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时分，我端着一些清热饮料来到了船长的房门口。他躺在床上，就像我们离开时一样，只是稍稍抬高了些身体，看上去又虚弱又紧张。

“吉姆，”他说，“这地方只有你还值得信赖。你知道我待你一向不错，每个月都给你四个银便士。现在，你瞧，我的情况很糟糕，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你会给我拿一小杯朗姆酒来的，是不是，伙计？”

“但大夫——”我刚开口就被打断了。

“大夫们都是废物。我告诉你，刚才那个大夫是个笨蛋。吉姆，如果我不来点朗姆酒的话，我会发疯的。我会看到可怕的东西。我已经看到福林特站在那个角落里，就像印出来的一样清楚。我给你一镑金币换一杯酒，吉姆。”

“我不要你的一分钱，”我说，“除了你欠我父亲的那些。我给你拿杯酒来，就一杯。”

当我把酒端给船长时，他急不可待地一把夺过去，一饮而尽。

“是的，”他说，“这下好多了。现在，孩子，那个大夫说我得在这破床上躺多久？”

“至少一个星期。”我回答。

“见鬼！”他大叫道，“一个星期！我可不能这样躺着。他们到时候准会把黑牌子给我送过来的。他们正在谋划如何对付我。那帮蠢货，他们保不住自己的东西就盘算着偷别人的。这是水手的行为吗？我可是节省惯了的，从不糟蹋自己的钱，也不会拱手相让。我要再捉弄他们一次。我可不怕他们。”

船长边说边费力地从床上撑起身子，使劲抓住我的肩膀，疼得我差点儿叫出声来，然后他停了下来。“那大夫害苦我了。”他喃喃地说，“我的耳朵嗡嗡作响，让我躺回床上去吧。”

我正打算做点什么去帮他，他已经倒回了老地方，在那儿静静地躺了一会儿。

“吉姆，”他终于又开口说，“你今天看到那个水手了吗？”

“黑狗吗？”我问。

“对，黑狗。”他说，“他是个坏东西，但在他背后指使他的人更坏。现在，要是我没能脱身，不管怎样，他们会给我送黑牌子。记着，他们要找的是我的水手箱。你骑上马，去找那个该死的大夫，告诉大夫让他带上所有的人，他会抓住他们的，在本伯尔旅店抓住所有的老福林特船上的水手，年老的，年轻的，所有还活着的。我是老福林特船上的大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地方。老福林特在萨瓦那港告诉了我。那时他快死了，但你还不能告诉任何人，除非他们把黑牌子送到了我手上，或是你又看到了黑狗，或是看到一个只有一条腿的水手。吉姆……特别提防那个独脚水手。”

“但是，船长，什么是黑牌子？”我问。

“那是一种通牒。如果他们送来的话，我会告诉你的。不过，吉姆，你一定得把你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时刻留神。将来咱们可以平分那笔钱，我说话算话。”

他越说越语无伦次，声音越来越低。等我让他服下大夫给的药粉之后不久，他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我离开了船长的房间。

我可怜的父亲在那天晚上很突然地离开了人世。所有的其他事务都被搁在一边。我要忍受内心的痛苦，招待前来吊唁的邻居，安排葬礼事宜，还要料理店里所有的事务。种种这些把我忙得团团转，根本没有工夫去想船长的事，更别提去怕他了。

第二天早晨，船长下了楼，像往常一样吃了早饭，只是吃得很少，但恐怕喝了比平时多得多的朗姆酒。因为他绷着脸，哼着鼻子，自己动手从酒柜往外拿酒，谁也不敢去招惹他。到父亲下葬的前一夜，船长已经像往常那样烂醉如泥。当整个屋子都沉浸在一片悲恸中的时候，他居然不像话地唱着那首老掉牙的破歌。

船长的身体仍然很虚弱。他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下楼，有时候还会把鼻子探出门外去嗅嗅大海的气息。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他还多了个可怕的毛病：每回他一喝酒，他就会把水手弯刀拔出来，亮晃晃地放在面前的桌子上。他现在似乎不再关注周围的人，好像完全地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