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前农业站的任务是尽快地推行雷文竹的冬麦播种计划。这是压倒一切的，刻不容缓的。因为，昨天发现在河湾里居住已久的雁群忽然不见踪影了，可见气候将有迅速的决定性的变化，要不，它们为什么不经告别就匆匆离去呢？这就是说，必须尽快行动起来，最迟在十月中旬要下种完毕。如果再晚，必定会影响出苗；同时，等来年麦粒灌浆时，怕又会赶上淋破头的连阴雨季。
不过，近月来同志们未免太辛苦一点。除掉坚持岗位工作之外，还组织起来为筑路部队尽了些义务。随后，又组织突击队投入堤坝工程。每天差不多总是干个两头不见太阳，实在太辛苦。所以站长决定牺牲一天，放假，让大家过个星期日（突击队的同志们已经没有“星期”这种概念了）。今天的天气也很帮忙，是一个真正的星期日的天气，很适于洗澡。
可是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人到温泉去。
根据倪慧聪建议，青年团支部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支委会，会议决定在团内发起星期日劳动。他们考虑到，再有几天就过完了九月。如果赶紧些完成撒粪工作，就可以争取在十月一日正式开始播种。用播种作为对这伟大节日的献礼。
结果，不仅限于青年团员，就连上了年纪的人也都纷纷来找团支部报名。他们恳求着：“把我的名字也写上吧！我不是团员，不过，我想到地里去活动活动手脚！”也有人采取强硬的态度：“你们青年团凭什么把铁锹统统把持到自己手里呢？是你们从家里带来的吗？不行！得给我一把，我有用。”
参加星期日劳动的人集合在气象台门口，由团支部组织委员倪慧聪作了简短的讲话，便排成队伍准备往地里去。这时，马车队一个青年团员跑来找倪慧聪，他有些为难地说：
“组织委员同志，本来，我是要参加。可是……”
倪慧聪还没开口，正在分配农具的叶海却占先说：“怎么？你不去吗？那就算了！支部说过，这完全是自愿。”
“我不是不自愿呀！”青年着急了，“我有事，队长要我们修窑洞呢！”
“修什么窑洞？你们队的土窑坏了？”倪慧聪问。
“不是我们的。是蛛玛的，修蛛玛的土窑。”
蛛玛住的土窑越来越表现出了危险的趋势。马车队长糜复生早就想帮她修补一下，但总没有得空。今天，趁星期日，他想完成这件事。一清早他便通知队员们到林子里砍几棵树，并且锯些木板，好把蛛玛的将要倒塌的土窑用几根柱子支撑起来。当然，没有人反对他这样做。农业站是应当尽可能地照顾这个孤苦的年轻的洗衣娘。
“好吧！那你就留下来吧！”倪慧聪从那个团员手中收回铁锹。
队伍向田野出发了。
按说，如此肥沃的生荒地，用不着怎么施肥。但为了帮助作物越冬，使收成更有把握，也为了使山民们相信肥料不是什么开玩笑的事情，雷文竹坚持要这样做。
往大田上撒粪需要许多人，农业站就是缺人手。要是在早先，可以去雇一些小工。可是如今，山民们差不多都有了自己的地，只怕很难抽出身来了。但，完全出乎意料，每天都有一群群带着筐子的人到农业站大田里来工作。起初，农业站打算照过去的常情发给工资，这使山民们认真地生气了；现在，山民们认为，给工钱是对他们的一种不亲近的、甚至是有意轻视的举动。
今天，照样又有许多年轻人和姑娘们来了。面色依然有些憔悴的秋枝走在最前头。本来，昨天已经告诉了他们今天不要再来。大约青年团的队伍向大田开进时，他们从庄子上远远地望见了。
“怎么又来了？”倪慧聪迎上去，埋怨地说，“昨天不是讲过了今天你们不要来吗！”
“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偏偏今天不要我们来？”
“礼拜日呵！因为今天是礼拜日，才不让你们来的！”
礼拜日？山民们愣住了，不知道倪慧聪在说什么。
“礼拜日是谁？”站在后边的一个胖姑娘大胆地问道，“他怎么不让我们来呢？”
这严肃的发问使青年团员们失声笑了起来。倪慧聪连忙用眼色制止住他们，回过头对那姑娘说：
“礼拜日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什么物件。我们不是一天一天地过日子吗？每隔七天就要过一个礼拜日。”
“在礼拜日这一天，可以什么活都不做！”林媛帮着讲解，“可以随自己的意去耍。可以耍一整天。明白了吗？”
假如就字眼来解释礼拜日的意义，很可能会提到出自《圣经》的神话——耶稣在六天之中造完了万物之后，在第七天他休息了……自然，不能如是对山民们去解释，那将会引起不可克服的麻烦。但，倪慧聪和女教师所作的解释，山民们却又不大相信。为什么每隔七天就要有一天来当礼拜日呢？八天不行吗？十天不行吗？有的人已经暗自断定：这是汉人的规矩，每过七天就有一个犯忌的凶日，在这一天尽可能不要做什么事。因之，他们一半畏惧一半勇敢地表示说：
