人为难的事实，然后再在需要的时候，将它们从记忆深处拉出来；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同时又考虑被否认的现实——所有这些都必不可少；甚至在使用双重思想一词时也必须用到双重思想。因为谁使用这个词谁就相当于承认篡改现实，而再用一次双重思想，就能将其所知的篡改行为抹去。如此循环，永不停止。最后，凭借着“双重思想”，党可以——也许正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继续左右历史数千年——阻止历史的发展。

历史上所有的寡头体制都倒台了，这要么是因为其自身的僵化，要么是因为懦弱，它们不是因为愚蠢自大，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而被推翻，就是因为变得开明怯懦，在该使用武力的时候选择妥协而被颠覆。它们的失败或者是有意识的，或者是无意识的。而党的成功恰恰在于它制造出一种能让两种情况同时并存的思想体系。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思想基础能让党的统治永恒不变。如果哪个人要进行统治，且希望自己的统治持续下去，那他就必须具备让人的现实感发生错乱的能力，因为统治的秘诀就是：将认为自己永远正确的信念和从过去错误中吸取到的教训结合起来。

不用说，双重思想最巧妙的实施者就是发明双重思想并深知它是一个强大的思想欺骗系统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对世界了解最多的人对世界最不了解。总而言之，理解得最透彻的，也是误解最深的，越是聪明就越是愚蠢。举个典型例子，越是社会地位高的人，对战争越歇斯底里。而对战争持理性态度的往往是那些身处争议地区的被统治的人。在他们看来，战争无非是一场持续性灾难，如海浪一般反复冲刷他们的身体。对他们来说，谁取得胜利都没有分别。就算统治者发生变化，他们也仍然要做和从前一样的工作，新统治者对待他们的方式也和旧统治者的别无二致。而被我们称作“群众”的工人地位稍高一些，他们只偶尔意识到战争的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刺激他们，让他们陷入强烈的恐惧和仇恨，但如果不理他们，那他们很长时间都不会想起战争正在发生。真正的战争狂热存在于党的内部，尤其是内党，坚信世界可以被征服的正是那些知道这不可能的人。这种奇特的对立统一关系——知与无知，冷漠自私与狂热盲从——就是大洋国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显著标志。官方的意识形态充满矛盾，就算没有什么客观需要也是如此。因此，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则没有一个不遭到党的抵制和中伤，而且党还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这样做的。过去几个世纪都没有这样的例子，党号召人们看低工人阶级，又因为这一原则，党要求党员穿上曾经只有工人才穿的制服。党有条不紊地削弱家庭的凝聚力，但它又用能唤起家庭忠诚感的名字称呼党的领导；甚至统治我们的四个部的名字，在歪曲事实上也已达到厚颜无耻的地步。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负责说谎，仁爱部负责用刑，富部负责制造饥饿。这样的矛盾并非偶然，也不是由通常意义上的虚伪所致，它是故意运用双重思想的结果。因为只有协调好矛盾，才能确保权力千秋万代，要打破古老的循环也只有如此。若想人类的平等永不实现，若上等人——我们所说的——要永远居于上等地位，那么就必须将社会的主流心理控制在一个疯狂的状态中。

不过，至此，我们差点忽略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避免人类平等？如果对以上这些方法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如此声势浩大又深思熟虑地努力冻结某一时期的历史，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呢？

此时我们已经触到最关键的秘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党是神秘的，尤其是内党，它的神秘性必要通过双重思想来实现。然而还有比这更深刻更原始的动机，即从未被质疑过的人的本能。是它导致了夺权的行动，是它带来了双重思想、思想警察、无止境的战争以及其他一些随之而来的东西，这个动机实际上包括……

温斯顿发现周围非常安静，就好像发现了一种新的声音。他觉得朱莉亚已经很长时间没动窝了。她侧身躺着，腰部以上都赤裸着，她的脸枕在手上，一缕黑发垂在她的眼睛上面，她的胸脯缓慢而规律性地起伏着。

“朱莉亚。”

没有回答。

“朱莉亚，你醒着吗？”

没有回答，她睡着了。他合上书，小心地放在地上，然后躺下身，拉起床罩，将两个人都盖了起来。

他仍然不知道那个最大的秘密是什么，他想。他清楚怎样做，却不知道这样做的原因。第一章和第三章一样，都没有告诉他他不知道的东西，都只是把他了解的系统化。但读过之后，他比之前更加确定他没有疯。作为少数派，哪怕是只有一个人的少数派，也不能断定你是疯的。世上既有真理又有非真理，若你紧握真理，就算全世界都反对你，你也没有发疯。夕阳将黄色的光芒斜斜地照进窗户，照在枕头上。他闭上眼，洒在他脸颊上的阳光和紧贴着他的女孩的光滑的身体，让他产生一种强烈的、混杂着睡意的自信。他很安全，每件事都还好。他嗫嚅着“理智不是统计学上的”，睡着了，觉得这句话包含着深奥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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