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长春一路上并没有跑，早晨也很凉快，可是当他来到大湾乡政府院子里的时候，却闹了个满头大汗。

这是因为心里急呀！

电话打通了，人也找到了，真叫凑巧！

萧长春两只手紧紧地抓住那个老式的电话筒，像是抓住了乡党委书记的手。那话筒又好比一根通气的管子，暖暖的热流，从耳朵一直流到他的胸膛。

“老王，老王，嘿嘿嘿，可找到你了！我是长春。对啦，在乡里哪，就我自己，百仲同志领着大伙儿正在坑里挖泥哪！种棒子当粪使呀！一亩地一万斤，多给它点肉吃，我们还要追化肥哪！”

他的嘴巴紧挨着发话筒，大声地喊着，开怀地笑着。他的话音和笑声在墙壁和窗棂上撞着，嗡嗡地回响。他那喜形于色的神态好有一比：像一个到大野山上打草或者拾柴火的小孩子，又渴又累地回到家，一见门锁着，又一回头，见妈妈提着水桶，或者端着什么好吃的东西，从老远的地方走来了。真的，如饥似渴的年轻人，这会儿找到了领导，而且是个知心的、可以信赖的领导，该是多么高兴啊！

他喊着：“你们这个会还不散呀？我们想你着哪！”积了满肚子的话要说，蓄了满肚子的问题要问，这会儿，他简直不知道先说哪一句，先问哪一件好了。

他靠在桌子边上，稳一稳心，想要舒舒服服地跟领导聊一阵子；又伸脚一踢，把门关上了，怕的是自己说的话，被走进院子里的闲人听见。

他开始汇报。他恨不能长出三张嘴，再有三只话筒，一齐对着王国忠说。王国忠离开东山坞五六天，在这短短的日子里，这儿和那儿，这个人和那个人，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这个年轻的支部书记，面对着这千变万化的形势，又思虑了多少问题呀！所有这一切，都应当让领导知道，都应当听听领导的意见，都需要领导帮他拿拿主意。他一件一件地说着。每一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又是怎么发展的，解决了多少，还留下多少；他自己有什么样的设想，又有什么样的顾虑……全都说得清清楚楚。他的话一句追着一句往外冒，就好像打机关枪一般。

正在县委参加整风的王国忠，是被招待所的人从小组会场上找来的。他一只手拿着烟斗，一只手抓着话筒，眼神直着，耳朵伸着，捕捉着话筒里传过来的每一个字儿；他离开了东山坞，可是还惦着东山坞，他想知道那儿的一切，越详细越好。

他们相隔四十华里，两个人的笑模样却是一样的，心情也是一样的。

萧长春把情况汇报完了之后，又说起他的个人的思想情况：“老王啊，我现在什么也不怕，就怕没经验，又把问题看简单了。有的人说我们胜利了，我可不敢想这两个字儿。明摆着嘛！坏事情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麦子还没有收上来；怎么变化，怎么发展，都还不能保险，怎么能够松一口气呢？当然啦，经过第一个回合的斗争，社员们的政治觉悟都提高了，生产也搞得挺欢。可是，有一条，我觉着，有的人是因为看着我们这边硬气了，看着预分方案订下来了，土地分红的邪门儿堵死了，才安定下来的。光是这样，我看不牢靠；往后要是再有个云啦雨的，他们能当战士吗？能保证不上当吗？”

王国忠会心地笑笑：“你想的对，想的对呀！”

萧长春说：“我总觉着咱们还缺少一道工作，就是说，缺少一次大张旗鼓的运动，一场大揭发，一个大斗争，大胜利！”

王国忠忍不住嘿嘿地笑了：“老兄，光搞说服教育工作不过瘾了，是不是呀？”

萧长春也嘿嘿地笑了：“倒不是不过瘾。我是想，斗争搞的火热，才能得到大的胜利。百仲同志比我还要急哪！真的，不彻底搞一下子，对那些动摇不定的人震动不太大。就是说，得让大伙儿全看清楚坏人的嘴脸心肝，得让他们弄懂是非曲直；这样子，咱们的积极分子才能更坚强，动摇派才能一心一意地跟着我们走……”