“还是不要打发我们走吧！既然你们不怕，那我们也不消怕的。”
“怕？有什么好怕的呢？”倪慧聪猜到了他们的心思，“礼拜日又不是个不好的日子，我们总是盼着过礼拜日呢！”
“我不是说过了，礼拜日的意思就是不做活。”女教师精确地结论道，“这是应分的，不会有谁笑话。忙了六天还不该歇一天吗？”
“那你们怎么没有歇着，又到地里来了呢？”
“站长本来是说今天大家伙都休息。”叶海插言道，“不过！我们这些人是自己高兴到地里来的。”
“那么说，我们不是自己高兴来的？”叶海的话引起了抗议，“我们也是自己高兴呀！又不是别人要我们到这里来的！”
终于，青年团不能不接受这一队名额以外的义务劳动者。
倪慧聪把所有的人混合起来重新编了组。为的是让农业站的铁锹和山民们带来的筐子配合使用。并且让团员们督促山民们戴口罩——前几天，站长从卫生院弄来一些纱布，制作了几十个口罩，专门发给来帮忙撒粪的人。可是有些人在最需要的时候仍然把口罩装在衣袋里。他们觉得也许在别的地方倒可以拿出来戴戴，在地里做活的时候戴起来会弄脏的，口罩有多白呀！
工作开始了。冬麦地里一堆一堆的牛马粪很快地被扬散开去，覆盖了新鲜的泥土……
拖拉机手朱汉才在会计室结算过油料账目之后，也到地里来了。因为已经没有空闲的农具，他想把倪慧聪的圆锹要过来——她正用左手握着锹把，很不得力地在工作——可是她说什么也不肯让给他。于是他只好加入叶海的一组。这组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土筐，可以由两个人共用。
小组的工作很有顺序地进行着：秋枝把粪筐装满，朱汉才和叶海抬起来，一边向四处走动，一边把粪土均匀地撒开，然后把筐子交回给秋枝，秋枝再把它装满……这活计不算重，可倒挺累人。不一会儿，朱汉才和叶海便脱掉了早上穿起的旧棉衣，并且把鞋子也脱下来扔到一边去了。因为他们穿着部队所发的浅口胶鞋，很容易灌进一些碎石子小木棒，梗得脚底板不好受。
林媛吹了哨子——她负责掌管时间——休息了。
人们放下铁锹、背筐，向林子边有荫凉的地方走去，一堆一堆席地而坐，开始了两种语言混同掺杂的、毫无拘束的说笑。
朱汉才和叶海去穿鞋，鞋带不见了，真是怪事！明明记得脱鞋的时候是解过带子的呀！
“喂！谁看见我们的鞋带了？”叶海向众人喊道。
“怎么，鞋带不见了吗？”许多人同时反问，“什么时候不见的？”
山民们被轰动了，更正确地说，被这桩新鲜的事情振奋了。他们包围了朱汉才和叶海，以极大的兴趣察看他俩提在手里的四只没有带子的胶鞋。
“找她们！到她们身上去搜吧！”一个矮矮的青年山民指着姑娘们告发说，“没错儿！一准是她们拿了，我敢说。”
这一下，像惹动了蜂群。姑娘们叫了起来，嘴里胡乱骂着什么，一拥而上，用土块射击那青年人，以致使他不得不抱头逃窜，躲到朱汉才和叶海身后去。
山民们在哄笑，放纵地哄笑。有人已经笑得开始在地下翻滚。
怎么一回事呢？朱汉才和叶海完全摸不着头脑。
这时，秋枝露面了——刚才，哨子一响，她便匆匆地隐藏在一棵大树背后。她两臂抱住树干，露出半个脸怯生生地观看动静。她看见了朱汉才和叶海怎样团团打转地寻找鞋带，也看见了众人怎样为了鞋带的事戏逗打闹。现在，她觉得不能继续藏在树后了，应该站出去，于是她闪了出来，宛如故事中所说的住在树身里的仙女一般突然地闪了出来。凭感觉，她知道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自己了，所以，她的憔悴的面庞不可抵制地泛起了一阵阵苹果色的红晕。
“鞋带不见了吗？”秋枝近前来，好像不怎么在意地说，“我有！你们拿去吧！”
说着，她弯腰撩起裙角，很快把束在猩红长靴口上的带子解下来，伸出左手和右手交给朱汉才和叶海。
朱汉才没有接受，叶海也没有接受，只是不知所以地望望这两条显然还不曾使用过的、杏黄色的线绳。
“拿住！拿住呀！”围拢在跟前的姑娘们催促着，“这不是两根很好的鞋带吗？对了！拿住……拴上吧！快拴上吧！”
朱汉才和叶海终于在众目所视之下把线绳串到鞋帮上去了。
2
倪慧聪微微皱起眉，在地上踱来踱去。她在苦心审虑着“试行草原管理意见”的腹稿。这份意见书将是很长的。其中包括对当地草原及牧草情况的调查，牧民分布情形以及如何推广新的草种，如何组织轮牧，还包括如何动员漫游的牧民定居下来……所有这些，都是十分繁难的课题，但女畜牧师对每个课题都抱有不败的热情和强烈的信心。她想尽快写出来，农林厅公函中已经催促过这件工作了。
