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醒了过来，觉得自己睡了很长时间，他扫了眼老式座钟，发现只有20点30分。他又打了一会儿盹，窗下的院子里再度传来那熟悉、低沉的歌：

不过是毫无希望的幻想，

消失得如此之快，像四月的日子。

但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被他们唤起的梦！

都可将我心偷走！

这首烂歌似乎一直很流行，比《仇恨之歌》流行的时间还长，你在哪儿都能听到它。朱莉亚被歌声吵醒，她舒服地伸了个懒腰，起身下床。

“我饿了，”她说，“我们再煮点儿咖啡吧。见鬼！炉子熄了，水也凉了。”她提起炉子摇了摇，“没油了。”

“可以管老查林顿要些，我猜。”

“真奇怪，我敢肯定炉子原来是满的。我得把衣服穿上，”她说，“好像变冷了。”

温斯顿也起来了，穿好了衣服。那声音不知疲倦地唱道：

他们说时间可以医治一切，

他们说你终究会忘记；

但这些年的笑与泪，

仍牵动着我的心弦。

他一面扎着工作服上的腰带，一面向窗户走去。太阳一定是落到房后去了，院子里不再有阳光。地上的石板湿乎乎的，就好像刚被冲洗过，他觉得天空也好像被洗过，从屋顶的烟囱间望去，能看到清新的暗蓝色天空。那个女人走来走去，没有一点疲惫的样子，她一会儿将衣夹衔在嘴里，一会儿又取出来，她一会儿大声歌唱，一会儿又默不作声，她没完没了地挂着尿布。温斯顿不知道她究竟是以洗衣为生，还是只单纯地为二三十个孙儿卖苦力。朱莉亚靠了过来，来到他身边，他们站在一起出神地看着下面那结实的身影。那个女人有一些独特的举止，他看着她，看见她将粗壮的手臂伸向晾衣绳，她的屁股壮得好像母马，他第一次意识到她很美。她的身体因生儿育女像充足了气一般巨大，又因为辛苦劳作变得粗糙强壮，宛若熟透的大萝卜。在此之前他从来都没想过，一个五十岁妇女的身体还会是美丽的，但她又的确很美。为什么不可以呢？他想，这壮实的、缺乏线条感的身体就像一块大理石，它和那红色的、粗糙的皮肤一起与少女的身体放在一处，就像玫瑰果与玫瑰花。为什么果实要比花朵逊色呢？

“她真美！”他喃喃地说。

“她的屁股至少有一米宽。”朱莉亚说。

“那正是她的美丽所在。”温斯顿说。

他用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将朱莉亚的纤腰揽起来，她的身体从臀到膝紧紧地贴着他。但他们两个人却不能生育孩子，且这件事他们永远都不能做。他们只能靠语言来交流思想，交换秘密。而楼下的那个女人则没有思想，她有的是强健的臂膀、温暖的心灵和多产的肚皮。他想知道她到底生了多少个孩子，可能最少有十五个。她曾拥有短暂的、花一般的年华，也许有那么一年，她像野玫瑰一样诱人，但之后就仿佛突然受精的果子，她变得强壮、红润、粗放。再之后，她就生活在洗衣、擦地、缝补、做饭、扫地、擦抹、修理上。先是为子女，然后为孙儿，三十年中从未间断，可到了最后，她依然在歌唱。温斯顿崇敬她，这感觉很神秘地和屋顶烟囱后那片清新无云的天空混杂在一起。很奇怪，对任何人来说，天空都是一样的，不管在欧亚国，还是在东亚国，抑或是这里。天空下的人也没什么不同——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差不多，几亿或者几十亿的人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但是，虽然仇恨与谎言筑起的高墙将他们彼此隔绝，他们仍然大同小异——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思考，但他们的心灵、他们的身体中、他们的肌肉里，却聚积着力量，且总有一天他们要用这种力量颠覆世界。如果有希望，它们就在群众身上！他无须将那本书读完，他知道那是高德斯坦因留下的最后讯息。未来属于群众。他能确定，在群众的时代，群众建立的世界不会和党建立的世界一样吗？他能确定他不会融不进那世界吗？能，他能确定，因为那至少会是一个神志健全的世界。哪里有平等，哪里就能拥有健全的神志。力量改变意识迟早会发生。群众不朽，只要看看院子里那无所畏惧的身影，你就不会怀疑。终有一天他们会觉醒，尽管这可能要用上一千多年，尽管生存下去需要克服各种不利条件，他们就像飞鸟，将生命的活力从一个躯体传递到另一个躯体，而党既没有这种活力，又无法将它扼杀。

“你记得吗？”他问，“约会的第一天，在树林边上对我们唱歌的画眉？”

“它没对我们唱歌，”朱莉亚说，“它唱歌是为了自己高兴，甚至不能这么说。它只是在唱歌罢了。”

鸟唱歌，群众唱歌，党不唱歌。综观世界，在伦敦，在纽约，在非洲，在巴西，在边境地区的神秘禁地，在巴黎、柏林的大街，在广袤的俄罗斯平原的村庄，在中国和日本的市集——到处都伫立着强健又不可战胜的身躯，这些身躯因工作和生儿育女变得庞大，从出生到死都辛劳不休，都唱个不停。总有一天，他们强壮有力的腹部将生出神志清醒的民族。你是死的，他们是未来。但是，如果你能像他们保持身体的生命力那样保持头脑的生命力，让诸如二加二等于四这样的秘密学说传递下去，那你也能分享到未来。

“我们是死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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