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时分，上室教堂笼罩在一片寂静中，纳迪娅之所以知道，是因为许多年前的夏天，她每天早晨都会到这里来。那个时候，她十七岁，伤痕累累却急于证明自己不会辜负所有人的关心，她独自走过寂静的走廊，端着一杯咖啡，从牧师办公室送到牧师夫人的办公室。每天早晨，她都走这条路，在修女贝蒂警惕的注视下将热气腾腾的咖啡倒进杯中，这个时候她会抬头看一眼牧师紧闭的房门，猜想他正在里面做什么。他的工作似乎很神秘，不像他妻子的工作那样忙碌、实际。有时他会让她先进去，再微笑着从她身旁匆忙走过，手臂下夹着一本厚厚的《圣经》。有时她进去时，他正在打电话，虽然背对着门，她还是可以看到他正在摆弄卷曲的电话线的手。有一次，她看见他将一对夫妻领进办公室做咨询，她不知道牧师会以何种方式开展工作——建言献策的时候，他会靠在皮椅上，皮椅时不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他发表看法时身体向后靠，聆听时身体前倾，他看起来既睿智又善解人意。那年夏天，她想不明白究竟什么样的人会一大早来见牧师。也许他们是受伤最深的人，最需要帮助的人，最担心其他教堂会众发现他们秘密的人。她永远也想不到，多年过后，她和父亲会变成那些人——阳光刚刚照亮天边，他们就来到了牧师办公室。

他们进来的时候，牧师一惊。他的桌子上扣着一本打开的《圣经》，旁边是一摞便笺本，他正坐在桌子前写布道，这让他们的突然到访显得更加不合时宜。那天早晨，父亲走进她的房间，说：“我们去见牧师。”语气坚定，让她无法反驳。前一天晚上，她无法入睡，脑海中不断闪现父亲坐在她床边的情景：他手里握着那对婴儿脚，身边堆满了从她抽屉里翻出来的东西。他眼里噙着泪水。

“你翻我东西了？”她怯懦地说。

“这是你干的？”他说，“你背着我干了这种事？”

他拒绝说出她的罪孽，这让她更羞愧。所以她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他：她和卢克秘密约会，然后发现自己怀孕了，谢泼德一家给她钱去堕胎。父亲听着，默不作声，低着头，攥紧拳头，她交代完，他坐在那里缓了许久，最后才起身走出她的房间。他很震惊，她不明白为什么。难道他现在还不知道，你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别人吗？难道不是母亲教会他们的吗？现在，她和父亲站在牧师办公室的门口，牧师抬头望向他们二人。随后，他清清嗓子，示意他们坐在桌子另一边的深紫色椅子上。

“怎么不坐下？”他镇定地说。

“不用，”父亲说，“你无权对我发号施令。她只是个孩子，你个狗娘养的，而且你知道你儿子对她做的好事……”

“已经处理好了，罗伯特……”

“处理好了？怎么处理的？你处理的？是你逼她这么做的？还是你儿子？”

“有话好好说。”牧师说，从椅子上站起来，“愤怒解决不了任何事……”

“我当然他妈的愤怒了！你是不会愤怒，牧师，这要是你女儿呢？”

父亲想找人出气，将这个错误归咎于他是多么容易。她是那个无辜的女孩，被一个自私的男孩还有他伪善的父亲欺负，去做那违背人道的手术。在桌子另一边，牧师揉揉眼睛，仿佛真相让他突然感到力竭。

“我知道，”他说，“我知道我们不该给你那笔钱。那是目中无人的做法，擅自阻碍了主对生命的创造。”

“不，”她说，“没人逼我做任何事。我不能……我不想要那个孩子。”

“所以是你杀了孩子？”父亲说。

她让他感到厌恶，这比愤怒更糟糕。不管怎样，他和她母亲不是也没有做好怀孕的准备吗？他们不也一样把她拉扯大了？她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她为什么不能坚强一点？

“没人逼我做任何事。”她又说了一遍。她的母亲死了，早就不在了，但是，如果她知道女儿没有将自己的选择怪罪于任何人，她一定会自豪。至少从这个方面看，她是坚强的。

在加利福尼亚的最后一晚，在去机场的路上，纳迪娅让出租车司机在莫妮克和凯茜家门前停一下。出租车在路边足足停了五分钟，她坐在里面看着计时器跳动，直到那个身体强壮的菲律宾司机摇下车窗，点燃一根香烟。

“你进还是……”他说。

“给我点时间。”她说。

他耸耸肩，将烟灰掸到窗外。她靠在玻璃上，看着缭绕升起的烟。父亲站在她的卧室门口，看着她收拾行李。“你不用走的。”他不停地重复，也许是想让她留下，也许只是出于礼貌，她无法分辨。现在他应该正坐在扶手椅上，重新适应屋里的寂静。他可能会打开电视机，让家里有一点声音。也许他早已怀念没有她在身边的简单生活和作息。他可能得重新找一个教堂了——他们离开牧师办公室的时候，他甚至没有看他的眼睛——可是还会有教堂需要一个孤独的男人和他的卡车吗？她想象父亲从一个教堂到另一个教堂的样子，他永远都在帮别人运货，毫无保留地奉献。

她终于下车，按响门铃。按到第二声的时候，奥布里打开了门。她的肚子鼓得像一只沙滩球。她怀孕的样子正是纳迪娅曾经害怕变成的样子；做完孕检后的那些日子，她总是在镜子前撩起上衣，盯着平坦的小腹，看着它一天天胀大，直到严严实实地贴合在牛仔裤上。她给诊所打电话预约时，接电话的男人告诉她，定下日期前她必须听一段录音，以了解其他选择。“对不起，”他说，“按照规定，诊所必须这么做。”他听起来确实很不好意思，电话另一头，当她陷入沉默时，他告诉她，反正他也不会知道她是否真的在听。所以开始放录音后，她默默地将电话放到桌子上。她不需要听，不需要别人提醒她：她不想背负起另一个生命的责任。

奥布里看上去一点也不害怕。她似乎很享受穿着宽大的运动衣、将手放在肚子上的感觉——这么做像是在提醒自己孩子还在里面。她想要这个孩子，这是最大的不同：你想要的美好是奇迹，你不想要的美好就是噩梦。

“恭喜你。”纳迪娅说。

她努力挤出一个笑容，这是最难的部分，不是吗？当轻松自在的友谊开始被艰难的伪装取代时；当你站在欢迎门垫上寒暄，而不是直冲进门时。她在奥布里的脸上寻找友善或愤怒，可是什么也没有，只有无动于衷。奥布里低下头，裹紧毛衣。

“你骗了我。”她说。

“我知道。”

“骗了很多年。你们两个都是。”

“真的对不起。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

“那是你的出租车吗？”

她感到奥布里的眼睛越过她的肩膀，望向那个在路边抽烟的出租车司机。“我坐今天晚上的飞机回去。”她说。

“回去多久？”

“不知道。”

“所以这就是你的计划。对我做了这些事，然后一走了之。”

“我能进去待一会儿吗？”

奥布里犹豫了一下。等了很长时间，纳迪娅以为她会拒绝，随后她让到一边，纳迪娅走进那个对她来说曾经是家的白色房子，走过散落在地上的纸箱子，来到厨房，看到冰箱上贴了一张超声波图。她凑上前观察。这个就是她，小女孩。二十周大，健康，十个手指，十个脚趾。二十周大的胎儿已经成人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