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蓦地一惊，脸色发白，就像已经认识很久似的，嗫嚅地说：
“您是塞扎尔先生？”
“是的。”
“那么？……”
“我受我父亲的委派，有话要跟您谈谈。”
她轻轻地叫了一声：“啊，我的天主！”向后退了一步让他进来。他随手带上门，跟在她后面走进去。
这时他看见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坐在火炉前的地面上，正在和一只猫玩耍，炉子上正温着菜肴，冒着一股带香味的热气。
“您请坐。”她说。
他坐下来。稍等了一下，她又问道：
“怎么回事呢？”
他不敢说，眼睛盯着屋子中间已经摆好的桌子，桌上放着三份餐具，其中有一份是小孩用的。他看着背靠着火炉的椅子，椅子面前的桌上放着盆子、餐巾和玻璃酒杯，还有一瓶已经饮用过的红葡萄酒和一瓶尚未开封的白葡萄酒。这是他父亲的座位，背朝着火！她正在等他。他又见到餐叉旁边的面包，这是专门为他父亲准备的，他看得出来，因为奥托的牙齿不好，面包的硬壳已经剥去了。随后他又抬眼向上，瞥见墙上挂着他父亲的一张大照片，这是那年开博览会时在巴黎拍的，安维尔卧室的床上也钉着同样的一张。
年轻妇人又说了一句：
“那么，塞扎尔先生——？”
他看了她一下。她脸色苍白，正极端焦虑不安地等待着，由于害怕，两只手都在发抖。
于是他鼓起勇气说：
“是这么回事，小姐，爸爸在星期日开猎那一天去世了。”
像晴天霹雳一般，她被惊得呆住了，一动不动，过了好一会才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喃喃地说：
“啊！这不可能！”
接着，眼泪突然涌上眼眶，她举起双手捂住脸，哭了起来。
小男孩掉过头来看见妈妈在哭，大喊大叫起来。后来明白他母亲这突如其来的悲伤是来自这个不认识的人，就扑向塞扎尔，一只手抓住他的裤子，另一只手使尽全力捶打他的大腿。塞扎尔面对着这个正为他父亲哭泣的女人和这个保卫自己母亲的孩子，既深受感动，又张惶失措。他觉得自己也激动得控制不住了，眼睛里已充满泪水。为了控制自己，他开始讲事情的经过。
“是这样的，”他说，“不幸发生在星期日早晨八点钟左右……”他讲下去，就仿佛她在倾听一样，讲得详详细细，没有漏掉任何一点细枝末节，就像通常农民叙述事情时一样，那怕芝麻大的小事也要讲清楚。小男孩一直在打他，现在抬起小脚来踢他的踝骨了。
当他讲到老奥托提到她的时候，在哭泣中的她听到自己的名字，松开捂住脸的手问道：
“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听您讲的话，我很想知道详细情况……要是您不嫌麻烦的话，请您再讲一遍怎么样？”
于是他又用同样的词语从头讲起：“不幸发生在星期日早晨八点钟左右……”
他把一切都详详细细地讲了，讲了很长时间，讲得有板有眼，有时还加上一些他自己的想法。她贪婪地听着，以她女性特有的敏锐神经理会他讲的这些枝枝节节和一些突如其来的变化，吓得浑身发抖，有时还脱口叫出一声：“啊，我的天主！”小男孩认为妈妈已经平静了，就不再打塞扎尔，抓住妈妈的手也在聆听，好像他也听得懂似的。
叙述完毕后，小奥托跟着又说道：
“现在让我们依照他的遗愿，一起来商谈一下吧。请您听好，我生活富裕，他有一笔财产留给我，我不希望您有什么好埋怨的……”
然而她抢着打断他的话：
“啊！塞扎尔先生，塞扎尔先生，不要在今天谈，我的心已碎了……下一次，过一天再谈吧……不要在今天……即使我接受，请您听好……这也不是为我自己……不，不，不，我向您发誓，只是为了这个孩子，而且，这笔钱要存在他的名下。”
塞扎尔吃了一惊，猜出来了，嗫嚅地问道：
“这么说……这个孩子……是他的了？”
“是啊。”她说。
小奥托望着他的兄弟，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感情，既非常激动，又非常痛苦。
这时她又哭起来。塞扎尔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沉默了好一会儿，他站起来说道：
“这样吧，多内小姐，我要走了，您看我们什么时候再商谈这件事呢？”
她叫起来：
“哎呀！不，不要走，不要走，不要丢下我孤孤单单地跟埃米尔在一起！我要伤心死的。我什么人也没有了，除了我的孩子，我没有一个亲人了。我多么命苦，多么命苦啊；塞扎尔先生！来，坐下来，您还要再跟我谈谈，您对我讲讲，整个星期他在那边都做些什么事？”
塞扎尔又坐下来，他已习惯于服从了。
她又搬来一张椅子，放在一直温着菜肴的炉火前面，靠近他身旁，自己坐下来，把埃米尔抱在膝上，然后询问塞扎尔有关他父亲的无数事情，都是一些生活上的琐事。从她的询问中可以看出来，不用想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可怜的妇人全心全意地爱着奥托。
顺着他那并不复杂的思路，他自然而然地又回到这桩不幸的意外事件上来，把已经讲过的枝枝节节又详细地讲了一遍。
当他讲到：“他肚子上有一个窟窿，可以放下两个拳头”时，她发出一声惊呼，泪水又重新从眼眶里涌出来。塞扎尔受到她的感染，也跟着哭起来；由于眼泪总能使人心软，他朝着就靠在他嘴边不远的埃米尔的额头俯身下去，吻了他一下。
做母亲的稍微平静一点下来，喃喃地说：
“可怜的孩子，他成了孤儿了。”
“我也是，”塞扎尔说。
他们又都不再讲话了。
但是，那种家庭主妇惯于想到一切，注重实际的本能突然在这个年轻妇人身上复苏了。
