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四楞带着吴可征的信回到南屏山时，支委会议正在激烈地进行。
宋少英列举着黄国信的错误言行，还没有说完，黄国信就从木墩子上跳了起来。他认为打头阵的是宋少英，指挥作战的却是郝大成，火气不由得增加了三分。他把桌子一拍愤愤地说：
“我觉得这不是研究问题，这是借题发挥，借故整人！少英同志，你说分散隐蔽、流动游击是错误的，你凭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存革命力量。集中，集中有什么好？如果白马山峡谷突围不成功，还不是让敌人全部消灭掉？……”
“我不同意！”宋少英也激动地站起来，但郝大成用手势制止了她：
“都坐下，先让黄国信同志把话说完。”
黄国信怒冲冲地坐下来，扫视了在座的支部委员一眼：“你说我错，我就错啦？我是县委派来的，我是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的！”
“你这些主张，都是上级的指示？”郝大成平静地说，“自从九里十八坪突围出来，我们就和县委失去了联系。你怎么能以个人的意见代替上级的指示？”
“即使是我个人的意见，也不能武断地说成是错误的！你们说我悲观失望，这更是无中生有，这是污蔑！我参加革命并不比你们晚，论贡献也不比你们少！在北伐时，我出生入死冲锋陷阵；在九里十八坪暴动时，我四乡奔走，发动群众，把喉咙都喊哑了；在追捕谷敬文的时候，我把谷中一打成了拐子腿；在开仓分粮的时候，我三天三夜上眼皮没沾下眼皮；自从九里十八坪突围出来，在万松山区、铁路沿线和白马山区的转战中，苦，我没有少吃一口，罪，我没有少受一天，我并不是贪生怕死的人。我的主张，全都是为了保存这支部队，为革命利益着想的！……”
黄国信的这段话是很讲策略的：他在申诉自己的委屈中，历数了自己以往的功劳；把自己的错误主张说成是坚持斗争保存力量的方法。即使万一错了，也是个方法问题，动机还是好的，只是方法不对。他估计上级党会支持他的主张，所以他表面上虽然激动委屈，内心里却非常自信。
“黄国信同志，”姚光明反驳说，“你那些主张的动机是好是坏，可以先不追究，咱们单从实际来说，效果是很不好的，你把部队的思想弄乱了。”
黄国信不耐烦地听着，做出不值得一驳的神气。他并不认为这是他的责任，更不认为这是不好的现象，他觉得自己的主张有人赞同，有人拥护，是人心所向，是大势所趋。他以为持有这种主张的人一定不少，于是他变得更加理直气壮起来：
“姚光明同志说我的主张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我认为恰恰相反。部队思想的波动；正是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必须改变斗争方式；正是说明他们不愿意再这样傻干下去，是战士们用实际行动来抗议我们了！”黄国信讲到这里，想起在军人大会上，王永祥和肖应良公开地同意他的主张，而没有讲出来的也许还有不少。他说，“我提议，不要只是我们少数人争来争去，我们应该多听听战士的意见，了解了解他们的想法，要讲民主嘛。”
宋少英听了，觉得很不是味，正要讲话，罗雄忍不住了，气呼呼地说：“开大会就开大会，我倒要看看有几个人同意你的主张！”
“罗雄同志的意见很好，”黄国信立即赞成说，“这些问题应该放在大会上解决，真理越辩越明嘛！”他不由得向郝大成扫了一眼，他估计喜欢快刀斩乱麻的郝大成一定会同意。他预计到这样一个大会对他是很有利的。凭着他的能言善辩，即使不能把战士全都拉到自己一边，最低限度也会把思想搅乱，形成一场互相拼杀对射的混战，争论得一塌糊涂。就像一个撕扯乱了的烂麻团，扯不开，理不清，看你喜欢快刀斩乱麻的郝大成，这一刀你怎么砍。在越砍越乱的情况下，必然搞得不可收拾，那时候可以由我黄国信按着自己的意愿来收场。那时你郝大成就是急疯了，恨病了，气炸了，也没有咒念……他想到这里，便听到了郝大成平静而坚定的声音：
“全队的大会可以开，也应该开。……”
黄国信听到这里心中一乐。可是他又听到了郝大成的下文：
“但是现在不能开。黄国信同志的错误主张和某些战士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能混在一起去解决，我们应该在支部会上理出个头绪来。……”
听到这里，黄国信的心不由得又往下一沉。