倪慧聪此刻的思想是会神而激烈的，所以，秋枝进来好一阵，她根本没有理会。但，当她过去抓住水笔预备起稿时，发觉秋枝站在桌旁，并且发觉这姑娘的神情有些不对劲：她正凝望着灯苗，眼眶里噙着两朵闪闪的泪花儿。
“怎么了？你怎么了？秋枝！”倪慧聪放下笔。
秋枝不作声，呆呆立在那里。倪慧聪又近前一步，她有点担惊了：
“出了什么事？你说呀，什么事呢？”
“倪慧聪姐姐！”秋枝颤颤怯怯地说，“你告诉我，他们，为什么……”
秋枝没有说出所以，把头靠在倪慧聪怀中，低声而又不加克制地呜咽起来。倪慧聪抚摸着她的微微耸动着的双肩，以承当一切的语势说：
“秋枝！这么大的姑娘怎么还兴哭呢！什么事？你跟我讲。”
事情是这样的：
下午，从地里收工回来，农业站的人要绕路到“温泉”去净净手脚。山民们虽然认为大可不必，但还是有不少人随着去了。
到泉边，秋枝解下围裙去给朱汉才、叶海拍落全身的灰土。随后才坐下去脱靴子。她费了很大工夫浣洗她的双脚，以致在这过程中别人都已经离开了“温泉”。只有朱汉才和叶海接受请求留下来在等她一起走。
穿好皮靴，秋枝从怀中掏出一团东西，用略略夸张的动作在朱汉才、叶海面前一抖——这是几条沾染了泥土的军用胶鞋的带子。随即，她低下头，十分认真地把带子束到自己的靴筒上去。
朱汉才和叶海大为惊奇——她在闹什么呢？——他们注视着秋枝的从容不迫的动作，又不约而同地望望自己鞋面上那杏黄色的绒绳。
快到家的时候，秋枝站住了，想跟身后的朱汉才和叶海讲什么，但没有讲，却背过脸匆匆跑进门去了。她完全忘掉了同别人一起走过自己家门口时，应当邀请人家进去喝奶茶的礼貌。
但，紧接着秋枝又从门里探出身来，轻声轻语问道：
“你们说，要不要告诉阿爸阿妈呢？”
朱汉才和叶海完全不明白她的意思。
“就是，我是想，想把我们的事说给阿爸阿妈知道。反正他们会知道的。”
这句话，秋枝不仅是用声音而且是用心灵表达出来的。当她这样讲的时候，她的睫毛下，她的嘴角上，都流露着不加掩饰的幸福与骄傲的感觉。
但，朱汉才和叶海却像受到了一种难以抗拒的突如其来的袭击，完全被怔住了。好一阵，谁也没说出话来。他们脸上现出同样僵化的异常为难的神色。这种意外的反应，使秋枝的心顿时收缩了，仿佛她惹下了不可挽救的灾祸。然而，她却没被意外弄得如痴如呆，她随即跨出门来，向朱汉才、叶海跑来，跑到前边去，用身子拦住他们的去路。她的审视的目光，从朱汉才脸上移到叶海脸上，又从叶海脸上移到朱汉才脸上：
“是后悔了？你们不愿意娶我做婆娘吗？”秋枝以明快的语调说。
请不要惊异，觉得这话过于缺少含蓄。不！年轻的山民是不注重在情人面前要如何把话说得委婉中听的。他们也很难做到这一点。他们所注重的是自己的情人是怎样的一个汉子，或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同时，也请不要见怪，做两个男人的妻子这样的事，不是秋枝的异想天开。不！在山民当中，特别是在贫苦的山民当中，弟兄二人同娶一个女子并不算太稀罕。人们认为这样是比较合宜的，一者可以少添一个需要口粮的人；二者又可以因此而使弟兄之间永久和睦，避免分家。
当然，秋枝知道，朱汉才和叶海可并不是弟兄，他们的身材、面相以及口音，也全无共同之点。但她却固执地认为他们是没有理由拒绝同娶一个妻子的。不待说，这是因为她自己觉得不可能在他们两人之间进行任何选择。
坦率地发问后，秋枝便垂下头，摸弄着手上的“松石”戒指，等待回复。可是，站在跟前的两个男人，谁也没有当即作答。
“怎么你们不作声？”秋枝进一步追问道，“说呀！你们只消说‘愿意’‘不愿意’就行了！”
终于，朱汉才说话了。不过他并没有照秋枝所要求的那样，干脆答复愿意或不愿意。他温和而严肃地带有训诫的口吻说：
“秋枝，你瞧你胡说了些什么！以后可不要再这样乱闹了！”
叶海也立即仿照朱汉才的神情语气附加道：
“就是。以后可不要再这样乱闹了！你瞧你胡说了些什么！”
紧接着，他们俩一左一右从秋枝身旁绕过，走了。走远了！
倪慧聪明白了，这姑娘受了多大的委屈呀！
3
朱汉才每晚都要给他的助手上一堂课，课目限于机械方面的某些基本原理，至于操作方法，要在开行着的拖拉机上时才讲。叶海虽然对机器一窍不通，但每课都能不吃力地消化掉。自然这和他的精灵好学分不开，不过更主要的还是讲授的成功。朱汉才的一切机械知识全是凭十个指头摸出来的。不用说，这比起住专门学校来，进步要慢得多，也苦得多。然而，当他把获之不易的经验传教别人的时候，却是十分方便的。他懂得用什么样的比喻，才能够把繁杂神秘的公式变得浅显无奇。他晓得抓住哪一些重要关节才能够使听讲的人顿开茅塞。
