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初冬，已经很冷了。刮了一夜西北风，大地见了凌碴儿。梁永生一家人，越过一洼又一洼，穿过一村又一村，忍饥忍寒，苦熬硬挺，取道天津奔向关东。
梁志勇又冷又饿，而且越饿越冷，越冷越饿。他对娘说：“你听，我的肚子叫唤呢！”娘说：“哎，勒勒腰，呛呛劲，快走吧！”
“哎。”
“志勇，你看前边那烟囱。”
“那是哪里？”
“天津卫。”
“天津卫好吗？”
“好。”
“大吗？”
“大。”
“那里有杂面汤吗？”
“有。”
“多不多？”
“多。”
天真幼稚的志勇，心里想着天津卫的杂面汤，脸上泛起饱含希望的笑意，他把眉毛一扬又问：“娘，天津的杂面汤让咱吃不？”杨翠花怎么回答孩子呢？说“让吃”？不！不能欺骗孩子；说“不让吃”？孩子准像个撒了气的皮球，奔不上劲了。因此，只好不答腔。志勇仰脸一望，一颗亮晶晶的泪珠儿，正巧落在他那张大了的嘴里。志勇向娘说：
“娘，我不饿了！”
“好孩子！”
翠花说着闪出一丝微笑，可脸上的泪水更多了。
天津，终于来到了。
一家工厂的门口，就像散了戏的剧场一样，涌出一股人流。这些下班的工人，带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全部资财——饭盒子和烟斗，离开工厂，掺杂在马路两边的人流中。他们那破破烂烂、油污斑斑的衣着，标志着他们那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贫苦的生活环境。可是，他们那魁梧健壮的体魄，蕴藏着旺盛的火力；他们那一张张闪着红光的脸上，却洋溢着坚毅、豪迈的气势，乐观、自信的情绪，而没有一点悲观和颓丧。他们一边昂首挺胸地走着，一边向从另一家工厂走出来的工友热情地打着招呼。正在这时，一辆插着膏药旗的日本军用卡车，从金刚桥边横冲直撞地飞驰而来。一位工人赶紧拉住志勇往道旁一闪，那卡车嗖的一声擦身而过。有个老头儿躲闪不及，被碾进车轮……一个独耳朵的日本鬼儿，从司机棚里探出头来，满不在乎地朝后看了一眼。卡车没有停，继续向前飞驰。
灰尘飞扬的马路上，一片怒骂声。有些工人忽忽啦啦追上去，他们一面追还一面向前边路口上的警察挥臂呼喊：
“截住！”
“截住！”
梁永生望望那辆罩着黄帆布的日本军用卡车，又望望那个站在路口呆若木鸡的警察，愤怒的眼里要喷出火来。他将一口唾沫“呸”的一声吐在河里，狠狠地骂道：
“天津卫是中国人的地面儿，为啥准许日本鬼子这么横行霸道？”
兜卷着灰尘的秋风，很快就把车轮的血印吹掉了。可是，这条仇恨的血印，将永远印在梁永生的心里，印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梁永生正然愤愤不平地嘟嘟囔囔，突然觉着背后有人捅他一把。他回头一看，原是个拉洋车的。永生正想问“捅我干啥”，车夫抢先开了腔：
“老乡，从乡下来吧？”
“是啊。”
“是不是山东、河北边上的？”
“你咋知道？”
“听口音有点儿像！咱们是老乡啊——我也是那一带的人。”
“你的口音变了！”
“不变不行啊——说话不随地道，人家说咱是‘佬赶’，处处掐亏儿给咱吃……”
车夫把车子往路旁一靠，又问：
“你们想来天津干啥？”
“我们不在天津站下。”
“噢！来投亲的？”
“不！这么大的天津卫，我白天认得太阳，晚上认得月亮，除了它俩，再也没熟人了！”永生说，“打算闯关东去！”
