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站起来。大家鼓起掌来。
老洪一惊：“禄子？”
旁边的人问：“洪社长，你认识新来的焦书记呀？”老洪说：“岂止是认识，俺俩，话儿长了！”
台上王书记大声说：“请焦书记给我们讲话。”
焦裕禄摆摆手：“刚到兰考，还不熟悉情况，今天就不多讲了。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既然到兰考来工作了，就要真正扑下身子，实实在在地把兰考的事做好。我个人没有特别的本事，有党的领导，有大家的支持帮助，我有这个信心。”
大家再次鼓起掌来。
三级干部会散会了。走出会场，焦裕禄快步追上了老洪，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老洪说：“禄子，我简直像做梦一样啊。”
焦裕禄说：“洪哥，从淮海战役支前咱们在睢宁集碰面，一晃又是十几年了。”老洪说：“可不是嘛。听说你到洛阳搞工业后又调回尉氏当县委副书记，还惦着去看你呢。没想到，刚刚半年，你也到兰考来了。弟妹做啥工作？”焦裕禄说：“你弟妹还在尉氏呢。”老洪问：“有几个孩子啦？啥时把家眷接到兰考来？”焦裕禄回答：“六个孩子了。闺女儿子都是三个。忙过这一段，就让俊雅和孩子们过来。”
老洪说：“早点把他们接到兰考来吧。我家安在张营公社，有空你去啊。”
7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临时召开县委委员会议。
县委副书记张希孟汇报兰考的情况：“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全县水利工程基本上全毁掉了。去年一冬一片雪花没掉，今年春天又滴雨未下，风沙打死了二十一万四千多亩麦子，秋天又遭内涝，全县淹了二十万零三千多亩秋庄稼。又加上十万亩禾苗被碱死，全年粮食总产不过五千万斤，比解放前还低。全县九个区，受灾较重的区有七个，一千五百二十个社队受灾，灾民近二十万人。缺粮一千三百二十万斤，缺草一千八百万斤，缺煤……”
骤然响起的汽笛声打断了他的汇报。汽笛响过，张希孟继续汇报：“缺煤七千一百三十万吨，缺房一万八千间，缺……”
又是一阵汽笛声。
焦裕禄皱了下眉头：“情况先别谈了，下面我们换个地方开会。”
他披衣站起，走出会议室。常委们紧随其后。
他带领常委们向兰考火车站走去。
火车站里人头攒动，风雪中，逃荒外出的人群衣衫褴褛，横卧在车站的角角落落。一列火车刚进站，无数人扑上去，扶老携幼，碰撞拥挤，小孩子的哭叫声撕心裂肺。逃荒的人争相往车门口拥动，秩序大乱。车站工作人员手足无措，大声喊着：“别挤，危险！太危险了！”
焦裕禄大声喊着：“大家不要拥挤！按秩序上车！”
人们的嚷叫声吞没了他的声音。
乘务员也叫喊着：“别挤，就要开车啦。”有人踩着别人的肩膀往车窗里爬。有人爬上车顶。焦裕禄和委员们手忙脚乱地疏导着拥动的人潮。他伸开双臂护住了两位老人。他把一个孩子举过头顶……
列车鸣笛开动。焦裕禄从站台上捡起一只童鞋，热泪滴落在童鞋上。焦裕禄对常委们说：“同志们，灾民们背井离乡去逃荒，这是我们的责任。党把兰考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我们应该感到羞耻和失职。”
县委委员们低下头去。焦裕禄怔怔地望着远去的列车。
8
焦裕禄站在劝阻办门口，看着那块劝阻办的牌子。他心情沉重地把牌子摘掉了。李成走过来：“焦书记，我们劝阻办的工作没做好。”
焦裕禄说：“不是你们工作没做好，而是这个办公室就不能设。从今天起，劝阻办撤销。”说完，他夹着牌子走了。李成无奈地摇头。
半夜了，焦裕禄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索性起床，抽起烟来。