但，今晚大不相同。课讲完了，叶海却感到茫茫然无所得。是课程较前深奥费解了吗？是朱汉才忽然变得语无伦次了吗？不是。这全怪叶海自己，怪他心烦意乱，虽然，他仿佛和往常一样全神以赴，但实际上他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他耳际总在不断地回响着秋枝的声音，他眼前总在不断地显现出秋枝的姿影。
记不得从哪一天起，叶海便发觉他自己在注意秋枝，并且是那样顽强地在注意她。早晨，每当他路过斯朗翁堆家门下地的时候，总希望能看见秋枝弯着腰在墙根贴粪饼。间或有一次没有看见，他便会感到若有所失。傍晚，每当他从地里回来路过河湾的时候，总希望能看见秋枝牵着缰绳在饮马。间或有一次没有看见，他又会感到惆怅不已。一句话，秋枝对于叶海，已经像深刻在他生活中的一种印记似的不可磨灭了。虽然像她这样的姑娘在庄子里不止有一两个。
现在，难以应付的事体摆在叶海面前。
朱汉才和叶海在秋枝的心目中是等衡无异的。但叶海可不这样想，他用不着掂量就知道，自己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和朱汉才比。他明确地感到，秋枝要能有朱汉才那样的一个丈夫，比有他这样的一个丈夫要强得多。同时，他也不相信他自己有能力做一个女人的丈夫，真正的丈夫。他能给予她些什么呢？他能够对她负起一些什么样的责任呢？不能！他什么也不能！然而，这对于朱汉才来说，却是轻而易举的。凡是丈夫应当给予妻子的一切一切，他都能够给予她。凡是丈夫对妻子应当承担的一切一切，他都可以承担起来。叶海客观地明智地忠告自己：在这件事上，你根本用不着盘算，既然你喜欢她，你就应当尽力使她生活得更称心，生活得更满意……
接下去，叶海不能不以他全部想象力推度起以后的情形来：他想到秋枝已经不是一个只属于她自己和她父母的姑娘了。她有了自己的家庭。而他，叶海，却是和这个家庭全不相干的另一个人。秋枝将永远以平平常常的态度对待他，他如果到她家里去，她会像接待客人一样地接待他……想到这些遥远的但却清晰的情景，叶海立地便产生了一种难以忍受的空虚的感觉。于是，他一下子推翻了原先的想法，他又转念想到，或许朱汉才从来还没有注意到秋枝吧？不！这是在欺哄自己……
究竟怎么好呢？这桩事将要怎样终结呢？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他觉得他目前的处境很像在对付一团无法解开的死死的绳结。此时，他只希望他自己在秋枝的眼中忽然变得淡然起来，变得讨厌起来。这样倒会好些，会帮助他解开这死死挽成一团的绳结。
夜很深很深了，月光已经从窗格上消失，但叶海还没有入睡。而且他知道躺在身旁的朱汉才也没有入睡，如果他睡着了便会响起轻轻的均匀的鼾声来。
一起床，朱汉才就对叶海说：
“烧喷灯，发动机子！”
叶海这才猛然记起来，站长通知过，今天上午有一场“表演”——昨天傍晚赶到一群来自东谷的年老的和年轻的种地人。他们翻山涉水，走了一百多里路，到农业站来，是为了亲自证实在山里传扬得尽人皆知的关于“狮子”的“神话”，并且集凑了一些硬币，准备买一架七寸步犁回山里去。因为对价格无从估计，所以还带了几头羊子，准备补其不足，实际上，他们筹措的钱买三架步犁还有剩余呢！这样的事，农业站早有预料，所以靠山根留下来一条未耕地，专门备以“表演”之用，以满足远道而来的参观者。
喷灯在燃烧，吐射出透明的蓝色火舌。机器在慢慢发热，冒出了淡淡的蒸汽。但由于天冷，最少还需要燃烧二十分钟，机轮才有转动的可能。趁这工夫，朱汉才和叶海提了洋铁桶到河里去弄水，“雄狮”的水量很大。
清晨，由村庄到河边的小道上，背水姑娘照常是络绎不绝的。她们深深弯着腰，辫子从脖根垂下去，胸脯上揽一条皮带，借以控制水桶。水桶又细又高，几乎成直角地竖立在背部，看来，随时都可能从背上倒向一边去呢！可是，这一点也不妨碍她们跟同伴们说笑，或是仰起脸来跟迎面走来的拖拉机手招呼打趣。
秋枝也在背水姑娘的行列里。可是，她把头低下去，好像没看见似地从朱汉才和叶海的身边错了过去。
就在这时候，朱汉才忽然小声说：
“喂！叶海，你觉着她怎么样？我是说秋枝。”
叶海惊愕了。这话对他完全是出其不意的。
“啊？你说吧！照你心眼里想的说吧！”朱汉才继续说，坦然地微笑着，“你觉得她怎么样？嗯？”
“谁知道呢！”叶海十分为难地回答，“反正我没有觉着她怎么样。”
“没有觉着怎么样吗？哎哟！你呀，真是一个傻小子。在这几个庄子上，你挨门挨户地想吧！谁家的姑娘能比得上斯朗翁堆的姑娘？要是我跟你一样，完完全全还是一个单身汉的话，那……”朱汉才以类似做媒者的口气说，并嬉笑着用铁桶碰了碰叶海。
叶海诧异地打量一下朱汉才。他从来没有讲到过关于结婚的事呀！
朱汉才见他的助手有些疑惑，随后补充说：
“讲实在话，我年轻的时候可不像你这样。你呀！太没胆量了。”