“噢！你准是听说关东养穷人——是不是？”车夫说，“唉，才不是那么回事哩！我年轻的时候，听说张作霖的老师在江北开了个大煤窑，又管吃，又管穿，月月都是双工钱……像我这穷跑腿子的，站起来一个人儿，躺下一个铺盖卷儿，走到哪里不是家？所以我就投奔煤窑去了。走哇，走哇，一直走了好些天，总算阿弥陀佛——奔到了煤窑上。你猜怎么着？登上了号头儿，住了狗（工）棚子，见天有狗（工）头儿拿着鞭子催你下洞子，一气儿十二个钟头不叫歇着。到了月头儿算账时，大经理、二掌柜，人人都要上你的税；那个狗（工）头儿心更狠，胡他妈地说：‘老子天天侍候你，还要工钱？活着给我干活儿，死了上“万人坑”跟阎老五要钱去！’我受不了那号罪，也咽不下那种窝囊气，一跺脚，不干了！又跑到黑河去淘金。唉，那金子甭管澄多少，咱连个金星儿也得不着，全入了掌柜的保险柜了。”车夫缓了口气，又说，“还干过啥？还在兴安岭打过猎，长白山挖过参，也开过荒，伐过木头……干了这些行当，都是从屎窝儿挪到尿窝儿，哪里也不是咱穷人的‘安乐窝儿’。这不，又跑到天津来拉上了这辆‘臭胶皮’。”
翠花听了这一套，心里怵了头，就向丈夫说：
“咱甭下关东啦。”
永生只顾抽烟不吱声。车夫拽拽永生的衣角又说：
“你撅着这个小棉袄儿就下关东？”
“咋的？”
“不行呗！你们走一步冷一步，走一天冷一天。脚下关外早下大雪了。你们这身衣禄，一出山海关还不冻成肉干儿？”
梁永生觉得这位好心的车夫说得满对。可不去怎么行啊，这天津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哇！因此，只好说：
“我们是‘逼上梁山’——没法子呀！”
“你们是不是在卫里偎个冬？要去明春再走。”车夫说，“那样，走一天暖和一天，路上还好混点儿。”
“大哥，你的意思我明白。你的心我也承情。”永生说，“可是，俺一家五口子，都是两只肩膀扛着个嘴，指啥在卫里偎冬？”
“你会手艺不？”
“会锔锅。”
“不好办！那一行，要不在行会，在天津走不开。”车夫慢慢地试探着说，“哎，干我这一行——行不行？”
“拉洋车？可是没干过！”
“拉洋车是个苦差事，有力气就行——这营生儿没有三天的力巴。”车夫说，“要干我给你找个车保……”
“那敢是好！这件事就让大哥你费心吧！”
车夫从腰里掏出一把钥匙，递给永生说：“我有个穷哥们儿，也是卖大力的。前几天，锁上门回老家了，他那间房子我代管着，你们先到那里住下吧。以后他回来的时候，咱再另想法子。”车夫说罢，又告诉永生地址——南门外，海光寺，沿河五号。让永生领着家眷先自己去，他又拉着洋车去揽座儿了。临分手时，他还抱歉地说：“按理说，我该送你们去。可是，咱是蚂蚱打食紧供嘴，住了辘轳便干畦；一天挣不着钱，肚子就歇工。拉洋车不同别的，全仗着个穷力气；肚子一歇工，明天也就没法子干了！”他说完要走，永生问他：
“大哥，你叫啥名字？”
“看，你不问，我倒忘了！”车夫笑着说，“我叫周义林。”
梁永生一家，杂在马路两边的人流中走着。浑浊的空气里，充满了汽油味儿、煤油味儿。他们扯大拉小，东打听，西打听，转了老半天，才找到“沿河五号”。永生掏出钥匙，捅开门锁，摘下门铞儿，进屋一瞅，锅、碗、盆、勺样样有，高兴极了。不大工夫，周义林大哥来了。他拿来一些吃的烧的，满怀热情而又深含歉意地说：“都饿急了吧？快做饭！”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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