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希望存在，

温斯顿写道，

它就在群众身上。

假使有希望，它一定在群众身上。只有在那些被忽视的芸芸众生之间，在那些占大洋国人口85%的人们身上，才有可能酝酿出将党摧毁的力量。党不可能从内部崩陷，就算其中真有敌人，他们也无法聚集一起相互确认，传说中的兄弟会也是如此，它无力汇聚众人，只能三三两两地碰个头。对他们来说，反抗意味着一个眼神，一个声音中的变化，至多跑出一点传闻。但是群众不同，只要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他们就没必要躲在暗中进行活动，若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像马驱赶苍蝇那样站出来，到第二天早上，党就会被打得支离破碎。他们迟早会这样做的，不是吗？但——

他想起来，有次他正走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突然从前方传来数百人的喧闹声——那是女人的声音，绝望而愤怒，铿锵而低沉，如钟声一般久久回荡：“噢——噢——噢——噢！”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开始了！他想。暴乱！群众终于摆脱了羁绊！而抵达出事地点时，他看到的却是两三百个女人围在街边商摊的前面。她们神情凄恻，好像沉船上注定无法获救的乘客。之前那一整片的绝望已经碎裂成七零八落的争吵。原来有个卖劣质铁锅的突然停止出货，而不管什么品质的厨房用品总是很难买到。已经买到锅的女人被人群推搡，想快点离开，更多没买到的则围住摊位，指责摊贩看人下菜碟，囤货不卖。接着，又一阵吵闹声响起，两个胖女人争抢一只锅子，一个人的头发披散开来，锅的把手也被弄掉了。看着她们，温斯顿感觉恶心。就在刚才，数百人的喊叫还凝聚成那样可怕的力量，可她们为什么不为真正重要的事情大吼呢？

他写道：

不到觉醒的时候，便不会起身反抗；不反抗，就不会有觉醒。

这句话就像从党的教科书上抄下来的一样。当然，党曾声明，是自己将群众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革命前，他们被资本家摧残，不仅忍饥挨饿，还要挨打受难，女人被迫到煤矿做工（实际上，现在女人仍在煤矿里做工），小孩六岁大就被卖到工厂里。但是，遵循双重思想的原则，党同时又说，群众天生就是下等人，必须让他们处在“服从”的地位上，他们要像动物一样受制于简单的规定。而实际上，人们对群众知之甚少，也没有必要知道太多。在他们看来，群众的活动除了工作和繁衍，其他无关紧要。他们自生自灭，像阿根廷平原上放养着的牛群。他们似乎过着返璞归真的生活，一种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生活。他们降生，在街头长大。十二岁做工，经过短暂美丽有如鲜花绽放般的青春期后，在二十岁结婚，三十岁衰老，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在六十岁时死去。繁重的体力劳动，家人与孩子、与邻居的争吵、电影足球啤酒还有赌博，这就是他们的一切。控制他们并不困难。思想警察的特务在他们中间转来转去，一面散布谣言，一面跟踪并消灭那些有可能变成危险分子的家伙。但却从来没有尝试过向他们灌输党的思想。群众不需要有什么强烈的政治意识，党只要求他们拥有单纯的能够随时唤起的爱国之情，这有利于让他们接受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少的劳动所得。有时，他们也会不满，但这不满不会造成什么后果。因为他们不具备抽象思考的能力，他们只会对具体的细枝末节感到不满。那些罪大恶极的事情他们往往视而不见。他们中的大多数家里没有电屏，警察也很少去管他们的事。伦敦的犯罪率非常高，就好像一个充斥着小偷、强盗、妓女、毒贩和骗子的世界，但由于罪行都发生在群众身上，这并不重要。党允许他们按照老规矩处理道德问题，也没有将禁欲主义强加给他们。他们可以乱交而无需担心处罚，离婚也相对容易。若有必要，他们甚至被允许信仰宗教。他们不值得怀疑，正如党的口号说的那样：“群众和动物是自由的。”

温斯顿把手伸下去，轻轻挠了挠脚踝上的溃疡，那里又痒起来。说到底还是那个问题，你不可能知道革命前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从抽屉里拿出从帕森斯太太那里借来的、写给小孩子看的历史课本，将其中的一段话抄在了日记本上。

在伟大的革命开始前，伦敦并不是今天人们看到的这般美丽。那时的它是个黑暗、肮脏、充满痛苦的地方，很少有人能吃饱肚子，成千上万的穷人没有鞋子，居无定所。那些孩子年纪还没有你们大，就不得不去为残暴的老板干活，他们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动作稍慢就会遭到鞭打，还只能就着白水吃已经不新鲜的面包皮。

但就是在这样贫苦的大环境下，却还能看到一些高大华丽的房子，它们都属于有钱人，这些人被称作资本家，拥有数十位仆人。他们个个肥胖丑陋，面容凶狠，参见下页插图。他们穿着黑色的礼服大衣，戴着像烟囱一样的高帽。这就是他们的制服，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许穿。

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资本家的，所有其他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拥有一切土地、一切房屋、一切工厂、一切金钱。谁不听他们的话，谁就会被抓入大牢，或者被剥夺工作，活活饿死。普通人和资本家说话，要鞠躬行礼，摘下帽子，称他们“先生”，资本家的首领被称作“国王”，而且——

剩下的内容他都清楚。接下来，会提到穿细麻布法衣的主教，提到穿貂皮法袍的法官，提到脚镣手铐、踏车之刑，提到鞭笞、市长的宴会、亲吻教皇脚尖以及拉丁文里的“初夜权”。也许小孩子的课本里不会有这个。所谓“初夜权”就是依照法律规定，资本家有权和其工厂中的女人睡觉。

