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期结束了，八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也就要结束了。明仑大学全校师生陆续登上归途，因为交通工具困难，复员的速度很慢。滞留的人仍在热心讨论时事，反内战要民主的活动仍在继续。只是因为已经放假，人不集中，规模小多了。
六月的下午，天气很热，这在昆明是少有的。茶馆门前摆出招牌，大字写着“刨冰”；女学生在小摊上喝木瓜水，一面用手帕扇着自己。
文林街上一所中学的礼堂内正在举行时事讨论会。讨论会由中文系学生朱伟智主持。进步学生经过一段时期的活动，逐渐引人注目，便要隐蔽。朱伟智在罢课中很活跃，主持过大大小小许多会，也已受到告诫。这两年，要民主反内战是一股政治潮流，许多人受到影响，人才是不缺的。
周弼和吴家馨结婚已经几年了。本来吴家馨参加民主活动比周弼热心，结婚以后住在植物所，离学校很远，积极性便差了。今年初得一女儿，更无暇出来活动。
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影响着每一个人，周弼一天天积极起来，尤其在“一二·一”惨案之后，他和所有具有同情心、正义感的人们一样，常处于激昂的状态之中。
对参加这次讨论会，周弼和吴家馨曾有一番讨论。家馨要照顾婴儿不能去，劝周弼也不要去。周弼说，现在能参加活动的人已经不多，更应该支持。
他从植物所步行赶来，清晨出发，刚刚跨进会场，一眼便看见江昉先生。他向江先生行注目礼，在后排边上坐下。他虽是生物系，却听过江先生多次演讲，楚辞、庄子还有中国神话等，他都十分喜欢，对江先生很崇敬。
江昉是这一类活动的主角，他的富有激情的发言，很有感染力。只要会上有江先生，大家的认识和情绪都会提高。许多人以他为楷模。同学们在讨论问题时常常说：江先生是这么说的。便会得到支持。
会上已有几个人发言，有人谈到“一二·一”惨案给人的教训，一个不民主的、专制的政府，又掌握着枪杆子，是多么危险。
朱伟智走到江昉身边，给他的大茶杯添水。
江昉拉拉他，要他坐下，低声说：“前天我又收到恐吓信。”
说着，拿出一张纸，纸张粗糙，字迹拙劣，上写：“你不要命吗？你等着吧！”
朱伟智知道，已经有几位进步教授收到恐吓信，他们大都置之不理。看来，应当提防。
“江先生，”朱伟智小声说，“今天你不要讲话了。”
“什么？你以为我怕吗？”江昉有些不悦，“我是让你们了解情况，好掌握全局。话，我还是要讲的。”
轮到江昉讲演，江先生大步走上讲台，大声说：“我的讲话没有题目，我只要问，我们到底有没有民主？我们的民主在哪里？为什么有些人这样害怕别人讲话！”他讲得慷慨激昂，痛陈没有民主自由之害。最后说：“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就变成了哑巴，哑巴当得久了，就会成为傻子。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思想，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不准说话，不准思想，使中国人都成为傻子，甚至可以说都不成其为人，谁造成这样的局面，谁就是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你说不是，那你说是什么？！”大家热烈鼓掌，都觉得很痛快。
散会后，朱伟智等几个人陪他走出会场，周弼赶上去，一起送他回家。朱伟智知道江昉明天还有一个活动，劝他不要去。
江昉笑笑，说：“大家都要离开昆明了，应当多做些事。”看见周弼便说：“你们说人是鱼变的，现在，人在被迫变回去，再变成鱼——沉默的鱼。”
走到街拐角处，朱伟智等站住和人谈话，江昉继续往前走，只有周弼在身旁。
周弼低声说：“江先生，你要注意安全。”话音未落，两声枪响，周弼一把将江昉推倒，自己伏在江昉身上。
朱伟智从后面跑过来喊：“什么人开枪？”
几个学生拥过来，已经不见凶手的踪迹。
人们想拉起周弼，却拉不起来。他身中两弹，血还在从背后流出。
江昉站起来，见周弼倒在血泊中，心中怒极，站在街上大声吼道：“青天白日，屠杀百姓，公理何在！公理何在啊！”要随学生送周弼去医院。
朱伟智说：“你不能去！也不能回家，我送你去学校办事处。”
江昉大声说：“周弼是替我死的，我算是已经死了一次了，我怕什么？”
朱伟智说：“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说话间，已有学生把周弼抬走，朱伟智拉着江昉到学校办事处。
秦校长处理罢课事件以后，又去北平办理复校事宜，只有谢方立一人在家。办事处有几个办事人员，见江昉到来，说是遇刺，都很吃惊。大家商议，着人去请孟先生。
弗之不知何事，出门正遇钱明经。
明经说：“又出大事了，江先生遇刺。”
弗之大吃一惊。两人急步到得秦家，见江昉好好坐在那里，弗之长出了一口气，跌坐在椅子上。
江昉说：“周弼中弹了，不知死活。要不是他，我早死了。”
朱伟智把刚发生的事说了一遍，很明显，这次暗杀的目标是江昉。
谢方立和留守处办事人员见弗之来了，都松了一口气。当下，弗之派人乘车去植物所接吴家馨到医院，并提出保护江昉现在最为重要。祖国的国土上已经不是安全的地方，只有和美国领事馆交涉，在那里暂时避难。
钱明经低头，见江昉左脚踝处洇出红色。
“流血了！”他低声呼道，弯下身帮助脱下袜子，是一点擦伤。
谢方立取出药棉等物，明经道：“我来。”说着敏捷地擦拭。“涂什么药？”他问谢方立。
“只有红药水。”谢方立说。
“那就够了。”江昉自己说，“我头上有一处伤，是日本飞机炸的。现在脚上又有一处伤，是中国当权者开枪打的。”
“这样的当权者，不会持久。”弗之说。
“万幸啊，只擦着皮肉。”谢方立说。
一时包好了伤口。留守处安排了晚饭，众人都无心下咽。
弗之寻思怎样和美国领事馆联系，命人去请了外语系主任王鼎一，他和领事馆常有联系。
王鼎一素来钦敬江昉，同情学潮，得到消息立刻跑步前来。经过商量联系，江昉和几位进步教授都住进了美国领事馆。
自周弼走后，吴家馨甚是不安。她哄婴儿睡着，自己坐在床边织一件小毛衣，一面织一面胡思乱想。不知隔了多久，婴儿醒了，她抱着婴儿走来走去，隔几分钟便到门口张望，在门前可以看见蜿蜒的黄土路，看不见一个人影。又一次张望不见人影，只觉心惊肉跳，转身进屋坐下，对婴儿说：“你爸爸真淘气，不管我们，自己出门去了。”婴儿转动着小脑袋，好像不同意她的话。
门前一阵车响。“吴老师！”一个人冲进门来大声叫。这是一个不认识的学生。
家馨站起身，急问什么事，学生上气不接下气，说：“周老师中弹了，已经送医院了，我来接你去。”
家馨觉得四肢无力，几乎抱不住孩子，坐在椅上镇定了片刻，把婴儿托付给邻居。婴儿不肯离开母亲，哇哇大哭。
邻居说：“你放心去吧，我去所里报告。”
家馨随着学生走出院门，坐上大学的那辆破车。
这时天已薄暮，昆明的路上上下下，高低不平，破车很是颠簸。
“他的伤重吗？”家馨问，这话她已问了好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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