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附近的一家精神病院里。院子的主楼是苏式的，显得高大笨重，如同是一座红砖碉堡。院子的外墙上原本种着些植物，但由于海拔太高，大部分已经死掉，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小树苗，显得格外寒酸。除了那栋苏式主楼之外，还有两栋侧楼，一栋住着长期病号，相当于精神病人的养老院；而另一栋是短期病号，都是临时发病后送进来的。长期病号楼内的病人显得比较安静，而短期楼内则时常传出病人的嚎叫声。

作为这里的护士，她们都愿意选择长期楼，那儿的病号易于管理，有许多还是有教养的。

护士安小敏和隋琳在卫校的时候就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又都分配到这里。她们的专业并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被调剂到精神病护理，所以，两人都不高兴。但好歹她们分进了长期楼，和那些易于伺候的病号在一起。

安小敏性格好强，家境也不错，上班常常迟到，在班上也经常偷懒睡觉。隋琳的性格正好相反，她是个孤儿，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艰辛，对于来之不易的工作虽然不大满意，但时间长了，她深深地同情这些精神病人，希望能够减轻他们的痛苦，尽量多帮助他们做些事情。

在两个护士护理的病人中，有一个特殊的病号。根据病历，她的名字叫沈倩。她的病历上说她已经有四十多岁，但从相貌上看，仿佛只有三十多岁。她的脸庞很漂亮，眉毛高挑，仿佛苏联电影中的娜塔莎。人们纷纷传说她曾经嫁给一个大官，但由于命不好，无法消受荣华富贵，最后得了精神病，被送到了这里。

根据其他护士的传闻，每年年初，都会有一辆小车来到精神病院，一个很气派但左腿微瘸的男人从车上下来，把沈倩一年的护理费交上。接下来，男人会去沈倩居住的病房，但男人一来到楼门口，还没有进楼，病房内的女病人似乎就能感觉到，并且表现出烦躁不安。男人一进病房，女病人就如同见了鬼一样向墙角躲去。

“我是小伟。你不认识了？”男人会问道。

女病人一声不吭，把头埋到手掌中，蜷缩着身子。

“你说话。”

女病人还是一言不发。

一直到男人离开，女人不会说一句话。实际上，自从来到了精神病院，女人从来不说话。一旦男人离开，她迅速从墙角站起来，脸庞沾满了浑浊的泪水。到了夜里，就会听到她的长吁短叹，要好几天才能恢复正常。

每年春天，男人都会来一次。每年男人说的话都差不多，每年女人都往墙角里躲，甚至连躲藏的墙角都是同一个。

在平常，她的生活却不需要别人帮忙，自己打饭，自己吃饭洗碗，自己睡觉自己起床。但始终一言不发。

“那个男人就是那个大官吗？”安小敏问其他护士。

“应该是。”

一个律师能给护士带来多少好运“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躲开，要知道，那个男人付了钱，她才能住在这儿啊，就算没有一点儿感激的意思，也不应该躲着啊。”

“我总感觉她受过很多的委屈。”隋琳说。

“只要有了荣华富贵，什么委屈都不算什么。那是个什么样的大官啊？”安小敏说。

后来她们打听到那人是个领导，安小敏就更加觉得病人不知好歹了。

一天，那个男人坐着车再次来到了精神病院。他带着墨镜，身材高大，虽然已经快五十岁，但身体很结实。唯一的缺陷就是左腿有些瘸，但很轻微，如果不仔细观察，就看不出来。

安小敏想帮助他。在男人交完钱向病房走去的时候，安小敏事先进了女病人的房间。男人进了楼，女病人开始向墙角躲的时候，安小敏率先占领了墙角，把女病人向外推着。“别躲了，你的家人来看你了。”她说。

女病人开始死命地推着她，想把她推开。

“你有什么好躲的？要知道你是个寄生虫，靠别人养着你！”安小敏厉声说。

男人进了房间，恰好看到这一幕。女病人如同发疯一般和护士厮打着，她的眼泪混合着口水，顺着下巴一直流到惨白的脖颈，发出沉重的哭声。

“你在干什么！干什么！”男人大喊着冲了过来。

护士以为男人在训斥病人，但男人冲过来，却抓住了她的手腕，如同扔一个包裹一般把她扔在了一旁的床上。这时，她才明白过来，男人训斥的是自己。

女病人在男人抓护士的时候，早已经占领了墙角，缩成一团，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在帮你。她不应该这么对你。”安小敏委屈地说。

但男人根本没有听她的话，仿佛她根本不存在。男人走到女病人身前蹲下，问道：“你怎么了？”

