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咖啡的浓香从过道尽头飘来，直飘到大街上，那是真正的咖啡，不是胜利咖啡。温斯顿不禁停了下来，大概有两秒钟，他仿佛再次回到了几乎被他遗忘的童年时代。那香味就像声音，门砰地响了一声，将它生生截断。

他已经沿着街道走了好几公里，脚踝上静脉曲张导致的溃疡又痒了起来。这是他三个星期以来第二次没到集体活动中心去，考虑到去集体中心的次数会被仔细记录，这无疑是莽撞之举。从原则上说，党员没有空闲时间，除了上床睡觉，他永远不会独自一人。在工作、吃饭和睡觉时间之外，他必须参加某项集体活动。独自行动非常危险，包括独自散步。对此，新话还有个专门的名词“个人生活”，它意味着个人主义和孤僻怪异。但是今晚，他一走出真理部的大门就被四月那裹挟着香气的风吸引。天空如此湛蓝，今年头一回他感受到一丝暖意。他突然觉得中心里的夜晚是那样冗长喧闹，劳心耗力的游戏、令人厌烦的讲话，还有靠杜松子酒维系的同志关系，这一切通通都让人难以忍受。冲动之下，他从公共汽车站走开，步行穿过伦敦那迷宫一般的街街巷巷，先向南，再向东，最后又往北，最终迷失在不知名的街道上，随心所欲地走着。

他曾在日记中写：“假使希望存在，它就在群众身上。”这句话不断出现在他的脑际，昭示着神秘而荒谬的真理。他来到位于原圣潘克拉斯车站东北处的褐色贫民窟，在一条用鹅卵石铺就的小路上行走。路的两旁是矮小的双层楼房，它们破破烂烂的大门就立在人行道的旁边，很奇怪地让人联想起耗子洞。到处都是肮脏的积水，许许多多的人在黑洞洞的大门里进进出出，在狭窄的小巷里来来往往。女孩们宛若盛开的鲜花，涂着俗艳的口红，被男孩们追逐。身材臃肿的女人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让你看到女孩们十年后的样子。还有迈着八字步、身形佝偻、慢慢移动的老人以及打着赤脚、穿着破烂、在污水坑里玩耍的孩子——他们一听到妈妈的呵斥就四散奔逃。

屋子上的玻璃窗差不多有四分之一都被打破，用木板钉起。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温斯顿，只有几个人好奇又小心地看着他。两个彪悍的女人叉着砖红色的手臂在门口闲聊，走近她们时，温斯顿听到了她们的谈话。

“‘是’，她说，‘这样很好’。‘不过，如果你是我，你也会和我一样。评判别人总是很容易，’‘但我的麻烦你可没遇到。’”

“啊，”另一个女人说，“就是这样，问题就在这儿。”

两个尖利的声音突然安静下来，两个女人都用敌意的目光打量着正向她们走来的温斯顿。但准确地说那不是敌意，而是警觉，就好像人看到陌生的动物经过，产生暂时的紧张。这条街很少能看到党员的蓝色制服。对温斯顿来说，在这里被人看到并不明智，除非公务在身。若碰上巡逻队，一定会被他们拦住：“能出示下您的证件吗，同志？您在这里做什么？您什么时候下班的？这是您常走的回家的路吗？”诸如此类。并没有什么规定禁止人走其他的路回家，但如果被思想警察知道，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突然整条街都骚动起来，警报声此起彼伏。人们像兔子一样钻进了门，一个年轻的女人从门洞里蹿出来，一把拽过在水坑里玩耍的孩子，用围裙围住，又迅速地蹿了回去，所有动作一气呵成。同时，街道的一边突然出现了一个穿得像手风琴一样的黑衣男子，男子一边向温斯顿跑来，一边紧张兮兮地指着天空。

“汽船！”他大喊：“小心，先生！上面有炸弹，快趴下！”

群众不知为什么将火箭弹称作“汽船”。温斯顿立即扑倒。群众给你的警报通常是准确的。他们似乎有种直觉，虽然据说火箭弹的飞行速度已赶超音速，他们还是能在火箭弹袭击的数秒之前感应到它。温斯顿用双手护住头。就在这时，轰隆一声巨响，似乎要将整个街道掀起来，有什么东西雨点般地落到了他的背上，他爬起来一看，原来附近的一扇窗户震碎了，飞溅出玻璃碴儿。

