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发现了，”纳迪娅说，“我堕胎的事。”

“啊。”奥布里声音柔和，“他很生气吗？”

纳迪娅耸耸肩。她不想聊父亲，现在不想。她转身继续看冰箱上的超声波图，想象自己也在那个房间，握着奥布里的手，看着医生用检测棒在她肚子上滑动。医生挤进房间的时候会被逗笑，因为通常没有哪个病人会把全家人都带来。没有人会纠正他纳迪娅不是家人。她们围着奥布里站成一圈，莫妮克拉着她的另一只手，凯茜摸着她的肩膀，四个女人一起观察宝宝。她们在屏幕上看她的时候，她能感觉到她们的惊叹吗？她能感受到自己被爱包围着吗？或者，如果母亲不想要她了，孩子是否感觉得到？

“那是什么感觉？”纳迪娅问，“怀孕。”

“很奇怪。”奥布里说，“身体不再是你自己的了。陌生人会摸着你的肚子问还有多久生产。他们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这么做？但你不再只是自己了。有时候有点可怕，因为我不再是一个人。有时候感觉还不错，因为以后多了一个身份。”她靠在墙上，“但有时候我会想，我要是不爱这个孩子怎么办？”

“你当然会爱她了。怎么可能不爱呢？”

“我不知道。我们不就是这样吗？”

有时候，纳迪娅希望这是真的。她更容易接受母亲不爱她这个事实。恨她比失去她更容易接受。可是她记起母亲在海边给她拾贝壳；记起她生病时，母亲整晚坐在她身旁守护，用手去抚摸她滚烫的额头，然后亲吻她，好像母亲的吻能比温度计更好地测出体温一样。关于母亲的一切从来都不简单——她的生或死——还有她的记忆。

“也许她们已经，”纳迪娅说，“尽一切可能去爱我们了。”

“那更可怕了。”奥布里说。

她抱抱她的肚子。她的身体里有一个全新的生命，神奇与可怕并存。当你不再只是自己时，你变成了谁？

“给孩子起名字了吗？”纳迪娅问。

奥布里愣了一下，摇摇头。她在说谎。自从祈祷怀孕的那一刻起，她可能就已经想出一长串名字了。但她不想告诉纳迪娅，而且纳迪娅没有权利知道。尽管如此，在和奥布里拥抱道别后，在回到出租车里后，在她靠在飞机的窗户上看着圣地亚哥在她下方缩小后，她还是禁不住去想象那个画面，想象某天早晨接到电话、来到医院的情景。她迫不及待地来到婴儿房外，目光扫过一排排戴着粉色和蓝色帽子的新生儿，然后发现了她。她一眼就能认出她，她被包在了小粉毯子里。这个孩子是两个她深爱的人的结晶。她永远也没有机会认识这个宝宝，但冥冥之中她早已与她相识。

太初有道，也终结于道。

消息只用了两天就传开了，这要归功于贝蒂。她后来告诉我们，她本意并不想造成任何伤害。是的，她泄露了一个私密信息，不过只是因为她没有意识到这个信息的个人性和私密性。一天早晨，她像往常一样打开教堂的门，就在这时，她听到牧师办公室传来很大的声音。她当然要去查看发生了什么。这不就是她的职责所在吗？万一牧师需要帮助呢？曾经发生过更疯狂的事。她在《今日美国》上看过一条新闻，田纳西州的一名牧师被疯狂的教堂会众刺伤。她在《60分钟》上看到过另一条新闻，克利夫兰市的一所教堂遭遇一群流氓抢劫，可疑的是，他们知道教堂存放十一奉献的确切位置。当我们问到如果牧师真的在办公室被刀尖指着，她打算怎么做时，她挥挥手让我们打住，坚持让我们听完她讲的故事。所以她决定一探究竟，她顺着声音过去，站在角落透过牧师的门缝往里偷看，猜猜谁在里面？

“罗伯特·特纳，”她在玩宾果游戏的桌子上悄声说，“在里面大嚷大叫。他叫牧师‘狗娘养的’——你能相信吗？”