抽了三四根烟，焦裕禄披衣下床，走到屋外。张希孟的宿舍也在县委大院里，焦裕禄踱步到他门前，犹豫了半天，还是敲响了他的房门。
张希孟已经睡下了，问：“谁呀？”“我，老焦。”张希孟披衣下床，打开门，急问：“焦书记，出什么事了？”焦裕禄说：“没出什么事，睡不着，找你聊聊。”张希孟长舒了一口气：“可把我吓了一大跳。”坐下来，焦裕禄说：“老张呀，你是老兰考了，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工作在这里，你说说看，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张希孟沉吟了一下说：“我觉得，应该先从改变人的思想着手。”
焦裕禄说：“对，我俩想一块儿去啦，还应该在‘思想’前面加上‘领导干部’四个字。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转变。想想看，没有抗灾的干部，哪有抗灾的群众？要想改变兰考面貌，首先要改变县委的精神面貌。”张希孟一拍大腿：“太对了。在五六年以前，兰考是林茂粮丰，泡桐树成林成行，没有内涝，也没有盐碱。1950年33万亩沙荒，到1957年造了19万亩林，只剩下了14万亩。1958年大炼钢铁，泡桐树给砍了，砍得精光。烧了炭去炼钢，结果是钢没炼出来，树也没了。树一没，再也没有挡风的了，风沙就起来了。”
焦裕禄摸出烟，给了张希孟一支，自己点上一支。张希孟说：“还有，牲畜1955年是54000头，今年是20800头，死了快4万头呀！铁路南25万棵枣树，现在只剩了5万棵，20万棵摇钱树当劈柴烧了。当时头脑发热呀，觉得共产主义就近在眼前了。”焦裕禄说：“当时我在洛阳矿山机器厂，为支援大炼钢铁赶制焙烧窑，也是昼夜加班，命都拼上了。”张希孟说：“所以说啊，这几年经过这么几场运动，干部都心有余悸，不敢放开手脚干事情了。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先要让他们有个干事的心境。”
焦裕禄问：“老张呀，兰考干部队伍的情况怎么样？”张希孟说：“心有些散，很多干部闹着要调走。灾区条件艰苦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张希孟欲言又止。焦裕禄又给张希孟点了一支烟：“老张你尽管说。”张希孟说：“这几年总搞运动，干部胆小了，腿软了。全国反右，五七年结束了，到了五八年河南还在打右派，叫‘补划右派’。兰考不到一千干部，有366个被划成了右派。”
焦裕禄摇头。张希孟指着自己脑后说：“我当时也受到了降级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现在虽然摘了帽，这儿还留着一条辫子呢。”焦裕禄说：“老张你可不能腿软，你得挺起腰杆来。”沉默了一会儿，焦裕禄又问：“我想明天到下边走走，先到哪儿好？”张希孟说：“那你先去城关区的老韩陵吧，那是个灾情很严重的地方。”
第二天，焦裕禄和秘书李林来到老韩陵，他们直奔饲养员肖长茂的牛屋。
一进院他就喊：“肖大爷！”肖长茂端着筛子迎出来：“焦书记呀，你咋来了？”李林说：“肖大爷，这事怪了，焦书记刚到咱兰考工作，您咋会认识他？”焦裕禄说：“我从尉氏到兰考报到那天，公共汽车开到离县城十几里路远就熄了火，我是搭了肖大爷的骡车才到兰考的。”
李林说：“怪不得那天我在车站等了半天也没接上您呢。”焦裕禄对肖长茂说：“大爷，我到咱们村下乡，今晚就住您这儿了。”肖长茂说：“好好，焦书记呀，那天听说你是县委书记，吓了我一跳，真不敢想，你这么大的官，还坐我的大车。今儿个又睡我的牛屋，你不怕我这有虱子？”焦裕禄说：“不怕。上回您老人家说得空多和我聊聊咱兰考的事，这回我上门求教了。”
他看见屋里堆了很多风箱，就问：“大爷，咋您这屋里堆了这么多风箱？”肖长茂说：“这风箱呀，是上海乐器厂的两个同志在村子上收购来存放在这里的。上海乐器厂的人到兰考来买桐树，可现在兰考哪里还有泡桐呀？他们就各家各户去收购用桐木做的风箱。”