他继续走，炸弹将前方两百米处的房屋炸得粉碎，一股浓黑的烟柱高悬天空，而在它下面灰尘形成的云雾腾空而起，人们纷纷涌向废墟。温斯顿身前的街道上堆着一小摊灰泥，一个鲜红色的东西落在那里。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只齐腕炸断的手，除了靠近手腕的地方血肉模糊，这只手惨白得好像石膏制品。

他将它踢进水沟，然后避开人群，拐入右边的小巷。三四分钟后，他已走出被轰炸的区域。肮脏的大街上人来人往，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快20点了，群众云集的小酒吧（他们称其为“酒馆”pubs）里客人盈门。黑乎乎的弹簧门不断地打开、关上，骚臭味和陈年啤酒以及碎木屑的气味混在一起从门内飘出来。一幢房子凸出来，形成了一个角落，角落里有三个人，站得很紧。中间的那人拿着折好的报纸，其他两人站在边上看。无须看清他们的表情，从他们的姿势上就能看出他们有多么专注。他们显然正在阅读一则重要新闻。就在温斯顿离他们只有几步远的时候，三个人突然分散开来，其中两人爆发了激烈地争执，有那么一会儿，他们几乎气炸了。

“你他妈的就不能好好听我说话吗？我告诉你，过去十四个月都没有末尾是7的数字赢过！”

“不，它赢过！”

“没赢过，从来没赢过！过去两年所有中奖号码我都记纸上了，就在我家放着呢，和表一样准。没有末尾是7的赢过——”

“不，7当然赢过！我差不多能说出来究竟是他妈的哪个数字。末尾不是4就是7，是在二月——二月的第二个星期。”

“二月你奶奶！我白纸黑字记下来的，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号码——”

“嚄！住嘴！”第三个人说。

他们在谈论彩票。温斯顿走了三十米，又回头看了一眼，发现他们还在争吵。群众唯一关注的大事便是每周一次的大抽奖，奖金丰厚。对他们来说，彩票是支撑他们活下去的理由，是他们的乐趣所在、愚蠢所在，是刺激他们大脑的兴奋剂。看到彩票，原本连读写都不大顺利的人也开始进行复杂的运算，甚至连记性都变好了。还有些人干脆靠预测中奖号码、卖中奖秘籍和吉祥物为生。温斯顿和彩票运作无关，那是富部的事情，但他知道（实际上每个党员都知道），奖金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中大奖的都是不存在的人，只有小奖才会发到中奖者手里。在大洋国地区间的信息交流十分不畅，安排这样的事并不困难。

然而，你必须坚信，假使有希望，它就在群众身上。将这句话记录下来，它合情合理。观察一下街上那些和你擦肩而过的人，它就会变成一种信仰。转弯后，他走上下坡的路，觉得自己之前曾来过这里，往前不久便是主干道，前方传来嘈杂的人声。这条街突然转了方向，走到了头，台阶的尽头是一条低陷的小巷。巷子里有几个小商贩，正在卖打了蔫的蔬菜。温斯顿突然意识到他身在何处，再转一个弯，不用五分钟，就是他买日记本的那家旧货店。而这家店铺旁，还有个小文具店，当初他就是在那里买的笔杆和墨水。

他在台阶上待了一会儿。小巷的对面有一家肮脏的小酒馆，酒馆的窗户上积满了灰尘，看上去就像结了一层霜。一个弯着腰的老人推开酒馆的弹簧门走了进去，他的胡子全白了，像虾须一样翘翘的，但动作依然矫健。温斯顿看着他，想，这老人至少有八十岁，在革命开始时他就已步入中年。他，以及其他一些人，是留下的极少数的能够联结已经消失了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纽带。在党内，几乎没有谁的思想是在革命前定型的。绝大多数老一辈都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中被清除了，侥幸活下来的极个别人也已魂飞魄散，彻底在思想上投降。如果有哪个活下来的人能告诉你本世纪早期的真实情况，那他一定在群众中间。突然，他又想起他所摘抄的那段来自历史课本的文章，一个疯狂的念头萌生了，他可以走进酒馆，和那老头说说话，问他一些事情。他想问他：“您小的时候，生活是怎样的呢？和今天一样吗？哪些比现在好，哪些又比现在糟？”