我们当然不敢信了，这也是贝蒂如此开心地告诉我们的原因。我们甚至想象不出罗伯特生气的样子，更别提在牧师办公室里骂牧师了。

“为什么？”海蒂问。

“我不知道，”贝蒂说，但她脸上缓慢出现的笑容告诉我们她大概猜到了，“不过他女儿也在那儿，罗伯特不停地说‘她只是个孩子’，然后牧师说他只是在帮这个女孩，罗伯特又说她是他的孩子，那不是真正在帮她。”她迟疑了一下，“你们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觉得应该是有个孩子，然后现在没了。”

我们觉得恶心，但并不震惊。你每天都能在报纸上看到这种新闻，女孩打掉自己的孩子。又不是第一次听说。我们都有过这样的女性朋友、表姐妹或亲姐妹，一旦女孩的母亲发现她们做了让家里蒙羞的事情，就会把她们送走与阿姨同住。我们有些人的母亲就接收过这些女孩，我们会透过门缝偷看她们换衣服。我们以前见过怀孕的女人，但小女孩怀孕却完全不同，圆圆的肚皮被罩在绣着粉色蝴蝶结的棉质内裤里。有好多年，只要男孩一碰我们，我们就会往后退，生怕一只手放在我们的大腿上都有可能招致那东西。如果我们变成了被送走的女孩，我们会像她们那样生孩子，再回家时已为人母。白人女孩和我们有色人种的女孩一样，也经常惹上麻烦。但最起码我们敢于留下自己的麻烦。

“你们都在想……”

“当然了。”

“仁慈的主啊。”

“你们都在想拉特里丝？”

“有她不知道的事情吗？”

那个特纳女孩和被遗弃的孩子。有好几日，我们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件事，尽管我们发誓不对任何人说这个秘密，真相还是慢慢浮出了水面。后来，我们都互相指责，尽管无法判断是谁先说漏了嘴。是贝蒂吗？她讲故事时是那么喜欢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她能忍住不再给别人演一遍吗？或者是海蒂？也许吧，她和威利斯一起回过家，正如我们所有人知道的那样，威利斯什么秘密都守不住。或许是玩宾果游戏时有人不小心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故事就是从那儿散播开的。我们都有罪，换个角度来看，我们又都是无罪的；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接下来的礼拜日，玛格达莱娜·普赖斯在牧师布道到一半的时候，直接离席了。牧师抬起头，看着她走出去，竟然结巴了，仿佛那一刻失去了地位似的。他在讲克服恐惧，这些内容我们已经听过几十遍了。什么会冒犯到她呢？然后是那个星期三的周中《圣经》学习，我们听到第三约翰告诉教友温斯顿，牧师给了纳迪娅·特纳五千美元，让她去打掉那孩子，否则她哪儿来的钱去上那么有名的学校？在上室教堂的人的猜测中，女孩的年纪更小，支票的数额更大，牧师的动机更黑暗——他付钱让她杀死自己的孩子，是因为他害怕怀孕这件事会影响他的职位，或许他只是不想让他家与特纳家的血统混在一起。还记得她妈妈有多疯狂吗？记得啊，就像大家能忘记似的。

然后，记者来了。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白人男孩，穿了一条西瓜红的裤子，梳着一个金发马尾辫。我们一开始没把他当回事，因为他的穿着，后来他告诉我们，他听说我们的牧师付钱收买一个怀孕的女孩，在他的版本里女孩也未成年，他问我们是否愿意发表意见。他叉着腿站在教堂前面的台阶上，手里拿着笔和记事本，像警察一贯的姿势那样——一只手放在手枪皮套附近，仿佛在提醒你，他们随时都可以要了你的性命。我们告诉他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叹了口气，合上记事本。

