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部长说：“问题还不在这里。每个党员都有权利、有义务给上级党委反映情况，你要知道一条原则，应当反映正确的情况，起码得反映经过调查研究的情况。”

李世丹说：“这不过是手续上的事儿，反正我是对党对同志负责的，我问心无愧。”

“我看你就问心有愧。我再问你一件事儿：前天晚上你把同志们都找回来干什么了？同志们意见大了，连炊事员、电话员对你都有了意见。你要让同志们替你的处分翻案？”

“这不过是许许多多的矛盾里边的一个。他们能有什么意见？有矛盾不解决行吗？”

“大伙儿都要找王书记反映哪！”

“找谁怎么着？有沟填沟，有墙拆墙，这次整风，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嘛！同志们不了解今天的新形势，我不计较，谁是谁非，都会马上大白于天下！”

“我是个老粗，不会跟你咬文嚼字儿。我就知道，错误犯下了，处分挨了，哎，咱们在哪儿跌下的，再从哪儿爬起来，新打锣鼓另开张，这才是一个党员对待错误、对待处分的正确态度。”

“唉，你不理解一个背着处分包袱的同志，精神上该是多么痛苦哇！当然啦，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忍受暂时的委屈，眼下不是暂时，已经好几年，该是澄清的时候了。”

“我没有挨过处分，可见过犯了错误、挨了处分的人。他们没一个像你这样的，把处分当个仇疙瘩记在心里！你说你这样干，是要通过整风解决矛盾。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偏要跟党矛盾呢？你不矛盾，也就省得解决了。王书记一走，全盘工作交给你了。你可好，不积极地抓工作，倒把心思全放在翻案上了。东山坞闹乱子，跟你这股子情绪没关系吗？县委下来一检查，我看你怎么交代！”

这当儿，几个接到通知赶回来开会的乡干部，进了院子。他们洗脸、吃饭、大声地说笑。当做饭的孔老头和电话员小张把东山坞发生的事儿告诉他们之后，全都惊住了：

“哎呀！这半年东山坞的工作挺好，怎么一下子糟到这个地步呀？”

“萧长春他们一直没给乡里反映过情况吗？谁在家蹲着了？这事儿得追查！”

“应当派个人马上到东山坞看看哪！”

“瞧瞧，王书记才离家几天，闹出这种事儿，我看得追追根子，这样下去还得了！”

…………

那边人们的议论，屋里的两个人全听见了。

李世丹一向瞧不起武装部长这个“大老粗”，他的话，和别人的议论，只是使他感到有点儿“不妙”。什么不妙呢？他从各方面的气氛看出来，自己很可能又要挨一次整。他故意洗碗、倒水、拿药瓶子吃药；随后又到厨房里冲了两个鸡子儿，蹲在屋檐下边喝起来，把武装部长给甩在屋子里了。

他心里更加“痛苦”。领导上不信任，同志们看不起；一块工作的人当面冷冷淡淡，背后讲自己的坏话，上级能压自己，同级能压自己，下边的村干部有人也学这种样子，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出点事儿，不论有关无关，不论是对与不对，毛病全是自己的！我李世丹要是不挨那个处分，这会儿不是县长，也是某个局的局长了；请问，你们这一级的干部谁敢跟“李县长”或者“李局长”使用这种态度呀！这样的日子怎么能够再过下去呢？换一个党性再强、修养再好的人，就能长期地、无止境地忍受这种委屈吗？党既然要整风，就是要纠正偏差；这些偏差里边，农业社搞得太急、太“左”是其中之一；而我李世丹就是因为当时不太“左”，才挨的处分呀！如今要纠正“左”，组织上为什么就不主动提出纠正对自己的处分呢？这些同志，为什么一点也不同情自己呢？或许县委还不了解我李世丹此时此地的心境；那就再忍一忍，等县委派来工作组、乡里的整风鸣放开始了再说吧……

会议室点上了灯，人们的谈论声一阵一阵地从那儿传过来。

武装部长走出屋说：“开会吧，我跟你说不通的事儿，让大伙儿说；反正，这一回咱们得把问题澄清。”

李世丹直起身，把碗筷往窗户台上一放，掏出手绢擦着嘴，又回到屋里，往行李卷上一靠，眼望着屋顶又发起呆来。

他先把县委在电话上的指示又反复地想了一遍，又把王国忠说的话琢磨一番；他忽然感到，这些指示和这些话里边好像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不要擅自处理”，就是说，县委很小心，怕处理错了。怕错在什么地方呢？对了，眼下正是整风的时候，怕我到那儿压制了民主，激起群众的更大不满，闹起“大民主”；整风鸣放，就是为了让群众有话说话，有意见提意见，不要闹乱子呀！王国忠到县里开会去，名义上是把全乡的工作交给我领导，不管实际是怎么一回事儿，反正我得包下了，要是在这个时候，乡里的某一个地方闹起事儿来，县委知道了，当然要找我这个看家的人。这是不足为怪的。至于县委提到“不能同意你对东山坞问题的估计和判断”，也是两可着的问题；县委还许说我把问题看“左”了，说我没有把它跟当前“党群之间”存在的大矛盾联系到一块儿。……王国忠急着给我打电话，又给武装部长打电话，又指示乡里马上派人到东山坞去看看，马上开党委会准备情况，等等，很可能是想推卸责任，想先过河到岸上去……

李世丹越想越觉着自己的看法有道理，也越觉着事态的发展，对自己非常不利，东山坞要是闹起大乱子，过后一总结一检查，罪过一定得落在自己的身上，那可就太不上算了。他想：自己应当采取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