这时郝大成也正像黄国信一样，对召开大会的后果思考了一番。他觉得政治斗争也和在战场上一样，不光需要冷静沉着，而且也需要智勇。他对黄国信的心理做出了应有的判断，心想：“不能让他把问题弄乱，不能让他把水搅混，政治斗争也像打仗一样，要选择主攻方向，要打中要害。什么时候强攻，什么时候迂回，什么时候投入全部兵力，都是需要慎重思考的。”郝大成看了看宋少英和姚光明，他们好像已经领会了他的意思，又看了看黄国信那张由高兴到扫兴、由希望到失望的脸，他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
“黄国信同志，我想我们应该从根子上来清理清理我们的根本分歧在哪里。第一，你怀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你认为井冈山的道路走不通；……”
“对了。”黄国信激动地说，“我认为那是空想，……可是我问，在没有上级党指示的情况下，谁来证明我们的是非呢？……”
“报告！”满脸大汗的黄四楞闯进了大队部，会议中断了，同志们都关切地问起吴可征的伤情。黄四楞三言两语就说完了。
宋少英着急地说：“四楞，你不会说详细一点吗？”
“怎么个详细法？”四楞感到为难，但他想到了一个脱身的办法，就说，“那里的情况，全都写在信上啦！”
郝大成把信打开，先浏览了一遍，认为没有什么急事需要问了，就对黄四楞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你先到伙房里吃饭去吧，回头我再找你。”
四楞走后，郝大成接着说：“吴可征同志这封信来得很及时，对咱们的争论很有帮助。大家先看一看吧。不，少英你念一念吧，这样节省时间。”
宋少英用饱含激情的声音，把吴可征的信接连念了两遍。待大家仔细思考了一番之后，郝大成感慨地说：“吴可征同志的信说得很好，进一步坚定了我们走井冈山道路的决心。……”
“对这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第一，我认为根据地不一定建立得起来；第二，我认为照那样干法，红军也保存不住，到头来，落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我认为吴可征同志的信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宋少英激动地说。
“我认为并不清楚。”黄国信激烈地坚持说，“我那些主张正是根据目前部队处在危急的关头提出来的。你说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能使革命力量发展，我说不能；你说分散隐蔽、流动游击不行，我说这正是保存革命力量的最好方法。这就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
“不，真理只有一个，正确的道路也只有一条。”郝大成激动地说，“正像吴可征同志说的，我们按照井冈山的道路，找一个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的地方扎根，我们这个决心是对的。我们一定要同悲观失望情绪展开斗争，一定要同各种错误思想展开斗争。”
“我坚决不同意这样做。”黄国信愤怒地抗议着，并轻蔑地说，“这是些很高深的革命理论问题，我跟你争论不清楚。”
“不！你所说的革命理论我可能懂得很少，可是，一定可以争论得清楚的。”
“好吧，”黄国信无可奈何地说，“我来听听你这个讲得清楚的！”
“我们的根本分歧在哪里呢？”郝大成整理着因为激动而零乱了的思绪，“在万松山区、铁路沿线和白马山一带，我们转战了三四个月，力量削弱了，这是事实。但是，在这个事实面前，我们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支部和大多数同志的结论是什么呢？坚持武装斗争，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如何坚持武装斗争呢？你那时主张到处流窜，说什么只有流窜才能摆脱敌人，才能发动群众，才能筹粮筹款。事实证明你的主张错了。到底怎么才对呢？这个问题，开头我们没有解决。
“为这个问题，我们苦恼，我们摸索，我们付出血的代价，我们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我们受到挫折，不灰心不丧气；我们碰到困难，不低头不弯腰。我们去学习，我们去创造，我们坚持着斗争。吴可征同志说得对，哪有天生下来就会革命的？哪有不跌跤就学会走路的？毛委员上了井冈山，给我们指出了斗争的道路。就像我参加革命之前一样，东碰西撞，摸索不到正确的道路，是党和毛委员给我指明了方向。为了寻找正确的道路，吴可征同志上井冈山去请教毛委员，给我们带来了井冈山的经验。……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走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就是革命的方向。有了根据地才能根深叶茂，本固枝荣，才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才能实行土地革命，才能扩大红军力量，才能坚持武装斗争！……”