“我认为像你们这样聪慧的女性应该了解一下你们牧师的近况。”他说。

我们差点拿起扫帚追着他打。滚！从我们这儿滚出去！他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指点点，来掀我们的老底？他要对谁讲我们的故事？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写了报道。一个摄影师的姑妈总来上室教堂，她愿意讲两句。有些人会说点什么只是为了看见自己的名字印在上面，从那一点来看，他的故事是否真实并不重要。大地震来了，我们期待多年的地震。新成员枯竭。老成员不再来。这座城市里的其他牧师拒绝了来这里拜访的邀请，也不再邀请我们的牧师去他们的教堂。有时候，贝蒂说，她坐在牧师办公室里什么事也没有，没有需要填写的日程，没有需要安排的预约。

多年过后，当上室教堂终于关门时，我们去拜访了拉特里丝·谢泼德。她邀请我们进屋，为我们倒茶，准备饼干，但就是不道歉。

“我做了任何一个母亲都会做的事，”她说，“那女孩应该感谢我。我给了她人生。”

但我们谁都不知道纳迪娅·特纳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有好几年没见过她了。海蒂说她会在东海岸那些大城市定居，比如纽约或波士顿。她现在成为大律师了，住的地方有守卫，外面下着雪，她匆忙回来时，守卫会脱帽与她打招呼。贝蒂说她仍然在世界各地到处跑，从巴黎到罗马再到开普敦，从不在任何地方定居。弗洛拉说她在cnn上看到一个女人企图在千禧公园自杀。她没听清名字，但照片和特纳家的姑娘特别像，同样的琥珀色皮肤、浅色的眼睛。有可能是她吗？阿格尼丝说她不知道，但她感觉得到那女孩在人生晚些时候会想到自杀，也许不止一次，但每一次她都活了下来。母亲在她身上附体，拿着刀，她们的灵魂每撞击一次，都会迸发出火花。她的整个人生，就是一团火花。

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了她。

或许是一年前吧，在一个礼拜日的早晨，同上室教堂关闭后的每一个礼拜日的早晨一样，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太老了，没办法去找新的教堂，所以每个礼拜日，我们都聚在一起读《圣经》并祈祷。没有人再给我们留请愿卡，但我们还是会代为祈求，想象教堂会众可能会需要什么。特蕾西·罗宾森是否还会喝酒；罗伯特·特纳是否还在悼念他的亡妻；我们为奥布里·埃文斯和卢克·谢泼德祈祷，在上室教堂濒临终结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带着孩子——一起，但不是真的一起，那感觉就像你可以缝补一条有破洞的旧裤子，但它永远也不会崭新如初。礼拜日的早晨，我们想到谁就会为谁祈祷，然后，我们会坐在弗洛拉房间外的阳台上吃午餐。可是那个礼拜日，我们望向窗外，看见罗伯特·特纳的卡车从街上驶过。我们很高兴能看一眼他，然而，我们却看到他女儿在开车。她更成熟了，三十几岁，还是老样子，头发披在肩上，墨镜遮住眼睛，在太阳下闪烁。她的左手露在窗外，没有戴戒指，但我们猜想她一定有男人，一个只要她想就可以抛弃的男人，因为她永远也不会让自己处在被抛弃的位置。她为什么回来？弗洛拉以为罗伯特又生病了，但海蒂指着卡车后面压扁的箱子。也许她来帮爸爸搬家。也许她来接他一起住，无论她的家在哪儿。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她看起来如此平静，因为这是她最后一次踏入亡母的家。阿格尼丝发誓她看见副驾驶座位上有一个粉色的芭比袋子——或许是礼物，给奥布里女儿的礼物。我们想象她带着礼物走上台阶，在女孩面前蹲下来。如果她的孩子还在，这个女孩也许根本不会存在。

然后，她便消失在了街角，在我们看到她的一刹那消失了。我们永远无法知晓她为什么回来，但我们还是会想起她。我们看到她生命的轨迹变成一丝丝缤纷多彩的线，不断地涌出，我们追逐它，将它缠绕在手上。她现在是她母亲昔日的年纪。年龄翻了一倍。我们的年龄。你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爬进你的身体。

欧洲封建社会用来指教会向成年教徒征收的宗教税，基督教徒将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教会。