焦裕禄搬下一只风箱，拉了两下，敲了敲：“嗯，都是上好的桐木。”
李林说：“这上海人哪，门槛就是精，聪明绝顶，买不到桐树买风箱。”焦裕禄以指头叩击风箱，发出清脆的声音。说：“真是做乐器的材料。”李林说：“咱兰考泡桐全国有名，号称‘兰桐’，是制作乐器的首选材质。可是大跃进一来，泡桐树全砍了去烧炭炼铁了。兰考有三害，就是风沙、盐碱、内涝，这些全都是因为泡桐没了。”
焦裕禄锁紧了眉头。他给肖长茂点了支烟，问：“肖大爷，您说咱兰考是穷命，要把这穷命变过来，您老人家有什么好主意？”肖长茂说：“焦书记，这么大的事，您说俺这个喂牲口的能有啥见识？”焦裕禄笑了：“改变咱兰考面貌，是咱兰考人的事，您老人家年纪大了，有生产经验，我今天就是来向您老人家讨教的。”
肖长茂说：“焦书记呀，别的俺不知道，俺是个喂牲口的，知道再倔的牲口，只要摸透它的脾气，顺着它的性子来，就能制伏它。像咱老韩陵的这沙土窝，能种花生，能栽泡桐树，泡桐这东西挡风压沙，还能卖钱，木材用处大。你也看见了，连上海人都上咱兰考来买泡桐哩。”焦裕禄说：“大爷，您老这主意好。”肖长茂说：“还有一条，俺村牲口少，五十亩地才有一头牲口。要发展生产呀，就得多养牲口。不光是咱老韩陵，兰考的沙地都适合种花生，花生秧子又可以喂牲口，多种花生，牲畜也就发展起来了。”
焦裕禄掏出本子认真记着：“好哇！肖大爷，您这个主意也很好呀！”
肖长茂说：“饲养员多操心，下了牛犊能养好的，给他点奖励，牲口数的发展就会快啦。”焦裕禄说：“对！肖大爷，我们弄个文件出来，一定要给发展牲口有功的饲养员发奖。”肖长茂说：“焦书记呀，看得出你是个实在人，不说空话，这几年咱老百姓让那些大话、空话吓怕了。大跃进时说声要炼钢，让各家各户把锅全砸了，修小高炉要头发，妮儿们把辫子全剪了。说声讲卫生，给驴刷牙，给牛戴口罩。折腾来折腾去，穷得连吊起来当钟敲的锅都没了。咱兰考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肖长茂把烟袋递给焦裕禄。焦裕禄接过来，抽了一口：“肖大爷，您说得对，咱们再也不能瞎折腾了。”肖长茂说：“焦书记，有些话，上面的干部不敢说，可俺敢！咱兰考这几年连着受灾，人饿死了不老少，也有卖孩子的，也有把闺女送人当童养媳的，这些事旧社会倒是常有，可新社会了……”
焦裕禄猛然被烟呛了一口，剧烈地咳嗽起来。他的肝区隐隐作痛，忙用钢笔杆顶住肝部。肖长茂慌了：“焦书记，你……看你脸刷白，一头的汗……”焦裕禄努力忍着，压住肝区：“肖大爷，我没事，老毛病了，您接着说。”
肖长茂说着，焦裕禄捂着腹部一点点做着记录。那个晚上，焦裕禄跟肖长茂在牛屋里整整谈了一夜。
9
徐俊雅带着孩子们和老母亲来到兰考。一家八口，只有几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他们出了车站，被眼前的荒凉惊呆了。
焦国庆大声说：“这是兰考啊？我爸咋到这里来工作？连棵树也不长。”守云问：“妈妈，爸爸会来接我们吗？”焦守凤给妹妹系好扣子：“会的，爸爸一会儿就来了。”保钢摇着妈妈的胳膊：“妈妈，我要找爸爸。”徐俊雅哄着儿子：“别急，一会儿爸爸就来了。”孩子们的姥姥累得坐在包袱上：“俊雅，当年我就说过，跟上老焦呀，就没个安身的准地方。”
眼看到中午了，一家人等得心焦，不见焦裕禄的踪影。跃进问：“我爸怎么还不来啊？”国庆也问：“是啊，不是说到长途站来接我们吗？”
卖吃食的小贩在旁边吆喝着：“烧饼！烧饼来！”“枣发糕，枣发糕来！”
保钢摇着妈妈的胳膊：“妈妈我要吃烧饼。”守云说：“妈，我也饿了。”
徐俊雅安慰着孩子们：“再等一会儿，爸爸就要来了。”
李林和老洪推着自行车一路寻找过来了。李林过来问：“是焦书记家嫂子吧？”徐俊雅点点头。李林说：“我是县委办秘书小李，焦书记下乡了，让我来接你们。”又指着老洪说：“这是张营公社社长老洪。”