他唯恐自己有时间害怕，所以急匆匆地走下台阶，穿过狭窄的巷子。他肯定是疯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他不许和群众交谈，不许进入群众的酒馆，但这样的举动很难不引起他人的注意。他想好了，若巡逻队来了，他就说他突然感到头晕，不过他们多半不会相信他。他推开门，一股可怕的劣质酸啤酒的气味扑面而来。他一走进酒馆，里面的说话声就小了一半，他可以感觉到每个人都在盯着他的蓝色制服，屋子里面玩飞镖的人足足停下来半分钟之久。他跟着那个老头来到吧台前，老头正为什么事和酒保争吵。酒保很年轻，人高马大，手臂粗壮。还有几个人端着酒杯看他们吵。

“我已经够礼貌了，不是吗？”老头非常生气地挺着肩膀说，“你的意思是这鬼地方没有他妈一品脱的杯子？”

“什么他妈一品脱？”酒保的手指撑着柜台，身子向前倾着。

“听我说！一个酒保居然不知道什么是品脱？一品脱是半夸脱，四夸脱是一加仑。下次还得从a、b、c开始教你。”

“从来就没听过这些。”酒保说，“一升，半升，这儿全是这个卖法。杯子就在你前面的架子上。”

“我就喜欢说一品脱，”老头很固执，“你没那么容易让我不说品脱，我年轻时没有他妈的按升卖这回事。”

“你年轻的时候我们还在树上呢。”酒保一边说着，一边看了看其他人。

大家哈哈大笑，将温斯顿刚进来时的那种不安的气氛一扫而空。老头布满胡楂儿的脸变得通红。他嘟嘟囔囔地转过身，撞到了温斯顿。温斯顿轻轻搀住他的手臂。

“我可以请您喝一杯吗？”他问。

“真是个绅士，”老头再次挺起肩膀，似乎没有注意到温斯顿的蓝色制服。“品脱！”他向酒保喊，声音里有挑衅的意味。“一品脱猛的！”

酒保拿出两个厚玻璃杯，在吧台下的水桶里洗了洗，然后在两个杯子里分别倒了半升深棕色啤酒。在群众的酒馆里，你只能找到啤酒。群众不允许喝杜松子酒，不过他们很容易就能买到。人们暂时忘记了温斯顿，重新玩起了飞镖，谈起了彩票。温斯顿和老头在一张靠窗的桌子旁坐下，不用担心旁人听到他们的谈话。虽然这极其危险，但至少屋子里没有电屏，打一进酒馆，他就注意到这点。

“别想让我不说品脱，”老头抱怨着坐了下来，酒杯放在他眼前。“才半升，太少了，不够劲儿。一升又太多，会让我的膀胱忙个不停，更别说那价钱。”

“您年轻时一定和现在有很大变化。”温斯顿试探着说。

老头眨了眨淡蓝色的眼睛，目光从飞镖台移到吧台，又从吧台移到男厕所门口，似乎在这酒吧里寻找着变化。最后，他说：“啤酒更好，也更便宜。我年轻时，管淡啤酒叫汽酒，四便士一品脱。当然这是战前的事了。”

“哪次战争？”温斯顿问。

“所有战争，”老头含含糊糊地说，他拿起杯子，挺了挺肩膀，“祝你身体健康！”

他干瘦的喉咙上尖尖的喉结飞快地上下抖动着，啤酒喝光了。温斯顿走到吧台又拿回两杯啤酒，每杯都有半升多。老头好像忘记了他刚刚还在反对喝一整升啤酒。

“您比我年长多了，”温斯顿说，“您在我出生前就是个成年人了，您还记得革命前的那些老日子吗？我这个年纪的人对那时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们知道的都是从书上看到的，可书上写的又不一定是真的。我想听听您怎么看。历史书里说，革命前的日子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的压迫最严重，贫困不公，超出人的想象。就在伦敦，大部分人直到死都没吃过饱饭，他们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没靴子穿，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九岁就离开学校，十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同时，只有很少人，差不多几千个，是资本家。他们有钱有权，每样东西都是他们的财产，他们住着豪华的大房子，有三十多个仆人伺候着。他们坐着汽车、四个轮子的马车，出去喝香槟。他们戴着高高的礼帽——”