王国忠说：“不用急。这种大张旗鼓的斗争，已经到县里了，很快就要到乡下。你看到《北京日报》这个月九号的社论没有？没见到哪？那是转载《人民日报》的，标题叫《这是为什么？》下边紧接着还有一篇报道，名字是《首都矿工和长辛店工厂职工怒斥背离社会主义的谬论》。工人老大哥又站在斗争的前边了……”

萧长春急着问：“啊，是不是指的大鸣大放呀？”

王国忠说：“是大鸣大放。可是，我们的大鸣大放，跟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理解的不是一码子事儿。这里不方便多说，等我写封信再详详细细地告诉你。我先扼要地跟你说三点：第一，我们正在组织反击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第二，这对我们更重要，敌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不会轻易低头认输，他们要挣扎、反扑；已经发现农村里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听到城里右派向党进攻的风声，也活动起来了。得留神呀，咱郊区离城市近，城乡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萧长春激动地说：“对啦。我们村地主马小辫的儿子就在北京大学里念书，这家伙不是个好玩意儿，说不定会闻着味儿奔上来。你说吧！”

王国忠接着说：“第三，我们农村也要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运动。目的是让所有的社员都明辨是非，把社会主义革命推进一步。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迎接这个战斗。在这儿开会，一边听报告、参加讨论，我就想过东山坞的工作；这回听了你的汇报，头脑更清爽了。我觉着，这个准备，一个是思想上的，大伙儿得提高思想，统一认识；一个是组织上的，得纯洁组织，得大胆使用在斗争里边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怎么统一思想呢？就要做人的工作。做人的工作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党的政策，武装群众，教育群众，拧成一股劲儿。这工作是复杂的、艰巨的；可是，只有把这个工作搞好了，大辩论的胜利才有保证啊！”

萧长春说：“你说得太对了！这一段我已经尝到了一点甜头儿！我还做得很不够，今后是得抓紧。”

王国忠说：“组织问题也很重要……”

萧长春说：“哎，老王，马连福要上工地走了，那个队，你看交给谁领头儿好哇？这也是组织问题呀！我们商量几回了，还没定准儿。”

王国忠说：“不要把这件事儿单纯地看成是组织问题，得跟当前的斗争、跟我们的革命事业联系到一块儿看。至于具体哪一个合适，你跟百仲同志好好研究研究，你们能办好。”

他们谈着谈着，萧长春感到肩上的担子越来越沉重了，忍不住地说：“老王，你多会儿回来呀？快点儿吧，好领着我们一块儿搞哇！”

王国忠说：“这边的会议三两天就要结束了。我想就手把马之悦的问题在这里摸出一点线索。这个问题不能再拖延了。嗨，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范占山这边的事儿，已经有了一点儿眉目……”

萧长春又连忙接着王国忠的话说：“老王，嗨，我今天急着给你打电话，就是为这件事儿。对了，主要是为这件事儿！话儿太多，事儿太多，我都不知道先说哪个了！”

王国忠问：“怎么，那边又发现什么新的线索了吗？”

萧长春说：“昨晚上发现马立本给他写信了，我估计是马之悦支使干的。”

王国忠说：“写信他也接不着了。”

“怎么，捉起来了？”

“没有，跑了。”

“哎哟，怎么让他跑啦？”

“放心，跑不了他，有‘保镖’的。估计他活动的地方主要是围着柳镇那一块地方，组织上已经有安排了。”

“那就好。我说老王，马之悦跟他的瓜葛，到底是什么样的呀，现在能定准吗？”

“我想，我们原来估计的差不离儿；起码能肯定马之悦跟他有经济来往。正在追查哪，一定能够很快地搞清楚。”

“马之悦这个人又是党员，又是干部，我们眼下应该怎么对待呢？”

“我看，在没有弄清楚他的问题之前，他也没有新的活动，就先放在那儿，可是要小心他，多注意他一些！现在没有作组织处理，一切要按原则手续办事儿。比如安排干部的时候，也要跟他商量，当然要发生分歧；这对我们了解他有好处，也不影响党支部按着多数人的意见决定问题。”