“这不过是幻想……”
“不对！这绝不是幻想！你是怎么样想的呢？你认为敌人太强大了，除了分散隐蔽缩小目标之外，就没法坚持斗争了，就没法保存红军力量了，所以……”
“是这样，”黄国信打断郝大成的话激动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嘛。”
“那么，咱们就把你的主张一层一层地剥开来看吧，”郝大成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你在到处流窜失败之后，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只是变得更加悲观了，因此你在到处流窜的主张之上，又加了个分散隐蔽。你把部队分散了，力量就更小了，就更容易被敌人个个击破。你强调说为了不被敌人消灭，就只能隐蔽起来，所以你的‘分散隐蔽’的实质，就是悲观失望、逃避斗争。你的那个‘流动游击’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已。”
黄国信听到这里受不住了，郝大成的分析，像一把犀利的尖刀戳到了他的要害处。他猛然跳起来，气急败坏地喊道：“你说我悲观失望，你说我逃避斗争，这简直是粗暴的污辱，我实在受不了！让上级党来证明谁是谁非吧，让历史来证明谁对谁错吧。我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会证明我是正确的！我相信战士们的眼睛是亮的，谁对谁错也能分得出来。”黄国信说到这里，未免有些心虚。
“罗雄，”郝大成吩咐说，“黄国信同志不是要我们听听战士们的意见吗？你去把赵铁牛、王永祥和肖应良找来。咱们听听他们的想法。”
这一天战士们没有出去操练，全都分散在大殿周围学习，他们三个人很快都到了。郝大成让他们谈一谈思想，谈一谈对建立根据地还是分散隐蔽、流动游击的看法。
黄国信看到几个战士一时还不知从哪里说好，就鼓励他们说：“有什么就说什么，放开胆子说嘛。那天开大会，大队长没有参加，我觉得你们说的都在理。”
肖应良说：“提起要求分散的事，我心里有些难过。开头是有些糊涂，后来宋少英同志一说，好像有些明白了，可是黄国信同志提出了那么多问题，我的思想又迷糊了。昨天夜里少英同志和罗雄同志又和我们谈了好多道理，我现在有些通了。若是我们分散了，可怎么个斗争法啊？就像孩子离开娘，瓜儿离开了秧，能活得了吗？就说罗中队长吧，他也把地主房子烧了，把地主砍了，到头来还得藏到深山里。革命嘛，翻天覆地的大事，还是大队长说的，要想得远一点，看得大一点。”
黄国信听着听着有些不对头，怎么越讲离自己的想法越远了？这是怎么回事？他觉得自己脚下踩的那块地面在往下陷，他认为这不是肖应良的真实思想。啊！黄国信忽然明白了：“原来你们是背后做了工作，是有意挖我的墙脚，拆我的台啊。好一个不打乱仗！郝大成啊，你这是按你计划好了的一步一步地和我摊牌啊。好吧，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招数。”他仍然把希望寄托在赵铁牛身上。
王永祥说：“我没有什么说的了，我想的和小肖说的是一样。”
黄国信反感地看了王永祥一眼：“我早就知道你们想的是一样啦，布置好的嘛。”
赵铁牛这时是一肚子的话，只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说起。他说：“这几天我就像做了一个梦，一会儿迷糊一会儿清醒。昨天夜里大队长和我讲了半宿，我才真正从梦里醒了过来，才琢磨透了这个道理：革命嘛，就不能只想着个人，要想着天下受苦受难的人，要不受苦不受难，就得推翻旧社会；要推翻旧社会，就得靠天下受苦受难的人团结斗争。我那个想回家乡的思想，就是自私，是想报个人的仇，是眼光短浅，只看到自己家里人在受苦受难，把整个革命给忘了。正是因为我眼光短浅，我才上了当，中了毒！”
赵铁牛是个不急不躁慢吞吞的脾性的人，说到这里竟然冲动起来了。他用拳头擂着膝盖愤愤地说：“学习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就是好。谁想拉我铁牛走歪路，哼！”他在膝盖上狠狠捶了一下，“我不顶他几个滚儿才怪呢！”