“您大概一个上午还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吧，塞扎尔先生？”
“是的，小姐。”
“哎呀，您一定饿坏了！您吃一点东西好吗？”
“谢谢，”他说，“我不饿，我心里太难受了。”
她答道：
“不管怎样难受，总得生活下去，您不要拒绝我！再说，这样您还可以多留一会儿。您一走，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
又稍微推辞了一下之后，他顺从了。他坐在她的对面，背朝着炉火；他吃了一份在炉子上烤得劈劈啪啪的肠子，喝了一杯红葡萄酒。但他没有让她开那瓶白葡萄酒。
他几次给这个小男孩揩嘴，他的下巴上涂满了调味的酱汁。
当他起身临走时，他问道：
“您看我什么时候再来和您商谈这件事情呢，多内小姐？”
“要是您方便的话，就在下个星期四吧，塞扎尔先生。这样我就不影响工作了，因为每星期四是我休息的日子。”
“行，就在下个星期四。”
“您来吃午饭，好吧？”
“啊，这个，我就不能答应了。”
“边吃边谈更好一些嘛，时间也可以更充裕一些。”
“那么，好吧，就在中午十二点。”
他又亲了亲小埃米尔，握了握多内小姐的手，然后走了。
三
这个星期在塞扎尔·奥托看来似乎显得特别长。他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生活过，孤独对他来说简直是难以忍受的。他一直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如同他的影子一般；他跟着父亲到田地里，父亲吩咐什么，他就监督手下人去执行，有时即使离开父亲一段时间，到了吃晚饭时就又能重新见面了。他们面对面坐着，一边抽着烟斗，一边谈论着马啊，牛啊，羊啊，共同度过夜晚；每天早晨醒来后的互相握手好像是一种深厚的骨肉感情的交流。
现在塞扎尔孤孤单单的了。他一个人在秋天的田野里踯躅着，还时刻指望着田野的尽头能够出现父亲那指手划脚的高大身影。为了消磨时间，他走进邻居家里，只要遇到没有听到过这次意外事故经过的人，他就讲给人家听，有时还重复讲给一些已经听过的人听。等到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可想了，他就坐在大路旁边，自己寻思这种日子怎么过下去。
他常常想起多内小姐。他喜欢她。他觉得她很有教养，正如他父亲说的，是个温柔诚实的姑娘。不错，是个诚实的姑娘，肯定是个诚实的姑娘。他决定把事情做得像个样子，出手大方一点，送给她两千法郎的年金，不过本金一定要放在孩子的名下。他想到下个星期四就又要见到她，和她商谈这件事，甚至于觉得有点高兴。随后又想到那个五岁的娃娃，他是他父亲的儿子，他的兄弟，这使他有点烦恼，有点不安，但同时又使他有点激动，心里热乎乎的。这是一种骨肉亲情，因为这个孩子虽然是个私生子，也永远不会姓奥托，要不要他都由他随意决定，他却是他父亲的亲骨肉，一看到他就使他想到他的父亲。
因此，到了星期四这一天早上，当他坐着格兰多尔热拉的车子走上通往鲁昂的大道，听着嘚嘚的蹄声时，他感到自从遭到不幸以来，他的心还从没有这样轻松过，他的精神也从没有这样振作过。
走进多内小姐的套间时，他看到饭桌已经和上个星期四一样摆好，唯一不同的是面包硬皮没有剥掉。
他握过年轻妇人的手，吻了埃米尔的双颊，然后坐下来，有点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尽管心情还很伤感。多内小姐看上去瘦了一点，也苍白了一点，她必定狠狠地哭过。现在她在他面前神态有点拘谨，好像她明白了上个星期在最初不幸的打击下她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她以一种过分的尊重、生硬的谦卑和令人感动的关怀态度对待他，好像要用亲切殷勤和忠心耿耿来报答他对她的善意似的。这顿午饭吃了很长时间，一边吃一边商谈他到这里来办的事情。她不愿意要这么多的钱。太多了，实在太多了。她做工挣的钱已经够自己生活的，她只是希望埃米尔长大后身边能够有几个钱就行了。但塞扎尔执意要给这么多，甚至还特意增加一千法郎，送给她作为她服丧的津贴。
喝完咖啡之后，她问他：
“您抽不抽烟？”
“抽……我自己有烟斗。”
他摸了摸衣袋，见鬼，他忘记带上了！正当他懊恼时，她把收藏在衣橱里的他父亲的一只烟斗拿来给他。他接过来，拿在手里，他认出来，又嗅了嗅，大声夸赞这只烟斗的质量，声音里带着激动；然后填上烟草，点燃起来。接着他又把埃米尔抱起来，让他跨在自己腿上玩骑马。这时她收拾桌子，把脏餐具藏到碗橱的最下层，等他走后再洗。
靠近三点钟光景，他恋恋不舍地站起来，想到要走，心里十分惆怅。
“好吧，多内小姐，我要走了，”他说，“祝您晚安。我非常高兴发现您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她站在他的面前，满脸通红，神情非常激动，一边看着他，一边想到另外那个人。
“我们不再见面了吗？”她问。
他回答得很果断：
“哪里，小姐，要见面的，只要您高兴。”
“这还用说，塞扎尔先生。要是您方便的话，还是下个星期四好不好？”
“好，多内小姐。”
“您自然要来吃午饭啰？”
“这……如果您一定要这样，我就来吃午饭吧。”
“那就说定了，塞扎尔先生，下个星期四，中午，像今天一样。”
“说定了，星期四中午，多内小姐。”
作者“莫泊桑”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