“你爱人在哪儿呢？”叶海突然反问。
“在家。当然在她自己家里嘛！”
“常有信来吧？”
“有，常有信。不过我看过就撕了。”
“有相片没有？”
“有呵！”
“我看看行不？”
“有什么不行呢！当然行。”
朱汉才把灌满的水桶放在石头上。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有拉链的小本子，从本子里取出一张二寸照片给叶海看。照片上是个剪发的年轻的北方女人，面孔端庄而秀气。
叶海把照片还回去的时候，脸上现出孩子般的天真的愉悦。
朱汉才迅速把照片收藏起来。实际上，他这样做是为了完成一种欺骗。如果他不是急于要叶海相信他确实有一个未婚妻的话，他是绝不肯把这张从未给人看过的照片拿出来给他看的。
如同熟悉汽车的机件一般，朱汉才熟悉叶海全部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思念。他知道，秋枝已经在这青年骑兵的心中占据了显著的、不可动摇的地位——正像在他自己心中所占据的地位一样显著和不可动摇——关于这，朱汉才想了又想，他终于带着激动，怀着痛楚下此决策。这是充满了爱的决策。他决定替叶海解除矗立在面前的、无力逾越的障碍。朱汉才明白，除他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倘若他采取了与此相反的或仅仅是冷淡的态度，叶海便会死死地被阻住，他便不能够心安理得地、无可自责地去获得他渴望获得的一切。但是，那样做在朱汉才简直是想都不敢想象的。他多少次重复地对自己说：“无论怎样，我不能，不能欺侮自己的助手。”
那么，那张照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朱汉才的家乡在抗日战争时处在边沿地区，建立了伪政权。我们政府派去的干部只能秘密从事开辟工作。在朱汉才家中，掩藏了一个实际上只比他大两岁的“姑母”（因为别人知道他家没有别的亲戚）。她在他家里待了很久很久。他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由于工作上某个小小的胜利而欢欣的时刻，也一起度过了许多由于敌人清查拷问而危急的时刻。朱汉才所以能在刚刚够年龄时便做了候补共产党员，也全是由于这位“姑母”的苦心教育。后来，为了需要，朱汉才带动了一群青年人到八路军里去。临走时，她把他送了一里多路，真像叮咛小孩子似地再三叮咛着他，到军队里应当这样、应当那样。可是，他几乎没听见，干脆说，完全没听见。他有满腔激情的、欲阻不能的话要对她说，并且他也觉得她正在等待着他的这些话。然而，他终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说。他们相别了。
由于部队转战不定，她又被派往新的地区。分开后不久，彼此便断绝了联系。直到日本投降的第二年，通过报纸上的“寻人启事”，他们才又相互得知了对方的去处。随即，他接到了她一封信。拆开信封，从里边掉出一张照片来，他慌忙捡起。这是她！是她呀！他看了又看。简直想要喊叫着去告诉别人了。但，当读完了信，不！没读完，只是读到一半的时候，他的有如火一般的兴奋与希望便一下子被扑灭了，冰冷了。他冲动地把信纸和照片团成一团，塞到工具箱里去——她信上写到，她在前个月结了婚，并且说一切都很好，很愉快。
过后，朱汉才冷静地、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地位上想了想，立即为自己的发作羞愧起来，懊悔起来。虽然他的发作没有任何人晓得，但他总认为是做了一件难以挽回的、不光彩的事。他觉得十分对不起她。是啊！难道这是她的错？不！她没有错，应该的，应该是这样的，谁也没有错……于是，他从纸团里找出那张被揉皱了的照片，小心压展。就这样，他把她的这张照片连同那说不出的情意一起保藏起来了，秘密地、永远地保藏起来了。
4
近两天，庄子里传酿着一种怨语，说农业站的人不守信义。可不是吗？既然已经给人家换过了鞋带儿，为什么又不作数了呢？
（交换鞋带，意味着最郑重的、无可反悔的相互许定。同时，鞋带儿被认为是最好莫过的爱情纪念物；一早一晚，在穿鞋脱鞋的时候都可以看见。）
这种怨语，可以说是在责难农业站的人瞧不起西藏姑娘，特别是竟然瞧不起秋枝这样的姑娘，更是山民们所不能容忍的。
看来事态有些严重。站长把这作为一项工作交代给青年团，要他们根据情况进行适当解决。所以，支部委员倪慧聪准备亲自到秋枝家里去，跟她并跟做父母的开诚布公地谈谈。