黄国信已经看清了形势，他对那个全体大会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心头不由得升起一股强烈的愤怒：我黄国信也是个有地位，有威望，有能力，有雄心的顶天立地的汉子，今天竟然叫这个挑铁匠担子的家伙逼得走投无路。嫉恨、委屈、羞惭、痛苦、懊恼一齐咬噬着他的心。此时，黄国信的心境是十分复杂的。打退堂鼓吧，实在不甘心失败；继续进攻吧，又感到没有后盾。他隐隐地觉得坐在对面的这个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的错处，是轻视了这个人，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个被动的局面。他怎么改变这个局面呢？忽然一个念头出现在脑际：我这是何苦呢？建立根据地那条路你走通也罢，走不通也罢，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对我有利我就待，对我不利我就走，哪个树林不歇鸟？哪个池塘不养鱼？你们要向死胡同里拱，要向牛角尖里钻，随你们拱去钻去。于是他表现出十分厌倦地说：“我们还是不要争论了吧，将来事实会证明我们谁是谁非，历史会做出公正的结论。我在这里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和信任，这说明你们对待上级特派员的态度是不正确的！”
“不对，这不是事实！”郝大成寸步不让地说，“你的意见我和老吴一向都是认真考虑的。不错，我们有争论，你不能要求我们对你的什么意见都听。对的，我们听；错的，我们就不能听。尊重领导和盲目服从是两码事。一个指挥员在战场上指挥战士们冲锋陷阵，战士应当服从；如果这个指挥员命令战士们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战士们不仅不应该服从，而且应该打死他！……”
黄国信气呼呼地坐在木墩子上，摆出无动于衷的样子，好像不屑于和郝大成辩论。
“至于信任，”郝大成继续说，“你说的更不是事实，吴可征同志在的时候，我们把你当成上级党的特派员，吴可征同志受伤以后，我们还是把你当成上级党的特派员，我带三中队下山，部队的工作全托付给你，这是大家不信任你呢，还是你辜负了大家的信任呢？”
黄国信不能不承认郝大成说的都是事实，具有不可反驳的力量。他被郝大成驳得哑口无言，狼狈不堪，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便虚晃一枪，说：“难道我对部队情况的估计不对吗？我们的力量是比以前削弱了，连吴可征的信里也说明了这一点！”
郝大成说：“不错，你看到了部队的困难处境，吴可征同志看到了，大家也都看到了。问题不在看到部队严重困难这个事实，而是在对这个事实所作出的结论上。一座高山，崖陡路险，这个事实谁都看得很清楚，但对于能否攀登的结论却大大不同：有人不怕困难向上攀登，艰险的道路更鼓起了他攀登的勇气和战斗的豪情壮志，他终于登上了顶峰。可是也有人望而生畏，想找个平坦的路走，平坦的路是登不上高山的，到终了，他还是放弃了登山的目标。
“不错，我们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错误，如果你正确地指出来，我们是非常欢迎的。但你的意见却往往不是建设性的，而是破坏性的。你看到农民的庄稼长得不旺，如果你提醒他赶快浇水，赶快施肥或是赶快除虫，他会感谢你，听你的意见。如果你对他说：‘把苗拔掉。’这个农民还会听你的吗？……”
黄国信并没有认真听取和思考郝大成的话，他也在寻找郝大成为什么不同意分散隐蔽的原因。他在按着他的为人处世的哲学在分析这一场斗争。郝大成为什么这样坚决反对分散隐蔽，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难道真是一心一意为革命吗？难道就没有一点私心吗？有！这是明摆着的事：如果队伍一分散，他这大队长不成了光杆司令了吗？所以他坚决反对。如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得到成功，那他的地位也就水涨船高，……对，为什么早没有想到这一点呢？郝大成啊，这就是你的实质。所以把我黄国信当成了妨碍你实现野心的绊脚石。你要把我搬走，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恩怨。好吧，我暂且把路给你让开，让你去碰个头破血流吧！于是他心里好像开了一条缝，顿觉轻松了不少。他插断郝大成的话说：