徐俊雅惊喜地说：“老洪大哥呀，老焦他总是说起您。”老洪说：“我到县委来看老焦，他上葡萄架公社了，正赶上李秘书要来接你们，我就跟上来了。”
老洪看着孩子们，摸摸他们的头顶：“嚯，伯伯都不认识你们，排好队，让伯伯认认。”
五个孩子排成一队，最小的玲玲抱在妈妈怀里。徐俊雅说：“孩子们，这就是你爸常说的洪伯伯。”老洪说：“说说，你们叫什么名字？”
“俺叫守凤。”
“伯伯好，我叫国庆。”
“俺是守云，伯伯好。”
焦跃进指着弟弟：“他叫保钢。”又指着妈妈怀里抱着的玲玲：“她叫玲玲。”
老洪笑了：“你呢，小子？”
“跃进，焦跃进。”
老洪大笑：“好好！孩子们，咱们回家。”转身问俊雅：“弟妹，你们行李呢？”徐俊雅指着几个包袱：“就这些。”老洪怔住了。一旁小贩的吆喝声不断传来，几个孩子咬着嘴唇。老洪说：“你们等着，伯伯去给你们买烧饼。”
进了焦裕禄在兰考县委大院的家，老洪嚷着：“到家喽！到家喽！”
一家人进了屋子。这是由办公室临时改成的宿舍，里外两间，空空荡荡。墙上糊着旧报纸，有的地方墙皮脱落下来。窗户上糊的纸也是旧的。正面墙上贴张毛主席像，新的。靠窗一张白木旧桌子，上面放了只竹壳暖瓶。窗台上扣着只搪瓷茶缸子。里屋有一张用板凳和木板搭的大床，上面铺着几条麻袋。外间是半截土炕，连着锅台，中间隔了一道矮墙。
李林鼓捣着炉子：“焦书记说老人腰腿不好，就盘了这个火炕，早晨他临走前烧了一回，上午我又续了点柴火。”徐俊雅摸了一下：“还有点热呢。”她和守凤往床上铺着被子。老洪戚然：“你说他这书记咋当的哩！”李林说：“嫂子，咱们兰考条件太差了。”
徐俊雅说：“没关系，这不挺好嘛！”老洪说：“这几天我把你嫂子带过来，看看缺啥，让她帮你们打理打理。”徐俊雅说：“老洪大哥，这真的挺好，可别麻烦嫂子。等安排妥帖了，我再看嫂子去。”老洪说：“跟我还有啥客气的。”俊雅老娘说：“他大哥，这些年，净搬家了。搬一回东西少一回，这不，光剩了这几床铺盖了。”
老洪说：“这不还添丁进口呢，有这些好孩子，好日子在后头呢。”
一直到了吃晚饭时，焦裕禄才回到家里。孩子们欢呼雀跃。他们搂住爸爸的脖子，抱住爸爸的腰，好不快活。焦裕禄抱起孩子们，亲了又亲。徐俊雅用小笤帚扫着焦裕禄身上的尘土。
姥姥拉走孩子们：“你们别缠着你爸了，让你爸歇歇。”焦裕禄问：“妈，今天有个急事，没顾上去接你们，风大，路上冷吧？”徐俊雅拿了热毛巾让他擦脸：“还说呢，一家子在大风里等了半天。”焦裕禄笑笑：“俊雅，这些日子没啥事？”徐俊雅说：“临上车前尉氏县委办公室小董来了，给你带来了一套棉衣。”焦裕禄接过徐俊雅递过的棉衣，把脸贴上去：“新棉花味真香呀。咱们在尉氏工作了半年，什么事没来得及做好，给县委添的麻烦倒是不少。”
徐母端了饭过来：“给你煮了碗面条，快趁热吃吧。”焦裕禄挑着面条，见里面卧着俩荷包蛋，把鸡蛋拨到一只空碗里。徐俊雅说：“老焦，你看你，咋把鸡蛋挑出来了？”焦裕禄说：“我不老不小的，吃啥鸡蛋。我吃是浪费！”徐俊雅又给他拨到碗里：“别说那么多，吃了！”
焦裕禄突然想起了什么：“哎，俊雅，再问你件事，有没有把从尉氏县委财务科借的一百三十七块钱还回去？”徐俊雅说：“小董说，尉氏开了县委常委会，你从县委财务借的钱，县财政用集体福利款还上了。我说老焦不会同意这么做的，他不收，我没拉住，他就走了。”
焦裕禄说：“那你明天一定到邮政局，把这一百三十七块钱给他们邮过去。”徐俊雅说：“好吧。还有，兰考县委办送了三斤棉花票，盘算着给老大做件棉袄，二的做条棉裤。再一看咱床上那被，烂得大窟窿套小窟窿，妈说都没法补了。还是做床被吧，剩下的给你做双棉袜子。你是县委书记，不能老穿着露脚指头的棉袜子。”
焦裕禄说：“俊雅，这棉花票咱不能要。你想，群众不可能都有棉花票呀。我是县委第一书记，我搞特殊，就等于给别人做出了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