倪慧聪还有另一项任务：劝说斯朗翁堆，要他拣自己最好的一块地来播种冬麦。陈子璜想，也许畜牧师能说活这个死硬的老头子，自从给母牛接产后，她已经成为斯朗翁堆的“大女儿”了。这老头有自己的主张，他坚持不肯接受农业站的建议。他不种倒还罢了，可是，有不少人家见老斯朗翁堆不种也就踌躇起来，仿佛在严防着什么坑害。因为斯朗翁堆是乡里著名的富有经验的老农，大家都想听听他的主意。可是他呢，不假思索便摇摇头，带着客观的而又不容置辩的口吻说：
“要是冬天当真能种麦子，只怕布谷鸟就要整年地乱叫了。是啊！它分不清季节了啊！想想吧！冬天，坝子上长着青青的麦苗，那还算什么冬天呢？那不是秋天跟春天就接连起来了？”
这可不大妙。特别是用步犁开了新荒的主户，土地那么肥，要是不种点冬麦，只等明年再种青稞，未免太可惜了！
不仅斯朗翁堆和山民们对冬麦大有疑虑。农业站某些同志也认为这样做太“玄”。这地方是高寒的，自古以来，也没有种过冬作物呀！
那么，雷文竹胆敢如此行事，岂不冒险吗？不！根据林媛对当地全年气温调查来判断，麦类越冬应该说是有把握的。特别是寒带的某些品种，更无需乎替它们害怕。如果冬天能厚厚地盖上一层雪，返青前后再灌上几次春水，并且施加追肥，促进生育，便完全可以抵御一冬的寒冻和干旱。同时，雷文竹力争多种冬麦，也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由：当地多风，如果冬季地面上有麦叶覆盖，表土内又有麦根生扎，对于防止冬春期间土壤的风蚀作用，显然会有相当的益处。
倪慧聪刚要出门，却收回了步子。因为她看见苗康提着皮箱正从对门出来。
苗康要走，要离开农业站，倪慧聪事先并不是不晓得，并且她已经暗自确定了对这事的态度——淡然处之。但，现在当她看见苗康提着皮箱走出门来时，心中又不禁为之一震，仿佛这事是意外的。一种空虚的若失的感觉突然抓住了她。她不由得无力地靠到墙上去了。
过了一会儿，倪慧聪从激动慌乱的感觉中清醒了，她重新意识到他要走了，不可挽回地走了。最少应当送一送他吧！但，她没有力量走出去。她很难想象自己能对他说些什么送别的话。她很难想象他会对自己说一些什么告别的话。可是，不知为什么，她几次都几乎鼓着勇气走出去。她难以忍受这样互无语言的离别。同时，她怜悯地想：当他临走的时候她竟躲起来不给他看见，这会使他想起来就难过的。
林媛见倪慧聪出神地站在门旁，问道：
“你不是要到秋枝家去吗？怎么还不去？”
“就去。我是想……”倪慧聪支吾说，“我一个人去，怕不怎么好说话，我们俩一块去好吗？”
“行！不过你得等一会，我把气象月报表填起来我们就去。”
因为工作的虚伪失职，兽医苗康在行政上和青年团组织内都受到了处分。
公布处分的当天夜里，苗康便呈了一份报告给站长，请求调动工作，并且一定要离开西藏，回到内地去。理由是相当充分的，诸如“学识浅薄，能力欠缺，担负不了独当一面的工作。”“心脏不健康，有失眠症。不适应海拔三四千公尺以上的高原环境。”站长还没有来得及看他那份冗长的报告，他便亲自找去了。陈子璜以时而柔和时而强硬的语调跟他谈了很久，劝他作罢，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要求，于是只得答应替他向工委书记请示一下。陈子璜还没有来得及去请示这件事，工委书记已经接到了同样一份报告。并且，同样地，这报告工委书记还没有来得及看，苗康便找来了。听完他的恳切的陈述后，苏易开始不慌不忙地分析着，雄辩地证明他的每一条理由全都站不住脚，并且毫不避讳地、严正地指出他这种请求的错误、荒唐。然而，在这些谈话之后，苗康似乎受到了鼓动一样，更接二连三地呈交着报告。简直开始抗议了，声言组织上没有权利强制一个人在不适当的岗位上工作，更没有权利强制一个人在有害于健康的条件下工作。
结果，工委书记在苗康的最后一份报告上批了一行大字：“同意回农林厅另行分配工作。”
苗康把行李收拾停当。但，当他在手握住皮箱提把的时候，却忽然犹豫起来：就这样走开吗？回到内地去，同学、老师、朋友以及所有认识的人看见自己会怎样想呢？他们会问长问短，他们会弄清一切，会知道一切的。于是他们便会带着轻蔑提起苗康这个名字，带着讥笑谈论他，说他从边地回来了，然而他在那里连值得告诉人的一点什么也没有做出来。就这样，他空着两只手，像一个逃兵似地回来了……苗康不由得重又坐下来，打量他的窑洞、桌凳、床铺以及样数不多的药品和医用器具。又隔窗望着马厩、气象台以及远山、河湾、森林和耕种过的宽阔的田野。他觉得这一切都在低低呼唤他，不肯让他离去。他甚至想跑去找陈子璜把自己的报告抽回。不过，这种激情没有持续多一会儿。他从动摇中坚定了：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呢？