你要如何判定其中的哪些是谎言呢？现在，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比革命前好了，这可能确是事实。唯一相反的证据来自于你骨子里的无声抗议，这是一种本能，你觉得你无法忍受当下的生活，认为之前的情况一定有所不同。他突然觉得，现代生活真正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残酷和缺乏安全感，而在于它的空洞、晦暗和了无生趣。看看现实中的生活，它和电屏中没完没了的谎言毫无共同之处，和党宣称的理想目标也毫无共同之处。哪怕对党员来说，生活也是中性的多，政治性的少，比如努力完成日常事务，在地铁里抢占座位，缝补破袜子，向别人要一片糖精，节省一个烟头……而党的理想却大而可怕，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满世界都是钢筋水泥、大型机器和骇人的武器，到处都是勇猛的战士和狂热的信徒。大家团结一心，齐步前进，所有人都思想一致，所有人都喊着相同的口号，所有人都不知休息地工作着，战斗着，不停地打胜仗，不停地迫害他人——三亿人的脸都一模一样。但现实中的世界，却是城市破败，民皆饥色，人们饿着肚子穿着破鞋住着19世纪建造的几经修补的破房子，房子里还满是煮白菜和厕所的臭味。他好像看到了伦敦，那里庞大破败，有上百万垃圾桶，皱纹满面、头发稀疏的帕森斯太太也在其中，她对堵塞的水管束手无策。

他又伸手去挠他的脚脖子。电屏日以继夜地往人们的耳朵里塞统计数字，以证明今天的人们有更多的食物、更好的衣物、更结实的房子、更美妙的娱乐活动——人们比五十年前更长寿、更高大、更健壮、更快乐、更聪明，劳动的时间更少，受教育的程度更高。而这其中没有一个词能被证明、被推翻。比如，党说今天在成年群众中，识字的占40%，在革命前这个数字只有15%。党说，今天婴儿的死亡率只有160‰，在革命前这个数字高达300‰，就好比包含着两个未知数的等式。历史书上的每个数字，包括那些人们确信无疑的事情，都完全有可能出自虚构。就他所知，可能从来没有“初夜权”这样的法律，从来没有资本家那样的人，从来没有高礼帽那样的服饰。

一切都隐遁到迷雾里。过去被清除，清除的行为本身也被遗忘，谎言成为真理。他有生以来只有一次掌握了伪造历史的确凿证据，就在那件事发生之后，这点非常重要。证据在他的手指间停留了三十秒钟之久。1973年，一定是在1973年，无论怎样，它发生在他和凯瑟琳分居的时候。但真正的关键时刻，却比这还要早七八年。

这件事要从六十年代中期说起，即彻底消灭革命元老的大清洗时期。截至1970年，除老大哥外，其他人都被清除掉了。他们都被当做叛徒、反革命被揭发。高德斯坦因逃走了，藏了起来，没人知道他跑到了哪里；剩下的有一小部分失踪了，大部分在规模宏大的公审大会上坦陈罪行，遭到处决。最后活下来的人中有三个人值得一提，他们是琼斯、阿朗森和鲁瑟夫。他们在1965年被捕，像往常一样消失了一两年，生死未卜，之后又被突然带了出来，并按照惯例供认罪行。他们承认通敌（当时的敌人就是欧亚国），承认盗用公款，承认密谋杀害党的领导并在革命发生前就反对老大哥的领导。他们还称自己导演的破坏活动造成了成百上千人的死亡。不过在坦白了这些罪行后，他们得到了宽大处理，不仅恢复了党籍，还收获了听上去很重要实际很悠闲的职位。他们都在《泰晤士报》上写了长长的检讨书，检讨自己堕落的原因并保证改过自新。

温斯顿曾在栗树咖啡馆见到过他们三个，那是在他们获释后不久。他记得他观察他们，又吃惊又害怕。他们比他年长得多，来自旧世界，是党建立之初那段英雄岁月留下的最后几个大人物。他们身上隐隐地散发着地下斗争和内战时期的风采。尽管事实和年代已经面目模糊，他仍有一种感觉，在知道老大哥前，他就知道他们了。他们是罪犯，是敌人，是不能接触的人，同时可以肯定不出一两年他们就会死掉。落在思想警察手里的，没有一个能逃过这样的结局。他们只是等着进坟墓的行尸走肉罢了。

他们周围的位子是空的，靠近他们很不明智。他们安静地坐在桌子旁，对着店里特制的丁香味杜松子酒。三人之中，鲁瑟夫给温斯顿的印象最深。他曾是远近闻名的漫画家，他的讽刺漫画在革命前和革命中都给了人们很大鼓舞，即便在今天，每隔一段时间，《泰晤士报》上就会刊登他的漫画，不过那些漫画只是他早期风格的模仿，既缺乏活力又没有说服力，还总是同一个老主题：贫民窟、饥饿的孩子、巷战、戴着高帽的资本家——甚至在巷战里，资本家也戴着高高的礼帽——他徒劳地尝试重现往日风采。他灰色的头发泛着油光，脸皮松弛，布满伤疤，嘴唇则厚得像黑人。从他高大的身材可以看出，他曾经一定健壮无比，但现在垮下来，发起胀，似乎会向各个方向散开。他就像一座即将倒塌的大山，就要在你的眼前破碎。

作者“乔治·奥威尔”的其他小说

《一九八四》《动物庄园》《动物庄园(动物农场,一脸猪相)》《一九八四(1984)》《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缅甸岁月》《上来透口气》《动物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