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值下午三点，人不多。温斯顿已经忘记自己去咖啡馆的理由。咖啡馆里几乎没有客人，电屏上播着轻柔的音乐。那三个人一动不动地坐在角落里，不发一言。服务生主动拿来杜松子酒。就在他们隔壁的桌子上有个棋盘，棋子已经码好，他们也没有去玩。大约一分半钟后，电屏里的音乐突然改变，变成难以形容的、刺耳响亮的歌曲，那声音带着几分嘲讽，温斯顿在心底称之为“黄色警报”，电屏里唱道：

在栗子树的绿茵下，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他们躺在那儿，我们躺在这儿，

就在栗子树的绿荫下。

三个人听了，依然一动不动。温斯顿看了看鲁瑟夫那张已经毁掉的脸，发现他的眼睛里溢满泪水。他第一次注意到阿朗森和鲁瑟夫的鼻梁都断了，这让他胆战心惊，虽然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胆战心惊。

这之后不久，三人又被抓走，说他们在被释放后依然从事阴谋活动。而在第二次受审时，他们不只重新交代了之前所有旧的罪行，还供认了一些新的罪行。这次，他们遭到了处决，他们的结局被写入党史以儆效尤。差不多五年后，即1973年，温斯顿从桌上那一大摞由气力输送管递出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小片报纸。那显然是不小心夹在中间，忘掉拿走的。他将它打开，登时就意识到它意义重大。那是从十年前的某期《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是报纸的上半页，注着日期。而在这片报纸上有一张在纽约举行的党大会的照片，照片上位于中间的正是琼斯、阿朗森和鲁瑟夫。一点没错，照片下的说明里还有他们的名字。

问题是，在两次的审判中，三人招认，那一天他们全部都在欧亚国，正要从加拿大的某个秘密机场往西伯利亚的一处接头地点，与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进行会面，将非常重要的军事机密透露给他们。温斯顿对那个日期印象极深，因为那天刚好是仲夏日，但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一定也有关于这件事的记录。所以只有一个可能：那些供词是谎言。

当然，这样的事情并不新鲜，就算在当时，温斯顿也不认为那些在大清洗中被清除掉的人真的犯了指控的罪行。但这张报纸却是确凿的证据，是被抹杀了的过去的一个碎片。就好像一枚骨化石突然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地层里，致使地质学的某个理论被推翻。假使有办法将它公诸于世，让所有人都知道它的意义，就能让党灰飞烟灭。

他继续工作，看到这照片并明白它的意义后，他马上用一张纸将它盖住，所幸在打开它时，从电屏里看，它是上下颠倒的。

他将草稿本放在膝盖上，又把椅子往后拖了拖，尽可能地躲开电屏。控制好面部表情并不困难，只要花点工夫，连呼吸都能控制住，但你控制不了心跳的速度，而电屏却灵敏到连这也能接收到。大约有十分钟，他一直担心会有突发事件暴露自己。比如，突然吹过桌面的一阵风。之后，他没有再打开那张纸，而是将它和其他废纸一起丢到了记忆洞里。也许再过一分钟，它们就会被烧为灰烬。

这是十年，不，是十一年前的事了。若是在今天，他很可能会将那张照片留下来。奇怪的是，尽管现在这张照片和其他记录在案的事件都只存在于记忆中，他仍然觉得，拿过照片一事意义非浅。他想，这已然不在的证据毕竟曾存在过，党对过去的控制还是那么强吗？

然而，即使今天这照片从灰烬中复原，它也不可能成为证据。他发现照片时，大洋国已不再和欧亚国交战，而这三个死去的人都是东亚国的特务，都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自那之后，交战的对象已几经变化，究竟变化了两次还是三次，他也记不清了。供词很可能被反复重写，以至于原有的日期和事实真相都失去了意义。过去不仅被篡改，还被不断篡改。他从未仔细想过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地伪造过去，这个问题犹如可怕的噩梦让他饱受折磨。伪造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它深层的动机却让人困惑不解。他再次拿起笔，写道：

“我明白怎么做，我不明白为什么。”

很多次，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疯子。也许疯子就是指少数派。曾经人们认为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发疯的征兆。但在今天，相信过去不会被篡改也是发疯的征兆。他可能是唯一一个会这样想的人。若真如此，那他就是个疯子。不过，想到这里他并不害怕，让他害怕的是，他的想法可能是错的。

他拣起那本写给小孩子的历史课本，看了看印在卷首的老大哥肖像。老大哥正用那双能将人催眠的眼睛看着他。一股巨大的力量压迫着你，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刺穿你的头颅，直抵你的大脑，它恐吓你让你放弃信念，差不多要说服你否认你的感觉。最后党说二加二等于五，你也不得不去相信，而他们无可避免地会这样做：他们的地位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哲学不仅会否认经验的有效性，还会否认现实的存在性。常识是异端中的异端。令人恐惧的不是你不想其所想便杀了你，而是他们有可能是对的。毕竟，我们要如何知道二加二等于四？我们又怎么知道地心引力的存在？怎么知道过去不可改变？若过去和客观世界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意识里，意识又能被控制——那要如何是好？

但是，不！他的勇气突然迸发出来，没有特意去想，脑海中就浮现出奥布兰的脸。他比从前更加明确地知道，奥布兰就站在他的一边。对，他在为奥布兰写日记，就好像在写一封没有结尾，没人会读，却有特定接收对象的信。而他的文笔也因此变得生动。

党告诉你不要相信你的所见所闻，这是他们最终也是最本质的命令。他所面对的力量是何等庞大，党随便一个知识分子都可以轻轻松松将他驳倒，不要说去反驳那些狡猾的论点，光是理解它们，他就无法做到。一想到此，他的心就不禁一沉。但是，他是正确的，他必须去捍卫那些明显的、朴素的、真实的东西！客观世界是存在的，它的规律无可更改。石头硬，水湿，没有支撑的物体会向地心坠落。他有一种感觉，他正在向奥布兰说话，正在阐述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因此，他写道：

“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若它成立，其他一切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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