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有过相当威信和声望的人，绝不甘心在失掉庄严、失掉敬仰的境况中，在周围人对之冷漠歧视的境况中生活下去的，就像一个病夫不愿意把有着暗疾的枯黄丑陋的身体在众人面前裸露一样……是的，不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随便他们吧！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横竖我得走。我要到新的地方去，在那里，我重新开始，一切都重新开始。哼！看吧！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还会选我做青年团支委，女孩子们还会跟着我打转转。人们照样还会敬佩我，羡慕我……于是，他提起了皮箱。
农业站的人都下了地，所以没有谁来送行。不过这并未使苗康难过，没什么，没有人送也可以走的！他倒是希望这样，希望任何人都不要看见他走。
农业技术员看见了，他在库房外边做温汤浸种，一扭头见老饲养员正往马鞍上捆行李，苗康在一旁指划着。于是，雷文竹把工作交代给管理员李月湘，擦擦手，向苗康跑去。
行李捆绑好，苗康在马背上拍了一巴掌，正要走，雷文竹赶来了：
“苗康同志，真的要走了吗？”
“要走了，再见吧！”苗康告别，向雷文竹伸过右手。
“等等，你先别忙说再见。”雷文竹没去握苗康的手，却上前拉住马缰，“我还有几句话要跟你说，苗康同志！希望你再重新考虑一下，慎重地考虑一下……”
“唔！”苗康笑容满面说，“昨天夜里我不是告诉过你？我考虑过，很慎重地考虑过，并不是轻易这样决定的。”
“别走吧！同志！”雷文竹紧紧握住苗康的手，“播完种，我们就要开办流动兽医站，这是非办不可的事情。你知道，附近大大小小有十几个牧场。先不要说预防瘟疫了，我们经常看见，牧民们的牲畜害了一点点病，因为得不到及时医治就活不成。可是，兽医站没有人怎么能行呢？人是顶重要的，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留在这里又有什么用呢？无济于事呵！”兽医的语调仿佛充满了自卑感，“我能做什么呢？我什么也担当不起来。”
“不！你能担当起来的。”雷文竹近似央告，“留下来吧，苗康同志。趁现在还不晚，留下来吧！我不是以个人名义请求你，我以十多个牧场的名义……”
“哎呀呀！别开心了吧！照你这么一说，好像我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了。”苗康谦逊万分地说，“雷文竹同志，你明白，假如我的确不能够离开这里的话，组织上就不会批准的。好了！看耽误你的工作，该分手了！”
“怎么，你是一定要走喽？”农业技术员灰心地说。
“再见了！”苗康重又伸出右手，“常写信哪！”
“如果你非走不可，那么……照理，在临别的时候，不应当再讲什么难听的话让你一路上都不愉快。”雷文竹丢开马缰，直视着兽医的眼睛说，“不过，请你原谅，因为以后恐怕没有机会让我讲这样的话了。坦白地说，你留在这里对于我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可是我从来都不希望你走，从来都不希望你离开农业站。你要知道，你是在农业站最困难的时候离开我们的。好了！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请你记住我这句话，你将来会为你自己的行动感到羞耻的！”
“啊！也许。谢谢你的教育！”
兽医苦笑了一下，把伸去给雷文竹握别的手收回来，牵动了一下马缰，转身走了，昂首阔步像一只鹅似地走了！
雷文竹返回库房的时候，正碰上畜牧师和气象员迎面走来，他以为她俩是来给苗康送行的，于是说：
“你们来晚了！”
倪慧聪知道他是指什么说的，但她装着不理会。林媛可是真的不明白。
“喏！那里！”雷文竹向远处指去。
苗康已经绕过土包，正走在坡道上，因为他是下坡，所以走得很快。不多会，他的背影便被森林的黑暗处所吞没，无踪无影地消失了。好像道路上从来没有过他似的。
雷文竹无奈地叹息了一声：“非走不行呵！我说了又说，劝了又劝……”
“走就走呗！有什么好劝的呢？”林媛撇撇嘴，以不加掩饰的鄙弃的语调说，“我们离了他也能过得去的。像这样的人，顶好是让他走。你还记得他来的那天，在欢迎会上讲了些什么话不记得？够多热情，够多动听呵！哼！哄鬼去吧！现在我可弄清楚了，他主动请求到边疆来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装潢，为了镀金，为了往自己脸上镀一层金！”
