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嵋译完了丁医生交来的材料，把译稿放在自己做的一个报纸夹里，小心地捧着，到病房来。不巧丁医生和另外两位医生都到永平去了，她不放心交给别人，又捧回来，把它放在病案架的一个空格里。
一时无事，嵋拿着抹布到处擦拭，在病案架后面，看见屋角堆放的旧材料，想看一看再做处理，便拿了一摞，放在桌上一张张翻阅。它们是些旧病案、旧报纸和一些文件。她看见一个大档案袋，见里面有些旧公文，旧账本，粗粗翻了一下，发现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翻开看时，见第一页上写着：
“我不知道谁能看到这些文字，却知道你们读它时，世上已经没有了我。”
字很大，很不工整，有的两个字重叠在一起，像是用尽力气写的。再翻一页，见一行行歪斜的字，字迹很难辨认。嵋好奇地看下去。
我是一个女兵，一个中国女兵，我就要死了。
我是一个孤儿，不知道父母是谁，在长沙孤儿院里长大。后来上了护士学校，毕业后在一所医院里工作。那是我短暂一生中最安定的日子，我没有家，却有国。医院前面有一条小溪，我上下班常在溪边站站，看溪水向远方流去。我感谢上天，能让我养活我自己，我很满足。
我从没有想到自己会像溪水那样，流得那么远。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战火逐渐逼近，部队在我们这个县招募护士，我很舍不得安定的生活，可是我知道安定维持不了多久，日本鬼子随时会打来。我本来就没有家，难道还要失去国吗？我和几位同伴一起参加了部队，在几处野战医院工作过。一直和我在一起的是水姐，她比我大两岁，文化水平比我高，她的父母都是小学教师，她从来就是一个出色的护士。
我们的工作很繁忙，伤员多，医护人员总嫌不够。我们也经过简单的军事训练，以备紧急情况。医院里常有伤员去世，有时医院要转移，就把他们匆匆地埋了。只要时间来得及，我们总要到临终的人床前，问他有什么遗愿。有人要写家信，他用尽力气说了上款，马上就落入了昏迷，不久断了气。有的人已不能清楚地讲话，我总是点点头，表示理解。也有人已完全不能讲话，但是眼光一闪，我知道他感到安慰。现在我自己要死了。
一九四二年，我所在的部队编入远征军。远征军是整个抗战的一个环节。为了保护滇缅公路畅通，为了不让敌人侵入国境，我们去了。
在昆明休整了几天，又有几名护士加入，有一个很小的女孩，又黄又瘦。我想她还不到十四岁，可是她说已经十七岁了。不知她是从哪里逃难来的，父母都被敌机炸死了，只剩她自己流落到昆明。她参加部队的态度很坚决，有人说：“你这样小，走不了那样远。”她说：“不抗日还活着干什么？”医院收留了她，我们叫她小木。我们经过了大山大水，进入了缅甸。在树林旁支起一个个帐篷，便是医院。许多人水土不服，最厉害的是吐泻不止，我们都很紧张。上级三令五申一定要挡住这种非战斗减员，可是有什么办法。
水姐从当地老百姓那里得到了偏方，那是野地里的一种草。这种草和一种毒草很相像。一次，在检查药草时，水姐怀疑其中一束不是正品，扔了又觉可惜。小木说：“我来试试。”立刻拿了一片叶子嚼着，随即叫了一声：“好麻！”忙不迭把草吐出，可下半个脸都肿起来了。水姐怜惜地拍拍她，让大家仔细分辨这些草。我们都很庆幸，没有给伤员错服。天不亮我们就起来去采草，这样才不耽误一天的工作。草丛中还有各色野果，我们渐渐得知，其中暗红色和黑色的两种可以充饥。好吃是谈不上的，我们没有想到它们后来帮助了我们活命。采的药草每天都经过水姐认真的检查，这偏方加上我们的治疗总算有效。我们全体护士受到表彰，师部来人说，这个战役打得漂亮。水姐还受到特殊嘉奖，师部的人要她讲几句话。水姐平时就话少，当时只平静地说了一句：“我们为正义而战。”
后来，他出现了。他也是上吐下泻，狼狈不堪，我给他发药，问他姓名，他说姓路。我一天要接触很多伤病员，这一个不知怎么，有点特别。他五官端正，有一双漆黑的眉毛。他渐渐能够走动，一次，我到师部办事，回来见他站在医院门口，他远远看见我，好像叹了一口气，转身走回病房。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安慰。
黑眉毛的路痊愈出院；不久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左腿中了一弹，又住进医院。这时他是排长。我为他清创换药，换过了药，我仍站在床边。他说：“我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我说我没有家，我原来的医院门前也有一条河，我们都笑了。他的伤不重，很快就出院了。
不久，部队参加了入缅后的一次重要战役——同古会战。这时，我们的医院在一个破旧的小楼里。楼前后都落了炮弹，伤员不断送进来。我又发现了他，路排长。抬担架的人说他们的冲锋太勇敢了。连长已经战死，一排长接过战旗，继续进攻，又倒下了，接下去的是二排长，就是他。他从昏迷中醒来，见我在床前，口角边漾过一丝笑意，黑眉毛一扬，忽然低声说：“等打胜仗了，我要娶你。”我点头再点头，又走到他枕旁，装做整理被褥，在他耳边轻声说：“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这样说。我同意。”
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当时我不知道他听明白没有，两个钟头以后，他的眼睛永远闭上了，黑眉毛在眼睛上面弯着。
生活里没有起死回生的偏方。
因为英军后撤，我们不得不放弃了同古。我们来不及掩埋那些英勇的士兵，他们永远长眠在自己战死的地方。我把我的一件军装盖在路排长脸上，又在他耳边轻声说了一遍：“我同意。”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回祖国去。一边撤退，一边作战。为了摆脱敌人，我们走进了一座大森林。我和水姐、小木还有几个伤员在一起。一个兵两腿都中弹，我们扶着他拼命向前赶，走进森林没有多远，他忽然说：“怎么这么黑？”森林确实很黑。他两腿的伤口都在流血，已经没有绷带可换。他说：“我的腿是红的。”后来他实在走不动了，转过身去，喃喃道：“我要面对敌人。”随即倒下，死了。
敌人真的就在眼前。这里有些零散的敌人，他们在森林边缘地带活动，有时爬上树，把自己绑在树上打起枪来很敏捷，还能很快地移动位置。我们走过时，他们从大树后面打枪，我们急忙从肩上取下枪来还击。小木本来没有枪，这时，迅速地从一个失去右臂的伤员身上取得了枪，向树林中射击。水姐说这样不行，我们都会死的。小木忽然说：“你们赶快走，我往那边去。”说着，向另一个方向钻进草丛。过了一会儿，一个稚嫩的声音在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响起了枪声。敌人向那边打枪。“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小木仍在喊。枪声随着喊声渐渐远去。
我们不能等待，只能拼命地继续走。小木没有回来，她永远消失在大森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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