女病人一言不发。

“你没事吧？”男人还问。但如同往年一样没有结果。

过了一会儿，男人离开了，再没有看护士一眼。几天后，女病人恢复了正常。

在安小敏看来，男人和女病人之间是在演戏，男人并不关心女人，来这里只是尽他的责任而已，而女人也只是故作姿态。从此以后，她开始给女病人小鞋穿，常常不给她换洗衣服和床单，到了吃饭时间不来叫她，或者偷偷地把屋子的电闸拉下，让她得不到光亮。

然而，女病人仿佛没有感觉到有人在故意整她，她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于周围的一切视若无睹。

在所有的护士中，只有隋琳对这位女病人充满了同情。她发现，病人安静的时候，那双眼睛如同宽广的大海一样沉静。她喜欢坐在病人的床头望着病人，病人也安静地望着她。护士会把自己的痛苦讲给病人听，虽然她不会说话，却是一个合格的聆听者。如果她会说话了，隋琳反而不敢把这么多秘密都告诉她。她们在相互依赖着，仿佛因为彼此，病人才能忍受疯人院的嘈杂，而护士也能忘记对工作的不满、失恋的痛苦以及对生活的无奈。

然而，有一次，隋琳再次谈到她的男友离她而去，去了广东打工，并找了一个南方女人时，她听见病人叹了一口气。那一瞬间，她突然觉得，病人听懂了她说的话。

“你听懂我说的话了。”隋琳高兴地说。

病人的眼睛带着同情，望着护士。大约过了一会儿，护士听见一句话：“我都懂，可怜的姑娘。”

“你会说话？”护士惊讶地问道。

病人又叹了一口气：“我只是不想说。”她的声音有些羞涩，因为长时间不说话，显得不自信，发出来的声音有些怪。

护士的第二个念头是，这个人并不是疯子。

“你没有病，对吗？”

病人看上去很为难，她不想说话，但因为开过口，又不想拒绝姑娘的好意，最后终于说道：“我是个病人，没有人能治好我。我现在累了，想睡觉。”

“好的。等我明天来了，你还会和我说话吗？”护士问道。

病人又犹豫了。

“会吗？”

“也许会。”

从那天开始，一旦没有人的时候，隋琳就会和病人谈话。病人似乎很担心别人知道她会说话，这样会影响她宁静的生活。与别人不同，她似乎把疯人院看成是避难之所。她很少和隋琳谈自己，每次护士只要问到她，她就会把问题岔开。她们只谈护士的事情，病人会帮她出主意，或者开导她。

“我是不是很不幸？”护士有时候会问病人。

“你比一些人幸运。”

“我知道，我比起你来算幸运的，至少我还有朋友，还能维持正常的生活。”护士叹了口气说，“难道你在外面真的一个朋友都没有？”

病人望着窗外，摇了摇头。

“你难道从来就没有精神病？你为什么这么久不说一句话？”

“为了找个地方躲起来。”病人回答。但她又拒绝再谈了，给隋琳留下了无数的疑问。

那个男人开车来过半年之后，一个从北京来的律师来到了精神病院。稍显肥胖的律师穿着西装，手中拿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香烟。他见到了院长，开门见山地和他商量，想把一位叫沈倩的病人接走。

“你是她监护人派来的？”院长问道。

“监护人？”

“那就说你不是她的监护人派来的。在我们这儿，如果要出院，必须由监护人签字才可以。”

“据我所知，她已经没有亲人了。”律师说。

“她有个前夫。”

“前夫不具有法律效力。”

“是的，如果她的血亲提出来，可以改变，问题是她已经没有其他亲戚，而要出院，必须有一个监护人。”

“一个成年人不需要监护人。”

“问题是，她是精神病人，她现在甚至连说话都不会，缺乏自理能力，这样的精神病人需要监护人。”

律师明白自己被引入了一个死循环当中。他提出要见一见病人，在塞给院长两包烟之后，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护士安小敏引着律师来到了病人的房间。

“你好。”律师有礼貌地说。

病人躺在床上，没有抬头看，也没有对律师表现出兴趣。

“她不会说话，就是个疯子。”安小敏插嘴说。

律师没有理睬安小敏，继续说：“你好。”

“我说过了她是疯子。”

“你好，我是受人委托来看你的。不是你的监护人让我来的，是其他的人。”律师说。病人侧了侧头，眼神中露出了惊讶。

隋琳恰好走了进来，听见了律师的话。“她还有别的亲戚吗？”她好奇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