老头突然眼睛一亮。

“高礼帽！”他说，“真有趣，你会提起这个。我昨天还想到它了呢，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很多年都没见过高礼帽了，连影都见不着。最后一次看到它还是在很多年前，在我嫂子的葬礼上。那是在——好吧，我说不上具体的日期。但那怎么也得有五十年了，特地为葬礼租的帽子。”

“高礼帽不重要，”温斯顿说，“重点是那些资本家以及律师、牧师等靠他们生活的人——他们是这世界的主人，所有的一切都对他们有利。你，普通大众、工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想怎么对你们就怎么对你们，他们可以把你们像运牛那样运到加拿大，若他们乐意，他们还可以和你们的女儿睡觉。他们使唤你们，拿一种叫九尾鞭的东西抽你们。每次你见到他们都不得不脱帽行礼。每个资本家都有一堆仆人——”

老头的眼睛又亮了起来。

“仆人！”他说，“现在居然还能听到这个词，我很久没听到它了。仆人！这让我回到了过去。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我常常在星期天的下午去海德公园听演讲，什么救世军、罗马天主教、犹太人、印度人——全都是这些事儿。我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但他很有魄力。‘奴才，’他说，‘中产阶级的奴才！统治阶级的走狗！’寄生虫——那是另外一个称呼他们的词，还有豺狼——他一定说过这话。当然，你知道，他说的是工党。”

温斯顿觉得两个人各说各话。

“我想知道的正是这个。”他说，“您有没有觉得现在比过去更自由了？您终于活得像个人了？过去，有钱人，他们高高在上——”

“贵族院！”老头沉浸在回忆里。

“贵族院，随您高兴，他们看不起您，仅仅因为他们有钱而您很穷？是这样吗？在那种情况下，您叫他们‘先生’，看到他们您还得把您的帽子摘下来？”

老头陷入思考，他喝掉了四分之一的啤酒，然后回答：

“是的。”他说，“他们喜欢你摸摸帽子表示尊敬。我不赞成这样做，我指我自己，但我也没少这么做。可以这么说，你不得不这样。”

“它经常发生吗——单说从历史书里看到的——那些人和他们的仆人是不是经常把你从便道上推到水沟里？”

“只有一个人推过我，就一次，”老头说，“就像发生在昨天。划船比赛的晚上人们闹得吓人——我在夏福特伯里大街撞到了一个小伙子，他有点儿像绅士，穿着衬衫，黑外套，戴着高礼帽。在人行道上摇摇晃晃地走着，我大概没留神撞到了他。他说：‘你就不能看着点儿路吗？’我说：‘你以为把他妈的整条路都给买下了？’他说：‘你再这么无礼，我就把你脑袋拧下来。’我说：‘你醉了，等会儿再收拾你。’我这可不是瞎说。他冲过来用手推我的胸，我差点儿就被推到公交车的轮子下了。我那时很年轻，我正要教训他——”

温斯顿非常无奈，这老头的回忆里只有些垃圾一般的小事。整整一天的时间都拿来问他，也问不出所以然来。党所说的历史可能是真实的，甚至有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他要做最后一次尝试。

“也许我没讲清楚，”他说，“我的意思是，您活了很长时间，你有一半时间都是在革命前度过的。举个例子，1925年，您已经成年了。您能说说，在您的记忆中，1925年比现在好，还是差？如果您可以选择的话，您更喜欢生活在哪个时期，过去还是现在？”

老头默默地看了看飞镖靶，喝光了啤酒，喝的速度比刚才慢了不少。当他再次开口说话时，语调里有一种哲学家般的隐忍，啤酒让他沉静下来。

“我知道你希望我说什么。”他说，“你希望我说我很快又会年轻起来，如果你问他们，大多数人都会告诉你，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变得年轻。人年轻时，身体好，有力气。可到了我这岁数，你的身体就没那么好了。我的脚有毛病，我的膀胱也很糟糕，每天晚上都得从床上爬起来六七次。但另一方面，人老了也有好处，你不会再为同一件事操心，也没有女人缠着你。这是件非常棒的事。不管你信不信，我差不多三十年没碰过女人了。我也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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