“嗳，我们一定这样做。老王，弯弯绕这伙子人怎么办呢？搞粮食投机的事儿，咱们抓住的把柄就是那两条，他们死不承认，倒也老实一点儿了。是等着范占山的问题全揭开的时候再搞他呢，还是马上搞？马上搞吧，一来连的面宽，二来他们这会儿又没再胡闹；等等再搞吧，恐怕又会有人拉他们搞坏事儿！”

“我看哪，留神观察，一发现他又搞坏事儿，马上斗斗，效果可能好一点儿。”

“我也是这样打算的。”

他们两个一来一往地又谈了好多。话是谈不完的呀！

王国忠说：“从你的汇报里看，你们对阶级斗争这项工作抓得不错，生产也抓了不少，不像以前那样单打一了。对啦，以后麦收大忙时节，就一手抓斗争，一手抓生产，两下一齐来！”

萧长春笑了：“嘿，‘一手抓斗争，一手抓生产’，这个口号提得太好啦，又响亮，又容易传达。下边一段，我们就按着这个办法干了！老王，老王，你还有什么指示呀？”

“一句话，抓紧整顿组织队伍，跟上斗争形势，提高战斗力；遇事儿要顶得住又要放得开，当机立断，争取胜利！”

“一定！一定！胜利是我们的，我的信心足着哪！你这一指示，就更足啦！”

他们彼此说了三次再见，又继续了三次长谈。直到那边铃声响起，要到礼堂听报告去了，王国忠才放下话筒。这边的萧长春还是恋恋不舍的。话筒被他的手攥热了，被汗水浸湿了，他还是紧紧地攥着，姿势都没有变。他的胸膛里燃烧着战斗的烈火。眼前所发生的和就要发生的一切斗争，对于这个只有三十岁年纪、只有半年多经历的党支部书记来说，是个沉重的担子。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决心鼓舞着他，他一定要把这副担子挑起来。他这会儿，想得最多的，是怎么样才能把担子挑好，少走弯路，少受损失。

他跨出办公室的门槛儿，回手把门带上，又搭上了锁头。穿过一排房子，来到前院，又隔着窗子告诉电话员小张，说电话打完了，这才深深地透了一口气。

他走出大门，走到那铺着许多石头子儿的街上。他感到很兴奋，又很紧张。他猜不出就要到来的那一场大的斗争该是个什么样子；更不能肯定，东山坞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会怎样跟城市的右派势力呼应起来，马之悦这伙子人，是不是已经跟外边的勾结上了；他也预料不出，社会主义大辩论是怎样的一种斗争，东山坞要是经过这场暴风骤雨，最后取得了胜利，又该变成什么样，又该怎么发展？

供销社的门口停着一辆小排子车，车上放着两只大油篓。一个年轻业务员正在卸油篓，他搬下前边那个，后车一沉，立刻往下坠，车上的那个油篓就要滚下来，就会掉在地上摔坏。

萧长春一个箭步蹿上去，扶住了要滚下的油篓。

业务员叫了一声：“真险哪！”

萧长春说：“是险。”说着，把油篓搬起来了。

业务员连忙说：“您放在地下吧。”

萧长春已经搬着油篓上了台阶，一直送到柜台上。

业务员也跟进来，放下油篓，忽然说：“嗬，您是，您是东山坞的萧支书呀！”

萧长春笑笑：“上回给我往工地上带信的是您？怎么着，回来忙了？”

业务员和气地说：“麦收了，家里的事情多一些。”

萧长春立刻感到这个屋子变了，从墙壁到房顶，都是用报纸裱糊过，比过去明亮多了；柜台也是新垒的，上边抹着一层又平又光的白灰；货架子也扩大了。他两手扶着柜台，探着身子朝里边看看，只见货物分成了三组，一组是油盐酱醋、粉条、糖果等等吃的东西；一组是针头线脑、肥皂、手巾等等日用品；另一组是锄镰锨镐等等小农具。他看着看着，乐了：“嗬，不简单啦，货物搞的这么全呀！也经营小农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