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伤员发高烧，走一段路便要问：“到家了吗？”走到一块大石边，他说：“到家了。”便靠在石上，举起两手向天，大声喊道：“反攻！反攻！”然后就断了气。又有一个伤员躺在路边，我俯下身去看能为他做点什么。他忽然坐起，问道：“反攻开始了吗？我的枪呢？”随即重重地倒下了。我和水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我没有力气细写我的经历，我们越走进森林深处，森林越像一个黑洞，使人透不过气。一天，我在草丛里发现了那暗红色和黑色的果实，招呼水姐来看。水姐大叫一声：“你们在这里！”她先自己尝过，然后采了分给伤员，可是它们不能疗伤。伤员一个个倒下，后来只剩我和水姐两个人，再后来水姐也死了。
那天下着大雨，雨打在树叶上的声音像打雷一样。我们走进一个小窝棚，几片大芭蕉叶搭的，大概是前面有人住过。我们想进去避雨，水姐先弯腰进去，立刻叫了一声：“什么东西！”她踉跄地退出来，迅速地从自己衣服上撕下一条布，扎在右腿膝盖下，阻止毒气散发。“这里不能待。”她说。我们急急向前，没有多久，水姐的腿已肿得碗口粗细。可能是蛇咬的，也可能是一种很大的毒蝎，也可能是别的毒物，这里是它们的世界。我们在几丛交叉的树枝下休息，天已全黑，雨仍在下，电光一闪，照见水姐血肉模糊的脸，那是蚊子叮咬加上自己抓挠所致。我们的脸都是这样，看着真吓人。水姐渐渐呼吸困难，抓住我的手，一字一字地对我说：“你要让人知道，我们都是爱国青年，我们为正义而战。”她喘息了一阵，用力说：“我相信你会回到祖国。”她的手放开了，她和小木去做伴。水姐是二十二岁，小木是十八岁。
我要把水姐的话写下来，我听见“反攻！反攻！”的叫声，声音怎么这样大。
你们听见吗？
当时我没有死，我很奇怪，我怎么没有死。我站起来，又倒下，好像是被雨打倒了。我向前爬，爬了不知多久，迷糊中听见后面有人问：“前面是谁？”我挣扎着报了部队番号。有一小队人走过来，他们扶起我，随即讨论该怎么办。我说：“你们走吧，不要管我。”他们不听，迅速地砍了几根小树，做了一个担架。他们的力量也已经快用尽，再抬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做了，我无法制止他们。只听一个声音说：“你躺好了，你很轻，你这样小。”我昏沉地在担架上，被这些不认识的弟兄们抬着。渐渐地我能走路了，我指出那些能吃的野果，大家都很高兴。
我走得很慢，拖住他们的脚步，真是一个累赘。我恍惚中听见他们谈话，一个说：“我们管不了她了。”另一个说：“扔下她？做得出来吗？”我想我简直是一个祸害，我会拖垮这些好弟兄。怎么办呢？
一次，天晚了，我又落在后面，我努力挪动脚步，忽然眼前冒出一堵黑墙，我向后退了两步，看清是一只黑熊挡在面前，它正用绿幽幽的眼光看着我，我本能地想向后逃，可是两脚像钉住了，挪动不了。我就和黑熊对望着，我想如果它吃了我，对大家都是解脱。这样一想心里很觉坦然，你盯着我看，我也盯着你看。它很容易将我扑倒，可是它没有动。“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前面一片喊声，有几个人转回来找我。“熊！黑熊！”他们大叫。熊略微迟疑了一下，转身向草丛里去了。他们说：“你站得这样直，你不怕吗？”我说，“不怕。”一个人觉得死更有意义的时候，是不会怕的。
以后又经历了多少艰险，我来不及写了。有人要甩掉我，但总有人救助我。我感谢救助我的弟兄，也不责怪要甩掉我的同伴。实在是太艰难了。
我们终于走上了一个山坡，在不远的平地上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帐篷，那是部队接应的地方，那些颜色直冲进我的血液里，让我头晕眼花。我们大声叫起来，我们到了。我立刻扑倒在地，躺了很久。我尽可能报告了牺牲伤员的名字，也报告了水姐和小木已一去不复返。
我又想起最早的那条小溪。
文字到这儿忽然断了。嵋勉强忍住泪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孟灵己，”是丁医生的声音，“你找我吗？”
嵋开门，默然把手中的小册子递给丁医生。又从架上取下译稿放在桌上。丁医生很快看完那几页文字，低头寻思了一会儿，自语道：“我想是她。”
嵋询问地望着他。丁医生说：“这人我知道。她是我到这里最初接触的病员，你能想象当时的情况吗？敌军刚被截在怒江西岸，保山大轰炸后，瘟疫蔓延，永平、下关一带十室九空。我们到这里建立了一个医疗站，不知是哪个部队送来了伤病员，其中有她。”丁医生停顿了，他不想说这间小屋曾经做过她的病房，也是她去世的地方。
“她的病很重，说话很不清楚，每天还要拼命写字。我们劝她不要写了，她断断续续地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后来不知是哪位好心人把它们搁在这些材料里。”丁医生抬头望着窗外，“她是一个女兵，我竟不知道她的名字。”
她们，她们是中国女兵，为正义而战的女兵。这就是她们的名字。
嵋用一张白纸将那本小册子仔细包好，抱在胸前。她仿佛觉得小册子里有一颗心脏在跳动。
“我们就要反攻了。”丁医生拿起桌上的文稿，温和地说。
反攻！听见吗？
嵋把手中的纸包举得高高的。
反攻！听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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