“郝大成同志，你不要说了。你们对我尊重信任也罢，轻视排挤也罢，我不计较。从老吴的信上看，他很快就要回来了，我应该回到县委去，我会如实地汇报我们之间的分歧。在走之前，我要奉劝你一句，古诗云：‘一将功成万骨枯’，你可不要为了个人成名，坚持错误到底啊！”
恶毒的诽谤像一声霹雷打在会场上，震动了所有到会的人，除了黄国信以外，几乎全都吃惊地跳了起来。
即使是一把刺刀戳进郝大成的胸膛，他也不会感到这么惊骇和疼痛。一腔怒火烧沸了全身热血，他的脸一下变得火红，全身像发高烧一般簌簌地颤抖着，他那宽阔的胸膛仿佛盛不下这样巨大的愤怒，一起一伏地鼓胀着。他真想扑上去，挥起铁拳，砸扁这个恶毒地污辱他的人。他爸爸一拳，打瞎了谷敬文的眼睛；他一拳打塌了张彪的鼻梁。而这一拳打下去，也许分量比那两拳加起来还要重！
会场上沉默着，沉默得有些怕人。
其实黄国信说出这样的话并不奇怪，因为他是从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来对待一切的，是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人生观来分析和观察人与人的关系的！同时这种人身攻击正是他打击同志，转移斗争方向，防卫自己的一种伎俩。
“黄国信！”宋少英怒不可遏地一步跨到黄国信的面前，“你为什么血口喷人！”
黄国信也站了起来。他首先看见了罗雄那对血红的眼睛和威风逼人的气势。
“姓黄的！”罗雄大声喊叫着，“你把这句话给我收回去！”
这时许多战士也都拥在门外，不知大队部发生了什么事情。整个营地笼罩着一片紧张的气氛。
那种愤怒、冲动……在郝大成的心中足足地搅动了一分钟。他以坚强的毅力，才把胸中的怒火压了下去，强制着自己冷静下来。他首先坐了下来，心平气和地说：“坐！坐！大家都坐下。”他的声音颤抖得厉害，可以想象出他是用了多么大的抑制力才压下了这不可遏止的怒火，“这是党的会议，什么话都可以说。黄国信同志，你有什么话继续说吧！”
郝大成竟然容忍了这样恶毒的污蔑，到会的人都替大队长抱屈。全大队的人没有一个不尊重、爱戴和敬佩他们的大队长的。在人们的心目中，大队长是一个闪闪发光的英雄，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今天竟有人这样污辱他。哪一个不义愤填膺？
宋少英更是感到内心的剧痛，污辱大队长的是什么人啊！是黄国信这样一个上级派下来的人，所以她的痛苦、恼怒、愤恨更增加了几倍。
“我的话讲完了！”黄国信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松软无力地喃喃地说着。他似乎又隐约地觉得这一刀砍过去，碰在过硬的岩石上，反跳回来伤害了自己。
“不！你完了，我没有完。”宋少英冲动地说，“我提议现在就开全体大会，请你在大会上讲讲清楚！”
“对，开大会，我赞成。”罗雄的眼里仍然冒着火。
“你的意见呢？”郝大成有意地问黄国信。
如果处在半个小时之前，黄国信还是赞成的，现在，一种悲观、胆怯、孤独、懊丧相混杂的情绪，占据了他的心。他似乎发现了自己的软弱无力，发现了自己的可怜渺小，虽然整个营地里是阳光灿烂，可是他觉得眼前是天昏地暗。他像一个虚脱了的病人一样，不仅失去了进攻的能力，而且连防卫能力也没有了。他的脸像蜡一般枯黄，他烦躁，他头晕，像喝了过多的酒一样，又干渴又恶心，肚子像填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觉得胀疼。又好像被挖了五脏一样，满肚子空虚。这种气氛再延续半个小时，他就会真的病倒了。
“要开你们就开吧！我头疼得厉害，我不参加了。”黄国信强打起精神说，“你们说我错也罢，说我对也罢，这是大家的自由，反正我的话已经说完了，我的责任已经尽到了。听从也罢，反对也罢，这也是你们的自由。”
郝大成紧盯着黄国信那由枯黄变得苍白的脸，不由得从内心深处泛滥起一股愤懑的感情。他的言辞变得激烈起来：“黄国信同志，我们的争论，不是为了个人的意气，也不是非原则的斗争。‘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支箭虽然狠毒，可是他射不中为革命而献身的人。希望你能认识错误，回到正确道路上来。”
黄国信承认第一个回合是失败了，但他并不服输，他认为将来的事实会证明他是正确的，于是，他的精神又振作起来，想出了一条退兵之策：“我可以服从多数。但我保留我的意见！你们一定要往错路上走，我有什么办法？好吧，让我们等待着历史的结论吧！”
“结论一定会有，”郝大成充满胜利信心地说，“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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