5
藏文课已经结束，下边就是林媛的课，所以她只得出来，留下倪慧聪继续在和斯朗翁堆夫妇攀谈关于秋枝的麻烦的婚事。
林媛领着学生们走出教室到林场去了。不要以为她是带着孩子们去玩。哪里是玩？她是在给学生们上课，上着很重要的一课。
课程进行中，林媛望见坡道处走过来两个骑马人。
这是工委书记和警卫员。因为奔忙于本地区首届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苏易好些天来一直在各家土司以及各大寺庙里周旋，并且还到几个主要村庄和牧场去跑了一转，所以很久没有到农业站来了。现在他特意绕道，想到农业站来看看，当然也顺便到更达小学来看看。
林媛向父亲走去，苏易也下马迎上来。他本想告诉她说，他在路上遇见了背道而去的苗康，可是他没说。这倒不是因为他悟到提起兽医会引起林媛的特别不快——女儿的私事他从不过问——而是因为提起这个没有出息的青年人来会引起工委书记自己的特别不快。
“女教师！学校怎么样？”父亲快活地问，“空板凳比较前些天更少了吧？”
“为什么说是比较！”女教师也快活地回答，“最近根本没有缺课的！”
说话间已来到林场。苏易看见，学生们像一群忙碌的蚂蚁，围住一棵被放倒的挺直的红桦树。有的正满怀兴致地用斧头刮树皮，像河藕一样白白的树身被剥露出来。没有工具的孩子则在折断梢头，发嫩的树枝清脆地响着。
“你们做什么？”工委书记说，“这么好的一棵小树，为什么给砍倒了呢？”
林媛没作声，她含笑望望学生们，意思是让他们来回答。于是，一个小姑娘站了起来。苏易认得，这便是因为争夺小刀割破了同学手的那个女孩子。她仰起脸，带着显然是仿效成人的庄重神色说：
“这不是小树，是旗杆。”
“旗杆？”
“是旗杆！插国旗的旗杆。”一位男同学讲解道，“国旗，你看见过没？我们老师有，在她屋子里放着呢！我们看见过，都看见过。”
“再没有哪一样旗子能比国旗好看的了！那么红，红艳艳的！天上的红云彩也没有那么红。”
“啊哈！原来是这样！”苏易高兴极了，“那么说，你们学校是要……”
“要升旗！”孩子们抢先说，“你不晓得吗？就要过节了呀！过大节呢！”
“什么时候过节呢？”
“十月，十月的头一天就过节。”骑在树干上的一个学生说，“过节的一清早，我们就升旗。”
“噢！我明白了。十月节早上要升旗。可是，在升旗的时候你们该怎么做呢？”工委书记进一步试问。
“要排队。”学生们同声说。
“要排得齐齐整整的。不许乱讲话，不许乱动，”一个孩子摆着架势，“要规规矩矩地站着——就像这样。”
“还有，要唱国歌！”最先答话的小姑娘说。
“国歌，你会唱吗？”苏易惊喜异常。
“会呀！怎么不会呢！”
“唱给我听听好吗？”
“不！”女孩子摇摇头，习惯地眨动着她那长长的向上弯曲的睫毛，“我不唱。”
“为什么呢？”
“这又不是别的歌儿，不能随便就唱呢！”
苏易深深被这女孩子的庄严动人的话语和神色所打动了。他把她拉近自己，用手指梳理着她的鬈曲的头发，久久地望着她那洗得干干净净的黑红的小团脸，望着她那在眼下印遮了一道阴影的长睫毛。
“叫什么？”
女孩子眼珠转动了几下，想了想，随后回答说，“丹夏！”
苏易惊奇了。她怎么是丹夏？这是没有即位的更达小土司的名字呵！
是这样的：照年龄说，丹夏应当是入学儿童。不过，倘若他要到学校里去的话，确实是有许多困难。别的且不说，有一桩难处是根本无法克服的。王子怎么能和别的孩子在一起坐呢？但，在这一所从古未有的学校里，如果只是差巴们的后辈在求取知识，而没有贵人家里的子女，那又未免过于有失体统。格桑拉姆宗本觉得左右为难。最后，还是俄马登登涅巴出了一个主意，花钱顾了一个“学差”。顶丹夏的名字在学校里念书。这样，问题被两全其美地解决了。
女教师作过解释，苏易笑了笑，重又对那小姑娘说：
“我是问你，问你的名字。”
“学差”仿佛迫不得已地悄悄回答道：“我叫札茜。”
札茜是学校的光荣，不用说，也是教师的光荣。林媛常常趁各种各样的机会对人家讲起“我的小札茜”，现在，在工委书记面前，她自然也没有放松。听过她的一番炫耀的言词之后，工委书记想考一考这个优等生。他要求札茜写几个字看。可是，小札茜有些不好意思，总望着女教师。女教师对她轻轻点了点头。于是，她便折了一根树枝，以十分有把握的但却过于歪扭的笔触在地面上划了几个很大的字。起先，工委书记没能辨认出小札茜写的是什么。但接着他看出来了，她是把藏、汉两种文字紧紧地靠拢，写在一处了，混同起来了。又过细地一看，认清了，藏文和汉文是写着相同的一个名字——毛泽东。
作者“徐怀中”的其他小说
《牵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